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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21—2007）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一个汉学家的自传（一九一二——一九五○）》（德文版，以下引文如没有特别说明，均出自此书），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这位汉学家在中国十三年（一九三七——一九五○）的经历，同时也可以了解到家庭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是如何走上汉学道路的。
一
按照中国的说法，傅吾康可以算是出身于书香门弟了，其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2—1946），傅氏是家中四个子女中唯一继承其父之衣钵而成为汉学家的。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傅吾康作为福兰阁的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出生于汉堡。傅吾康实际上是在一个充满中国氛围的环境中长大的，在他的家中，好像一切都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自传中，傅吾康对汉堡家中的房内陈设做了如下的描述：
在我长大的房子中，摆满了中国家具和其他中国物件：在客厅里陈列着中国瓷器以及其他小的工艺品。在走廊摆设着精美的景泰蓝瓶子和挂盘。在我父亲的工作室中，数不清的书架上到处都是中国的木刻版线装书。在父母婚后的最初几年中，他们在吃饭或其他场合所谈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家里常常有中国人来访，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人士，如商衍鎏先生，他是名噪一时的老派学者，后来为我父亲所创建的中国语言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出力颇多（3页）。
因此，中国很早就进入到了傅吾康的心灵之中，他自然而然地想，就像父母一样，有朝一日也要去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童年的他，曾对给他端上可口苹果蛋糕的阿姨玛丽·考赫（Marie Koch）说：“如果你总能给我烤这么好吃的苹果蛋糕的话，我以后就带你去中国！”阿姨很惊讶地将此事告诉福兰阁夫妇，他们对此也感到诧异（4页）。童年的另一件逸事是，有一次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在书房中，傅吾康指着满架子的中文图书说：“等我长大后，这些书统统都归我。”（4页）
正是在这样的中国化的氛围中，中学毕业之后，傅吾康毅然选择了汉学研究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汉学大师福兰阁对此事是如何看的呢？对于儿子的选择，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最小的儿子在一九三○年中学毕业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学作为他的研究方向。不过这并不是受到我的任何影响，我甚至对此感到非常意外。这可以说是受到了环境的奇特影响，因为这在生物学上是无法解释的。直到今日，小儿子对他的选择依然是义无反顾。他走了一条笔直的大路，没有迷失方向。跟他父亲所走过的诸多弯路比较起来，当然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了（4页）。
尽管福兰阁从未给儿子上过课，但他对儿子的每一个提问，都非常耐心、周详地予以解答，并告诉他有关的参考文献。套用《诗经·大雅》中的一句话，可谓“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父亲丰富的汉学藏书，当然也允许儿子随时使用，“藏书万卷可教子”，这无疑也开启了傅吾康对汉学的兴趣。
二
一九三○年夏季学期，傅吾康高中毕业，因为父亲在柏林做教授，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只能选择在其他城市读大学。除了柏林之外，汉堡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了。当时的德国大学中，莱比锡的汉学系也非常有名，只不过福兰阁并不认可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所倡导的语言学—世界史方向的经典汉学罢了。这同时也为后来以傅吾康为代表的汉堡学派与莱比锡学派之争辩，埋下了伏笔。
鉴于福兰阁只有一个梵文方面的哲学博士头衔，这在其外交官生涯中尽管受到别人的尊重，但却没有像那些通过了法学国家考试的外交官那样受到政府的重视。因此在父亲的建议下，傅吾康最初在汉堡大学法学系注册。不过后来他发现枯燥的法律条文并非他的真正理想。因此，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傅吾康改在了哲学学院注册，因为汉学是从属于哲学学院的。当时在汉堡大学执掌汉学系教席的是福兰阁的高足颜复礼（Fritz Jger, 1886—1957）。
在论及颜复礼的语言教学方法时，傅吾康认为，颜氏不讲什么教授的方法，而是喜欢天南地北地神侃。正是从他对中国文化的闲聊中，傅吾康学到了作为一位未来的汉学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素质（30页）。
