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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月21日至6月6日，自治区教育厅部厅长黄宇率中德合作行动学习项目“广西职业教育充分发展研究”团赴德国学习培训。本期我们特意编发由该园学员、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旭(博士、研究员)撰写的学习培训成果《中德职教比较研究及对广西职教的启示》一文，以飨读者。
一、德国职业教育体制与调节机制
(一)职教体制架构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
德国联邦与各州的分工是联邦管理国防、外交、铁路、经济和金融等事务，在文化、教育、医疗、社区管理、新闻媒体、警察等方面有自治权。
由于这种分工体制，在职业教育里，尤其是双元制中，联邦只管企业这一“元”，各州则负责学校这一“元”的管理。联邦管企业关注的是企业人力资源诉求，并要求职业培养满足这种诉求。这种诉求在自下而上的传递过程中逐步完善、成熟，并以法规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图1所示：由社会伙伴、雇主和协会等提出对职业教育的诉求，接着由州文教部进行预审，然后职教所与企业、学校共同作用确定新条例，再由经济、劳动、教育科学部进行审核并公布，最后各州学校、企业按照职教条例开展职业教育，形成自上而下的标准执行体系。
在这个体制中，上下两条主线涉及四个作用体即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且这四个方面交互作用、分工明确。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依法主导培养标准的产生，并在经济上保障教育的公益性；行业等中介深度参与，承担培训过程中的诸多业务性工作，联邦职教所提供的强大的信息资源，使政府职能得以让渡，有更多的时间和可能考虑更重大的事项；企业是培训条例产生的出发点，也是培训的主体；学校是基础。它们形成不可或缺的，相互作用的交互网状形体制。
这种体制模式保证了职业教育知识产生方式的自下而上，知识来自行动体系或工作体系使培训岗位(专业)真正反映企业所需，提高了培养的适应性，解决了培养与需求两张皮的现象。它符合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即职业教育是横跨在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机构之上的教育，确保了职业教育的经济与教育属性。同时，自上而下的标准体系使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
(二)四种调节机制规范与激活职业教育
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体制采取了四种调节机制：一是职教法律法规的调节；二是通过经济调节激励各作用体；三是行政管理的宏观调节；四是社会文化的调节。正是多管齐下的调节机制规范并激励着职业教育的良性运转。
1.职教法律法规的调节
职业学校这一“元”主要由各州《学校法》规范，培训企业这一“元”主要由联邦《职业教育法》规范。此外，联邦《基本法》、《手工业条例》、《青年劳动保护法》、《劳动促进法》、《企业基本法》、《实训教师资格条例》及《培训条例》等法律对职业教育也有相关规定。
从内容上看，《学校法》主要规定了职业学校的相关内容；联邦《职业教育法》主要规定了其他作用体开展职业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培训职业的国家认可制度，职业教育分类制度，培训企业资格认定制度，培训教师资格和实训师资格认定制度，培训合同制度，考试制度，职业教育规划、统计、报告制度，职业教育研究制度，职业教育行会主管制度，职业教育管理制度和职业教育标准化制度。
对职教研究所的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地位，这种规定的好处是职教研究所的职能将不因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从而能坚持研究并坚守研究方向，满足职业教育全过程信息基础的需要。
法律还规定了条例的具体内容，年度报告的具体内容，行业提供数据的法律规定，大企业接受培训的税收减免等。
目前，德国职业教育条例共有350个左右，从1990年到2007年，新生71个职业条例，更新211个。
2.经济调节的激励作用
德国职业教育的动力来源于培训岗位合同的签订，创造岗位成为德国职业教育的源动力。为此，政府专门拨款(2007年拨款9000万欧元)用于新签岗位的产生和职业培训。同时在下列情况中政府还负责承担费用。
(1)学生在职业学校的费用是每生每年8800欧元，由州政府财政负担；在北威州各职业学校教师的工资由州财政负担。
(2)签不到岗位合同的学生可与劳动局签订培训合同。在柏林按法律规定，这部分学生也要得到帮助，资助额是每生每年13500欧元。其中，一半由劳动局支付，另一半由进行培训的机构负责或者由机构找到的企业来承担。通常学生第一年的费用是由劳动局支付的经费补足。第二年，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企业愿意接受并承担他们的一些费用。第三年，企业基本都能承担全部费用。同时，政府规定这类学生的总数只能占该企业职工数的8％，且企业要全额承担其中5％的学生的费用。
(3)对跨企业培训的资助。如《手工业条例》中规定，由于签约的企业满足不了培训需求，学生到另一个非签约企业培训，联邦和州政府要按每年每生5000－8000欧元支付给非签约企业，而不用企业支付费用。
