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慈母”“三春晖”，或者再文雅点的“萱堂”“令慈”这样的尊称不怎么联系得上。当然，她有时也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我对这方面确实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不是握针，而是擦枪——她是与共和国一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所以，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倚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淘气调皮，好像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调教，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都很“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了，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我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来就装进麻袋里。我当时4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我就捡起来，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来，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开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母亲的脸色立刻大变：“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树上掉的，我捡的……”“掉了你就敢捡？”“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你还嘴硬！”……于是开打。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加激怒了她，她将我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着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他们拉着劝着，母亲才罢了手。
　　许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没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财主的院子。梨，恐怕是故意遗落下来的。地处伏牛山腰的这个小县城四周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着蠢蠢欲动，形势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没有那一次挨打冤枉，也没有记得那样真切。
　　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可是翻看她的日记，连我这个“大有学问”的人也惊讶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文采也是颇生动的。那全是靠自学，一点一点啃下来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坊。石砌的墙上用炭条书写的字迹依稀可见：“牛”“马”“羊”“人”“手”“口”……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没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
　　她的刻苦、严厉，形成了她的风格。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为她的理想主义再加着一种顽强的执着与认真。从一个拈针走线、推磨造炊的农村少妇，到一个能打枪骑马、文武双全的职业革命者，她经受了怎样的磨难？
　　1947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我们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留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的枪。她回来见灯熄了，没再点灯就睡下，听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夺门而出，我们母子平安。但那次母亲哭了，她说：“万一狼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
　　她的勇敢传给了我。后来当苦难降临，我在井下掏煤被电击，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时;当我决意舍弃仕途从文时：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
　　干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着进来，横着出去”。命终于斯，或者是犯错误被赶出去，都叫“横着”。母亲没有犯过错误（当然是指一般性质而言），她终究是“横着”从这岗位（她死时是法院副院长）走向了生命的归宿。我已记不起她活着时休息是什么样子。无论什么时候我醒来，她都在工作，在写字。她犯病也是盛暑从乡里赶回，洗脸时晕倒的。半年后病不见起色，按规定要扣工资，她说：“这样歇着还领百分之八十的工资，我已经很不安了。”
　　她去世之后，我又經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当我鬓发渐白、事业有成时，到“马翠兰之墓”前扼腕沉吟，我发觉母亲始终都在注视着我，跟随着我。
　　（选自2019年第2期《人生与伴侣》，本刊有删改）
　　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是刻骨的，深远的。母亲的言行，会融入子女的生命中。文中的母亲是“与共和国一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是“英雄”。她性情刚烈，所以在作者的心目中就少了一般意义上的母亲的细腻和柔情，多了严厉和刚硬。然而，没上过学的母亲也有令“我”惊讶的一面，“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文采也是颇生动的”，而且“那全是靠自学”。这些都深深地熏陶着“我”，使“我”获益匪浅。文中的“赐予”一词，突出了“我”对母亲的感激和敬重之情。
　　1.文章第5段有什么作用？
　　2.第7段写道：“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通读全文，说说母亲赐予“我”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