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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长长的走廊，在空军指挥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朱德的嫡孙、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和平少将。此时，记者脑海中回荡的，是朱老总曾经教育后代的那句名言：“我不要孝子贤孙，要的是革命接班人”。
朱和平手里拿着厚厚的文件夹，器宇轩昂地走了进来，眉眼神态像极了朱总司令。此前，记者听学院一位来自利比亚战区的空军准将说，在利比亚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他费尽周折回到这里，一是为了听完朱将军的课，二是朱将军给了他信心，让他有勇气在回到祖国后面对现实，不论战争结局如何，他都要把在这里学到的知识用于自己祖国的国防建设上。他说很多同学都喜欢朱将军的经济与国防课，让他们大开眼界。朱和平得到这样的好评，并非因为他是“朱德的嫡孙”。
“您认为朱家的家风是什么？”记者问。“我个人觉得就是‘红专并举’。‘红’是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专’是说，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要努力成为‘内行’。这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也坚持这样教育我的孩子。有一天，我儿子突然告诉我,‘我们朱家人要做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我觉得特别骄傲。”朱和平说。我们的话题也自然围绕着家风和教育展开了。
一切从教育说起
朱和平1952年出生，刚满8个月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和奶奶康克清的身边，跟着两位老人共同生活了将近40年。朱德有一个儿子朱琦和一个女儿朱敏。朱和平是朱琦的第二个儿子。但他的经历并非人们想象的享受了“特殊待遇”，而是从一名普通工人到普通士兵，渐渐成长为空军少将。每一次人生选择，朱和平反而都把自己“先放在最困难的位置上”。
2006年，朱和平被任命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做个专家型领导。“现在的领导一定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比如我们研究中国的空中力量建设问题，既要懂技术，也要懂经济，现在一架战斗机最便宜也要几千万元，没有钱不可能建设好空军。那么钱从哪里来？这要求国家一定要强大。有了钱还要有技术，任何一个军队靠买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有了技术还要会管理，怎么实现效益最大化，使稀缺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这就是国防经济学……”朱和平从我国的工农业发展，谈到商业和经济现状，以及军队的科技工作，几句简单的对话，能感受到他知识渊博，关注和思考着重要的问题。
“我们把哪些技术作为现在的发展重点，哪些作为未来要解决的？专家型领导要搞好技术决策又要具备战略发展的谋划能力。这些问题考虑不好，谈什么建设空中力量？那么有了钱，有了技术，有了装备，还要有人。复合型的人才培养也是问题。我们既要有能从战略上谋划空军建设的人，又要有具体组织实施各项工作的人，还需要脚踏实地、冲锋陷阵，在基层站岗放哨默默奉献的人……空军和海军一样，是一个高技术军种，投入力量很大，需要有综合知识”。
然而，朱和平做了这么多研究，最终却发现，问题的根源和传统教育有关，这也是他最为担忧的。“由于历史原因，我军在人才培养和教育创新上，明显落后于军事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如何培养出大批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是我军最为紧迫的任务。”朱和平给记者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和生产问题，“发动机我们国家搞了至少60年，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好？我们为什么能培养出航空发动机的院士，却生产不出产品？当然有很多客观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传统教育上。发动机的研制需要上千人的创新团队，欧洲空客公司的发动机研发团队有几千人，而我们中国是一个人可以，两个人凑合，5个人的篮球就不行了，11个人的足球更不行。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途径，投入更多经费，但我们心里很清楚，要几千人拧成一股绳，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教育。中国孩子接受应试教育，自我学习能力很强，但团队合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相对较弱，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朱和平强烈意识到，无论在什么年代，爷爷那辈人“红专并举”的传统不能丢，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倡导红色传统教育的原因。“比如，在一个研发团队里，大家都是博士，都是高科技人才，但有些人的工作就是负责研究一个材料的裂纹问题，周而复始，当他看到同样学识的人负责总体设计的时候，是否还能耐得住寂寞？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迈过这道坎。其实我们的红色传统教育中有答案：在我们的红军队伍中，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就剩一口粮食谁吃？当年我们正是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才能战胜那么强大的敌人，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吸收。”
