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110与一座城

　　从1月到12月，每个月份都有节日，全年各种各样的国内和国际节日近百个，各种地方性的节日更多。其中那些法定节日，各种台历和挂历上通常都有标注，和周六周日一样，字体是红色的。
　　从2021年开始，中国又多了一个节日：1月10日“中国人民警察节”。为什么选择“110”这个日子作为警察的節日？因为普通老百姓不一定分得清楚公安机关的各个警种，在他们的认知中，“110”就是警察，警察就是“110”。
　　中国人谁不知道110？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恐怕没有任何一个电话号码比“110”更为人们所熟知。你也许没打过110，但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在某些时候曾经冒出过打110的念头？你也许没打过110，但无论你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大都应该见过鸣着警笛、亮着警灯的110警车和身穿制服出警的民警。
　　110是我国公安报警服务电话号码。目前，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市、县公安部门都建立了110报警服务台，为当地人民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警务服务。我国大陆地区的110电话除负责受理刑事、治安案件外，还接受群众突遇的、个人无力解决的紧急危难求助。
　　110是中国大地上一道“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个特殊的电话号码已深入人心，成为当今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不仅是个报警求助电话，更是老百姓心中的一道安全防线和一种心理依靠。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可以忽略它的存在;但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为你提供帮助。哪怕深更半夜拨打这个电话，都不会没有人接。接电话的不是机器人，是和你一样有家庭、有情感的普通人。即使所有人都睡了，110也醒着。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一年365天，它每时每刻都在，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它提供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服务。
　　那么，你知道110是怎么来的吗？
　　据相关资料记载，这个电话号码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当时是“匪警”电话，专门接受刑事案件报警，只是功能单一、作用简单，以至于很少有人使用。改革开放后，国内社会治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提高公安机关接处警的快速反应能力，便于解决群众求助和投诉，同时更好地打击偷盗、抢劫等犯罪行为，亟需打造一个集报警、指挥、处警于一体的公安报警台。
　　1986年1月10日，我国第一个“110报警台”在广州市公安局正式开通。广州市公安局“110报警台”是将内部的无线对讲机、总机等设备统一归入指挥室，受理群众对于刑事、治安等案件的电话报警。但由于财力不足、观念落后和服务范围较窄等原因，这个电话并未在全国推广起来。1987年6月，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大中城市公安局普遍建立110报警服务台的通知》，要求各大中城市公安局在两年内普遍建立110报警服务台。从此，110报警电话正式成为110报警服务台。但那时普通老百姓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号码，加之手机还没开始普及，固定电话也很少，打电话报警的寥寥无几。
　　说到现在的110，必须要说到一座城。这座城就是福建南部的漳州。全国的110报警服务台就是从这个城市推广开来的。
　　漳州，是福建省的一个地级市，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在厦门以西偏北，两个城市的市中心大约相距45公里;南与广东交界，东与台湾隔海相望，与厦门、泉州并称为“闽南金三角”，是著名侨乡和台湾同胞祖居地，台湾同胞中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祖籍在漳州。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及台湾当今一些政治人物的祖籍都是漳州。
　　漳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公元686年，女皇武则天敕建漳州郡。从公元786年开始，漳州古城就一直是州、郡、路、府的治所，直到民国，历经1100多年，“千年府衙不易其址”。宋代王安石在一首长诗《送李宣叔倅漳州》里专门写到过漳州。宋代理学家朱熹于1190年在漳州担任过三百多天的知府，府衙也因此有了“紫阳古署”的美名。
　　漳州古城地处商贸繁华的城市中心区，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城内历史人文气息浓厚，文物古迹众多，现有文庙大成殿、明代石牌坊、林氏宗祠等三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十四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完整地保存了骑楼式店面、中西合璧式建筑、闽南风格民居等三大类古民居建筑。除了古民居和古迹文物，保留下来的还有各种风味独特的美食，如肉粽子、面煎稞、卤面、沙茶面等。“唐宋古城、明清街区、民国风貌、闽南韵味、侨台同辉”是漳州古城的五大鲜明特色。
　　现在的漳州是著名的“鱼米花果之乡”，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山川秀美，人文荟萃，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境内的主要景点有东山岛、南靖土楼、云洞岩、南山寺等，有“田园都市、生态之城、闽南水乡”的美称。福建省仅次于闽江的第二大河九龙江，自西向东流经漳州市区南部，在厦门港对岸注入台湾海峡。漳州人的闽南方言，外地人很难听懂，好在很多漳州人都会说普通话。
　　在漳州民间，广为流传这么一句话：“漳州有两宝，片仔癀和110。”“癀”读音“黄”，在福建漳州方言中指一切炎症。“片仔癀”是漳州的特产，是一种蜚声中外的名贵中成药，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它原是明朝太医的秘方，与云南白药作为我国中药的两大独家品种，其处方和工艺均属国家“绝密”。2011年，“片仔癀制作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漳州老百姓把110和片仔癀当成当地的“两宝”，可见110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当地老百姓赞扬110的话很多，比如“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漳州110”、“工作最苦，坏人最怕，百姓最爱，形象最好”。如果罗列这些赞誉，恐怕一万字也打不住。
　　“漳州110”确实很了不起。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110，只是一根电话线，这根电话线的终点是设在各地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报警服务台，那里有几位民警接电话。接到报警后，他们会把警情分流到报警人所在辖区的派出所，由派出所出警、处警。与全国各地的110指挥中心主要承担接警和分配警情的任务不同，“漳州110”从诞生起就是个硬邦邦的战斗实体。在漳州，出警、处警的不是各个派出所民警，而是一支由平均年龄26岁的240名民警和辅警组成的专门队伍。
　　这支队伍就是“漳州110”，其全称是“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直属大队”。
　　早在30年前的1990年，他们在全国率先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在全国率先实行“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警务模式，不折不扣地践行“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的承诺。1996年9月18日，時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漳州110”题词“人民的保护神”;1996年8月27日，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城市110报警服务台建设工作漳州现场会”;1997年11月26日，国务院授予“漳州110”“人民的110”荣誉称号;“国字号”的荣誉还有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公安优秀基层单位”，等等。
　　这些荣誉，对不了解公安工作的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概念。而了解公安工作的人都知道，每一个看似普通的荣誉，都是用巨量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浇铸的，都是用无数人的无数次通宵不眠、精疲力竭、“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换来的。
　　2019年1月6日，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到“漳州110”调研时，对“漳州110”的先进事迹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全国学习、宣传、总结、推广新时代“漳州110”的做法和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永做人民的保护神”。
　　“漳州110”是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全国公安战线的先进典型。经过30年的洗礼，这面旗帜丝毫没有褪色，相反却日渐鲜艳。那么，其中的奥秘是什么？他们的做法对全国公安机关的警务机制改革与创新又有哪些借鉴意义？带着诸多疑问，2020年深秋，笔者从北方来到漳州，深入到机关、警营、社区、乡村进行了采访。
　　第一章“漳州110”的诞生

