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的时代是非常重视图书馆的，1995年我为准备硕士毕业论文，到北京图书馆寻访资料，在现在看来是个神圣的事情。先到达北大南门附近租个名叫“海燕”的地下室旅馆，然后到未名湖“朝拜”一番，然后按照口耳相傳的秘笈在柿子林前边的小店里兑换几张北大饭票，在食堂冒充一下北大学生，于是便有了几分踏实之感，甚至怡然自得起来。那种亲自体验北大饮食的荣耀感要持续很多天，有时恍惚间觉得自己一不小心已经融入首都的文化圈了，于是平添了几分文化的自信——这当然是某种幻象。因为有了北大一站的歇脚，那么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看书似乎就是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的仪式了。记得当时坐332路车到达北图时，是一种从一个圣殿踏入另一个圣殿的感觉，就好像从国子监踏入孔庙一般。当然那个时候认为，凡是印刷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人类文明的轨迹，都十分虔诚地对待，因而在北图翻阅“过刊”目录时，真是一丝不苟，孜孜以求，而将借阅条递给图馆员时，就好像拿着一把火，由此可见对于知识的崇拜与热情。资料借出后就是抄写，将一些著名的论断滚烫地镌刻在笔记本上，待回到大连的学校后，一旦加上双引号那就成为典重的引文了，同伴们看到这些从北京转引来的文字能不肃然起敬吗？我说的不是笑话，而是实情。
　　北京大学在海淀区，就像磁铁一样。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学子们以朝圣者的心态为北大所吸引，每天都在向北大涌来，多少想和北大沾染一点关系；哪怕是在食堂里混一顿饭，在校园里散散步，在书店里逗留一下也会觉得心灵受到了震撼与洗涤。因而在北大的课堂上有许多外地来的旁听生，为知识而北漂，他们一直在做着80年代的梦。混得不错的，居然在北大校园租到了床位，俨然成了北大人，夏天趿拉着拖鞋，散漫而优雅，冬天提暖壶，从热气腾腾的水房出来，活神仙一样气宇轩昂，羡煞人也；混得偃蹇局促的，那就只能在北大周边的棚屋里落脚，然后在成府路的万圣书园或叫雕刻时光的咖啡屋听诗人们的呓语来维持梦想了。当然，北大图书馆外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凭身份证和介绍信偶尔可以去造访，那总归是做一次读书的客人罢了。教授们通常平易近人，北大课堂是对外开放的，而图书馆草坪上纵然躺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但可以在图书馆知识的海洋中游弋的只能是北大师生。什么时候能直接去北大图书馆查资料呢？1995年的我根本没有胆量去想这么艰深的问题。
　　1999年，我终于和内子在研究生毕业、任教三年后经过任职学校的允许考入了北大校园。在此之前，我从大连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导师张少康先生的著作《古典文艺美学论稿》《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开始认真地研读，老师对古代文论和美学的见解吸引着我，给人以精神上的启蒙与震动。坐在大连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着北大老师的书，感觉无疑是奇妙的，有时竟然泯却了海滨与燕园的界限，只觉头顶的一片天空上星光灿烂，那星辰下面就是人文荟萃的燕园，所谓理固不二，诚哉斯言！入学后，张老师建议我做朱彝尊研究，抄写和研读《曝书亭集》就成为我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的功课。当我把线装书放在读书架上时，感到的是古书对今人的压迫感，这来自古老时间的文字让人感到敬畏与神秘，再加之古色古香的书桌和书架间那到午后就要渐次撤退的光芒，很容易让人沉陷在那时间的迷宫与知识的旋涡中，并激发起夸父逐日或精卫填海的勇气。而现实总是混乱与严峻的。一开始进北大我们两人都没有宿舍，不能住在学校，于是晚上下自习后，便骑了自行车，车筐里搁了铁饭盆，叮铃铛啷往北京体育大学附近租赁的小屋赶，两人一前一后，在汽车的夹缝间疲于奔命。那地方实在太远，路上人车混杂不甚安全，所以还是狠下血本在中关园花600元租了一间石棉当瓦的屋子，这600元在20年前大概不是个小数字吧。可是，这样的房子没有卫生间，冬天里几乎没有暖气，地上结水成冰，有位老朋友去看我们时感到非常震惊，站在地上徘徊几步，不由得对我们钦佩起来，接着督促我们赶紧搬家。既然租住的屋子黑暗而寒冷，图书馆就成了最为温暖的家园，只要没有课我们就浸泡其中，身着灰色长衫的管理员，静谧地站在图书与读者的中间，他们身后是古代贤达的煌煌巨著，他们的眼前是性格有些执拗的苦苦寻求学问与真知的读者，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空间，因为充满了希望和梦想，也因为储藏了海量的记忆和无穷的现实可能。
