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上，我们应该保护“隐私”，还是“隐公”？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真的成了我们这个网络时代的问题。
　　“隐公”是我杜撰出来的说法，意思是公权力的运行对公众保持隐蔽，不公开。由此产生许多滥用公权以及权力寻租现象，产生腐败。本来，如果没有“隐公”存在，我们是应该好好讨论，在网络背景下怎样保护个人隐私。但是“隐公”问题的存在，给隐私抹上了厚厚的特色，公域和私域的关系变得犬牙交错，总是说不清。
　　“隐公”的具体表现非常多。例如，官员的个人收入与家庭财产不公开。最近不断有网民尝试向有关部门申请有关领导的个人收入信息，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都说不属于本部门公开的信息。那么哪个部门才提供这类信息呢？却不知道。
　　在这个“隐公”的背景下，出现了“网络反腐”。既然官员财产不公开，那么好，网民将官员的照片收集起来对比，发现有些官员拥有多块名表，价值不菲。这种疑似高消费在网上展示，构成了腐败指控。“网络反腐”的确开创了一种新格局。第一是善用“搜索引擎”。腐败必然有其蛛丝马迹，通过大规模的网络协作，这些蛛丝马迹可以被轻易发现。第二是“去中介化”特征。网络反腐取消了传统的中介环节，直接瞄准、直接打击。
　　但是，官员的手表、皮带、房产以及两性关系，似乎可以看作是“隐私”。未经中介环节充分调查和证实以前，似乎不应传播，否则涉嫌侵犯隐私。而按照实名制的规定，似乎还可以轻易惩罚传播者。这样一来，“网络反腐”还能存在吗？所以，网民的疑虑是很自然的。
　　“网络反腐”确实有不少曝光他人隐私的地方。但主要原因之一，是腐败现象的广泛的日常生活化。公权力运行中充斥人情关系，吃饭是团结，喝酒是工作，送礼等于汇报，按摩洗脚唱K泡妞可以促进生产力——老实说，既然权力的正面表现都是如此公私不分，那怎么可以要求对权力反面的揭露必须严格地区分公私呢？要避免这种纠缠，核心还是在于公权力的边界要清晰，政府的权力行驶，必须信息公开。
　　要想消除“隐公”，必须让一部分人基本透明。就是说，掌握和行驶公共权力的人，要在某种程度上放弃隐私，以换取公信力。不明确这点，却一揽子谈个人隐私和电子信息保护，就有保护“隐公”的嫌疑。这是第一层担忧。
　　第二层担忧是，普通网民的个人隐私如何得到保护？如果普通网民的个人信息暴露给网络公司，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面对更大的风险？
　　先看一个例子。美国一位父亲向零售商Target抱怨他　17岁的女儿竟然收到了婴儿用品的优惠券，一个月后，这位愤怒的父亲来道歉，优惠券并非误发，他女儿的确怀孕了。原来，Target的专家团队开发了一种“孕妇指数”，通过数据挖掘锁定目标客户。他们的技术如此精准，以致比那位父亲更早地“知道”了他家里的隐私。
　　这说明，个人隐私不再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秘密，网络改变了一切。一旦上网、浏览、通信、刷卡等等，你就留下了电子痕迹。它是你的隐私，但存在于电脑后台的程序中。它在信息流动的各种接口与渠道中，在数据仓库中，在云中。隐私本来是只有自己知道的东西，现在变成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事实上，个人失去了对“个人电子信息”即“个人隐私”的控制权，权力转移到了别处。被别人发现和处理的隐私，究竟会给自己带来惊喜还是噩梦？这完全成了偶然的事情。隐私本来与特定的信任相连，现在被完全扯断了，无法重建。一位在校大学生分析了一段2秒钟的视频，就知道了360董事长周鸿祎的手机号码。这故事戏剧性地证明，你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电子信息在哪里，又是谁知道了你的隐私。
　　有专家说，怎么保护隐私？这是拿诺贝尔奖的问题。答案是，不上网。但是，在二十一世纪，你真能不上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