(4)对社会力量办学的支持
作为私营教育公司，其主要经费来自欧盟、联邦经济部和劳动局。同时与企业的继续教育联合，企业又可获国家的资助，转而用于私营教育机构的培训。如手工业协会的跨企业培训中心的初期建设费用是由国家支持的。
双元的企业培训部分由企业承担费用。例如，2007年，工商联合会提供1.8万个岗位，需要3.5亿欧元资金(双元的企业部分按1.85万欧元／人／年)成本，包括学生的工资、医疗保险、退休保险等费用，并由劳资协议来确定学生能领多少；其他还包括企业培训师费用，扩展的如企业外来讲授人员的费用，第一年专用场地设备、运转、教材以及管理等费用。
以一个学生产生的平均费用为例，2007年的一个测算中显示每生大约耗费1.6万欧元，减去他们在企业岗位创造的7000多欧元，企业实际支付8500多欧元，学生所有费用中有37％由企业支出。
可见，以政府、企业为主的双重经济渠道保证了高成本的职业教育的运转。
3.宏观行政调节
由于多个作用体对职能的分担，行政调节变得单纯而有序。
联邦宏观行政调节主要是利用政策调节，而政策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联邦职教研究所，尤其是研究所的年度报告。
州政府文教部对学校的行政调节则主要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和学校的监管方面，劳动局利用职业信息中心作为信息基础，制订若干培训促进计划和救济计划，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联邦政府根据这些信息资源，制订相应的目标性政策、制度性政策和功能性政策，对职业教育进行适当调节。
4.社会文化调节
社会文化包括硬文化和软文化，硬文化是指一切制度性文化，软文化是在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价值观。硬文化和软 文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在德国职业教育中，一方面有强大的硬文化包括法律规章、政策及管理程序，另一方面德国及德国人的传统文化中有崇尚技能和尊重技能人才的习惯，即良好的软文化。这两种文化共同调节职业教育系统。
(三)贯通式教育结构拉动职教发展
在整个教育结构体系中，职业教育的位势如图2所示。
它给我们的几点启示：职业教育不仅是经济的一部分，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框架中，职业教育上、下、左、右是贯通的，即双元制学校毕业的学生也同样能取得大学入学资格，横向课程之间是可以互动的，州与州甚至与欧盟的课程也是可以互换的，从而保证了职业教育的活力。
二、德国职教面对的挑战和应对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双元制中企业的积极性下降
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企业核算也越来越细，不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培训的企业有所增加。在大企业中，往往设置专门的培训场所提供系统性的培训，以传授企业没有的或要求很高的课程和工序。为了集成使用这种资源，大企业之间出现了“大企业培训联盟”；政府也通过财政鼓励小企业之间的“跨企业培训”。同时，全日制职业学校如综合中学(北威州)、职业准备学校等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二)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职业布局结构变化
近几年来，德国人口出生率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人口数量的平稳保持来自移民。移民的出生率达8.4％，德国人则为1.4％。人口出生率在原东德的两个州以及原西德的部分地区下降得很快。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产业布局结构的变化和技术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引起的。对此，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预警，并在逐步转变成政策。
(三)学制中分叉的影响及应对
德国职业教育在10年级后就要选择读文理中学、职业学校或实科中学，即进行分叉教育。在8或9年级就要接受劳动局职业信息中心的咨询，以便为选择做准备。这种过早分叉有两种影响：一是没有为未来的专业学习打下深造、改行基础，二是有将人培养成“机器”之嫌。
为此，在现行学制下，有的学校在培训的第一学年中越来越多地传授广泛的基础知识，或将类似的职业综合起来，在第一学年或者第二学年中传授相同的课程内容。如西门子公司需要的是工业技术的助手、助理工程师，把文理中学毕业的取得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作为培养对象，即相当于职业教育在此分叉。培养的学生要具备五种能力(即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社交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客户关系能力)，企业与技术学院合作，按职业教育方式培养，学生两年后取得大学文凭。
(四)双元制中学校责任的弱化及应对
