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文史馆钱伯城馆员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大作《气节问题漫谈》。说是漫谈,却十分严谨,对古往今来中国人关注的气节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钱老认为,气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很尊崇的一个道德标准。气节包括了革命气节、民族气节或做人气节等具体内容,这些都是值得坚持和弘扬的优秀品质。对于钱老的论述我完全赞同。我觉得,气节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是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因此,在近现代史研究中也不能回避人的气节问题。
　　我们常说,经济地位决定政治立场,阶级属性决定思想品质。这种说法,作为一个抽象化的论断,可以是唯物主义的命题。但是具体到个人,具体到特定的历史时刻,常常不是个人的阶级地位,而是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起着决定其行为的关键性作用。这又作何解释呢?我认为,应该从精神文化层面加以分析。
　　近来我翻阅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史料,注意到民族企业家的各种表现。按照常理,在商言商,企业家注重投资生产、扩张企业、开拓市场、盈利赚钱,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所以,以现代化的视角分析问题,不能忽略民族企业家在近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是企业家也是良莠不齐的,除了在经济活动中有儒商风范和唯利是图的区别,更有国难当头之际深明大义和苟且敷衍、甚至附逆作恶的区别。有一批民族企业家表现出众。有的挺身而出,为民族尊严献出了自己的血肉之躯;有的不惜毁家纾难,加入了民族工业大迁徙的行列;有的历尽艰辛,支撑起战时大后方的经济。这就不是简单地用阶级性可以解释清楚的了。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锋芒直指上海。五洲大药房经理项松茂毅然在自己的五洲药厂组织义勇队,为了营救被日军拘捕的抗日员工,又闯入虎穴,面对日军淫威,抗争不屈,最后壮烈就义,成为第一个抗日殉难的中国企业家。
　　以创办天厨味精厂而闻名于世的吴蕴初,1937年冒着战火,将上海的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气厂的机器设备迁移到内地,在四川办起了一批“天”字号的化工企业,支撑起大后方的化学工业。
　　卢作孚乃是近代中国长江民族航运业的第一人。七七事变以后,日军长驱直入,南京陷落,武汉失守。上海、南京及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大量人员、物资蜂拥撤往内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集中了20多艘民生公司轮船,不顾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以被炸沉炸伤10艘,被炸死员工100余人的代价,完成了一次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许多优秀的民族企业家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而被后人永记。他们中有倒在敌伪枪弹下的方液仙,有坚决不与敌人合作的荣德生,有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等等。这些人都是有气节的中国人,值得后人敬仰。有人在评论项松茂时说:“明哲保身,不抗日,不拒货,可以不死;不救人,不冒险,可以不死;对倭酋长跽乞怜,肯屈肯辱,可以不死。而项君竟以抗日、拒货、救人、冒险、不屈、不辱死矣!”项松茂曾手书一联:“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把作为企业家的自己如何对待身家性命,如何处理事业成就和道德追求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这样注重气节的企业家,在关键时刻,为了民族大义,他就豁出去了。用气节来理解项松茂的义举,完全可以说得通,如果机械地用资本家唯利是图、民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等说辞去套用,可就南辕北辙了。
　　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有风催雨打,甚至惊涛骇浪,于是人的气节就会决定他的命运,就会决定他的角色。越是遭逢大是大非,越是际遇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气节就越凸显出重要性。凡在各种紧要关头舍生取义、坚持真理、自强不息的,都是“有骨气”的表现,这种气节是追求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胜利,并建设现代化强国所必需的民族底气。我们研究近代以来的历史,再现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用上“气节”这个维度或标杆,既增加笔下史实的真实感,又体现历史的人文气息,因为气节事实上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今有些历史研究者喜作翻案文章,以往定论的汉奸、叛徒、走狗、告密者,都可能被描述成正面角色。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是,只看某人在某些方面的成就,而不问其革命气节、民族气节或做人气节如何。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尽管阶级斗争年代流行的政治思想划线法显得简单、粗浅,无益于是非判断,但是如果连气节都可以忽略,那就是非颠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