爬上毛主席的屋顶
朱和平告诉记者，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对“红色”革命精神有距离感，没有切身体会一样，成长在共和国第一元帅的家庭中，他的思想觉悟也是从被动到主动，慢慢形成的。
朱和平有过红墙深处令人羡慕的童年。他和哥哥援朝小时候生活在中南海，周围住着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人，然而懵懂的他们，哪里懂得政治和红墙的威严，让爷爷朱德伤透了脑筋。哥哥援朝曾在课堂上，给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绘制中南海详细线路图，就是为了告诉他怎么到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家去玩。幸亏被老师及时发现。但事情随后也传遍了中南海，要求所有孩子引以为戒。可没过多久，朱和平又闯了祸，因为好奇，他和李富春的外孙爬上了毛主席的屋顶。看到屋檐上探出的两个脑袋，警卫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后来的结局可想而知，朱和平被严厉地训斥了……
回忆过往，朱和平感慨地说，“我们就是这样被爷爷奶奶一次次批评教育长大的。他们其实更像是我的父母。”朱和平现在还保留着一个爷爷的记录本，上面记录着孩子们在学校的情况，成绩如何，表现如何，什么时候开了家长会等等。朱德还考虑到孩子们除了上学，呆在中南海无法接触社会，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尽量多的带中南海的孩子们一起去外地考察。“有一次爷爷外出视察乘坐专列，结果左一个右一个带的孩子，占了一节车厢。一路上爷爷不停强调，出来不是玩，是要让我们去看看工厂和农村，看看农民怎么耕种。”朱和平还记得他们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爷爷说的话：“你们将来要考这个学校，将来的战争是科学家的战争，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是打不了仗的！”
朱德一生酷爱读书，也在家庭中培养了良好的学习读书氛围。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康克清和家中的工作人员成立了党的基层学习组织，“几十年里，我们家的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爷爷始终要求努力学习、积极上进。”朱和平至今难忘1964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活动，哥哥和他都在游行方队中，激动兴奋了一上午，而当天爷爷也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半天，晚上还有焰火表演，谁都觉得家庭学习会可以不开了。“没想到爷爷坚决要求学习当天的报纸社论，说今天该学的东西不能拖到明天。现在想来，爷爷是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国家政治生活开始出现了不正常，他是想让我们及时领会上面的精神，不要糊里糊涂做事。”
体会“红”的意义
朱家的家风“红专并举”是朱和平后来自己总结的。他说，爷爷在战争年代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无论如何艰难困苦，都立场坚定。新中国成立后，他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在这个过程中，我党曾出现过一些争论，也走过一段弯路，特别是“文革”开始后，爷爷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却总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是了解我的。”
后来，朱和平的父母也相继受到了冲击，“爷爷多次对我说‘你记住！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在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并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党的干部。这种宠辱不惊、大义凛然的气度，对我影响很大。”