在双元制中，由于学生是和企业签订培训岗位合同，学校的责任在逐步弱化，具体表现为：一是职业学校的状况落后，某些科目缺乏专业教师，课程被取消；二是企业培训缺乏原理支持，致使双元之间无系统性。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学校和企业正力求培训条例与学校教学计划的协调，培训的模块化趋势也已出现端倪，但这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任务。
针对上述情况，搭建企业和学校常规性沟通平台实属必要。
(五)企业培训费用的差距及应对
职业学校的培训费用由国家承担，企业的培训费用则由企业承担。但各个企业在纯培训费用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有些企业培训费用很高，而有些企业则较低，有的甚至还有盈利。
在法律方面关于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在某些行业(如建筑业)，社会福利伙伴也在劳资协定中作出了规定。
(六)其他
女性青少年至今仍然集中于少数几个典型的妇女职业中。多年来，国家、雇主和工会一直努力设法在至今仍为男性所把持的技术性职业中为女性青少年开通入门的途径；对于不能参加正常职业培训的残障青少年，则设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受培训人有其自己的职业教育课程和治疗措施，部分人还可驻校学习；有关部门也可为个别职业制订特殊的培训规定；学历不足的青少年和品行特殊的青少年难于进入正常的教育进程和工作进程。联邦劳工局为这些青少年提供了职业准备措施及配套的教育，使他们尽可能获得相等的机会来取得受培训的资格，并圆满完成学业；越来越多的外籍青少年完成了学校的学业，并且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样的教育水准。然而，仍然需要做大量鼓励、赞助和引导工作，使他们中的多数人得以受到培训并完成培训。
三、中德职业教育的比较
中德职业教育的比较可通过如下简表反映。
(一)体制不同
体制不同，决定了属性和管理特点的不同。一是体制中的主体及作用不同。我国职教作用体是政府主导、学校为主体，行业、企业参与很少；德国职教四大作用体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学校基础、行业深度参与。从而保证了职业教育的横跨性和自下而上的知识产生方式。对比之下，我国职教体制中应将行业、企业动员起来深度参与职业教育，这也是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体制基础。
(二)知识产生方式不同
在不同的体制下，管理特点也不同。由于我国职业教育的机构定位及职能不同于德国，因此在职业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我国经济等部门的需求不明确，不能系统而有效地提供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等信息；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调整都靠职校去把握，必然有不准确和支离破碎之感；同时，十年扩招的增量大部分是在高职，致使职业学校及职教政府管理部门承担了太多的责任，疲于奔命还屡遭责难。
因此，以政府主导，集结行业需求，像德国联邦职教所和行会等中介那样研究提供知识产生信息，是促进我国经济与职教相融合的信息基础。
(三)调节机制不同
体制决定机制，尤其是体制上明确了各作用体后，规范各作用体的职责和关系就要用到机制调节了。在德国职业教育中，法律调节的作用非常大，对各作用体作了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关于知识的产生方式在联邦职教法中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联邦职教提供的年度“职教报告”又通过详尽的决策研究，使相应地经济调节、行政调节、社会调节跟上，使得整个调节系统而有序。
对比我国，由于职教体制不同，调节机制中法律调节缺失，经济调节弱化，甚至没有社会调节，只能靠过细的行政调节来弥补，使得行政尤其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其职能不减反增，从而常常出现管理的越位、缺位，该做的事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做的情况，以致让行政人员感到劳而无功十分苦恼。
(四)教育结构不同
在教育结构中，德国的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其他层次的教育是互通的，从而形成开放开发的格局。在广西，职业教 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其他层次的教育贯通非常有限，职业教育成了“断头”教育，这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
四、对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
1.促进地方职业教育法规的出台
作为本项目的物化成果之一，在地方职教法规的研究中，应充分考虑到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职教知识来源的特殊性，从而在方案中尤其是实施细则中考虑到多方作用体的作用，尤其是在规范企业的行为、行业的作用及社会力量办学上。对于这些作用体的规范不是要照搬德国职教法的规定，而是要有创新地进行学习。
2.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结构
