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季海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章王学派的嫡系传人。解放后他不肯到高校任教，说是不习惯受各种管辖。朱季海曾寄一短文给《中国语文》杂志，久不见音信，问及责任编辑，答：“这不像论文。”他很生气，责问道：“我的文章说得有无道理？”后经主编吕叔湘先生过问，文章在《中国语文》刊出。
　　学术研究的文章须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见解独到，不在有无“论文”的架势，更不在长短。国学大师黄侃，学问博大精深。他自谓五十岁内不著书，遗留的手稿均为札记之类，而无洋洋洒洒之论文；学富五车的钱钟书，所著《管锥编》《谈艺录》均为短章而非长篇，却被学界誉为“文化昆仑”。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格言包含着通俗的人生哲理。然而，孔子之言语隽永典雅，孟子之言语论辩滔滔，绝非孔子无话可说，更非孟子思想之丰富胜孔子一筹。韩非子言语犀利明快，庄子行文洋洋恣肆，并非二人之见识有深浅之分。孔孟庄韩的不同文风，展现的是不同的个性。话语之长短，有时并非因为有话或无话可说。
　　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著书立说有条原则：别人说过的不说，过去说过的不再说。晚年双目失明后著《柳如是别传》，他以一代名妓的身世飘零写时代变迁之兴亡感怀，凡八十万言。资料之翔实，立论之精要，令人叹为观止。可见，说或不说，或长或短，只在恰当与否，如苏东坡所言，“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老子《道德经》五千言，玄之又玄，说尽宇宙人生。马克思《资本论》为百万言之皇皇巨著，由人们普通常见之商品入手，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论断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的创新——言人之所未言，见人之所未见。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一本著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篇论文，但都将人类的认知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与话语之长短或多少无关。
　　所有创新皆个性鲜明，有独到见解，有独特建树，绝非人云亦云。郑板桥论艺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徐悲鸿谈作画，自称“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言为心声，这是艺术的个性。无个性，则无创新；流于一般，便无所谓创新。创新首先是一种观念，语言是思想的直接体现。逻辑混乱、词不达意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这种人必然见识平庸，无创新之可能。
　　个性须有内涵，创新须有价值；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否则，都将流于怪诞或折腾。前年，有官员策划制作了一大锅数十吨的扬州炒饭，以此申报吉尼斯纪录，结果成为笑柄。领导同志最让人诟病的便是，自称只说三句，结果三十分钟还没有把三句话说完。这大概属于另一种“无话则长”，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江苏省今年高考作文题为：“俗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人却说，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别人已说的我不必再说，别人无话可说处我也许有话要说。有时这是个性的彰显，有时则是创新意识的闪现。”显然，在同一语境中，俗话所说的“有话”“无话”与“有人却说”的“有话”“无话”，有不同的对象与含义，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是自然之理；“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则类若抬杠。如此仿词，刻意而为，异趣为高，多少显得有些生硬。况且，话语之长短与个性或创新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人类的科学与文化创新都是一种继承与超越，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接着讲”和“照着讲”，它是基于问题意识的探索求真，而不是强词夺理地故作惊人之论。
　　创新是社会的实践，而非言语的思辨。毛泽东同志为女儿取名李敏、李讷，含有敏于行而讷于言之意。实践出真知，人品贵自然，话语之价值不在长短，最好文章是恰当。当下语文教育非常强调语用学，这的确很有必要，但语用的情境性、表达的灵活性与语义、逻辑的规定性需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