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回望历史，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对民主与科学的弘扬，大革命时期青年的浴血奋战，“一二·九”运动时期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都展现了广大青年的时代意识与责任担当。
　　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内外广大爱国青年冲破重重封锁，克服千難万险，纷纷奔赴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核心枢纽，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大洪流，成为重要的有生力量。“到延安去”一时成为流行语，成为当时热血青年的梦想与追求。

一

　　1943年12月22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抗战初期到延安（包括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知识分子共4万余人，不包括西北局系统。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并不包括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可能青年的人数要超过此数。
　　从家庭出身来看，这些青年有出身于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小业主、华侨家庭的，也有出身于官宦世家，家境殷实的，还有人虽然家道中落，但家庭条件还是比普通人优越。例如，曾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和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其父亲李积芳曾出任国会众议院议员;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其父李曰垓曾经担任过云南省民政司司长、司法司司长、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著名记者胡绩伟，其叔祖父胡素民、大伯父胡驭垓都是同盟会会员，胡素民在辛亥革命后出任四川省议员;丁玲的祖父做过官，母亲担任过女子学校的学监……此外，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不少人毕业于名牌大学。
　　数万青年排除万难，甚至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奔赴延安：画家王式廓离开条件优厚的武汉，在一路发生严重疟疾和高烧的情况下，从西安步行前往延安;著名画家华君武，瞒着母亲，在朋友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广州、汉口、重庆、成都、西安，最后到达延安。有的青年到西安后，徒步八百里，在风沙弥漫、雨雪交加、骄阳酷暑中艰难前行;有的青年沿路遇到国民党设立的封锁线，不少人遭受扣押……尽管各有各的困难，却无法阻挡青年们奔赴延安的决心和抵达时的喜悦，漫画家张仃在1938年到达延安时激动得在地上翻滚，亲吻延安的土地。
　　抗战初期数万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到延安去”成了最为时髦与自豪的时代口号。

二

　　数万爱国青年何以冲破各种阻力、排除千难万险也要奔赴延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诸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设想。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提出了建立新中国的设想。此后，孙中山等革命志士也有类似表示。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蒋介石，也曾经提出建立新中国的设想，但他们的设想始终停留在口号阶段。此时，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建立新中国的宏伟构想，并积极付诸实施，这成为广大爱国青年新的憧憬。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并喊出了口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随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新中国”，并赋予其自由、解放、平等、幸福等诸多内涵。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中国，审时度势，恰逢其时，构筑了一个令广大青年无限憧憬的光辉未来，顺应了时代潮流与民众希冀。
　　抗战初期，延安可以说是中国青年心中的圣地。彼时的延安，与南京、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相比，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1938年，边区选举实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确保了民众广泛而直接的政治参与。
　　延安官兵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政治生活氛围及实践，吸引了不少追求平等、自由的青年。当时，有中学生在回答为什么去延安时说：“现在正是国难时期，国民党的官员却不知奋发图强，而是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使得民不聊生。青年学生毕业即失业，没有出路，感到苦闷（彷徨），所以想到延安投奔革命，既为自己寻找出路，也替国家民族效力。”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确信延安有自由的创作环境后，也来到延安。丁玲1936年10月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1937年发表了长诗《七月的延安》，对延安的社会生活予以由衷礼赞：“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烧着。”

三

　　来到延安的青年除少部分人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外，大多数人进入主要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标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前后共办了8期，其中，1938年开办的第4期和第5期，包含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近2万人。
　　1938年8月5日，毛泽东对抗大毕业学员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学员毕业后的三种出路：当学生、当教员、当指挥员。针对第三条出路，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是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员或政治指挥官。”后来，这批文武兼备的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下沉部队基层，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中坚分子，对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数万奔赴延安的青年，逐渐融入以工农为革命主体的新环境之中，初步实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结合，提升了延安干部的知识层次，丰富了延安干部的构成，形成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特别是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对新中国的建立，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设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主张的具体实施，新中国构想及具体价值观念的憧憬，都极大地震撼了追求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有志青年，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意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追求与广大青年的自我实现产生的强烈共鸣与深度契合，既使中国共产党的崇高追求得以实现，也使广大青年的人生价值与事业得以成功。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最快乐的城市”、“可以在一道干的地方”，成为青年无限向往之地。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