通过布局结构调整，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促进教育结构合理化。目前，我区职业教育散、小、弱，因此根据产业结构、布局特征、人口分布特征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北部湾开放开发的机遇进行职业教育布局结构的优化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优化包括学校布局优化、专业结构优化、资源利用的优化，尤其是共享型实训基地的优化与建设等。
3.职教集团促进职业教育体制改革
职教集团功效集中表现在创新教育体制。职教集团的建立对职业教育体制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对传统的“一元化的办学体制、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单一的投资体制”的挑战与变革，承担政府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职能，实现职业教育体制从单极到多极、从一元到多元、从分散到集成的转变；使职业教育内涵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为内涵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强化人才培养功能；优化专业建设；扩展产教结合；为终身教育创造条件。
4.完善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制
通过对制约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制形成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职业资格证书与就业准入及激励政策问题、职业院校“双证书”制度推进问题、职业教育和培训与就业有机结合问题、职业教育和培训与广西产业发展相适应问题，建立“双证书”制度的推进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制。
5.建立政府主导的职教体系
在广西，职业教育不仅具有双重属性，还具有诸多社会属性，如民生属性等。因此，职业教育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才能更好发展。第一。政府要有职业教育基本公共财政预算，而不仅仅是使项目获得临时政策保障，要有政策性的投融资渠道；第二，政府要做好规划；第三，政府要架起各级各类教育的立交桥；第四，职教联席会议要制度化、务实化。
6.组建职教研究所，快速反映岗位知识技能和社会需求，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对职业岗位知识技能和社会需求的快速反映，而这正是我区职业教育发展的软瓶颈。因此组建职教研究所，建立常规性需求研究和快速反映模式、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信息基础成为当务之急。
责编 韦 微
一、德国职业教育体制与调节机制
(一)职教体制架构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
德国联邦与各州的分工是联邦管理国防、外交、铁路、经济和金融等事务，在文化、教育、医疗、社区管理、新闻媒体、警察等方面有自治权。
由于这种分工体制，在职业教育里，尤其是双元制中，联邦只管企业这一“元”，各州则负责学校这一“元”的管理。联邦管企业关注的是企业人力资源诉求，并要求职业培养满足这种诉求。这种诉求在自下而上的传递过程中逐步完善、成熟，并以法规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图1所示：由社会伙伴、雇主和协会等提出对职业教育的诉求，接着由州文教部进行预审，然后职教所与企业、学校共同作用确定新条例，再由经济、劳动、教育科学部进行审核并公布，最后各州学校、企业按照职教条例开展职业教育，形成自上而下的标准执行体系。
在这个体制中，上下两条主线涉及四个作用体即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且这四个方面交互作用、分工明确。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依法主导培养标准的产生，并在经济上保障教育的公益性；行业等中介深度参与，承担培训过程中的诸多业务性工作，联邦职教所提供的强大的信息资源，使政府职能得以让渡，有更多的时间和可能考虑更重大的事项；企业是培训条例产生的出发点，也是培训的主体；学校是基础。它们形成不可或缺的，相互作用的交互网状形体制。
这种体制模式保证了职业教育知识产生方式的自下而上，知识来自行动体系或工作体系使培训岗位(专业)真正反映企业所需，提高了培养的适应性，解决了培养与需求两张皮的现象。它符合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即职业教育是横跨在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机构之上的教育，确保了职业教育的经济与教育属性。同时，自上而下的标准体系使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
(二)四种调节机制规范与激活职业教育
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体制采取了四种调节机制：一是职教法律法规的调节；二是通过经济调节激励各作用体；三是行政管理的宏观调节；四是社会文化的调节。正是多管齐下的调节机制规范并激励着职业教育的良性运转。