郭韶翔其人

　　漳州有个碧湖，在城市东部、九龙江北岸。漳州新城市中心的地标性城建项目、漳州最大的城市生态公园——碧湖生态园面积3000多亩，在一湾湖水的环抱中，有个占地180亩的安静院落，几栋楼房散落其间，最高的不过四层，院子里面绿草如茵，花木扶疏，环境清幽。
　　这里就是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其中的一大队是直属大队，也就是“漳州110”。因“漳州110”人数最多，这里也被称为“漳州110基地”。

　　其中的“漳州110事迹展览馆”，位于基地大院的东南角，在一片绿树的掩映下，显得庄严凝重。展览馆外观设计新颖，用方形石砖铺设而成的小广场宽敞平坦，白色的门廊气势雄伟，镶嵌在门廊上方的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金色的“漳州110事迹展览馆”字样耀眼夺目。
　　走进展览馆，首先看到墙上烫金的大字“人民的110”。仰头往上看，可以看到拱形建筑的墙壁上一组青铜雕像，题材内容有：民警头戴钢盔，紧握钢枪，目光如炬，搜寻犯罪嫌疑人;民警雨中抱着迷路的小孩儿回家;民警护送坐轮椅的老人过马路;民警制止街头打斗……还有成群飞起的和平鸽等。再仰头，能看到屋顶正中庄严的国徽，令人心生敬畏。
　　展览馆分为“创业与成长”、“传承与发展”、“关怀与荣耀”、“弘扬与飞跃”四大部分，图文并茂，再加一些实物和场景模拟，生动形象地展示着“漳州110”30年来磨练成长的历程、拼搏奋进的足迹。
　　说到“漳州110”的历史，必须要说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郭韶翔，是“漳州110”的创建人。对“漳州110”的年轻民警来说，郭韶翔是个“神一样的存在”，很富有传奇色彩;对郭韶翔的老部下和一些老民警来说，他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用犀利、睿智的目光打量着自己。
　　要了解郭韶翔创建“漳州110”的背景，必须先了解他这个人。郭韶翔出生于1955年农历三月，是“漳州110”的第一任大队长。后来曾担任漳州市公安副局长，中共龙岩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等职务。2015年9月退休后，在中国刑警学院当过三年客座教授，现居住在福州。郭韶翔从警32年，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并当选中共十五大、十七大代表。
　　漳州市公安局的老同事、老部下都习惯称郭韶翔“郭厅”或“老队长”，也有一些老同志私下里说起他时亲切地称他“老郭”。
　　郭韶翔中等身材，背微驼，一头黑发，留着偏分头，面容瘦削苍白，说话时声音很洪亮，语速也很快，一口闽南味的普通话。思维缜密，逻辑性强，记忆力也很好，几十年前的事情，时间、地点和一些人名张口就来。说得兴奋的时候，还会辅以幅度较大的手势。他的眼睛很“厉害”，目光像鹰隼一样犀利。如果是初相识的人，他会盯着你从头到脚使劲打量，羞涩和内向的人会被他打量得不好意思;如果是他的下属，面对这样的目光，说不诚实的话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郭韶翔虽然官至“副厅”，却没有一点儿官架子，聊起天来很随和，像个每天都一起下棋的隔壁邻居。他说：“什么副厅长不副厅长，我就是个退休的小老头儿。”如果说到好玩的事情，他会哈哈大笑，像个“老小孩儿”。在福州大街上偶然遇到龙岩口音的人，他会问人家是哪个县的。人家说了哪个县的，他又问人家是哪个乡镇的。人家打量着眼前这个有些瘦弱、干巴的小老头儿，似乎没有交流的愿望。这时他就大声说：“我当过你们那儿的公安局长！”聊起来之后，他又会关切地询问人家的家庭收入情况和在福州打工的情况。
　　郭韶翔这样自我评价：“我是1971年入伍的，工作了45年，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公安事业的执着追求，应该是我整个生命的组成部分。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这三股热血。但我总感觉自己的个性太突出，自己有很多不足，我的不足就是性格太耿直、太刚烈，容易得罪人。”在工作方面，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点子多，思路广，意识超前，管理到位。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洪在担任漳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郭韶翔给他当过四年的副手，两人在工作中建立了真挚的友情。郭韶翔分工的工作，王小洪都放手让他去做。谈到王小洪对自己的评价，郭韶翔说：“那时候每一年局领导都有一个测评，他跟我讲，你的优秀票最多，反对你的也最多，这符合你的个性特点。你太耿直，原则性太强。你优点非常突出，缺点也很突出，就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有时候不太讲究工作方法。”
　　原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鲍绍坤曾用三个词来评价郭韶翔：真情、激情、韧劲。真情，是指把人民群众的困难、呼声、利益放在心里，举过头顶;激情，是指对工作全心投入，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见一必争，逢冠必夺”;韧劲，是指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会坚强面对，坚决克服。
　　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原漳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黄华安在谈到郭韶翔和110的关系时动情地说：“110对他来说不仅是情怀，而且是生命。”他用三个词评价郭韶翔：忠诚、干净、担当。
　　曾长期在漳州市公安局从事宣传工作，现任漳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郑任宽，和郭韶翔是30多年的老相识了，写过很多关于郭韶翔的报道。在郑任宽心目中，郭韶翔是个“真汉子”，有血有肉，侠骨柔情，有英雄情结。他爱兵，爱战友。一门心思要把工作干好，没有私心杂念，不患得患失。某些工作只要认为大体上是对的，就坚决做下去，除了组织原则，天不怕地不怕。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但下属们都不恨他。这个人不走寻常路，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甚至有些极端。文化程度不高，但悟性很强，洞察事物很犀利。
　　“漳州110”唯一的女中队长王微曾听过郭韶翔讲课，也曾到福州他的家中拜望。在谈到对郭韶翔的印象时，王微说：“郭厅这个人很有能量感，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的能量，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高大的形象。”
　　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些重要选择和行为，除了取决于个性和能力，往往还与他的早年经历有某种深刻的渊源，能从中找到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
　　郭韶翔说，他的个性主要是受父辈的影响。他出生于漳州市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是山西陵川人，1945年参军，1949年南下福建，担任过诏安县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华安县委副书记，龙溪地区（现漳州市）工会主席等领导职务。从郭韶翔懂事起，父母就教育他爱党爱国爱人民。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过年领压岁钱时的情景，他和弟弟都跪在毛主席像前，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父母给他们每人三块钱。从他懂事起一直到他参加工作，父亲反复多次对他说一句话：“没有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没有毛主席我依然是个穷孩子。”