朱和平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己的中小学教育完全是红色的，听着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的文化史诗，接受集体主义教育，学雷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是‘文革’这十年。”不过，朱和平反而觉得，正因为有了这场浩劫，他们这一代人才在政治思想上迅速成熟起来。“过去爷爷奶奶要求我们放假不许玩，下连队当兵，去农村体验生活，我不理解，可以说是被动地或者没有真正用心去做。但‘文革’开始后，各种政治斗争，把我们强行推向了社会，才真正明白爷爷的良苦用心。‘文革’时党内出现的混乱，影响最大的是人们的核心价值理念。”朱和平记得，那时他经常陪爷爷在中南海的院子里看大字报，每看一次都在想，这是真的吗？这种说法对吗？“昨天刘少奇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怎么今天就变成叛徒、内奸？尽管这些大字报都是一些造谣诽谤之词，但我看见80多岁的爷爷仍然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朱和平的初中时光，就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在最需要和渴望接受教育的时候，我没有学习的机会。”初中毕业后，朱和平进入北京带钢厂当了工人。然而，他却一心想当兵，遭到爷爷的坚决反对。
“爷爷说当工人有什么不好？建设国家，搞现代化建设，首先是工业现代化。要想着怎样把眼前的事儿做好！”但也许是继承了爷爷的倔强，朱和平最终背着家人到北京市宣武区武装部报了名。他感慨地说：“40年前，爷爷就清楚地看到了战争的前景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他要求我学知识、学技术，在军事理论中求创新求突破。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老人家的远见卓识。”进入部队后，朱和平收到了爷爷奶奶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竟然是全套的高中教科书。
“1973年以前，爷爷已通读毛选四卷8遍，1974年，88岁高龄的爷爷又完成了第九次通读。爷爷读书有个习惯，凡是重要的著作，他都逐字逐句地读，并认真地作标记。每次回家，我们祖孙俩经常是边学习边讨论边做笔记。这也使我无形中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在爷爷的激励下，朱和平用3年时间自学了高中课程。1976年，他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之后在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又克服种种困难，用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经济管理学硕士课程，并获得学位。
进入部队以后，朱和平越来越体会到“红”的意义。“怎么设计自己的成长路线？可以从排长、连长、团长一步步上升，走指挥军官的路线；但我听从爷爷的教导，未来是技术型战争，要从精通一门专业做起。其实每一步都选择了最难的，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但我就是这样慢慢地走了过来。”
朱家第四代秉承家风
“亲爱的老奶奶，您好吗？再过几天就是您百岁生日了！全家人都在祝您生日快乐！您听到了吗？在我的书桌上，一直摆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您和老爷爷在银白的雪地里相扶相携满脸笑容；另一张是我与您生前最后的合影……记得每天吃饭的时候，您总是要我坐在您身边，我旁若无人大口大口香甜地吃着，您却只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脸上洋溢着暖暖的微笑，尽是高兴和满足，嘴里不停地说着：多吃点，吃胖点，长高点。我不小心把米粒掉在桌上，您一面慢慢地对我说‘粮食来之不易呀，不能浪费啊！’一面将米粒捡起放进自己的嘴里……您总是喜欢用双手托起我的脸，细细端详，嘴里念叨着：‘您瞧瞧，和老爷爷长得多像啊！真是我们朱家的后代……’亲爱的老奶奶，如今，我已成长为您眼中的男子汉，遇到困难不退缩放弃，获得成功不沾沾自喜。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现在我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您的期望，像您和老爷爷那样做人做事，为振兴中华贡献我的青春和智慧！您和老爷爷就放心吧！”
2011年9月，在朱德夫人康克清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夕，远在美国的朱家第四代、曾孙朱辰写下了《遥寄天国里我的老奶奶的一封信》，饱含深情地回忆了康克清老奶奶生前对自己的深情和期盼。
谈起儿子朱辰，朱和平很骄傲。“我们朱家第四代就两个直系曾孙，我哥哥和我各一个儿子。我们对他们的教育，几乎是完全克隆了爷爷奶奶对我们的教育，‘红专并举’。这两个孩子开始都有一些抵触情绪，同学朋友在一起都爱攀比，爱玩，但是他们长大以后越来越发现朱家家风的价值。”
让朱和平记忆深刻的，是儿子去美国后和自己的一次对话。“我当时很不放心他，找了一些我在美国工作的同学、朋友，希望能在生活和学业上帮儿子出出主意。儿子回国休假时，郑重地告诉我，‘爸爸，你找的人都帮不了我。到了美国我才发现，没有人能帮我，只有自己能帮自己。’这句话让我很震撼”。朱和平告诉记者，现在朱家这两个孩子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他们说：“我们朱家人应该先天下人之忧，做一个社会人。”
采访结束时，朱和平再次向记者强调了“红”和“专”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秉承‘红’的革命精神，那么就会少出现一些学术腐败现象，就能正确对待你的个人需求；而‘专’对现在的领导更为重要。不仅要做领导，更要做‘内行’的领导。这样才能减少决策失误。正如爷爷强调的，你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回顾历史，我们更要大力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
