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1日晚，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佛首，作为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国宝回家”特别展示环节，与全国人民共庆团圆。大年初一上午10时，“咸同斯福——天龙山石窟国宝回归暨数字复原特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展。由于春晚的播出，佛首展览成为了京城最热门的展览之一。与回归佛首同时展出的还有鲁迅收藏的佛经及佛教造像拓片，特别是其中的一组8枚东魏时期拓片出自天龙山石窟第二三窟，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其实，鲁迅与佛教早已有“因缘”，北京是成就鲁迅佛学研究与收藏的所在地。下面让我们从史料出发，回顾鲁迅搜购的佛典、收藏的佛教相关拓片、考察的佛寺等，爬梳鲁迅在北京地图上的佛学活动轨迹。

搜购佛典

　　鲁迅于1912年5月来到北京，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到达北京的当月，他就在北京琉璃厂购得第一部佛经《观无量寿佛经图赞》。鲁迅与佛教的 “因缘”要追溯到他儿时的生活环境和氛围。为了祈求平安，鲁迅不满一岁就到绍兴老家附近的长庆寺，拜住持龙和尚为师，法号“长庚”。鲁迅幼年时看过很多的民间戏剧，大多都与佛有关。如目连戏，戏中的鬼魂形象活无常，鲁迅就曾在文章中提及，还在《<朝花夕拾>后记》中手绘了一幅“活无常”图，并对各种版本《玉历》中的“无常”作了详细的研究。绍兴的神佛环境使年幼的鲁迅对佛教有了感性的认识。鲁迅对佛教产生兴趣，除了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相关，在佛学思想上，章太炎对鲁迅有较大影响。尽管在一些观点上与章太炎不尽相同，但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确实使他早期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佛教在当时的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社会教育司的一些同事，甚至亲友，或是佛教徒，或是佛学爱好者，在浓厚的佛学氛围的影响下，对鲁迅研读佛经有促进作用。
　　鲁迅在1914至1916年间，曾经大量搜购佛经，深入研究佛学。他的购书场所大部分分布在琉璃厂。鲁迅对琉璃厂早有耳闻，1911年1月2日，鲁迅未到北京之前，就写信致在北京工作的好友许寿裳：“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4月12日的信中又问：“北京琉璃厂肆有异书不？”1912年初，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5月5日随教育部到北京，5月12日就来到琉璃厂的书肆买书，《鲁迅日记》载：“星期休息……下午与季茀、诗荃、协和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籑]喜庐丛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鲁迅下功夫研读佛经的几年，曾在位于琉璃厂的多家书店购买大量佛经和佛教艺术方面的书籍。其中，保古斋是一家经营古玩为主的知名店铺，鲁迅曾在此购买《阿育经》《付法藏因缘经》。神州国光社总部在上海，北京琉璃厂有分支机构，鲁迅曾在此购买《唐人写法华经》残卷。直隶书局发售各省的书籍，图书品类十分全面，鲁迅常在此买书，曾光顾直隶书局30余次，购买金石学、文学、医学、考古、美术等类别的书籍。有正书局于1904年在上海创办，是《时报》报馆附属机构，兼有出版发行业务，首创用珂罗版印名画和汉魏六朝碑刻，还出版善本古籍、历史、文学、佛学等方面书籍。鲁迅在琉璃厂的有正书局购买了《释迦谱》《选佛谱》《法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合论》《决疑论》《维摩诘所说经注》《宝藏论》《心经金刚经注》《佛教初学课本》等书。1914年6月3日就在有正书局购买佛经论及护法著述等共13部23册。富晋书社，又称富晋书庄，开设在琉璃厂东端杨梅竹斜街青云阁商城内，书社销售古籍版本书、金石考古类书及珂罗版书帖、字画等。鲁迅到青云阁购物、喝茶、吃饭，也常去富晋书庄买书，购买过《唐三藏取经诗话》。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创立于上海，出版西方学术名著及当代名家作品，整理编辑重要古籍，出版各科杂志多种。鲁迅与位于琉璃厂的商务印书馆来往极多，《鲁迅全集》中提及150余次。1915年11月13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往留黎厂……遇孙伯恒，遂至商务馆坐少顷，观土俑及杂拓本并唐人写经。”鲁迅翻译与合译的多种书籍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了琉璃厂的书肆，鲁迅还去过东亚公司、东交民巷书店、东安市场、厂甸等地购书。
　　鲁迅所购买的佛书几乎涉及中国佛教各个流派以及佛学的各个方面，如《金刚经》《维摩诘经》《楞伽经》《心经》《华严经》《阿弥陀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佛本行经》《居士传》《高僧传》《法苑珠林》《一切经音义》《阅藏知津》等。对于具有研究价值的佛教典籍，鲁迅还曾全文抄录过。在《鲁迅日记》中记载：“夜写《法显传》起”（1916年3月3日）。“夜写《法显传》讫，都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十三日毕”（1916年3月16日）。鲁迅还曾与其他版本进行校勘。《百喻经》译文简练，故事情节生动，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鲁迅收藏该书3种版本，认真予以校订，曾于1914年南京金陵刻经处，“施洋银六十元”捐刻《百喻经》。

