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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简要描述了宋代福建麻沙本的特点及其兴盛的原因，并对麻沙本在版本学和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作了简单评述。
【关键词】麻纱本；建本；闽刻
宋代刻书技术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三种刻本。其中坊刻由于其规模化和通俗化的特点，流传最为广泛。在宋代形成的浙江、四川、福建三大刻书中心中，福建建阳地区的坊刻尤为著名。麻沙本就是出现在唐末兴盛于此时的建阳坊刻历史上颇具特点的刻本。
1.研究对象的确立
有关麻沙本的研究在古籍版本学的研究中成体系的并不多见，但是麻沙本作为宋代坊刻中比较重要的一种版本，几乎在所有述及古籍版本的著述中都有提及。而对麻沙本范围的界定却各有不同。本文认为，将麻沙本界定为建阳地区的坊刻本比较适宜。两宋时期，建阳坊刻尤为发达，而麻沙和崇化两镇，又是坊刻最为繁盛的地区。由于麻沙交通方便，百业兴旺，故宋时书市以麻沙为中心形成了书籍集散地。宋元两代对建阳所产坊刻书籍，均称麻沙本。由于麻沙本最兴盛的时期是两宋，宋之前唐末五代萌芽时期刻本很少，宋之后麻沙本又逐渐走向没落，因此本文选择宋代麻沙本为主要研究对象。
2.麻沙本兴盛的原因
麻沙本的兴盛与宋代经济繁荣、教育发达、对刻书业的重视等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另外，一些地域特点和社会环境也是建阳坊刻繁荣的原因。
2.1地域原因
建阳因其地理环境盛产樟、楠、梨、枣、杉、松、竹等雕版、制墨及造纸良材，为发展刻书事业提供了物质资源。此外，建阳作为闽中粮仓，粮多人稠，依傍丰富的刻书资源，雕刻、印刷成为当地居民的祖传手工家艺。这种丰富的雕刻、印刷物质资源和廉价的印刷人力资源，成为建阳坊刻发达的必要条件。
建阳在横贯建安、瓯宁全境的建溪之上，境内有麻阳溪、崇阳溪、南汇溪汇入建溪，因此麻沙、崇化河道呈网状，通舟楫，畅货运，便行旅。这是刻书技术传入麻沙的方便之门也是麻沙本通行天下的交通条件[1]。
2.2政治和经济原因
麻沙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中原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在此最先吸收和传播。唐末在麻沙镇逐渐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草市”。北宋真宗景德间（1004—1007）麻纱置监官一员治理草市，徽宗宣和间（1119—1125）又设巡检一员，维护社会治安。由此可见当时草市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刻书和书坊经营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市场环境，麻纱镇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普通草市的书市。据宋温陵曾慥编《类说》条目标著称“宋刊小字本，绍兴庚申麻沙书市刊，不分卷” [2]。足见最迟在绍兴十年，麻纱已成书市。南宋诗论家严羽称：“今书市集本，并不见有。”[3]这里所指书市即麻沙书市。
到南宋高宗绍兴七年，由于当时麻沙粮油、木材、茶叶、纸张、书籍等物产丰富，又是附近乡里货物集散地，所以福建路转运司以“麻沙现今居民繁盛”为由，请宋廷准将麻沙草市提升设镇[4]。政府的重视为刻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2.3文化原因
福建的文化到了两宋时期有了长远的发展。宋时福建书院发达，共有书院52处，其中建阳就有15处。著名的瑞樟书院、横渠书院都设在麻沙。书院的发展为刻书事业提供了有益的人文条件。首先，书院藏书为书坊提供了丰富的刻书底本和参考资料；其次，书院宽松的教学环境，为刻书业提供各方面优秀的作者和源源不断的稿源，也使得麻沙本拥有了丰富多彩的刻本内容，为其“书成走天下”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三，书院的发展还为刻书事业提供了购买书籍的稳定可靠的读者群。
3.麻沙本的特点
麻沙本具有宋代坊刻本的一般特征，即：字体多以柳体为主，笔画刚劲，字硬如骨；多用黄麻纸；早期刻本为左右双边细黑口，后期变为四周双边粗黑口，多是双鱼尾，在边线外左上角有的刻有“耳子”，内刻篇名或标题，便于读者查找，反映出面向大众的特色。此外，麻沙本还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3.1纸质较差，刻书粗糙
麻沙本的用纸以当地出产的竹木为原料，色泽稍黄，没有纸纹，质地不如麻纸，暗淡粗劣，这种印纸被称作“麻沙纸”。[5]《石林燕语》中曾提到“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惜为福建书坊所刻，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书坊主贪图利益，用疏松的木料和脆薄的纸张印制书籍，虽易制速成，但稍经印刷，不是书板裂开就是字迹漫散[6]。