　　郭韶翔幼年的时候，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直无忧无虑。上小学的时候，每门课考试都是100分，从来没考过99分，一次都没有。他就读过的漳州实验小学，现在还能查到他当年的成绩单。他二年级就当少先队副大队长，三年级就当大队长。那时候他很文弱。父母带他看戏，看到舞台上的人舞刀弄枪，他在台下都吓得发抖。“那些老师都说我像个姑娘似的，都以为我应该成为一个工程师，文绉绉的那种人，后来都没想到我会成为这样一个人。”
　　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郭韶翔。
　　1967年，郭韶翔正上小学四年级，父母被关起来了。他和弟弟不得不辍学，流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现在说起当年橘子皮、龙眼和碎布头那些破烂儿，干的、湿的多少钱一斤，他都记得分毫不差。那年11月的一天，他在漳州中山公园附近一个水果店旁边，看见一男一女两个解放军，都穿着蓝色军裤，应该是空军。两人买了大概五六斤橘子，用红色的尼龙网兜装着，边走边慢慢地剥着吃，橘子皮就扔在路边地上。那时候橘子皮晒干之后，一斤可以卖四毛錢。郭韶翔一直跟着捡橘子皮，跟到新华西路和新华东路的交叉口时，那个女解放军回头看了他一眼，跟那个男解放军悄悄说了一句什么，然后把一网兜橘子从男解放军手中提过来，都给了郭韶翔。这个12岁的少年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连“谢谢”都忘了说，抬头望望两个解放军的背影，低头看看手中的网兜，站在路边愣了很久。50多年来，郭韶翔眼前一直浮现着那两个解放军的背影，而且记了一辈子。
　　郭韶翔说，在他幼年的时候，除了父母对他的教育，就是这两个解放军了。那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孤苦无依，出门就遭一些人的白眼，吃上热汤热饭都是奢望，更别说一兜新鲜的橘子了。这个时候得到的那种巨大的温暖，对他的一生来说影响都太大太大了。
　　这件事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做人一定要善良，人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和弟弟一起看父亲游街，是郭韶翔终生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父母被关起来以后，他和弟弟就很少看到他们，所以父亲每次被拉着游街的时候，他和弟弟都跑过去看。有一次，他被围观的人群挤到了宣传车的轮子底下。当时的场面乱糟糟的，没有人对他施救，大家可能以为他被车轮子碾死了。所幸，车轮子并没有碾到他的身体，车开过去之后，他又晃晃悠悠从地上慢慢爬起来了。这时，他一眼看见父亲被人揪着头发拽了起来，他又一下子昏倒在地。游行的队伍远去了，只有年幼的弟弟蹲在他身旁，摇晃着他的身体，一直哭一直哭。两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过来。看着哭成泪人的弟弟，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弟弟不能没有他，他要保护弟弟，他必须坚强起来。从此，这个像姑娘一样文弱的少年忽然坚强起来。同龄的孩子不敢面对的一些艰难困苦，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第三项调研是实地走访。有一天下午郭韶翔带领民警到北桥街道了解社会治安情况。因他在刑警队办案时经常到北桥街道蹲守，对这一带特别熟悉，与街道的治保主任也是老熟人了。在谈到对民警的印象时，这位老治保主任陡然火起，气愤地说：“五六十年代，警察为我们管治安，我们有事想不到警察，警察却首先会想到我们，为我们排忧解难。可是现在，群众有事求他们，千呼万唤都唤不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公安局的牌子早晚会被群众砸掉！”
　　老治保主任的这番话虽然有些偏激，却切中要害，深深触动了郭韶翔，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经历的一些窝心的事。
　　郭韶翔还没从部队转业的时候，有一次回漳州探亲，穿着便装和妻子、妹妹在街上散步。街上的两个水果贩子看一个男的领着两个女的，就不怀好意地起哄，还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郭韶翔怒目圆睁，疾言厉色地呵斥他们。两个水果贩子看眼前这个年轻人瘦巴巴的，竟然对他们不客气，就一人握一把割香蕉的弯刀向他冲过来，要教训教训他。郭韶翔拿出在部队练出来的本领，三拳两脚把两个水果贩子打趴下，之后把他们拎到附近的派出所。没想到，接待他的民警一张冷脸，喝着茶抽着烟，还没等他把事情的经过说完，就皱起眉头，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派出所不管这事，出去出去！”
　　还有一次，郭韶翔从漳州回部队，在汽车站附近看见十几个人在打群架，就给公安局打了个电话，自己也去劝架。那十几个人见来了个管闲事的，他们不打了，而是联起手来打他。郭韶翔一个人对付十几个人，不一会儿，十几个人都被他打跑了。他心里想，既然给公安局打电话报警了，就等等他们吧，向他们说明情况。可是他左等右等，警察竟然没来。
　　更让郭韶翔气愤的是这么一件事：大概是1982年深秋，那时他已从部队转业当了警察。有一天晚上下着雨，也有些冷，他的妻子心脏病突然发作，他就骑自行车载妻子去看病，回来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按照相关规定，市区是不能骑自行车载人的。西桥派出所一个民警发现郭韶翔骑自行车载人，就把他拦住，让交五元钱罚款。可郭韶翔给妻子买完药后，身上仅剩两元多钱。无奈之中他就和那个民警商量：“我老婆有病，我先带她回家，把工作证押你这里，回头再把钱送来行不行？”谁知那位民警冷着脸生硬地说：“不行不行，没钱把你老婆留下抵押，你回去拿钱赎人。”
　　郭韶翔只好让妻子留在西桥派出所，自己回去拿钱。派出所里空空荡荡的，许多板凳横七竖八地放着。郭韶翔的妻子冻得瑟瑟发抖，想进去坐一会儿，可一看那位民警冰冷的脸，就不敢进去坐了，只好手捂胸口，身体瑟缩着，蹲在派出所的屋檐下。郭韶翔从家里拿了钱回来，关切地问妻子：“你怎么不到里面坐？”谁知还没等妻子回答，那个民警却冷不丁地回了一句：“坐個屁，赶紧把钱交上！”
　　现在说起这件事，郭韶翔仍气愤难平：“我自己当警察，还被警察欺负。这事对我影响太大了，促使我要改变警察的形象。”
　　这些经历使得郭韶翔认识到，如果不改变作风，警察将很难取信于民;而要取信于民，就必须从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实事、急群众之所急入手。当时，经过1983年开始的“严打”，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大幅度上升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1986年后，刑事犯罪活动又出现了反弹。这种情况表明，光靠“严打”不能根本解决治安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各种预防犯罪的措施，打防并举，实行综合治理。
　　那么，对漳州来说，怎样打防并举，才能使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呢？郭韶翔苦苦思索着改善地方治安环境的良策。最终，建立一个快速反应机制，“以快制快”来打击街头犯罪的方案渐渐在他的大脑里成形。要通过突破旧机制来改变警察作风，改变警察漠视群众疾苦的现状，树立为人民管治安、真正为百姓服务的新形象，从根本上改善漳州的治安环境。
　　于是，郭韶翔在“110”上做起了文章。