搜求碑帖拓片

　　鲁迅在北京居住的14年间，到琉璃厂480多次，除了购买各类书籍3800多册，他还购买了4000多枚拓片，其中的一个重点是佛教造像和有关佛寺的碑、铭、志、记等。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职责是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美术展览、文艺和搜集古物等事宜。由于工作的责任，也因为鲁迅的喜好，他一直以来都对古物非常珍视。20世纪初，外国考古学家和各种身份的人物不断到中国考察，掠夺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鲁迅曾说：“中国人之于古物，大率尔尔。”他当时认为中国人对本国的文化遗产不够重视。鲁迅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提到了传播美术的三条措施，即建设事业、保存事业、研究事业，号召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本文开头提到的鲁迅藏天龙山第二三窟的造像拓片的原石，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被盗走，并售卖到日本、欧美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在售卖石刻造像的同时，盗者还售卖造像拓片，以获取更高额利益。鲁迅于1931年在上海西泠印社购买的这8枚天龙山石窟造像拓片，如今看来显得非常珍贵。然而，鲁迅搜集这些造像拓片的原因是什么呢？

　　1915年，鲁迅购书款“总计四三二.九六三○”，较前两年有大幅增加，主要用于购买金石学著作和搜集金石碑帖。鲁迅从1915年4月起，大量收集汉代画像和六朝造像拓片，在《鲁迅日记》的“书账”中大多清晰记载，1916年购买的拓片达到1200余枚。1917年，鲁迅购买的拓片达到1800余枚，并且很多都是大宗购买。如本年3月18日，购买洛阳龙门题刻全拓一份，大小约1320枚，费用33元，占去了他月俸的1/10。鲁迅收藏的主要范围是从汉代、六朝至隋唐的碑拓和造像，地域有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山西、四川等。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拓片共6000余枚，大部分都是在北京琉璃厂的敦古谊、式古斋、德古斋、富华阁等十多个贴店购得。
　　鲁迅所收藏的拓片中，佛教造像和有关佛寺的碑、铭、志、记相关的拓片是一个重点。鲁迅收藏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拓片对佛教进行研究，并从造像题记中了解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宗教等情况。《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是研究唐代政治斗争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鲁迅曾抄校此碑，并撰写考证性文章。鲁迅收藏拓片目的之二是研究中国汉字与书法发展史。鲁迅研究字体变迁，所搜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墓志及造像数量最大，是因为造像的铭文题记，有大量未见著录的石刻，是研究汉字书体演变的重要史料。鲁迅所搜集的造像题记，很多都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他对收藏的碑拓做了大量的整理、校勘、抄录工作，这数千件拓片，是一个规模恢宏的中国文字变迁史集成。鲁迅曾计划编《六朝碑拓文字集成》《汉画像集》。从文字发展史的角度，鲁迅更希望能够编成《中国字体变迁史》，他曾在与亲人和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计划编撰此书。其中最后一次提到是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中又谈到想编撰《中国字体变迁史》一事：“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由此可见，鲁迅对汉字的演变进行过深入研究，尽管没有完成《中国字体变迁史》，但他在《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论新文字》《汉字和拉丁化》《门外文谈》等一系列文章中都提出了见解。鲁迅还曾想编纂一部六朝碑拓文字集成，因此编写了《六朝墓名目录》26页、《六朝造像目录》192页、《六朝墓志目录》35页和《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80页，可见鲁迅对汉魏六朝文字情有独钟。鲁迅还想将他收集的佛教绘画和石刻拓片集结出版，在1934年3月6日致姚克的信中说：“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的一大箱，可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有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鲁迅所说的“一大箱”，就是指他在北京时期搜集到的石刻造像拓片，但始终没能如愿付印出版。