3.2校勘粗率，讹误偏多
由于书坊刻书以盈利为主，校勘较为粗率，内容删改也比较严重，所以麻沙本内容多讹误。周煇《清波杂志》卷八说：“印版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除了校勘不精外，麻纱本还存在妄改书名、任意删节、序跋累牍等问题。顾千里《思适斋集》记载“南宋时，建阳各坊，可数最多。惟每刻一书，必倩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以炫价，而古书多失其真”。
3.3内容丰富，涉猎广泛
麻沙本的内容非常广泛，以民间日用参考使用的字书、韵书、类书，适于读书应举之人的史书、经书，流行的时文与前代诗文等为主。这些社会生产生活所急需，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科普、文化读物，对传播文化科技知识是有积极作用的[7]。
3.4流通量大，影响深远
麻沙本作为建阳坊刻的代表，具有坊刻本造价较低，内容通俗，易于流通的特点。由于麻沙便利的交通条件和麻沙书市的繁荣，使得麻沙本在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两宋时期出产的麻沙本，多不胜数，成为闽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麻沙本“几遍天下，无远不至”。南宋时期，麻纱本图书在日本、韩国广为流传。据有关著述记载，建阳书坊刻印的古籍，至今在日、韩、美、英、法等国家的图书馆均有珍藏。
4.麻沙本在版本学和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由于大多数麻沙本刊刻不精，内容较多讹误等无可为讳的缺陷，在版本学研究中，麻纱本往往成为学者的众矢之的，甚至被认为是劣本的代名词，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因此被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麻纱本对当时社会文化的传播，乃至闽学的兴起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史学研究和中国版本学研究保留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4.1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虽然麻沙本发生的差错的确多一些，但由于其存世量相对较多，且以北宋本或唐本旧本为底本翻雕，比较接近原著，在保留文化遗产上，其作用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同时，麻沙本中刻板精良者也为数不少，尤其流通量大，流通面广，故其社会影响极为广大，对传播文化科技知识是有积极作用的，也为研究古代市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8]。
4.2对版本研究的贡献
麻沙本作为坊刻本，为了满足读者需求以求得利益，对于所刻书籍的版式进行了改良，创造了各种书籍新的编辑方法与新的形式，如：刻诗文集汇注本和合刊本，把注疏、音义、释文等用双行小字与经史正文附刻在一起；在发明了上层插图、中层评论、下层正文的三栏版式；最早使用黑口和书耳，便于折叠、装订及翻检书中内容，既提高了效率又方便了读者；普遍附刻刊记或雕版原委，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9]。
麻沙本为研究中国的版本史和区域文化史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所以，正确的认识麻沙本，肯定其地位是很有必要的，麻纱本虽有一定的缺点，但他的成就和贡献是主要的，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福建“武夷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容磨灭的，麻纱本在中国文化发展史和中国版本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7]林应麟.福建书业史.鹭江出版社，2004：67，167-200.
[2]赖碧淡.福建古代目录述略.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2）：60-62.
[3]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30.
[4]（明）苏民望，萧时中.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457.
[5][8]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8，168，38.