街头飘起红袖标

　　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郭韶翔基本理清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于是，他写了三份请示报告，提交给芗城公安分局党委。
　　第一份是《关于建立漳州市区快速反应机制的请示报告》，要求把110报警电话从分局值班室移到治安巡逻中队接警，巡警必须在三分钟内把警车开出，并赶到案发现场，“以快制快”打击街头犯罪。第二份是《关于建立漳州市区快速反应机制所需人员经费的请示报告》，列举了建立这种机制所必需的条件。第三份是《关于建立漳州市区快速反应机制案件移交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是治安巡逻中队只负责现场处置，处置后再移交相关办案部门处理，对110的职责进行了清晰的界定。
　　报告送上去之后，过了十来天，一天晚上，局长张国和把郭韶翔叫到办公室，语调沉重地说：“小郭，三个报告我都看了。老实说，这三个报告都很有水平，观念也很超前，是今后警务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以我们国家目前的警务现状，你这些想法起码要十年以后才有可能实现。现在市局已考虑撤销你们中队，局里警力也很紧缺，经费更紧张，你要人要钱，我有什么办法？”
　　郭韶翔一时语塞。
　　张国和也是那种喜欢干事的人，因惺惺相惜，他很理解郭韶翔的工作热情，但一些客观条件确实让他很无奈。最后，他给郭韶翔支了个招儿：“你如果一定要干，我支持你。我就装作忘了撤销你们中队这回事，你也别吭声，领着人先干着，等干出名堂来，那时候就好说话了。”
　　张国和还答应拨给郭韶翔500元启动资金。
　　从张国和的办公室里出来，郭韶翔都忘了是怎么回到家里的，只记得夜色很黑、心里很凉。500元钱够干什么的？连买个车轮子都不够。没有车，快速反应机制怎么搞？难道让民警接到报警后撒丫子就往街上跑？他一夜都没睡，反复琢磨要不要干、怎么干。在床上躺一会儿，就去书房里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琢磨了一夜都没琢磨出头绪来。但有一点却很清晰，治安巡逻中队不能再“等死”一样浑浑噩噩下去了，这种现状必须改变，一天都不能等。想到这里，他心里憋起了一股劲：不管多难，先干起来再说！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郭韶翔就把那六位民警召集起来开会，把自己的那些构想都告诉了他们。一开始，那六个民警大眼瞪小眼，有些无动于衷。郭韶翔脸色异常冷峻，对他们说：“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是等待重新分配，不过，别管分到哪个部门，都得低人一等，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你是从治安巡逻中队那个烂摊子里出来的。第二条路就是知耻而后勇，跟着我干，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要用三年的时间，改变治安巡逻中队的面貌，重塑警队的形象。到那时候，谁也不敢小瞧咱们。但是，这条路将非常艰辛，要有思想准备。”
　　郭韶翔等着大家表态。六名民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开始交头接耳。大约过了十分钟，终于有一位老民警站起来，脸涨得通红，看着郭韶翔说：“我们信得过你，我们跟着你干！”其他民警也说：“咱们一起拼了，干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巡警也是有业务的，也是能干好的！”
　　郭韶翔打量着大家，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警需要电话机、车辆等装备，而郭韶翔手里只有500元启动资金。他看见分局院子角落有一辆破旧的三轮摩托车，就向局里要过来，拖到修理厂修理。没想到修理费1300多元，他把那500元钱都给了修理厂，其余的800多元只好先欠着。他又找到父亲一位战友的儿子，借了990元。后来这哥们儿又给了他五辆报废的北京吉普车。郭韶翔喜出望外，硬是用五辆车的零件“攒”出了一辆车。安装车篷需要300元，他没舍得，这辆车就成了“敞篷”吉普车。
　　匪警电话110转到了治安巡逻中队，却没有电话机，郭韶翔就到废品仓库找到了一部老式手摇电话机。后来他又找到电信局，和总经理软磨硬泡，经过特批，用那990元钱作为初装费，开通了一个尾数为“444”的没人要的外线电话。
　　要打造焕然一新的110报警台，必须以崭新的形象亮相。郭韶翔找到原部队的老首长，要了八套部队淘汰的迷彩服，拿到裁缝店，请裁缝师傅用下脚料做了八个带有“漳州110”字样的红袖标，缝在迷彩服的袖子上。
　　车有了，电话有了，迷彩服和红袖标也有了。1990年8月1日，“漳州110报警台”在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办公楼的三楼开通了。没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领导来讲话，甚至局里的一些民警都不知道这事。这个中国公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连一張照片都没有留下。
　　此后，越来越多的漳州市民在街头看到了坐在敞篷吉普车上、身穿迷彩服、配有“漳州110”红袖标的民警。那时的警服是橄榄绿，“漳州110”的民警却穿部队的迷彩服，人们也渐渐知道了他们和其他民警不一样。街头飘动的红袖标，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独特景观。那时人们压根儿想不到，这红袖标后来一飘就是几十年。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郭韶翔是1990年5月份主持治安巡逻中队工作的，8月份市局就任命了芗城分局65个股级干部，但其中没有郭韶翔。因为在此之前，市局一个领导的外甥被他抓赌抓住了。那个领导让他放人，他没放，就得罪了那个领导，他这个股级干部的任命就卡在那儿了。芗城分局局长张国和为郭韶翔着急，决定这批65个股级干部的任命先搁置一段时间，一个都不公布。然后他去市局做工作，直到年底，加上郭韶翔，66个股级干部的任命才一并公布。这样，郭韶翔名正言顺地成了芗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的队长，这为他以后的工作理顺了关系。