佛寺考察

　　为了研究佛学，鲁迅在北京期间还去过一些佛寺进行考察、瞻礼。他去过的寺院有陶然亭慈悲庵、法源寺、雍和宫、圣安寺、崇效寺、龙泉寺、香山碧云寺、卧佛寺、宣南龙泉寺、贤良寺、护国寺、白塔寺等。以下简要介绍几处。
　　鲁迅初到北京住在绍兴会馆，往南不远就是陶然亭。元代时这里建慈悲庵，1912年5月19日，鲁迅与许寿裳同游陶然亭，对这里的文物感兴趣：“其地有造像，刻铭文，寺僧云辽时物，不知诚否。” 陶然亭西侧的龙爪槐胡同内有龙泉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壬集》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初九载：“独行至南下洼子游龙泉寺，观壁间石刻唐人所书《金刚经》。进方丈室，观寿山石十六尊者像……”鲁迅曾于1912年10月15日到此考察，但认为此行“不值”。
　　法源寺，位于北京市宣武门外教子胡同南端，始建于公元696年，七进六院，藏有历代文物，是市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1913年5月6日至13日，法源寺举行纪念释迦文佛降世2940年大会，佛教法物陈列所将寺内法藏宝物、古佛、舍利陈列出来供人观览。鲁迅曾于1913年5月8日、10日到此考察。
　　雍和宫，位于北京安定门内东北侧，建于1694年，为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内所藏佛教文物极多，其中五百罗汉山、檀木大佛和金丝楠木佛龛被称为“木雕三绝”。鲁迅和同事曾于1913年8月12日到此，“午后同戴芦舲、许季上游雍和宫，次至历史博物馆”。

　　圣安寺，位于宣武门外南横街西口，始建于金代天会年间（1123-1135年），明清进行过修葺。圣安寺大雄宝殿内原有三世佛像和佛教故事壁画。鲁迅曾几次到圣安寺，都与许季上有关。许季上即许丹，字季上，精通梵文，佛学造诣深，与鲁迅交往密切。1915年12月17日，许季上花钱雇人打扫圣安寺，鲁迅资助了两元钱。此后两次去圣安寺是许季上夫人逝世去进行吊唁。

　　香山碧云寺与卧佛寺。碧云寺是北京的著名古迹，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依山而建，林木浓郁。1921年5月，鲁迅二弟周作人生病许久未愈，住进碧云寺休养，鲁迅经常到碧云寺探视，还多次到卧佛寺为正在研究佛经的周作人购买佛经，再送到碧云寺，直到9月21日周作人病愈回家。北京有两个卧佛寺，一个在西郊，另一个在崇文门外东花市斜街。东花市斜街的卧佛寺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重修，鲁迅曾四次到这里的卧佛寺为二弟购买佛经。
　　护国寺与白塔寺。护国寺，位于西城西四牌楼北侧，始建于元代，明清重修。寺院前后五进，园中碑刻甚多。护国寺庙会非常有名，逢七、八开放，鲁迅在西直门内八道湾居住时离护国寺很近，经常到此。白塔寺，位于阜成门内大街，始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年），初名“大圣寿万安寺”，寺内建于元朝的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清末民初，白塔寺庙会每月逢五、六开市，鲁迅入住西三条居所后曾到过此地。
　　通过对鲁迅搜购佛经典籍、收集佛教相关碑帖拓片、到访过的寺院进行梳理，可以给我们勾勒出一个鲁迅在北京的佛学活动地图。鲁迅在北京时期研究佛学的原因有很多，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他对于佛经知识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他的信仰是在科学，不是在宗教。”鲁迅对佛教的研究，从系统性的佛教书籍中，从佛教造像题记中，窥悉出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宗教状况。郑欣淼在《鲁迅与宗教文化》一书第二章“鲁迅与佛教”中谈到：对鲁迅来说，读佛经还是为了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寻找社会病根。鲁迅采取了“沉入于国民中”与“回到古代去”，就是要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探索国民性的弱点;要认真考察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诊察封建社会的痼疾，寻找针砭国民性的药方。
　　2021年，“咸同斯福——天龙山石窟国宝回归暨数字复原特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展出，想必是鲁迅与佛教文化的又一次结缘，展出的文物不仅为我们研究石窟造像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还让我们体会到鲁迅的艺术收藏范围之广。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大影响，鲁迅在北京的佛学活动情况足以体现他对佛学研究之重视、对佛学研究之透彻。佛学研究博大精深，鲁迅研究佛学的路径与方法，或许对今天研究佛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