朱和平手里拿着厚厚的文件夹，器宇轩昂地走了进来，眉眼神态像极了朱总司令。此前，记者听学院一位来自利比亚战区的空军准将说，在利比亚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他费尽周折回到这里，一是为了听完朱将军的课，二是朱将军给了他信心，让他有勇气在回到祖国后面对现实，不论战争结局如何，他都要把在这里学到的知识用于自己祖国的国防建设上。他说很多同学都喜欢朱将军的经济与国防课，让他们大开眼界。朱和平得到这样的好评，并非因为他是“朱德的嫡孙”。
“您认为朱家的家风是什么？”记者问。“我个人觉得就是‘红专并举’。‘红’是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专’是说，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要努力成为‘内行’。这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也坚持这样教育我的孩子。有一天，我儿子突然告诉我,‘我们朱家人要做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我觉得特别骄傲。”朱和平说。我们的话题也自然围绕着家风和教育展开了。
一切从教育说起
朱和平1952年出生，刚满8个月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和奶奶康克清的身边，跟着两位老人共同生活了将近40年。朱德有一个儿子朱琦和一个女儿朱敏。朱和平是朱琦的第二个儿子。但他的经历并非人们想象的享受了“特殊待遇”，而是从一名普通工人到普通士兵，渐渐成长为空军少将。每一次人生选择，朱和平反而都把自己“先放在最困难的位置上”。
2006年，朱和平被任命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做个专家型领导。“现在的领导一定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比如我们研究中国的空中力量建设问题，既要懂技术，也要懂经济，现在一架战斗机最便宜也要几千万元，没有钱不可能建设好空军。那么钱从哪里来？这要求国家一定要强大。有了钱还要有技术，任何一个军队靠买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有了技术还要会管理，怎么实现效益最大化，使稀缺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这就是国防经济学……”朱和平从我国的工农业发展，谈到商业和经济现状，以及军队的科技工作，几句简单的对话，能感受到他知识渊博，关注和思考着重要的问题。
“我们把哪些技术作为现在的发展重点，哪些作为未来要解决的？专家型领导要搞好技术决策又要具备战略发展的谋划能力。这些问题考虑不好，谈什么建设空中力量？那么有了钱，有了技术，有了装备，还要有人。复合型的人才培养也是问题。我们既要有能从战略上谋划空军建设的人，又要有具体组织实施各项工作的人，还需要脚踏实地、冲锋陷阵，在基层站岗放哨默默奉献的人……空军和海军一样，是一个高技术军种，投入力量很大，需要有综合知识”。
然而，朱和平做了这么多研究，最终却发现，问题的根源和传统教育有关，这也是他最为担忧的。“由于历史原因，我军在人才培养和教育创新上，明显落后于军事理论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如何培养出大批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是我军最为紧迫的任务。”朱和平给记者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和生产问题，“发动机我们国家搞了至少60年，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好？我们为什么能培养出航空发动机的院士，却生产不出产品？当然有很多客观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传统教育上。发动机的研制需要上千人的创新团队，欧洲空客公司的发动机研发团队有几千人，而我们中国是一个人可以，两个人凑合，5个人的篮球就不行了，11个人的足球更不行。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途径，投入更多经费，但我们心里很清楚，要几千人拧成一股绳，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教育。中国孩子接受应试教育，自我学习能力很强，但团队合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相对较弱，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朱和平强烈意识到，无论在什么年代，爷爷那辈人“红专并举”的传统不能丢，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倡导红色传统教育的原因。“比如，在一个研发团队里，大家都是博士，都是高科技人才，但有些人的工作就是负责研究一个材料的裂纹问题，周而复始，当他看到同样学识的人负责总体设计的时候，是否还能耐得住寂寞？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迈过这道坎。其实我们的红色传统教育中有答案：在我们的红军队伍中，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就剩一口粮食谁吃？当年我们正是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才能战胜那么强大的敌人，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吸收。”