　　有意思的是，市局的领导大概因为工作太忙，真的已经忘了撤销芗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的决定。而在这期间，由老局长张国和罩着，郭韶翔带领那六个民警，不吭不哈地把事干起来了，市局领导即使想起那个决定，也没有理由撤销这个中队了。就这样，芗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终于保住了。
　　如果那次股级干部的任命漏掉了郭韶翔，后来的“漳州110”会不会有，如果有又会是什么样子，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件事情上，老局长张国和表现出了极其可贵的无私、无畏和担当。因为他爱才，所以就“豁出去”了。这让郭韶翔至今都感动不已，并把张国和当成自己这辈子的第一个知己。“我这辈子，关键时候总遇到一些伯乐。我这个官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你凭自己的本事去干，有时候不一定能达到自己的心愿，你一定要遇到欣赏你的伯乐。这个伯乐，首先他应该是正能量的，不贪财的，惜才爱才的一个伯乐。我这辈子遇到过几个，第一个就是张国和。”
　　“漳州110”的起步，可以说确实太不容易了。而郭韶翔的艰苦创业，这时才刚刚开始。
　　第二章向人民承诺

“陪扣”

　　“漳州110报警台”刚开通的半个月里，报警电话并不多，有时候一天也没有一个。民警们也都有一种观望心理，没太当回事。一天夜里，漳州发生一起命案，局里要求郭韶翔带领治安巡逻中队参与围捕凶手。郭韶翔打算把六名民警分成三组，兵分三路追击凶手。那时候还没有手机，通讯工具是传呼机。郭韶翔给六位民警打传呼，要求他们立即回队。但有两个民警睡得太死，没听见传呼机响，竟然没来。三组民警少了一组，结果凶手潜逃了。后来郭韶翔带队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才在厦门将凶手抓获。
　　通过这件事，郭韶翔意识到，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最难的就是带队伍。“快”是110的生命线，没有军事化管理，快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提出了“革命化教育、军事化管理、正规化训练、制度化约束”的建队思路。 　　他认准要做的事，向来雷厉风行，一干到底，从不回头。
　　抓队列训练、体能训练和警务技能训练，郭韶翔运用自己11年军旅生涯中所掌握的本领，亲自当教练、当排头兵，坚持每天早晚训练两个小时，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从立正、稍息到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从队列行进到跑步前进，从擒拿格斗到攀登技术，从出警到处警实战模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一招一式地调教，一丝不苟地完成，直至所有民警都真正学会。

　　做思想政治工作，郭韶翔有的放矢，直奔主题，切中要害。除了组织政治学习和开展党员活动外，他平时很少讲大道理，而是善于运用鲜活的事例唤回民警的自尊，激发队伍的斗志。他喜欢拿母鸡做比喻，说老百姓养母鸡都指望它下蛋，如果它光吃食不下蛋，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被杀了吃了。有一次开会，他上来就劈头盖脸地问：“你们有谁听到群众夸警察好？”听到这句没头没尾的问话，队员们像挨了一闷棍，都蒙了，大眼瞪小眼。见没人吱声，郭韶翔接着又问：“大家想过没有，老百姓为什么不夸我们好，看我们就像看小偷似的？”队员们都低下头去，还是没人吱声。郭韶翔打量着大家说：“好吧，既然大家都羞于启齿，我来替你们回答。一支素质低、爱心少、私心重、忽视政治文化修养、漠视群众疾苦的民警队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吗？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问题，不下决心整改，我们的队伍永远难以立足社会，难以取信于民。”
　　抓纪律作风建设，郭韶翔在非常時期采用非常手段。他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状况和中队的工作任务要求，制定了37条近乎“严苛”的警规，违反一条罚款30元，从每人每月60元的训练补贴里扣除。其中一条警规是：非工作时间的8小时以外，只要接到队里的传呼，必须10分钟以内赶到中队，迟到和缺席者每人每次罚款30元。
　　规定一宣布，立即在队里引起轩然大波。有的队员直接说：“这个规定我们不能接受，别的单位从来没有这样做的。”有的队员说：“这也太狠了吧，我们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元，训练补贴才60元，能经得起几次罚？”郭韶翔说：“我们一天上班八小时，可是犯罪分子不下班，随时都有可能作案，所以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出击。”
　　其他“警规”还有：茶杯摆不好就亮黄牌，亮一次黄牌扣30元。第一次扣钱时，那个被扣的“官二代”民警暴跳如雷，竟然跳过桌子打了郭韶翔三拳，踢了他一脚。郭韶翔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一声没吭，回了自己办公室。这也是35岁的郭韶翔平生第一次挨打。打得并不重，一点儿都没受伤，但他心里很痛苦，一夜都没睡觉。如果每次扣钱都挨打，这个中队长还怎么当，工作还怎么干？如果坚持下去，必须要有新的办法。
　　郭韶翔琢磨了一夜，想了一个办法：陪扣。不管哪个民警在什么情况下违反了警规被扣钱，他都陪着扣，民警扣多少他也扣多少，理由是他这个队长没当好。第二天上午一上班，他就开会宣布了这个决定。
　　对此，队员们起初不大相信。结果，在规定宣布的头一个月，全队有六人各被扣30元，郭韶翔一人“陪扣”180元。几个月下来，郭韶翔的工资被扣光了，家里的积蓄也贴进去不少。那段时间，郭韶翔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拮据起来。他的妻子姚宪贞是一名幼师，手很巧，为了省钱，衣服舍不得买，自己在家里用缝纫机做衣服。她还在家里养过蜗牛，多少赚一些钱。蜗牛不好养，而且黏糊糊、滑溜溜的，如果家里不是太缺钱，谁也不会去养。郭韶翔“陪扣”的做法让队员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有感动，也有愧疚，渐渐都体会到了他的一番苦心，也都自觉地遵守那些警规。
　　抵制不正之风，郭韶翔从自身做起。他是个“股级”干部，按照行政级别，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了。但他有枪、有手铐，有权力抓那些涉嫌违法犯罪的人，某些时候某些人还真得求着他。但他很较真，丁是丁卯是卯，一点儿情面都不讲。
　　有一次，漳州市区一个年轻人因殴打他人致伤，被巡逻中队拘留。郭韶翔的父亲受人之托到中队里找到他，说被拘留的那个年轻人是他老战友的儿子，希望他放人。郭韶翔从内心很敬佩自己的父亲，父亲也从没求他办过什么事，但这次他没给父亲面子。他问父亲：“如果被打伤的是您的儿子，您会为打人的人说情吗？”听了这话，这个从正处级领导岗位上退休的老革命没再说什么，起身走了。当晚，郭韶翔就请一个会写毛笔字的人写下“说情者止步”的告示牌，悬挂在中队大门口。后来有人去说情，抬头看看这个牌子，也就扭头走了。
　　就这样，郭韶翔边开展工作边整改队伍，这支曾经懒散多年的队伍渐渐焕发出活力与生机。
　　漳州110报警台因其快速反应、以快制快，在开通的三个月里将群众报案的近60起抢夺案件全部破获。这对违法犯罪分子是极大的震慑，有的被抓后仍心有余悸地问看守人员：“他们是不是公安部派来漳州的特警部队？”
　　一时间，“漳州110”名声大振。