1.职教法律法规的调节
职业学校这一“元”主要由各州《学校法》规范，培训企业这一“元”主要由联邦《职业教育法》规范。此外，联邦《基本法》、《手工业条例》、《青年劳动保护法》、《劳动促进法》、《企业基本法》、《实训教师资格条例》及《培训条例》等法律对职业教育也有相关规定。
从内容上看，《学校法》主要规定了职业学校的相关内容；联邦《职业教育法》主要规定了其他作用体开展职业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培训职业的国家认可制度，职业教育分类制度，培训企业资格认定制度，培训教师资格和实训师资格认定制度，培训合同制度，考试制度，职业教育规划、统计、报告制度，职业教育研究制度，职业教育行会主管制度，职业教育管理制度和职业教育标准化制度。
对职教研究所的法律规定包括法律地位，这种规定的好处是职教研究所的职能将不因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从而能坚持研究并坚守研究方向，满足职业教育全过程信息基础的需要。
法律还规定了条例的具体内容，年度报告的具体内容，行业提供数据的法律规定，大企业接受培训的税收减免等。
目前，德国职业教育条例共有350个左右，从1990年到2007年，新生71个职业条例，更新211个。
2.经济调节的激励作用
德国职业教育的动力来源于培训岗位合同的签订，创造岗位成为德国职业教育的源动力。为此，政府专门拨款(2007年拨款9000万欧元)用于新签岗位的产生和职业培训。同时在下列情况中政府还负责承担费用。
(1)学生在职业学校的费用是每生每年8800欧元，由州政府财政负担；在北威州各职业学校教师的工资由州财政负担。
(2)签不到岗位合同的学生可与劳动局签订培训合同。在柏林按法律规定，这部分学生也要得到帮助，资助额是每生每年13500欧元。其中，一半由劳动局支付，另一半由进行培训的机构负责或者由机构找到的企业来承担。通常学生第一年的费用是由劳动局支付的经费补足。第二年，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企业愿意接受并承担他们的一些费用。第三年，企业基本都能承担全部费用。同时，政府规定这类学生的总数只能占该企业职工数的8％，且企业要全额承担其中5％的学生的费用。
(3)对跨企业培训的资助。如《手工业条例》中规定，由于签约的企业满足不了培训需求，学生到另一个非签约企业培训，联邦和州政府要按每年每生5000－8000欧元支付给非签约企业，而不用企业支付费用。
(4)对社会力量办学的支持
作为私营教育公司，其主要经费来自欧盟、联邦经济部和劳动局。同时与企业的继续教育联合，企业又可获国家的资助，转而用于私营教育机构的培训。如手工业协会的跨企业培训中心的初期建设费用是由国家支持的。
双元的企业培训部分由企业承担费用。例如，2007年，工商联合会提供1.8万个岗位，需要3.5亿欧元资金(双元的企业部分按1.85万欧元／人／年)成本，包括学生的工资、医疗保险、退休保险等费用，并由劳资协议来确定学生能领多少；其他还包括企业培训师费用，扩展的如企业外来讲授人员的费用，第一年专用场地设备、运转、教材以及管理等费用。
以一个学生产生的平均费用为例，2007年的一个测算中显示每生大约耗费1.6万欧元，减去他们在企业岗位创造的7000多欧元，企业实际支付8500多欧元，学生所有费用中有37％由企业支出。
可见，以政府、企业为主的双重经济渠道保证了高成本的职业教育的运转。
3.宏观行政调节
由于多个作用体对职能的分担，行政调节变得单纯而有序。
联邦宏观行政调节主要是利用政策调节，而政策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联邦职教研究所，尤其是研究所的年度报告。
州政府文教部对学校的行政调节则主要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和学校的监管方面，劳动局利用职业信息中心作为信息基础，制订若干培训促进计划和救济计划，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联邦政府根据这些信息资源，制订相应的目标性政策、制度性政策和功能性政策，对职业教育进行适当调节。
4.社会文化调节
社会文化包括硬文化和软文化，硬文化是指一切制度性文化，软文化是在社会上约定俗成的价值观。硬文化和软 文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在德国职业教育中，一方面有强大的硬文化包括法律规章、政策及管理程序，另一方面德国及德国人的传统文化中有崇尚技能和尊重技能人才的习惯，即良好的软文化。这两种文化共同调节职业教育系统。
(三)贯通式教育结构拉动职教发展
在整个教育结构体系中，职业教育的位势如图2所示。
它给我们的几点启示：职业教育不仅是经济的一部分，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框架中，职业教育上、下、左、右是贯通的，即双元制学校毕业的学生也同样能取得大学入学资格，横向课程之间是可以互动的，州与州甚至与欧盟的课程也是可以互换的，从而保证了职业教育的活力。
二、德国职教面对的挑战和应对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双元制中企业的积极性下降
面对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企业核算也越来越细，不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培训的企业有所增加。在大企业中，往往设置专门的培训场所提供系统性的培训，以传授企业没有的或要求很高的课程和工序。为了集成使用这种资源，大企业之间出现了“大企业培训联盟”；政府也通过财政鼓励小企业之间的“跨企业培训”。同时，全日制职业学校如综合中学(北威州)、职业准备学校等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二)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职业布局结构变化
