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元月，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我来到了延安地区黄龙县范家卓子公社插队。虽说是广阔天地，但繁重的农活也把我们这些当年只有十六七岁的知青累得够呛！插队期间，很多同学陆续开始回北京探亲。而我由于父亲的严厉，没有胆量回去。
　　后来，当同学都陆续探亲回来，我却从一位要好的女知青口中得知，在她刚到家时，父亲就让我大姐到她家看看我是否也一起回来了。随后，父亲才得知我也想回家但没敢回。听她说完这些，我再也按捺不住想家的念头，急忙踏上了回京之路。
　　然而就是这次回家，让我的父母做出了一个重要而又惊人的决定，那就是让我的母亲随我一起回延安“插队”。当时我的哥哥姐姐都不太愿意，因为母亲当时已经六十岁了，父亲自己在家也没人照顾，哥哥姐姐们又都上班忙，大家都不放心父母的身体。面对这一情况，父亲当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十个手指我咬哪个都疼。”就这样，母亲随着我来到了插队的地方——范家卓子公社曹家山大队梅家河村。
　　母亲生在天津，后来随父亲来到北京，可以说一直生活在大城市。母亲的性格很温和，从来不会打骂孩子。我始终不知道她到农村以后的感觉是什么，也从没问过。母亲随我在知青灶上吃饭，每日给灶上交粮食和生活费。她和村里的社员都相处得非常好，谁家要做件新衣服，都会请我母亲帮助裁剪。母亲有时也帮助知青点做工饭，面对种种辛劳，她从不叫苦。
　　1970年的大年初二早上，母亲对我说：“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饸子家家转！咱们吃面吧！”我们知青住的地方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就在我和面的时候，突然听见父亲说话的声音。我说了一声：“妈，我爸来了！”就急忙举着面手往外跑。
　　出来一看，果然是父亲。我和母亲都大吃一惊，呆立在那里看着父亲。原来父亲是腊月二十九从北京动身，大年三十到渭南下的火车，初一坐汽车到了黄龙界头庙，把大件东西寄存在车站，自己拿了些随身用品，徒步四十多里来到我插队的地方。当时刚下过大雪，父亲就踏着雪，艰难地走着。走了几里路，看到了一个村子，父亲就找人问路后继续往前走。可没想到路和地面被大雪覆盖了起来，父亲分不出哪里是路哪里是地，又重新绕回了村里。村子的一位乡亲知道情况后，把父亲领到了大路上。父亲顺着大路走，随后遇到了一个三岔路口，附近也没有人家。父亲本应该是往山上的路走，他却顺着河边的路往下走去。费了好大周折，终于到了我插队的地方。
　　父亲来了以后，队长给我父母安排了一孔窑洞，让他们住了下来，并且同意让我和父母一起吃饭。但父亲却坚决不同意，他仍然让我和其他知青一起吃、住，让我过集体生活。有时候知青点的饭菜不合口，我就拿着我那份饭菜到父母那儿，父母把我的饭菜分着吃了，让我吃他们的。别的队的知青偶尔来家里玩，父母也是尽最大努力给他们改善生活。
　　我的父母很善良，也爱帮助别人。我们村有一所公办小学，村里及周边的孩子都在这里读书。大队会计的家离我们村有五六里路，他的孩子很小，无法自己上学。于是大队会计就和我父母商量，让他的孩子在我父母那儿吃住。我父母连考虑都没考虑，就欣然答应了。我母亲每天给孩子做饭，晚上，我父亲还给孩子辅导功课，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父母回北京。
　　父亲是一名老党员，有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他到了农村以后，生产队每次开队委会，都邀请父亲参加。父亲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经验都说出来，以供参考。队里还让父母帮助队上养两头小猪，父母很痛快地答应了。养了小猪后，他们每天的中心任务就是给猪打草、熬猪食。当时，我们的生产队长很年轻，脾气不太好，有时和社员有些摩擦，父亲总是耐心地给他讲道理，教他一些工作方法。在我父母回北京以后，我每次碰到村里的人，提起我的父母，他们总要夸奖一番。
　　父母一直以来都在大城市生活，对农村的生活比较陌生。然而在农村生活的这段日子里，面要自己磨，柴要自己打，水要自己担。他们总觉得我年龄小，怕我把身体累坏，他们总是在我下工之前就给水缸里担满了水。父母年龄大了，父亲一人担不了，老两口就一起担。因为上山打不了柴，他们只好到地里刨玉米根来烧火。那时，每逢寒冷的冬天，农村没有火取暖，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反正那时候，我每天回家，看到他們都很高兴。那时候太年轻，不知道如何照顾父母。就这样，在我插队的两年中，母亲随我插队一年半，父母亲一起随我插队了一年。
　　1971年6月，我接到了招工通知，这时，父母才结束了他们在农村的生活。父亲亲自把我送到工作单位，他们才回了北京。
　　我参加工作以后，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一想起父母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都会鼓起勇气，战胜困难。
　　张克民，北京市门头沟区西辛房中学学生。1969年1月到延安黄龙县范家卓子公社曹家山大队插队，1971年1月招入黄龙县人民银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