民警该不该当“社会保姆”

　　随着110报警台在当地名声越来越大，群众打电话求助的也逐渐增多。1990年8月和9月的两个月里，共接处“两抢”案件警情100多起，现场抓获率高达95%以上。随着警情的增多，警力就显得捉襟见肘。分局从各个派出所抽调了几名民警，充实到中队。算上郭韶翔，一共是13名民警。郭韶翔把12名民警分成三个班组，三班倒轮流值班。他本人吃住都在队里。他家就在办公楼后面十几米，走过去用不了半分钟，但他忙起来有时半个月都不回家一次。报警电话那么多，每一起警情他都要掌握情况，实在脱不开身。
　　在出、处警的过程中，有两件事深深触动了郭韶翔，引发了他对警务机制改革的思考。
　　第一件事是1990年11月23日的凌晨，刚搬迁到漳州芗城区的三明机电安装公司的一名孕妇就要分娩了，羊水已经破了，可丈夫有事回三明了，她在漳州举目无亲，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就抱着一线希望拨通了“110”报警电话求助。郭韶翔带领民警迅速驱车赶到现场。这位孕妇住在三楼，郭韶翔和民警把她抬下来，又找来一个躺椅，把她架在摩托车座舱上，送到医院产房。医生说，他们来得太及时了。 　　第二件事是两天后的深夜，漳州水泥厂一名女工打电话到110报警台，说她下夜班刚出厂门口，发现有一个男青年推着自行车，眼睛瞪着她在后面跟踪。她很害怕，不敢一个人回家，所以报警。接电话的民警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回去。”在一旁的郭韶翔就接过电话，问明了情况。那位民警抱怨说：“下班不敢回家也报警要我们送，简直岂有此理！”郭韶翔当场就反问那位民警：“如果报警人是你妹妹，你去不去？”那位民警无言以对，跟着郭韶翔去把那位女工送回了家。
　　这两件小事，当时知道的只有郭韶翔、出警民警和两个当事人，加起来顶多五个。没想到的是，经口头传播，在社会上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议论纷纷，对110是众口一词的称赞：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警察。这些议论传到治安巡逻中队，在内部却引发了另一种议论：警察到底是干什么的？普遍认为，警察的职责就是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如果连送孕妇到医院、送下夜班的女工回家这样的小事都要我们管，那警察岂不成了“社会保姆”？
　　群众和警察内部两种不同的反应，让郭韶翔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人民警察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为治安而管人民，还是为人民而管好治安？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巡警这一警种的生存与走向，而且还关系到警察这一职业的使命、担当与抉择。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适应新形势研究新办法，有效维护社会治安，从公安部到基层公安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依旧是街头发案后层层上报、逐级下传，维持着“警察坐机关，百姓跑断腿”的老局面。“新的社会治安形势对公安机关提出新的要求，但公安机关一筹莫展。老百姓需要帮助的时候，警察不能帮助。警民关系是恶化的，党群关系是紧张的。群眾看警察比看小偷还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警察以管人者自居。我自己是警察都被警察欺负了，更别说普通老百姓了。”郭韶翔说。
　　郭韶翔认为，警察是时候真正“为人民服务”了。公安机关为人民服务，不仅体现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方面，为群众排忧解难也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我们是人民警察，不是为治安管治安，而是为人民管好治安。全世界只有中国的警察名称前有“人民”二字，这两个字就是对中国警察职能的定位。因此，为老百姓服务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理所当然”，服务百姓才是110的灵魂所在。警察成为“社会保姆”，这没有什么不对，警察本来就应该是“社会保姆”。这是“正本清源”，这是“角色归位”。
　　郭韶翔开始酝酿“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警务模式及其实施计划。
　　为了统一认识，他在中队全体民警中开展了一场以“假如产妇是你妻子，你送不送？”和“假如女工是你的妹妹，你帮不帮？”为题的大讨论，引导民警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这里其实存在着两种不同角色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问题。作为丈夫或哥哥，帮助妻子或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但作为警察，他们总觉得这不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大部分民警都认为，如果能忙得过来，偶尔“学雷锋做好事”也很高尚，但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他们都表示，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求助，他们愿意出警。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上午，郭韶翔正在中队办公室里组织民警开早会学习，进来了两女一男三个人，其中一个年轻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那个男青年用红色的尼龙网兜提了十几个红皮鸡蛋和两包红糖。郭韶翔记性好，不等那个年轻妇女做自我介绍，就认出她是不久前被救助的那个孕妇。三个人情绪都很激动，一口闽北口音，说话嗓门很高，说“漳州110”是他们全家的大恩人。男青年把网兜里的红糖放在办公桌上，老太太则把温热的红皮鸡蛋往每个民警手里塞。民警们心里都热辣辣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郭韶翔回忆起此事带给民警们认识上的变化时说：“人民群众的理解比金子还贵，人民群众的肺腑之言比我做三天的教育还管用，我感受到民警们思想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
　　从此，全队民警对“110报警台”增加“服务”的功能不再有异议。
　　1990年12月5日，“110报警台”正式更名为“110报警服务台”，全天候接受群众的报警求助，不但接受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各类案件、事件、事故的报警，而且向群众提供各种救急、救难、救险服务。
　　一种震撼中国警界的创造性警务模式在漳州推行开来，一场意义深远、影响广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警务机制变革由此拉开了帷幕。

“花钱找麻烦”