爬上毛主席的屋顶
朱和平告诉记者，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对“红色”革命精神有距离感，没有切身体会一样，成长在共和国第一元帅的家庭中，他的思想觉悟也是从被动到主动，慢慢形成的。
朱和平有过红墙深处令人羡慕的童年。他和哥哥援朝小时候生活在中南海，周围住着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人，然而懵懂的他们，哪里懂得政治和红墙的威严，让爷爷朱德伤透了脑筋。哥哥援朝曾在课堂上，给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绘制中南海详细线路图，就是为了告诉他怎么到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家去玩。幸亏被老师及时发现。但事情随后也传遍了中南海，要求所有孩子引以为戒。可没过多久，朱和平又闯了祸，因为好奇，他和李富春的外孙爬上了毛主席的屋顶。看到屋檐上探出的两个脑袋，警卫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后来的结局可想而知，朱和平被严厉地训斥了……
回忆过往，朱和平感慨地说，“我们就是这样被爷爷奶奶一次次批评教育长大的。他们其实更像是我的父母。”朱和平现在还保留着一个爷爷的记录本，上面记录着孩子们在学校的情况，成绩如何，表现如何，什么时候开了家长会等等。朱德还考虑到孩子们除了上学，呆在中南海无法接触社会，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尽量多的带中南海的孩子们一起去外地考察。“有一次爷爷外出视察乘坐专列，结果左一个右一个带的孩子，占了一节车厢。一路上爷爷不停强调，出来不是玩，是要让我们去看看工厂和农村，看看农民怎么耕种。”朱和平还记得他们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爷爷说的话：“你们将来要考这个学校，将来的战争是科学家的战争，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是打不了仗的！”
朱德一生酷爱读书，也在家庭中培养了良好的学习读书氛围。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康克清和家中的工作人员成立了党的基层学习组织，“几十年里，我们家的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爷爷始终要求努力学习、积极上进。”朱和平至今难忘1964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活动，哥哥和他都在游行方队中，激动兴奋了一上午，而当天爷爷也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半天，晚上还有焰火表演，谁都觉得家庭学习会可以不开了。“没想到爷爷坚决要求学习当天的报纸社论，说今天该学的东西不能拖到明天。现在想来，爷爷是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国家政治生活开始出现了不正常，他是想让我们及时领会上面的精神，不要糊里糊涂做事。”
体会“红”的意义
朱家的家风“红专并举”是朱和平后来自己总结的。他说，爷爷在战争年代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无论如何艰难困苦，都立场坚定。新中国成立后，他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在这个过程中，我党曾出现过一些争论，也走过一段弯路，特别是“文革”开始后，爷爷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却总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是了解我的。”
后来，朱和平的父母也相继受到了冲击，“爷爷多次对我说‘你记住！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在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并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党的干部。这种宠辱不惊、大义凛然的气度，对我影响很大。”
朱和平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己的中小学教育完全是红色的，听着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的文化史诗，接受集体主义教育，学雷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是‘文革’这十年。”不过，朱和平反而觉得，正因为有了这场浩劫，他们这一代人才在政治思想上迅速成熟起来。“过去爷爷奶奶要求我们放假不许玩，下连队当兵，去农村体验生活，我不理解，可以说是被动地或者没有真正用心去做。但‘文革’开始后，各种政治斗争，把我们强行推向了社会，才真正明白爷爷的良苦用心。‘文革’时党内出现的混乱，影响最大的是人们的核心价值理念。”朱和平记得，那时他经常陪爷爷在中南海的院子里看大字报，每看一次都在想，这是真的吗？这种说法对吗？“昨天刘少奇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怎么今天就变成叛徒、内奸？尽管这些大字报都是一些造谣诽谤之词，但我看见80多岁的爷爷仍然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朱和平的初中时光，就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在最需要和渴望接受教育的时候，我没有学习的机会。”初中毕业后，朱和平进入北京带钢厂当了工人。然而，他却一心想当兵，遭到爷爷的坚决反对。