[6]戴南海.版本学概论.巴蜀书社，1989：431-450.
[9]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27-129.
【关键词】麻纱本；建本；闽刻
宋代刻书技术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三种刻本。其中坊刻由于其规模化和通俗化的特点，流传最为广泛。在宋代形成的浙江、四川、福建三大刻书中心中，福建建阳地区的坊刻尤为著名。麻沙本就是出现在唐末兴盛于此时的建阳坊刻历史上颇具特点的刻本。
1.研究对象的确立
有关麻沙本的研究在古籍版本学的研究中成体系的并不多见，但是麻沙本作为宋代坊刻中比较重要的一种版本，几乎在所有述及古籍版本的著述中都有提及。而对麻沙本范围的界定却各有不同。本文认为，将麻沙本界定为建阳地区的坊刻本比较适宜。两宋时期，建阳坊刻尤为发达，而麻沙和崇化两镇，又是坊刻最为繁盛的地区。由于麻沙交通方便，百业兴旺，故宋时书市以麻沙为中心形成了书籍集散地。宋元两代对建阳所产坊刻书籍，均称麻沙本。由于麻沙本最兴盛的时期是两宋，宋之前唐末五代萌芽时期刻本很少，宋之后麻沙本又逐渐走向没落，因此本文选择宋代麻沙本为主要研究对象。
2.麻沙本兴盛的原因
麻沙本的兴盛与宋代经济繁荣、教育发达、对刻书业的重视等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另外，一些地域特点和社会环境也是建阳坊刻繁荣的原因。
2.1地域原因
建阳因其地理环境盛产樟、楠、梨、枣、杉、松、竹等雕版、制墨及造纸良材，为发展刻书事业提供了物质资源。此外，建阳作为闽中粮仓，粮多人稠，依傍丰富的刻书资源，雕刻、印刷成为当地居民的祖传手工家艺。这种丰富的雕刻、印刷物质资源和廉价的印刷人力资源，成为建阳坊刻发达的必要条件。
建阳在横贯建安、瓯宁全境的建溪之上，境内有麻阳溪、崇阳溪、南汇溪汇入建溪，因此麻沙、崇化河道呈网状，通舟楫，畅货运，便行旅。这是刻书技术传入麻沙的方便之门也是麻沙本通行天下的交通条件[1]。
2.2政治和经济原因
麻沙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中原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在此最先吸收和传播。唐末在麻沙镇逐渐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草市”。北宋真宗景德间（1004—1007）麻纱置监官一员治理草市，徽宗宣和间（1119—1125）又设巡检一员，维护社会治安。由此可见当时草市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刻书和书坊经营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市场环境，麻纱镇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普通草市的书市。据宋温陵曾慥编《类说》条目标著称“宋刊小字本，绍兴庚申麻沙书市刊，不分卷” [2]。足见最迟在绍兴十年，麻纱已成书市。南宋诗论家严羽称：“今书市集本，并不见有。”[3]这里所指书市即麻沙书市。
到南宋高宗绍兴七年，由于当时麻沙粮油、木材、茶叶、纸张、书籍等物产丰富，又是附近乡里货物集散地，所以福建路转运司以“麻沙现今居民繁盛”为由，请宋廷准将麻沙草市提升设镇[4]。政府的重视为刻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2.3文化原因
福建的文化到了两宋时期有了长远的发展。宋时福建书院发达，共有书院52处，其中建阳就有15处。著名的瑞樟书院、横渠书院都设在麻沙。书院的发展为刻书事业提供了有益的人文条件。首先，书院藏书为书坊提供了丰富的刻书底本和参考资料；其次，书院宽松的教学环境，为刻书业提供各方面优秀的作者和源源不断的稿源，也使得麻沙本拥有了丰富多彩的刻本内容，为其“书成走天下”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三，书院的发展还为刻书事业提供了购买书籍的稳定可靠的读者群。
3.麻沙本的特点
麻沙本具有宋代坊刻本的一般特征，即：字体多以柳体为主，笔画刚劲，字硬如骨；多用黄麻纸；早期刻本为左右双边细黑口，后期变为四周双边粗黑口，多是双鱼尾，在边线外左上角有的刻有“耳子”，内刻篇名或标题，便于读者查找，反映出面向大众的特色。此外，麻沙本还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3.1纸质较差，刻书粗糙
麻沙本的用纸以当地出产的竹木为原料，色泽稍黄，没有纸纹，质地不如麻纸，暗淡粗劣，这种印纸被称作“麻沙纸”。[5]《石林燕语》中曾提到“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惜为福建书坊所刻，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书坊主贪图利益，用疏松的木料和脆薄的纸张印制书籍，虽易制速成，但稍经印刷，不是书板裂开就是字迹漫散[6]。
3.2校勘粗率，讹误偏多