近几年来，德国人口出生率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人口数量的平稳保持来自移民。移民的出生率达8.4％，德国人则为1.4％。人口出生率在原东德的两个州以及原西德的部分地区下降得很快。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产业布局结构的变化和技术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引起的。对此，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预警，并在逐步转变成政策。
(三)学制中分叉的影响及应对
德国职业教育在10年级后就要选择读文理中学、职业学校或实科中学，即进行分叉教育。在8或9年级就要接受劳动局职业信息中心的咨询，以便为选择做准备。这种过早分叉有两种影响：一是没有为未来的专业学习打下深造、改行基础，二是有将人培养成“机器”之嫌。
为此，在现行学制下，有的学校在培训的第一学年中越来越多地传授广泛的基础知识，或将类似的职业综合起来，在第一学年或者第二学年中传授相同的课程内容。如西门子公司需要的是工业技术的助手、助理工程师，把文理中学毕业的取得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作为培养对象，即相当于职业教育在此分叉。培养的学生要具备五种能力(即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社交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客户关系能力)，企业与技术学院合作，按职业教育方式培养，学生两年后取得大学文凭。
(四)双元制中学校责任的弱化及应对
在双元制中，由于学生是和企业签订培训岗位合同，学校的责任在逐步弱化，具体表现为：一是职业学校的状况落后，某些科目缺乏专业教师，课程被取消；二是企业培训缺乏原理支持，致使双元之间无系统性。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学校和企业正力求培训条例与学校教学计划的协调，培训的模块化趋势也已出现端倪，但这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任务。
针对上述情况，搭建企业和学校常规性沟通平台实属必要。
(五)企业培训费用的差距及应对
职业学校的培训费用由国家承担，企业的培训费用则由企业承担。但各个企业在纯培训费用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有些企业培训费用很高，而有些企业则较低，有的甚至还有盈利。
在法律方面关于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在某些行业(如建筑业)，社会福利伙伴也在劳资协定中作出了规定。
(六)其他
女性青少年至今仍然集中于少数几个典型的妇女职业中。多年来，国家、雇主和工会一直努力设法在至今仍为男性所把持的技术性职业中为女性青少年开通入门的途径；对于不能参加正常职业培训的残障青少年，则设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受培训人有其自己的职业教育课程和治疗措施，部分人还可驻校学习；有关部门也可为个别职业制订特殊的培训规定；学历不足的青少年和品行特殊的青少年难于进入正常的教育进程和工作进程。联邦劳工局为这些青少年提供了职业准备措施及配套的教育，使他们尽可能获得相等的机会来取得受培训的资格，并圆满完成学业；越来越多的外籍青少年完成了学校的学业，并且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样的教育水准。然而，仍然需要做大量鼓励、赞助和引导工作，使他们中的多数人得以受到培训并完成培训。
三、中德职业教育的比较
中德职业教育的比较可通过如下简表反映。
(一)体制不同
体制不同，决定了属性和管理特点的不同。一是体制中的主体及作用不同。我国职教作用体是政府主导、学校为主体，行业、企业参与很少；德国职教四大作用体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学校基础、行业深度参与。从而保证了职业教育的横跨性和自下而上的知识产生方式。对比之下，我国职教体制中应将行业、企业动员起来深度参与职业教育，这也是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体制基础。
(二)知识产生方式不同
在不同的体制下，管理特点也不同。由于我国职业教育的机构定位及职能不同于德国，因此在职业教育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我国经济等部门的需求不明确，不能系统而有效地提供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等信息；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调整都靠职校去把握，必然有不准确和支离破碎之感；同时，十年扩招的增量大部分是在高职，致使职业学校及职教政府管理部门承担了太多的责任，疲于奔命还屡遭责难。
因此，以政府主导，集结行业需求，像德国联邦职教所和行会等中介那样研究提供知识产生信息，是促进我国经济与职教相融合的信息基础。
