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和美国这对在国际舞台上的冤家，从波斯湾怼到地中海，从伊拉克怼到委内瑞拉，处处为难彼此。不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二者却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开始都采取轻视的态度把新冠肺炎当流感，等事态严重后又不情愿地关闭中小企业和商店、电影院等公共消费娱乐场所，现在又因为经济下行的压力，顶着疫情不顾人员染病危险强行复工。

政府隐瞒数据强行复工？

　　伊朗近两年遭受美国制裁和“极限施压”，家底已经不够厚实，没法完全停工停业让民众居家隔离两个月。伊朗政府4月初就在放“分阶段复工”的口风，但因为疫情依然严重而一再推迟。
　　到了4月中旬，随着官方公布的日新增感染人数从3月底的3000例降到1300例，死亡人数从高峰时的日增200例下降到日均百例上下，鲁哈尼政府最终批准伊朗各企事业单位（游泳馆、健身房、电影院等高危场所除外）于4月21日（波斯太阳历2月第一天）正式复工。
　　疫情刚刚好转就复工，在政权内部引发极大争议。复工前两日，德黑兰市议会主席、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之子莫森告誡政府“切勿急于放松防疫管控”，因为“感染和死亡人数比官方公布的多很多”，急于复工“会导致第二波感染高峰”。而后，他进一步确认官方公布的（德黑兰）病例“跟德黑兰市上报的数字不一致”。
　　伊朗疫情暴发后，关于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官方数据，一直被境内外反对派势力诟病。境外反对派一直宣称，很多有基础疾病的人在感染新冠病毒死亡后，没有被计入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真实死亡数字是官方数字的6倍。莫森作为体制内人员公然质疑伊朗官方疫情数据，舆论哗然。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汗普尔暗含威胁地讽刺莫森：“有些改革派的人总爱质疑官方数据。他们上一次质疑官方数据应该是在2009年大选，质疑的结果是很多人被关了起来。”（此处应指2009年大选之际，改革派参选人穆萨维和卡鲁比因质疑保守派政府做票而发动示威，遭镇压后一直被软禁。）
　　当然，在伊朗政治体制里，莫森这种市议员的功能就是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政策，出此言论也在意料之中，这也是在舆论中保持存在感的手段。而就算被国家议会部分议员批评，鲁哈尼政府也不会改变初衷，因为伊朗经济确实到了危险的边缘，再不复工就要出事了。
　　4月中旬以来，波斯语社交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显示国内经济凋敝的视频和新闻，其中最惊悚的一段描述了养鸡场因国内餐厅关闭缺乏鸡肉需求，而活埋了数万只鸡苗。把几万只刚出生不久、毛茸茸活蹦乱跳的小鸡，用卡车倾泻到大坑里再覆土活埋，除了画面残忍引起观者极大的不适外，更是让人联想到美国大萧条时农场主倾倒牛奶的图景，暗示因消费疲软导致的经济危机已经来临。
　　事后，伊朗司法委员会主席莱西下令追究肇事者责任，不过这些新闻似乎从侧面证明了鲁哈尼政府不顾疫情重启经济的紧迫性。而伊朗疫情管控政策下，受损的不只是消费链条及相关产业。
　　伊朗就业人口中有近三成日工，诸如巴扎商场的搬运工、摩托车送货员、修理工以及街头摆摊小贩等。不同于公司企业员工，日工干一天活儿挣一天的钱，如果因为疫情防控措施无法出工，就只能吃老本，老本吃完就得饿肚子。所以，疫情及疫情期间的管控措施，让日工怨气很大。

　　伊朗就业人口中有近三成日工，诸如巴扎商场的搬运工、摩托车送货员、修理工。

保政权还是保健康？

　　停工的这个月，我家厨房水管渗水，浸了楼下邻居的房顶;复工后，我赶紧找水管工来修房顶。水管工来的时候口罩、手套等防护措施一样也没有，我给他一个口罩，他却拿过去扔到一边，我给他喷酒精消毒，他又满脸不乐意地嘟囔着：“你们把冠状病毒带来，现在还怕了不成！”
　　房东赶紧过来圆场，安抚我说：“真正的病毒是这些宗教统治者。”说的时候，房东还嬉皮笑脸地在头上比划了圈，意指阿訇戴的斗篷。而后，他自己站在一旁盯着施工，让我安心回到自己屋里，远离水管工。
　　房东是个50岁上下的工程师，20多年前凭着过硬的技术开了个农业机械用具厂，后来因被中国廉价产品冲击而破产，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现今靠着早年投资的多处房产，过着吃房租的优渥生活。他认为，政府在疫情应对上进退失据，无力采用霹雳手段让全国居家隔离，把病毒捂死，现在又无视民众健康强行复工。
　　客观来讲，鲁哈尼政府不是不清楚疫情的严重性—在恢复社会经济活动后，却依然关闭圣墓和清真寺等人员聚集的宗教场所就是明证。但鲁哈尼政府也明白，疫情管控停摆经济之下，大量失去经济来源的人必将成为社会乃至政治动荡的火药桶，在保政权和保健康上只能选择前者。毕竟，人得病了最多只会在病床上抱怨，但若肚子吃不饱那肯定是要上街暴动铤而走险的。
　　此外，抱怨政府不重视民众生命的都是些在企业上班、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这些人不管政府做什么都会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也只停留在心里和口头上。而受疫情管控冲击最大的是底层民众，也就是上面说的日工族，他们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口粮，会不管不顾上街打砸抢烧。伊朗政府去年11月涨油价时，已经见识到这伙人暴动的厉害—当时被迫全国断网一周、调动全国军警平暴，才渡过一劫，这次肯定不愿再因为招惹底层人民而重蹈覆辙。 　　当然，作为民众选出来的总统，鲁哈尼政府出台任何政策都得照顾各阶层的看法，所以在宣传上一直强调政府也想让民众继续在家隔离、避免冒着健康风险复工，但美國的制裁让伊朗政府在金融经济上没有了回旋余地，只能在疫情中重启经济。总之，一切伊朗的不幸都是美国造成的，与我无关。