在教授汉语时，颜教授所使用的是一本由华北协和语言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出版的俄国汉学家卜朗特（J. Brandt,1869—1944）编写的英文教材《汉文进阶》（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 Peking 1927）以及法国汉学家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 1858—1930）的法文教材《北京官话：汉语初阶》（Premières leons de Chinois, Leiden 1928），并使用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1923），他特别注重文言和白话的同步教授。当时汉堡的汉学系中除了德国的教授之外，还聘请了在汉堡读博士的中国人做口语讲师，以提升学生作为未来的汉学家的综合素质。最初担任中文口语讲师的是在民族学系做博士的来自福州的邱长康（他的博士论文是：Chiu Ch’ang K’ang, Die Kultur der Miao-Tse nach lteren chinesischen Quellen, Hamburg 1937），之后由福兰阁的同事商衍鎏（一八七四——一九六三）的公子商承祚（一九○一——一九九一）接替。商公子是在汉堡读的中学，说得一口流利的德文。他于一九三四年同样是在民族学系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Schang Tscheng-Tsu, Der Schamanismus in China. Eine 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wu”, Hamburg 1934）。年轻的傅吾康不仅从中国讲师那里学会了汉语口语，也学会了用毛笔写字。
两个学期的基础阶段的学习，为傅吾康的汉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便进入了专业学习阶段。在汉堡，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正开设“孟子”课。佛氏的中国哲学史造诣颇深，对其三卷本的巨著《中国哲学史》，中国学者方志推崇备至。方氏在《研究与进步》上撰文，列举了日人铃木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译本）以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英译本）之后指出：“以上这些翻译本的哲学史，有的是失之太简单，有的根本没有取材于中文原书，原不及德国硕儒之取材丰富，叙述流畅。”（见方志：《佛尔克教授与其名著〈中国哲学史〉》，载《研究与进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九年四月〕，36页）这一学期的课，真正让傅吾康认识到中国古代思想的伟大，他后来写道：“佛尔克教授特别善于从现有的一篇文章出发，并由此带领我们畅游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31页）
当时正值福兰阁的巨著《中华帝国的历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d. 1. Berlin: de Gruyter 1930）第一卷出版。颜复礼让每一个学生以此书的内容为依据做专题报告，之后进行讨论。这也为后来傅吾康的中国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当时在汉堡，不仅是研究汉学，研究日本学的人数也很有限，因此这两个专业在当时被称作“幽兰专业”（Orchideen-Fach）。两个专业的学生加在一起也不超过二十人。
除了在大学上课之外，傅吾康也第一次结交了一位中国朋友——孙用震，他是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一八六七——一九三一）的公子，他祖父孙诒经（一八二六——一八九○）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孙用震当时出任中国驻汉堡的副领事，他有时也到汉学系参加那里组织的研讨班。他们之所以成为朋友，也是跟他们两家的世交有关：孙用震的父亲孙宝琦曾于一九○七至一九○九年任柏林中国公使馆公使，当时福兰阁曾在公使手下任参赞。
一九三一年福兰阁退休之后，才允许儿子从汉堡转到柏林就读。到了柏林之后，傅吾康首先就读于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以便将自己的汉语口语操练得更纯正。当时在语言学院担任讲师的是许勒（Wilhelm Schüler）教授，他曾多年在中国传教，也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好朋友。许勒为人友善，尽管他的课不那么吸引人，但却很有系统性，课上课下他一再表现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一九三二年七月，傅吾康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过了文凭考试，在成绩单上对他的评价如下：
该考生在不是很容易的由中文文言文译成德文的语言考试中，获得了“及格”的成绩。在将同一篇文字翻译成汉语口语的考试中，成绩为“良好”。而在将一篇德文文章译成汉语口语的考试中获得了“及格”的成绩。
他有关“中国农业及农业问题概况”（Grundzüge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Agrarfrage in China）的笔试，显示了该考生对这一题目良好的常识。至于进一步的内容，他却知之甚少。因此只能获得“及格”的成绩。
在口试中，考生翻译了一篇中等难度的汉语文言课文，用汉语口语交谈以及实际运用均有“较好”的知识。综合以上笔试和口试的成绩，考试委员会特授予哲学学院学生傅吾康以文凭证书。他的整个考试成绩为“好”(36页)。