(三)调节机制不同
体制决定机制，尤其是体制上明确了各作用体后，规范各作用体的职责和关系就要用到机制调节了。在德国职业教育中，法律调节的作用非常大，对各作用体作了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关于知识的产生方式在联邦职教法中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联邦职教提供的年度“职教报告”又通过详尽的决策研究，使相应地经济调节、行政调节、社会调节跟上，使得整个调节系统而有序。
对比我国，由于职教体制不同，调节机制中法律调节缺失，经济调节弱化，甚至没有社会调节，只能靠过细的行政调节来弥补，使得行政尤其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其职能不减反增，从而常常出现管理的越位、缺位，该做的事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做的情况，以致让行政人员感到劳而无功十分苦恼。
(四)教育结构不同
在教育结构中，德国的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其他层次的教育是互通的，从而形成开放开发的格局。在广西，职业教 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其他层次的教育贯通非常有限，职业教育成了“断头”教育，这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
四、对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
1.促进地方职业教育法规的出台
作为本项目的物化成果之一，在地方职教法规的研究中，应充分考虑到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职教知识来源的特殊性，从而在方案中尤其是实施细则中考虑到多方作用体的作用，尤其是在规范企业的行为、行业的作用及社会力量办学上。对于这些作用体的规范不是要照搬德国职教法的规定，而是要有创新地进行学习。
2.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结构
通过布局结构调整，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促进教育结构合理化。目前，我区职业教育散、小、弱，因此根据产业结构、布局特征、人口分布特征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北部湾开放开发的机遇进行职业教育布局结构的优化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优化包括学校布局优化、专业结构优化、资源利用的优化，尤其是共享型实训基地的优化与建设等。
3.职教集团促进职业教育体制改革
职教集团功效集中表现在创新教育体制。职教集团的建立对职业教育体制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对传统的“一元化的办学体制、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单一的投资体制”的挑战与变革，承担政府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职能，实现职业教育体制从单极到多极、从一元到多元、从分散到集成的转变；使职业教育内涵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为内涵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强化人才培养功能；优化专业建设；扩展产教结合；为终身教育创造条件。
4.完善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制
通过对制约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制形成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职业资格证书与就业准入及激励政策问题、职业院校“双证书”制度推进问题、职业教育和培训与就业有机结合问题、职业教育和培训与广西产业发展相适应问题，建立“双证书”制度的推进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制。
5.建立政府主导的职教体系
在广西，职业教育不仅具有双重属性，还具有诸多社会属性，如民生属性等。因此，职业教育必须以政府为主导才能更好发展。第一。政府要有职业教育基本公共财政预算，而不仅仅是使项目获得临时政策保障，要有政策性的投融资渠道；第二，政府要做好规划；第三，政府要架起各级各类教育的立交桥；第四，职教联席会议要制度化、务实化。
6.组建职教研究所，快速反映岗位知识技能和社会需求，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信息基础
职业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对职业岗位知识技能和社会需求的快速反映，而这正是我区职业教育发展的软瓶颈。因此组建职教研究所，建立常规性需求研究和快速反映模式、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信息基础成为当务之急。
责编 韦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