由于书坊刻书以盈利为主，校勘较为粗率，内容删改也比较严重，所以麻沙本内容多讹误。周煇《清波杂志》卷八说：“印版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除了校勘不精外，麻纱本还存在妄改书名、任意删节、序跋累牍等问题。顾千里《思适斋集》记载“南宋时，建阳各坊，可数最多。惟每刻一书，必倩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以炫价，而古书多失其真”。
3.3内容丰富，涉猎广泛
麻沙本的内容非常广泛，以民间日用参考使用的字书、韵书、类书，适于读书应举之人的史书、经书，流行的时文与前代诗文等为主。这些社会生产生活所急需，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科普、文化读物，对传播文化科技知识是有积极作用的[7]。
3.4流通量大，影响深远
麻沙本作为建阳坊刻的代表，具有坊刻本造价较低，内容通俗，易于流通的特点。由于麻沙便利的交通条件和麻沙书市的繁荣，使得麻沙本在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两宋时期出产的麻沙本，多不胜数，成为闽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麻沙本“几遍天下，无远不至”。南宋时期，麻纱本图书在日本、韩国广为流传。据有关著述记载，建阳书坊刻印的古籍，至今在日、韩、美、英、法等国家的图书馆均有珍藏。
4.麻沙本在版本学和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由于大多数麻沙本刊刻不精，内容较多讹误等无可为讳的缺陷，在版本学研究中，麻纱本往往成为学者的众矢之的，甚至被认为是劣本的代名词，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因此被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麻纱本对当时社会文化的传播，乃至闽学的兴起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史学研究和中国版本学研究保留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4.1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虽然麻沙本发生的差错的确多一些，但由于其存世量相对较多，且以北宋本或唐本旧本为底本翻雕，比较接近原著，在保留文化遗产上，其作用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同时，麻沙本中刻板精良者也为数不少，尤其流通量大，流通面广，故其社会影响极为广大，对传播文化科技知识是有积极作用的，也为研究古代市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8]。
4.2对版本研究的贡献
麻沙本作为坊刻本，为了满足读者需求以求得利益，对于所刻书籍的版式进行了改良，创造了各种书籍新的编辑方法与新的形式，如：刻诗文集汇注本和合刊本，把注疏、音义、释文等用双行小字与经史正文附刻在一起；在发明了上层插图、中层评论、下层正文的三栏版式；最早使用黑口和书耳，便于折叠、装订及翻检书中内容，既提高了效率又方便了读者；普遍附刻刊记或雕版原委，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9]。
麻沙本为研究中国的版本史和区域文化史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所以，正确的认识麻沙本，肯定其地位是很有必要的，麻纱本虽有一定的缺点，但他的成就和贡献是主要的，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福建“武夷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容磨灭的，麻纱本在中国文化发展史和中国版本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7]林应麟.福建书业史.鹭江出版社，2004：67，167-200.
[2]赖碧淡.福建古代目录述略.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2）：60-62.
[3]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30.
[4]（明）苏民望，萧时中.建阳县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457.
[5][8]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8，168，38.
[6]戴南海.版本学概论.巴蜀书社，1989：431-450.
[9]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2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