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国情大致如此：政治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大肆迫害中央领导人，许多官员和群众被打倒；经济方面：大量基础设施被破坏，甚至瘫痪，大量企业停产，经济停滞不前；社会方面：群众陷入阶级斗争中；文教方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停课；外交方面：中苏关系恶化，遭西方长期封锁，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
　　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下）》中统计：到1976年，民营企业基本消失，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其中个体工业减少了88.9%，个体建筑业减少了60%，个体运输业减少了75%，其他个体经营者减少了98.4%。这或许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甚至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中国半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济比当时中国好不到哪里，日本工业几乎瘫痪，农业产量也比战前少了一半，经济萎靡不振。到了1960年，即使经过战后15年的恢复重建，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与中国相当。但是到了197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201.9亿元人民币，不及日本的1/3，不及美国的1/10。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7年的1190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7020美元；美国也从4090美元增加到1.011万美元。
　　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变成2.5%。1978年世界银行年底的报告中，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索马里、坦桑尼亚等非洲最落后国家为伍，排在倒数第20位。
　　日本的经济基础和国际环境跟中国不同，可能有人会说这种对比或许缺乏一定的客观性。而与当时更为落后、起点更低的台湾省、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地区及与中国国情接近的亚洲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相比，他们的发展也让中国大陆汗颜。
　　国民党刚到台湾时，台湾还是个农业省，除了几家制糖厂，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20世纪整个50年代，台湾经济水平极为落后，1952年人均所得196美元，1953年167美元，1960年154美元，而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所得为203美元。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产业链分工悄然发生变化，大量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相对低廉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当局的大力鼓励下，台湾民营企业抓住制造业发展机会，大力兴办制造业工厂，台湾经济步入快车道。到1979年，台湾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895美元，而此时中国大陆只有区区416元人民币。
　　1949年以前的上海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是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上海汇聚了荣氏家族的申新纱厂、上海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著名大型公司，上海的工业和金融业是香港望尘莫及的。到了1976年，上海依然是当时中国内地最发达的城市，但是全市人均GDP只有400美元，而香港的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上海完全沦落为亚洲二三流的城市，其金融产业几乎绝迹，香港和东京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1979年，台湾与香港、韩国、新加坡等被国际经济组织列入新兴工业化社会，被世人称为亚洲“四小龙”。从1949年到1979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国大陆闭门搞计划经济，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过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绝佳机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抓住机遇奋起发展，当中国大陆再次打开国门时，他们已经将中国大陆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文化大革命”，中国因你失去的太多……
　　（摘自山西教育出版社《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作者：薛金福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