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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高度评价中国农民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是毛泽东农民思想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最具创造性的论断。
一、“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
农民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高度评价中国农民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是毛泽东农民思想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最具创造性的论断。
毛泽东率先自觉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的论述，第一次将农民的历史地位定格在如此重要的高度。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对农民的重要作用作了更加全面的论述，指出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对象，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果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支援，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农民在中国革命历史背景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他没有简单机械地照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了符合中国历史背景的革命道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农民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他将农民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动力，强调其积极与进步的历史意义，奠定了新中国解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以及农业问题政策的基调。
二、“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确信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首先，从数量上看，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度，这个现实决定了民主革命离不开农民。
由于近代工业的落后，中国的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与之不同的是，农民则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争取农民的参与和支持，如果离开了农民，中国的革命事业将是镜花水月。
其次，近代中国的严酷现实，使中国农民具有极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中国农民历来存在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而土地则是其根本的落脚点。但是，严酷的现实击破了农民这种幻想。如果说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座金字塔，农民则是这座金字塔的基石。中国的封建史，就是一部土地分配与再分配的历史，农民始终为土地，即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因而表现出极为强烈的斗争精神。近代西方列强入侵，外国资本掠夺着我国农村资源，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地主阶级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不断加重地租剥削，土地的集中更为加剧。列强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巨额赔款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到农民头上。民国以来的军阀割据与混战又给农民造成无穷灾难。内外交困的中国农民要想获取土地，摆脱政治压迫，不得不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再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夺取胜利，中国农民就必然加入无产阶级领导的“大合唱”。可见，“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
三、在毛泽东看来，合作化以后的农民，实质上和工人阶级已没有多少差别，而只有分工的不同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农民“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
首先，中国革命和建设离不开农民。建国以来，工业发展速度虽然较快，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如1957年仍然是“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这就决定了不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依靠农民的支持，特别是在牵涉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巨大社会变革时，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和参与，将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第一位的”。“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
其次，农民会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农民充分相信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使中国农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共产党不仅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而且使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现在共产党又提出走集体化的道路，将使他们的生活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共产党，没有理由不跟随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农民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基因——互助合作性。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挤压，中国农民朦胧地意识到，要想摆脱压迫，走上富裕之路，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唯有团结起来，结成一定的互助合作团体，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互助合作性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把它归结成“原始社会主义性”，认为尽管古今天地悬隔，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性”则是中国农民“可以确定”的共性。在毛泽东看来，合作化以后的农民，实质上和工人阶级已没有多少差别，而只有分工的不同，再由于农民人数的绝对庞大，所以，毫无疑问，农民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主体。
毛泽东思想始终是与广大中国农民的客观现状与利益诉求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毛泽东正确分析与把握了中国农民的客观现状与利益诉求，决定了毛泽东思想能够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高度评价中国农民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是毛泽东农民思想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最具创造性的论断。
一、“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
农民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高度评价中国农民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是毛泽东农民思想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最具创造性的论断。
毛泽东率先自觉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的论述，第一次将农民的历史地位定格在如此重要的高度。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对农民的重要作用作了更加全面的论述，指出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对象，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果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支援，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农民在中国革命历史背景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他没有简单机械地照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了符合中国历史背景的革命道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农民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他将农民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动力，强调其积极与进步的历史意义，奠定了新中国解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以及农业问题政策的基调。
二、“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确信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首先，从数量上看，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度，这个现实决定了民主革命离不开农民。
由于近代工业的落后，中国的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与之不同的是，农民则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争取农民的参与和支持，如果离开了农民，中国的革命事业将是镜花水月。
其次，近代中国的严酷现实，使中国农民具有极为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中国农民历来存在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而土地则是其根本的落脚点。但是，严酷的现实击破了农民这种幻想。如果说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座金字塔，农民则是这座金字塔的基石。中国的封建史，就是一部土地分配与再分配的历史，农民始终为土地，即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因而表现出极为强烈的斗争精神。近代西方列强入侵，外国资本掠夺着我国农村资源，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地主阶级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不断加重地租剥削，土地的集中更为加剧。列强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巨额赔款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到农民头上。民国以来的军阀割据与混战又给农民造成无穷灾难。内外交困的中国农民要想获取土地，摆脱政治压迫，不得不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再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夺取胜利，中国农民就必然加入无产阶级领导的“大合唱”。可见，“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
三、在毛泽东看来，合作化以后的农民，实质上和工人阶级已没有多少差别，而只有分工的不同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农民“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
首先，中国革命和建设离不开农民。建国以来，工业发展速度虽然较快，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如1957年仍然是“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这就决定了不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依靠农民的支持，特别是在牵涉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巨大社会变革时，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和参与，将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第一位的”。“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
其次，农民会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农民充分相信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使中国农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共产党不仅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而且使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现在共产党又提出走集体化的道路，将使他们的生活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共产党，没有理由不跟随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农民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拥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基因——互助合作性。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挤压，中国农民朦胧地意识到，要想摆脱压迫，走上富裕之路，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唯有团结起来，结成一定的互助合作团体，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互助合作性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把它归结成“原始社会主义性”，认为尽管古今天地悬隔，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性”则是中国农民“可以确定”的共性。在毛泽东看来，合作化以后的农民，实质上和工人阶级已没有多少差别，而只有分工的不同，再由于农民人数的绝对庞大，所以，毫无疑问，农民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主体。
毛泽东思想始终是与广大中国农民的客观现状与利益诉求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毛泽东正确分析与把握了中国农民的客观现状与利益诉求，决定了毛泽东思想能够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