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一个成绩对后来作为汉学大师的傅吾康来讲可谓是差强人意，但在当时，已经是得之不易了。
在柏林大学的汉学系时，傅吾康经常参加由西门华德（Ernst Julius Walter Simon, 1893—1981）组织的各类课程。那时西门任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同时也是汉学系的无薪教授。他从《聊斋志异》和《庄子》中选出了一些材料给学生做古汉语语言方面的训练。尽管直到那时西门还未到过中国，但他的课却很生动，也很有启发性。
一九三三年，跟随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的探险队在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三年考察工作的雷兴（Ferdinand Diedrich Lessing，1882—1961）回到了德国柏林，并在大学教授佛教课程，包括梵文、巴利文、藏文和蒙文，傅吾康对这些研讨班也都很感兴趣。后来他在谈到他的这位老师时还说，他的大部分佛教知识基本上都是从雷教授那里得来的。
纵观傅吾康在汉堡和柏林的求学阶段，举凡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的课程无不涉猎。清人珏琬尝言：“善读书者，始乎博，终乎约。”也就是说学习者在开始阶段应广泛阅读、涉猎，务求扩大自己的视野，但其目的是要最终有所侧重。基础阶段的博览和博士阶段的专攻，都为傅吾康后来的明清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冬季学期，傅吾康在柏林完成了他的学业，之后他做出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选择。因为他不愿意在柏林大学跟海尼士读下去，因此选择重新回到汉堡大学。在那里已经做了教授的佛尔克很乐意地接受了傅吾康。博士论文的题目《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是受一九三四年福兰阁建议他写的一篇论文的影响，他想在此基础之上予以扩展、加工。
佛尔克尽管是中国哲学史大家，但他讲起课来却异常枯燥、乏味。按照当时汉堡大学的规定，所有大学的正式教授每个学期都必须举办一次一个小时的公开讲座，其对象不只是大学生，而是面向所有公众。跟其他热门学科的教授不同，佛尔克的讲座每每被安排在很小的教室中。他在冬季举办的这类讲座，来听讲的人当中有些只是想临时到室内暖和一下而已，因为他们进来之后不到十分钟就被佛教授索然寡味的报告给讲得睡着了（45页）。
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傅吾康发现，康有为的政论文章对一位刚从汉学系毕业的学生来讲毕竟很难理解。他先后与在德国学习日耳曼学的学生如陈铨（一九○三——一九六九）、历史学家张贵永（一九○八——一九六五）等进行过语言交换，也正是在德国和中国学者的共同帮助下，傅吾康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一九三四年的圣诞节之前他将博士论文正式交给了考试委员会。
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佛尔克教授主持的口语考试中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于中国哲学的话题，而是提了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因此，傅吾康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好”，这个成绩实在没有低估傅吾康的论文水平。后来他在重新阅读这篇论文时，认为，从材料和文本分析上来讲，尚可；但在许多细节方面处理得实在欠妥（46页）。不过不久这篇论文还是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上发表了，并且赢得了众多的书评，甚至像莱顿的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教授也亲自在《通报》（T’oung Pao）上撰文评价此书（Duyvendak, in: T’oung Pao 33 [1937], S. 95—100），这对年轻的汉学家傅吾康来讲，的确是极大的奖掖。
博士考试之后，傅吾康开始为将来的学术生涯做准备工作。他买来卡片柜，开始按照字母顺序对他所藏的汉学著作和论文篇目进行编目并做提要。后来他甚至将他父亲卡片的一部分也纳入了自己的卡片系统之中。他保持着这一做学问的习惯直到去世。
一九三五年二月，傅吾康又回到了汉堡父母的家中。这时的福兰阁尽管已经退休在家，依然忙着著书，特别忙于他的《中华帝国的历史》的写作。在此不久前，胡适出版了《说“儒”》的小册子，福兰阁认为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论著，因为一反“五四”时期其他学者的看法，通过对可信的史料的论证和解读，胡适认为，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复辟的保守者，而且是一位革新家、革命者。福兰阁建议傅吾康翻译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后来这篇发表在《汉学特刊》（Sinica-Sonderausgabe）上的译文，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观点。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在《己亥杂诗》中感叹道：“虽然大器晚成年，卓荦全凭弱冠争。”青少年时期的学术选择和训练，为日后傅吾康成为一名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傅吾康作为一位汉学家早已“春在枝头已十分”了。其后在北平十三年的磨练，使他真正继承了福兰阁未竟的事业。