　　报警台的名称多了“服务”两个字，可是，报警电话的数量并没有明显提高。郭韶翔经过分析，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报警的电话机太少。那时候漳州市区一共有46部公用电话。郭韶翔经与漳州市电信局协调，制作了一批“110报警点”的铁牌子，挂在每个公用电话旁边。这样，漳州的老百姓在市区可以免费打公用电话报警。
　　可是，那46块铁牌子挂上去以后，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为了让“漳州110报警服务台”家喻户晓，郭韶翔想了个办法：到电视台做广告。他还写了以下几句广告词：“从即日起，漳州110报警台改称为报警服务台。人民群众有困难需要警察帮助的，均可拨打110电话！”
　　老局长张国和知道这事后，说郭韶翔胡闹，哪有公安局去做广告的？等听完郭韶翔做广告的理由，张国和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这种提法全国还没有先例，到底行不行，我心里没底。既然有利于群众，我也同意，不过局里拿不出这笔钱来，广告费也没法儿入账。”
　　按照广告的种类，这条10秒钟左右的广告属于公益广告。但电视台为了创收，要收取广告费。每天播一次，收费1800元;连播三天，收费5400元。局里不出这笔钱，队里也没钱——修理三轮摩托车还欠800多元呢，修理厂的老板见了郭韶翔就要账。郭韶翔很着急，只好从部队发给自己的军转费里取出1000元，交给内勤民警，让内勤民警跟电视台广告部的人说：我们只有1000元，哪怕播一天也行。广告部的人做不了主，就汇报给了台领导。台领导听说郭韶翔自掏腰包给“110报警服务台”做广告，“没事找事”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心里很感动，当即表态：只收600元，连播七天。 　　这条中国公安史、广告史上的“花钱找麻烦”的广告，于1991年1月5日至11日，在漳州电视台晚间黄金时段以“口播 蓝屏字幕”的方式播出，反响十分强烈。那些在街头小店吃生烫、卤面和打台球、唱卡拉OK的人，都在议论这条广告。一直到春节前后，“110报警服务台”都是漳州市民街谈巷议的焦点。
　　这条广告的播出，标志着漳州警方率先在全国明确提出“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与服务群众并重”的理念，将载入中国公安史和“110”发展的历史。
　　后来，郭韶翔还制作了“巡警在您身边，有事请找巡警”、“巡警愿为您排忧解难”的告示牌，在市区主要街区悬挂。
　　“漳州110”报警电话的数量迅速猛增。除了发案报警，诸如夫妻斗嘴、儿童走失、寻亲无着、停电停水、邻里争讼等五花八门的生活琐事，都源源不断地向“漳州110报警服务台”涌来。民警们也更忙碌了，除了日常处置打架斗殴、抢劫抢夺案件等治安与刑事案件外，他们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群众向警方求助的事件中。
　　一天凌晨，漳州师范学院宿舍区的一个女孩子报警说，她的父母因家庭琐事吵架并互相殴打，请求110帮助。郭韶翔立即带领民警赶到现场，经过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很快平息了一场家庭风波。郭韶翔从中受到启发，回队后提笔在备忘录上写下“有警你都必须接”，作为民警接、处警的工作要求。
　　一天傍晚，嘉禾小区一位老太太正在厨房里做饭，当她起身到外面拿东西的一瞬间，一阵风刮来，门被锁上了。厨房灶台上还生着火，她却进不去，急得在门外团团转。情急之下，她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110求助。郭韶翔很快带领民警赶到现场，他观察了房屋的构造后，立即组织民警搭成人梯爬到屋顶，从玻璃天窗下去，把门打开。回队后，他又在备忘录上写下“有难你都必须帮”。
　　一天中午，一家塑料厂着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大火很快蔓延到隔壁的一家银行。正值班的银行职员顿时一阵惊慌，错把“119”打成了“110”。接到报警后，郭韶翔一边报119火警，一边带领民警奔赴现场，先行投入扑火。因救援及时，才使银行的大量现金和账本完好无损。这家银行的行长十分感激，亲自登门致谢。郭韶翔又在备忘录上写下“有险你都必须救”。
　　一天晚上，元光南路一个新建小区的一对新婚夫妇散步回家时，发现家门被撬，防盗锁被撬坏，门进不去，他们赶紧拨打“110”求助。郭韶翔带领两名民警很快赶到报警人的家门口，三人轮流用铁锤砸了一个半小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门打开。这对新婚夫妇见郭韶翔满头大汗，感动得紧握住他的手说：“你们才是我们自己的警察呀！”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郭韶翔，他当场在随身携带的备忘录上写下“有求你都必须应”。
　　就这样，“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简称“四有四必”），成为“漳州110”接处警的纪律和工作要求。对群众的报警求助，不管是大事小事，接警后准能在三五分钟内赶到现场，真正做到“有求必应”。
　　一天凌晨一点多，一对外地来漳州打工的年轻夫妻，丈夫突然得了疾病，生命垂危。举目无亲的妻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狭小阴暗的阁楼里号啕大哭。她听说“漳州110”不管什么人求救都有求必应，就跌跌撞撞地跑到大街上，打公用电话报了警。不到五分钟，民警王志强和两名队友就赶到了。只见她丈夫正在阁楼上躺着，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王志强摸了摸他的颈动脉，已没有脉搏了，只剩下微弱的体温。两个队友问王志强情况怎么样，王志强回头看了看那个哭成泪人的可怜的年轻妇女，为了安慰她，就说不管怎么样赶快送医院。
　　为了一线希望，王志强和两名队员硬是抱着年轻妇女的丈夫冲到医院。医生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没能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天很黑，医院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王志强和两名队友一边安慰死者的妻子，一边帮忙把死者送往太平间。因路不平，推车一路颠簸，死者的手不时垂落下来。王志强不忍心让那年轻妇女看到，一次又一次地把死者的手扶上车放好。到了太平间，王志强和队友把死者抬到停尸床上，陪着死者的妻子，直到她的亲属赶到才悄悄离开。
　　当然，也总有一些人對110缺乏善意，总想“考验”他们。有老人迷路，热心人准备把他送回家，这时就有人说：“打110吧，省得再花钱叫三轮车。”甚至老奶奶掉进环城河下的臭水沟里，110民警把老奶奶救上来以后，请人帮忙的时候，连她的孙子都嫌臭，不肯扶一把，最后还得民警把她送回家。
　　有一次，王志强送一个摔倒的伤者去医院，并帮他挂了号。要预交医药费的时候，伤者不愿交，让王志强去交，并说：“还要我交钱，那我打110有什么用？当然要你们来交了。”王志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仍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交。我们的工资也不高，不可能给每个求助的群众付医药费。”
　　一天傍晚，一个家庭主妇打报警电话说，她一个人在家炒菜，到门口淘米的时候，风一吹把门关上了，现在煤气正开着，随时可能爆炸。民警赶到现场后准备踹门进去，那个主妇说：“要踹门还叫你们干什么？”民警只好搭起人梯，从屋后窗户爬进去，把煤气关掉。
　　还有一个机关干部，上班的时候把钥匙锁在家里了，就打110报警。民警赶到后发现他家住在六楼，门是全封闭的铁门，就从后面的水管爬上晾台，把晾台窗户打开取出了钥匙。那个干部的老婆在厦门，本来他准备去一趟厦门的，顺便把老婆手中的钥匙拿回来开门，但他听说110“有求必应”，就想试试看，果然不假。
　　更有甚者，一些建筑工人闲着没事的时候议论说：“听说叫110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咱们试试看。”于是一个电话打过去，说口渴了没水喝，能不能送些水来？110民警真的把水给送过去了。
　　1994年6月10日上午9点多，漳州的邻市龙岩市永定县一个初中男学生因考试成绩不好受到家长责骂，负气离家出走来到漳州。他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万念俱灰，萌生自杀的念头，就从漳州战备大桥上跳入九龙江。接到报警后，郭韶翔带领民警张志民火速赶到现场。只见桥上围满人群，那个少年已漂到60米开外，沉浮不定。郭韶翔和张志民纵身跃入江中，在湍急的水流中奋力向那个少年游去。那个少年被救到滩涂上以后，郭韶翔和张志民已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力气把他抬到桥面上去了，于是就叫在桥上围观的几个人下来帮忙。可是，没有一个人下来。郭韶翔指了指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那几个小伙子却笑嘻嘻地跑了。 　　对于这些情况，郭韶翔只能忍受。他教育队员说，承诺是对使命和责任的一种担当，践行承诺更是对信念的一份坚守。不能因为群众不理解不信任，就不帮他们。我们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因为我们是人民自己的警察。要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戚朋友，那样就不会觉得他们的要求过分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相信总有一天会赢得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尊重。

