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克隆动物产品距离产业化还有“漫长的道路”，原因并不在于缺乏安全性审查的标准，真正的距离在于技术。
　　1996年，世界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羊“多利”在英国诞生，1997年科学家把这一科研成果公之于世后，给生物学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从此以后，除了“公羊”“母羊”，羊这种动物多了一个分类——克隆羊，或者干脆就把它们统称为“多利”。
　　
　　中国动物克隆技术在稳步推进
　　
　　在当时，“多利”带来的革命性改变，只有少数科学家能够真正理解，但现在，“多利”不再是世界唯一的技术顶峰，克隆仿佛变得触手可及。最近，一名墨西哥人准备找公司克隆一头勇猛的斗牛，让它的优良基因得以延续。各国很多科学家都掌握了克隆技术，更有许多科学家雄心勃勃，朝着克隆动物产品产业化的目标进发。
　　在中国，已经有数家科研机构有能力克隆动物，并让不少的克隆动物存活下来。中国科学院动物所首席研究员陈大元、2007年12月刚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中国农业大学李宁教授等，都已经成功培养出克隆牛，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曾溢滔也在克隆牛和羊的工作上稳步前进。
　　药物也好，牛排也好，克隆技术最终的目标，都是制造产品送进人的身体里，所以，“克隆离餐桌有多远”这个问题，永远吸引人们的关心。美国FDA认可了部分克隆动物食品的安全性以后，中国大众也开始讨论克隆食品是否能吃。
　　关于克隆食品的安全性，中国农业大学李宁教授介绍说，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的标准出台，有关部门领导碰面时会提及标准问题，但距离正式的探讨还有距离。“中国与美国的情况不同，美国的产业部门会向FDA提出制定克隆动物食品标准的要求。”李宁教授说，产业部门的呼吁已有五六年之久，FDA关于安全性的标准和认可姗姗来迟，为此，产业部门极为不满，他在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时，常常听到国外专家的抱怨。但在国内，动物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很难有部门主动“应战”。
　　但李宁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克隆动物产品距离产业化还有“漫长的道路”，原因并不在于缺乏安全性审查的标准，因为安全性标准完全可以参照国外既有的标准。他认为，真正的距离在于技术。“个别的科研团体能够克隆，是不可能实现产业化的。”
　　陈大元教授同样不够“乐观”。他自己带领的克隆牛研究，就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率”。2002年陈大元的团队培养出第一批克隆牛，14头成功克隆的牛最后只存活下5头牛犊，第一头克隆牛在出生不久以后夭折。2003年在新疆成功的31头克隆牛，也只有12头存活。不久前，中科院一个研究小组培育的克隆牛，全部存活，这几乎是克隆实验中的“奇迹”，陈大元介绍说，这次“例外”的原因，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当中。
　　
　　距产业化还有距离
　　
　　尽管有“例外”发生，克隆动物存活率低的问题，仍然是目前克隆技术产业化的瓶颈，如果没有新的方法解决，对产业化的期待，也许还为时尚早。不过，陈大元认为，最近日本和美国实现了“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如果尽快把这一技术应用到克隆中，那么产业化也许可以早点到来。“只要是健康存活下来的克隆动物，作为食物就跟传统动物没有两样，是安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能力批量地生产克隆动物产品。”陈大元说。
　　“现在中国的克隆技术与其他国家相比，基本在同一个平台上。”陈大元教授说。这位已经年过古稀的科学家，依然活跃在研究领域，见证了克隆技术在中国40年的发展历史。作为童第周先生的学生，陈大元清楚地记得，1963年，鱼类“核移植”研究成功，当时还没有克隆这个名词，但基本的技术与克隆相同。因为童第周先生的这一成就，当时国际上很多人把“核移植”鱼叫做“童鱼”。
　　在克隆技术起步的时代，中国人的研究，曾经引领国际。“到了1980年代初，外国哺乳动物克隆研究走得很快，中国科学界直到1990年代才追上克隆技术的步伐。”陈大元说。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克隆技术的进步，立即进入加速度，兔、鼠、猪、牛、羊等等动物的克隆，都被中国的科学家实现。陈大元把这个时期形容为“登峰造极”。
　　2000年以后，随着克隆技术的成熟，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开始探索克隆产业化，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也加入了实现产业化的努力当中。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生物技术正在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行业，在很多国外研究者看来，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常常能制造轰动性的成果，在克隆动物产品产业化的领域，中国的表现也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