（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 2., bearb. Aufl.-Dortmund: Projekt-Verl., 1997 Edition Cathay; Bd. 11）
一
按照中国的说法，傅吾康可以算是出身于书香门弟了，其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2—1946），傅氏是家中四个子女中唯一继承其父之衣钵而成为汉学家的。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傅吾康作为福兰阁的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出生于汉堡。傅吾康实际上是在一个充满中国氛围的环境中长大的，在他的家中，好像一切都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自传中，傅吾康对汉堡家中的房内陈设做了如下的描述：
在我长大的房子中，摆满了中国家具和其他中国物件：在客厅里陈列着中国瓷器以及其他小的工艺品。在走廊摆设着精美的景泰蓝瓶子和挂盘。在我父亲的工作室中，数不清的书架上到处都是中国的木刻版线装书。在父母婚后的最初几年中，他们在吃饭或其他场合所谈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家里常常有中国人来访，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人士，如商衍鎏先生，他是名噪一时的老派学者，后来为我父亲所创建的中国语言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出力颇多（3页）。
因此，中国很早就进入到了傅吾康的心灵之中，他自然而然地想，就像父母一样，有朝一日也要去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童年的他，曾对给他端上可口苹果蛋糕的阿姨玛丽·考赫（Marie Koch）说：“如果你总能给我烤这么好吃的苹果蛋糕的话，我以后就带你去中国！”阿姨很惊讶地将此事告诉福兰阁夫妇，他们对此也感到诧异（4页）。童年的另一件逸事是，有一次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在书房中，傅吾康指着满架子的中文图书说：“等我长大后，这些书统统都归我。”（4页）
正是在这样的中国化的氛围中，中学毕业之后，傅吾康毅然选择了汉学研究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汉学大师福兰阁对此事是如何看的呢？对于儿子的选择，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最小的儿子在一九三○年中学毕业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学作为他的研究方向。不过这并不是受到我的任何影响，我甚至对此感到非常意外。这可以说是受到了环境的奇特影响，因为这在生物学上是无法解释的。直到今日，小儿子对他的选择依然是义无反顾。他走了一条笔直的大路，没有迷失方向。跟他父亲所走过的诸多弯路比较起来，当然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了（4页）。
尽管福兰阁从未给儿子上过课，但他对儿子的每一个提问，都非常耐心、周详地予以解答，并告诉他有关的参考文献。套用《诗经·大雅》中的一句话，可谓“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父亲丰富的汉学藏书，当然也允许儿子随时使用，“藏书万卷可教子”，这无疑也开启了傅吾康对汉学的兴趣。
二
一九三○年夏季学期，傅吾康高中毕业，因为父亲在柏林做教授，按照当时的惯例，他只能选择在其他城市读大学。除了柏林之外，汉堡当然是最佳的选择了。当时的德国大学中，莱比锡的汉学系也非常有名，只不过福兰阁并不认可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所倡导的语言学—世界史方向的经典汉学罢了。这同时也为后来以傅吾康为代表的汉堡学派与莱比锡学派之争辩，埋下了伏笔。
鉴于福兰阁只有一个梵文方面的哲学博士头衔，这在其外交官生涯中尽管受到别人的尊重，但却没有像那些通过了法学国家考试的外交官那样受到政府的重视。因此在父亲的建议下，傅吾康最初在汉堡大学法学系注册。不过后来他发现枯燥的法律条文并非他的真正理想。因此，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傅吾康改在了哲学学院注册，因为汉学是从属于哲学学院的。当时在汉堡大学执掌汉学系教席的是福兰阁的高足颜复礼（Fritz Jger, 1886—1957）。
在论及颜复礼的语言教学方法时，傅吾康认为，颜氏不讲什么教授的方法，而是喜欢天南地北地神侃。正是从他对中国文化的闲聊中，傅吾康学到了作为一位未来的汉学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素质（30页）。