　　古籍部里有几位同学颇为勤勉，一到时间就去打卡，以竖写繁体抄录古籍，孜孜不倦，兴味盎然，以阵地战的架势凸显着要做大学问的雄心；但我也发现另一些青年学者，他们悄然进入古籍部，并不带书包水杯或其他辎重，只是在短暂的时间里有目的地核对几句原文便踌躇满志地离去了，这大概是精熟原典、立意颇高的学术奇兵。各人禀赋不一，方法不同，但专心学问的精神是相同的。那时经常能见到张健老师和王春泓老师，他们当年还很年轻，在学界却已经很有声誉了。或许是被他们遇到的次数较多，于是在张老师那里居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张老师认为我身体还好，学习劲头不错，并且委婉地指出我要调整研究方法。现在青岛大学赵建章教授是张老师的另一位学生，他比我大半岁便做起了师兄，他以悟空自居，我自然是悟能师弟了。建章师兄本是牙医，不务正业转战文史研究后也秉承了牙医的严谨，思维与表述注重简洁深切，发论犀利，分析鞭辟入里。建章兄在图书馆的表现则是属于前两种之外的“直取神髓型”，他在书架间翻动几本书后，往往沉默不语，俨然一个业务精熟的大夫。我在图书馆观察几周以后，把他的读书方法也拿来偷用一番，受益良多。
　　按照张老师的几次提醒，我必须理论和原典兼顾，所以，收藏哲学书籍的阅览室便成为我必去的地方，在那里看到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书籍。此间我们从中关园搬到了成府路，房子离北大校园更近，紧邻未名湖和小东门。房东一家很好，现在不知迁居何处了。此后，我们进入48楼居住，后又进入26楼，最后在25楼分到了一间宿舍，毕业后则搬到了大兴黄村，三年里搬家达七次之多，可谓名副其实的“北漂”。但是，即使是飘转如蓬，居无定所，北大图书馆依然是实实在在的家园。平日里除了上课，就去图书馆看书，而每到周末，图书馆一楼的电子阅览室内可以看到各国电影。端坐其间，盯着电脑，研究过不少影片，工作后原本打算开设世界电影欣赏选修课。课程描述都已完成，实在是因精力不够而作罢。因为那时我已经每学期担任4门以上，且每周最少8节的课程了。 　　2002年要毕业了，我很有些不舍，还想在北大多学一年，一则打磨论文，再则提升水平，但条件已经不允许了，只好毕业。当时，张老师在中文系的走廊告诉我们，毕业后的前五年绝不能放松学术。我入职的学校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东四环以外，当时比较偏僻，但我记住了老师的嘱咐和告诫。北二外给了我自由的舞台，一方面专心教学，一方面展开自己的研究，五年内出了两本小书。而在2006年的一个假期写成的《中国易学与诗学》讲稿，以及此后在几家著名刊物发表的十几篇学术文章就是根据当时的草稿修改而成的。有一种信念一直在支撑着我，在学业上不能停滞不前，而要勇猛精进，这是老师给予的教诲，也是得益于北大风气之熏陶。毕业前夕卢永璘老师请我们吃饭时的情境依然记得，他的话无疑是对即将星散于祖国各地的学生们的一种鼓励。
　　毕业后，中文系所在的五院很少去，甚至很怕见到这里的老师，大约是因为自己学业平平，心存愧疚吧。而与北大图书馆的联系却从未间断，一到周末或假期我还是常常来到这里，拿着校友卡就能堂而皇之地做回老学究。每当看着周围年轻而陌生的面孔，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一样。当时地铁并不发达，只能坐731路公交车，背着那个时代沉重而庞大的电脑，背着水杯，在拥堵的马路上摇晃两个小时，才能以一个老童生的模样跨进北大图书馆的门槛，每次都会莫名地产生战战兢兢之感。那些管理员好像依然认识我，他们不讲话，默默取书，算是对这个老读者的支持。到中午时，我照例去食堂吃饭，那时北大食堂还可用现金，买一份美食出来，回味一下学生时代，后来食堂变得只认饭卡，绝不对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有回到百年大讲堂楼下的餐厅里，点一碗面条，旁若无人地吃起来，然后再回到图书馆。因为自己是山西人，总是会理直气壮地问“有醋吗？”服务员往往带着原罪的心理说“有”或“没有”，我似乎是通过这样的追问来表达自己的存在。從进入北大读博到现在已经20年了，时间匆匆，头发已花白，步履已蹒跚，但在学问的道路上依然是个小学生，乍一看去这无疑是个悲剧，但生命即是如此，姑且无论悲欣。剧中我有幸饰演了主角，讲台上演戏，会议上演戏，真诚地塑造自己的角色，唯有收起西服，卸下领带，打开书本时我才是那样地轻松与自由，这一刻便与我学生时代泡图书馆的时间叠合在一起，原来这世界上存在同一之理，存在“我心光明”。即使是瞬间的存在，就像闪电掠过长空，那也是一种永恒啊！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