顺着钢管滑下楼

　　1995年8月5日晚，一对夫妻在路上被七名持刀歹徒砍伤后，绑在电线杆上，用胶布封住嘴。歹徒抢走摩托车一辆、手提电话一部、现金6000元，总价值5万多元。接到报警后，郭韶翔立即根据案情周密部署，并带一组人员赶往歹徒可能逃跑的方向，很快就发现了目标。七名歹徒分散逃跑，郭韶翔一人追了100多米，经过一番搏斗，抓获了其中一名歹徒。经当场突审，又抓获另外三名歹徒，缴获两把月牙形刀和手提电话、摩托车等全部赃物。从接到报警到抓到歹徒、缴获赃物，前后只花了五分钟时间。
　　“漳州110”民警处警如此神速，得益于郭韶翔在“快”字上苦心孤诣的努力。
　　要做到“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快”字很重要。“快”是“漳州110”的生命线。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只有遇到急难的事情才会报警，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自己来解决，就不报警了。如果做不到“快”字，很多警情就没必要去处置了。常常有违法犯罪嫌疑人被抓到后说：“如果你们再晚一分钟，我就跑了。”有的医护人员说：“这个病人如果你们再晚送来一分钟，就救不活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犯罪行为也日趋智能化和现代化，并有团伙和黑社会的性质。如果不是在犯罪现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以后的抓捕就更难了，甚至要付出几倍的代价。国际刑警组织规定，警察出现场时间是12分钟。美国是7分钟，香港是9分钟，漳州的110民警是3至5分钟，而他们的通讯、交通及道路状况却比人家差几倍。其中的区别就在于人。
　　为此，郭韶翔给队员们规定了“四快”的工作准则：接警快、赶赴现场快、现场处置快、速战速决快。他要求民警接警后马上从三楼的办公室往楼下跑。从三楼跑到楼下，大约需要半分钟。郭韶翔觉得这样太慢了;没事的时候，半分钟也就是抽几口烟、喝几口茶的工夫，可如果老百姓遇到了重大警情，半分钟可能就意味着失去一条人命，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怎样才能再快一些呢？郭韶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60元钱，去菜市场买来两根大约十米长的竹竿，一根备用，一根从地面竖到三楼的走廊边缘，紧紧地固定住。那辆敞篷吉普车停在楼下的竹竿旁边，随时待命。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从三楼顺着竹竿“哧溜”一声滑下来，只需要两三秒钟。后来，郭韶翔觉得竹竿不够滑溜、坚固，又换成了钢管。在“漳州110”事迹展览馆里，有一个按照1∶1的比例制作的“民警顺着钢管滑下楼”的模型，真实再现了那时出警时的情景。
　　那根鋼管后来用了三四年。“漳州110”的老民警对滑钢管的记忆都非常深刻。想干110就得滑钢管，这是快速反应的一种基本功。据老民警林学勤回忆，他来“漳州110”报到的第一天，郭韶翔就问他会不会滑钢管，并把他领到外面看那根钢管。林学勤疑惑地看着那根钢管，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就说没滑过，不知道会不会。郭韶翔说：“不会没关系，我教给你。”说着就上去了。郭韶翔身材较单薄，林学勤为他捏着一把汗，真怕风一吹就把他吹下来，但没想到他的动作非常麻利，眨眼间就从三楼滑到了一楼。轮到林学勤的时候，他只好硬着头皮上去，只觉得手脚发麻，脚心也流了汗。后来又练了几次，终于滑顺溜了。“漳州110”的民警，人人都是滑钢管的能手。
　　为了再快一点儿，郭韶翔像“周扒皮”一样抠时间。一开始，民警接到报警电话后，在电话里问清楚事发的确切地点才出警。这样会延误几秒甚至十几秒的时间;有的群众报警时因激动语无伦次，说不清事发地点，延误的时间就会更长。于是郭韶翔要求民警：电话铃声一响，就往屋外跑，顺着钢管滑下楼，上车后再用对讲机与报警台联系，记下事发的确切地点。这样，往往是报警人刚放下电话，甚至还没放下电话，110民警就赶到了。
　　下半夜接警数量占报警总数的52%。为保证夜间出警和白天一样快，郭韶翔要求值班民警睡觉“三不脱”：不脱衣、不脱裤、不脱袜，每分每秒都处在待命状态。这样，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接到报警，“漳州110”的民警准能在五分钟内到达市区的任何一个现场。
　　1994年5月13日晚上9点左右，在新华东路官园村，市邮电局聘请的四川成都电讯工程公司一名工人在一户民宅装电缆线的时候，与户主发生了争执。争吵中，户主的侄子被对方划伤。闻讯而来的居民围住并打伤了五名四川籍工人。四川籍工人发现五人被困，急忙回公司纠集了38名身强力壮的工人，手持铁棍、钢管等器械，乘“东风”牌大卡车开赴官园村。官园村民见对方来了那么多人，立即召集村里的几十号青壮年，手持铁棍、砍刀，准备应战。那天是农历四月初三，天很黑。在远处路灯射来的微弱的光亮中，黑压压八九十人分成两个阵营，分别操着四川话和闽南话，大声吵吵嚷嚷地相互谩骂，梗着脖子，唾沫星子飞溅，一头一脸的汗，还不时举起手里的家伙向对方靠近。
　　在这危急关头，一阵警笛划破了夜空，一辆警车呼啸而来。躁动的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喊：“110来了，郭韶翔来了！”原来，郭韶翔接到群众的报警后，立即带领四名民警驱车火速赶到现场。一到村里，他和四名民警就立即冲进两拨人当中，把对峙的双方隔开，用普通话大喝一声：“你们都往后退，靠边站！”双方的人群都安静下来，打量着郭韶翔和四名民警，脚步下意识地往后退。郭韶翔又大声喊：“把手中的器械放下！”他们愣了愣，似乎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慢慢地把手中的家伙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