在教授汉语时，颜教授所使用的是一本由华北协和语言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出版的俄国汉学家卜朗特（J. Brandt,1869—1944）编写的英文教材《汉文进阶》（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 Peking 1927）以及法国汉学家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 1858—1930）的法文教材《北京官话：汉语初阶》（Premières leons de Chinois, Leiden 1928），并使用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1923），他特别注重文言和白话的同步教授。当时汉堡的汉学系中除了德国的教授之外，还聘请了在汉堡读博士的中国人做口语讲师，以提升学生作为未来的汉学家的综合素质。最初担任中文口语讲师的是在民族学系做博士的来自福州的邱长康（他的博士论文是：Chiu Ch’ang K’ang, Die Kultur der Miao-Tse nach lteren chinesischen Quellen, Hamburg 1937），之后由福兰阁的同事商衍鎏（一八七四——一九六三）的公子商承祚（一九○一——一九九一）接替。商公子是在汉堡读的中学，说得一口流利的德文。他于一九三四年同样是在民族学系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Schang Tscheng-Tsu, Der Schamanismus in China. Eine 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wu”, Hamburg 1934）。年轻的傅吾康不仅从中国讲师那里学会了汉语口语，也学会了用毛笔写字。
两个学期的基础阶段的学习，为傅吾康的汉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便进入了专业学习阶段。在汉堡，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正开设“孟子”课。佛氏的中国哲学史造诣颇深，对其三卷本的巨著《中国哲学史》，中国学者方志推崇备至。方氏在《研究与进步》上撰文，列举了日人铃木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译本）以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英译本）之后指出：“以上这些翻译本的哲学史，有的是失之太简单，有的根本没有取材于中文原书，原不及德国硕儒之取材丰富，叙述流畅。”（见方志：《佛尔克教授与其名著〈中国哲学史〉》，载《研究与进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九年四月〕，36页）这一学期的课，真正让傅吾康认识到中国古代思想的伟大，他后来写道：“佛尔克教授特别善于从现有的一篇文章出发，并由此带领我们畅游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31页）
当时正值福兰阁的巨著《中华帝国的历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d. 1. Berlin: de Gruyter 1930）第一卷出版。颜复礼让每一个学生以此书的内容为依据做专题报告，之后进行讨论。这也为后来傅吾康的中国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当时在汉堡，不仅是研究汉学，研究日本学的人数也很有限，因此这两个专业在当时被称作“幽兰专业”（Orchideen-Fach）。两个专业的学生加在一起也不超过二十人。
除了在大学上课之外，傅吾康也第一次结交了一位中国朋友——孙用震，他是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一八六七——一九三一）的公子，他祖父孙诒经（一八二六——一八九○）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孙用震当时出任中国驻汉堡的副领事，他有时也到汉学系参加那里组织的研讨班。他们之所以成为朋友，也是跟他们两家的世交有关：孙用震的父亲孙宝琦曾于一九○七至一九○九年任柏林中国公使馆公使，当时福兰阁曾在公使手下任参赞。
一九三一年福兰阁退休之后，才允许儿子从汉堡转到柏林就读。到了柏林之后，傅吾康首先就读于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以便将自己的汉语口语操练得更纯正。当时在语言学院担任讲师的是许勒（Wilhelm Schüler）教授，他曾多年在中国传教，也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好朋友。许勒为人友善，尽管他的课不那么吸引人，但却很有系统性，课上课下他一再表现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一九三二年七月，傅吾康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过了文凭考试，在成绩单上对他的评价如下：
该考生在不是很容易的由中文文言文译成德文的语言考试中，获得了“及格”的成绩。在将同一篇文字翻译成汉语口语的考试中，成绩为“良好”。而在将一篇德文文章译成汉语口语的考试中获得了“及格”的成绩。
他有关“中国农业及农业问题概况”（Grundzüge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Agrarfrage in China）的笔试，显示了该考生对这一题目良好的常识。至于进一步的内容，他却知之甚少。因此只能获得“及格”的成绩。
在口试中，考生翻译了一篇中等难度的汉语文言课文，用汉语口语交谈以及实际运用均有“较好”的知识。综合以上笔试和口试的成绩，考试委员会特授予哲学学院学生傅吾康以文凭证书。他的整个考试成绩为“好”(36页)。
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一个成绩对后来作为汉学大师的傅吾康来讲可谓是差强人意，但在当时，已经是得之不易了。
在柏林大学的汉学系时，傅吾康经常参加由西门华德（Ernst Julius Walter Simon, 1893—1981）组织的各类课程。那时西门任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同时也是汉学系的无薪教授。他从《聊斋志异》和《庄子》中选出了一些材料给学生做古汉语语言方面的训练。尽管直到那时西门还未到过中国，但他的课却很生动，也很有启发性。