　　鲁哈尼政府目前顶住了压力，承诺绝不会在5月下旬前开放宗教场所。

　　不过，受境外反对派媒体宣传影响的部分伊朗人并不领情。他们认为，伊朗的穷人基金会、伊玛目里萨基金会等宗教下属机构，拥有上千亿美元资金;早先领袖哈梅内伊自掏腰包，从下属基金会拿出10亿欧元救济金，只是九牛一毛。
　　事实上，宗教基金会的财产大多是酒店、别墅这样难以立即变现的不动产，部分在国外的资金因为金融制裁也难以返回伊朗。反对派这些宣传，也是美国借疫情针对伊朗政府的舆论战。
　　而伊朗的极端宗教保守派，也让鲁哈尼政府省不下心。以马什哈德“周五聚礼领拜人”阿拉穆霍达为首的宗教人士，抨击鲁哈尼允许企业复工却禁止开放圣墓是“把世俗凌驾于宗教之上”，违背了宗教和革命的原则，要求政府立即批准开放圣墓、恢复各地清真寺周五聚礼。好在有早前哈梅内伊全面支持抗疫的“教法裁决”背书，鲁哈尼政府目前顶住了压力，承诺绝不会在5月下旬前开放宗教场所。

“没人戴口罩，而且车厢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样”

　　不管怎样，伊朗各地复了工。德黑兰市中心的革命大道沿街小店全部开张，街边的地摊也鳞次栉比，人来人往又恢复了往日的熙攘。甜点店和干果店里挤满了顾客，只不过为了防止通过物品接触传播病毒，干果店不再像以前那样允许顾客在购买前随便抓取品尝了。
　　目前来看，疫情控制解除后，中小企业再度恢复了生机，而日工族的口腹危机暂时解除，伊朗近期应该不会发生动荡。而我也蠢蠢欲动，寻思着重新开工上班。

　　考虑到上班后要每天消耗口罩，眼见疫情暴发前在家里囤的100只口罩存货日益见底，我跑了几家药店询问，发现只有手工缝制的、可以多次洗用的普通口罩（就是前一段时间很火的“伊朗把清真寺变成口罩厂”新闻里，中老年妇女在清真寺里缝制的口罩），防病毒的标准医用口罩依然难觅。
　　药店是疫情的高危区，我为了买口罩而白白浪费了一个N95口罩，也渐渐明白街上戴口罩的人少不是因为轻视疫情，而是根本买不到合适的口罩。
　　我想起前几天看到新闻里说，卫生部为了防止复工后疫情再度扩散，规定公交地铁入口处必须发放口罩给乘客，地铁公交车厢也必须保持“智能社会距离”—公交一排四座只能坐两人，后面一排的人要跟前面一排错开坐，而地铁则不允许车厢过满有站立乘客存在。如果地铁公交站真能发口罩，倒是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我专门前往家附近的地铁站，在地铁闸口询问工作人员哪里发口罩，得到的回答是地铁运营部门暂时买不到防疫等级的口罩。旁边一位路过的乘客笑我天真，跟我说“没人戴口罩，而且车厢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样”。我问地铁工作人员不是搞社会距离、保持车厢乘客低密度么？工作人员苦笑着说，列车数量就这么多，疫情前上下班高峰期站台上都人挤人上不去车，现在真搞“智能社会距离”岂不是让地铁乘客排队排到站外、公共交通瘫痪？
　　伊朗有三四个能够生产N95级别口罩的工厂，总日产量也接近百万，这些口罩去哪了呢？莫非医院的治疗压力依然很大，医用口罩依然供不应求？
　　回家后，我刷了刷推特，看到伊朗当日向邻国亚美尼亚出口了数十万只医用口罩。想想这也不奇怪，出口创汇改善经济，社会稳定优于身体健康。
　　我暂时打消了复工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