“爷爷说当工人有什么不好？建设国家，搞现代化建设，首先是工业现代化。要想着怎样把眼前的事儿做好！”但也许是继承了爷爷的倔强，朱和平最终背着家人到北京市宣武区武装部报了名。他感慨地说：“40年前，爷爷就清楚地看到了战争的前景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他要求我学知识、学技术，在军事理论中求创新求突破。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老人家的远见卓识。”进入部队后，朱和平收到了爷爷奶奶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竟然是全套的高中教科书。
“1973年以前，爷爷已通读毛选四卷8遍，1974年，88岁高龄的爷爷又完成了第九次通读。爷爷读书有个习惯，凡是重要的著作，他都逐字逐句地读，并认真地作标记。每次回家，我们祖孙俩经常是边学习边讨论边做笔记。这也使我无形中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在爷爷的激励下，朱和平用3年时间自学了高中课程。1976年，他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之后在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又克服种种困难，用3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经济管理学硕士课程，并获得学位。
进入部队以后，朱和平越来越体会到“红”的意义。“怎么设计自己的成长路线？可以从排长、连长、团长一步步上升，走指挥军官的路线；但我听从爷爷的教导，未来是技术型战争，要从精通一门专业做起。其实每一步都选择了最难的，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但我就是这样慢慢地走了过来。”
朱家第四代秉承家风
“亲爱的老奶奶，您好吗？再过几天就是您百岁生日了！全家人都在祝您生日快乐！您听到了吗？在我的书桌上，一直摆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您和老爷爷在银白的雪地里相扶相携满脸笑容；另一张是我与您生前最后的合影……记得每天吃饭的时候，您总是要我坐在您身边，我旁若无人大口大口香甜地吃着，您却只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脸上洋溢着暖暖的微笑，尽是高兴和满足，嘴里不停地说着：多吃点，吃胖点，长高点。我不小心把米粒掉在桌上，您一面慢慢地对我说‘粮食来之不易呀，不能浪费啊！’一面将米粒捡起放进自己的嘴里……您总是喜欢用双手托起我的脸，细细端详，嘴里念叨着：‘您瞧瞧，和老爷爷长得多像啊！真是我们朱家的后代……’亲爱的老奶奶，如今，我已成长为您眼中的男子汉，遇到困难不退缩放弃，获得成功不沾沾自喜。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现在我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会努力学习，不辜负您的期望，像您和老爷爷那样做人做事，为振兴中华贡献我的青春和智慧！您和老爷爷就放心吧！”
2011年9月，在朱德夫人康克清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夕，远在美国的朱家第四代、曾孙朱辰写下了《遥寄天国里我的老奶奶的一封信》，饱含深情地回忆了康克清老奶奶生前对自己的深情和期盼。
谈起儿子朱辰，朱和平很骄傲。“我们朱家第四代就两个直系曾孙，我哥哥和我各一个儿子。我们对他们的教育，几乎是完全克隆了爷爷奶奶对我们的教育，‘红专并举’。这两个孩子开始都有一些抵触情绪，同学朋友在一起都爱攀比，爱玩，但是他们长大以后越来越发现朱家家风的价值。”
让朱和平记忆深刻的，是儿子去美国后和自己的一次对话。“我当时很不放心他，找了一些我在美国工作的同学、朋友，希望能在生活和学业上帮儿子出出主意。儿子回国休假时，郑重地告诉我，‘爸爸，你找的人都帮不了我。到了美国我才发现，没有人能帮我，只有自己能帮自己。’这句话让我很震撼”。朱和平告诉记者，现在朱家这两个孩子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他们说：“我们朱家人应该先天下人之忧，做一个社会人。”
采访结束时，朱和平再次向记者强调了“红”和“专”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秉承‘红’的革命精神，那么就会少出现一些学术腐败现象，就能正确对待你的个人需求；而‘专’对现在的领导更为重要。不仅要做领导，更要做‘内行’的领导。这样才能减少决策失误。正如爷爷强调的，你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回顾历史，我们更要大力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