一九三三年，跟随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的探险队在中国西北地区做了三年考察工作的雷兴（Ferdinand Diedrich Lessing，1882—1961）回到了德国柏林，并在大学教授佛教课程，包括梵文、巴利文、藏文和蒙文，傅吾康对这些研讨班也都很感兴趣。后来他在谈到他的这位老师时还说，他的大部分佛教知识基本上都是从雷教授那里得来的。
纵观傅吾康在汉堡和柏林的求学阶段，举凡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的课程无不涉猎。清人珏琬尝言：“善读书者，始乎博，终乎约。”也就是说学习者在开始阶段应广泛阅读、涉猎，务求扩大自己的视野，但其目的是要最终有所侧重。基础阶段的博览和博士阶段的专攻，都为傅吾康后来的明清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冬季学期，傅吾康在柏林完成了他的学业，之后他做出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选择。因为他不愿意在柏林大学跟海尼士读下去，因此选择重新回到汉堡大学。在那里已经做了教授的佛尔克很乐意地接受了傅吾康。博士论文的题目《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是受一九三四年福兰阁建议他写的一篇论文的影响，他想在此基础之上予以扩展、加工。
佛尔克尽管是中国哲学史大家，但他讲起课来却异常枯燥、乏味。按照当时汉堡大学的规定，所有大学的正式教授每个学期都必须举办一次一个小时的公开讲座，其对象不只是大学生，而是面向所有公众。跟其他热门学科的教授不同，佛尔克的讲座每每被安排在很小的教室中。他在冬季举办的这类讲座，来听讲的人当中有些只是想临时到室内暖和一下而已，因为他们进来之后不到十分钟就被佛教授索然寡味的报告给讲得睡着了（45页）。
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傅吾康发现，康有为的政论文章对一位刚从汉学系毕业的学生来讲毕竟很难理解。他先后与在德国学习日耳曼学的学生如陈铨（一九○三——一九六九）、历史学家张贵永（一九○八——一九六五）等进行过语言交换，也正是在德国和中国学者的共同帮助下，傅吾康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一九三四年的圣诞节之前他将博士论文正式交给了考试委员会。
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佛尔克教授主持的口语考试中并没有过多地纠缠于中国哲学的话题，而是提了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因此，傅吾康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他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好”，这个成绩实在没有低估傅吾康的论文水平。后来他在重新阅读这篇论文时，认为，从材料和文本分析上来讲，尚可；但在许多细节方面处理得实在欠妥（46页）。不过不久这篇论文还是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上发表了，并且赢得了众多的书评，甚至像莱顿的戴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教授也亲自在《通报》（T’oung Pao）上撰文评价此书（Duyvendak, in: T’oung Pao 33 [1937], S. 95—100），这对年轻的汉学家傅吾康来讲，的确是极大的奖掖。
博士考试之后，傅吾康开始为将来的学术生涯做准备工作。他买来卡片柜，开始按照字母顺序对他所藏的汉学著作和论文篇目进行编目并做提要。后来他甚至将他父亲卡片的一部分也纳入了自己的卡片系统之中。他保持着这一做学问的习惯直到去世。
一九三五年二月，傅吾康又回到了汉堡父母的家中。这时的福兰阁尽管已经退休在家，依然忙着著书，特别忙于他的《中华帝国的历史》的写作。在此不久前，胡适出版了《说“儒”》的小册子，福兰阁认为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论著，因为一反“五四”时期其他学者的看法，通过对可信的史料的论证和解读，胡适认为，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复辟的保守者，而且是一位革新家、革命者。福兰阁建议傅吾康翻译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后来这篇发表在《汉学特刊》（Sinica-Sonderausgabe）上的译文，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观点。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在《己亥杂诗》中感叹道：“虽然大器晚成年，卓荦全凭弱冠争。”青少年时期的学术选择和训练，为日后傅吾康成为一名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傅吾康作为一位汉学家早已“春在枝头已十分”了。其后在北平十三年的磨练，使他真正继承了福兰阁未竟的事业。
（Wolfgang Franke, 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 2., bearb. Aufl.-Dortmund: Projekt-Verl., 1997 Edition Cathay; Bd.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