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萧军、聂绀弩三人的通信集，肯定会受欢迎。因为这三个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以往出现过许多“武侠小说”，但少有“文侠小说”，而这三位作家，都是名副其实的“文侠”，满身都是侠气、正义与豪气，其传奇故事很值得作家书写。
　　关于胡风，因为他于1949年后成了反面的“风云人物”，被全民共讨之，全国共诛之，但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以致达到“满村争说蔡中郎”。其实，胡风是一位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不顾身、一路呐喊过来的“左翼”作家。明明是革命派，却被视为反动派，“历史”在他身上完全颠倒了。他和萧军、聂绀弩能成为朋友，完全是因为他是“左翼”先锋，拥有刊物和思想，而且都是追随鲁迅的“革命文艺战士”。只是生性太耿直，诗人气质太浓，有话藏不住，给新国家领袖上了三十万言意见书，结果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还殃及了千百位很有才华的朋友。胡风冤案，是当代典型的文字狱。我个人在1980年代与周扬关系较为密切，与胡风则毫无瓜葛，但私下倒是认真阅读《胡风文学评论集》等书，非常钦佩胡风的文学见识，认定他是“五四”启蒙精神和写实主义文学新传统的真正传承者，也是鲁迅精神薪火的真正接力者。他所倡导的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乃是激发作家拥抱客观现实社会时所必须持有的启蒙态度与能动态度。我的“主体论”强调作家的“超越”，胡风的“主观论”则强调“拥抱”，其实，殊途同归，都是希望作家不要陷入苍白的“客观主义”泥潭，要敢于反思我们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我们的生活在何处迷失了？我们的精神在何处麻木了？我们的精神出路在哪里？胡风用诗情的语言提醒劳苦大众（当然也提醒作家）要抹掉“精神奴役的创伤”（说得何等深刻！）。唯有抹掉这种创伤，才能走出奴隶状态和平庸状态。然而，胡风太书生气了。他竟然忽略了革命领袖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精神纲领和精神方向，那就是作家的使命不是启蒙大众，而应当接受大众的启蒙与教育。工农大众既已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应是时代精神的启蒙者。胡风没有意识到其理论的方向与革命主流的思想方向正好相反，坚持下去就是“对着干”。由于性格的过分刚烈和理念的过分执著，他终于倒塌在自己的“意见书”上。接着，政治完全“不容”他，即政治完全压倒文学，意识形态完全压倒理论探索。胡风，这位身兼诗人的现代杰出文学理论家完全被政治逻辑所吞没。它的合理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学见解也被政治完全埋葬了。从通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萧军、聂绀弩等耿介作家对胡风都极为尊重，极为爱戴。
　　聂绀弩曾写过二十首赠予胡风的古体诗，“三十万言三十年”，他不仅替胡风鸣不平，而且为中国文学界失去这样一位有思想有才能的领袖人物而深深痛惜。聂绀弩是我的忘年之交，他为人极为慈悲善良，一生都在蒙冤蒙难。他的古体现代诗写到无人可以企及的巅峰；他的杂文写到可以“乱真鲁迅”（夏衍的评价）的地步；他的《红楼梦》研究寫到让红学界全然失色。这位像春蚕吐丝的“左翼”作家，受胡风的牵连，被打成“胡风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又因对江青甚有微词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坐牢十多年。然而，不管历经多少苦难，他对胡风的敬仰始终不移不迁，“胡颂”一直写到最后一息。聂绀弩先生曾在拙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扉页题签，写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行。斯为真，斯为善，斯为美。斯为文人行。”聂绀弩正是这样一位至真至善、知行合一的文学家。
　　我与晚年聂绀弩交往甚密。在他身上，悟到一条真理：文学是美妙的，但文学也是残酷的，它可以把一个作家诗人的心血全部吸干。我初见聂绀弩时，他已是皮包骨，身上完全没有肉，但他靠在床上仍然颤巍巍地不断书写。以往的苦难，他没有时间去咀嚼，今天赢得一点残存的心力，只能用于进行精神价值创造，或写诗，或写杂文，或写阅读古典名著的心得，他都投以全生命、全灵魂。他那种献身于文学的精神品格，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
　　胡风、聂绀弩身上有“侠气”，萧军更是典型的“文侠”、在文学圈子里，一提起萧军，人们总是说起他与萧红的关系，而且总是说他有负于萧红，且文学成就远不如萧红。我不愿重复这种简单化的说法，但想接着说，萧军虽是一个作家，其主要成就却不在于他的文学语言，而是他的实践语言，即他的生命行为语言和记载生命行为的书面语言，这其中也包括他的政治思想语言。而这些语言塑造了一个人、一条汉子、一位侠客，一个耿直、正直、憨直的知识分子。萧军的可爱之处正在这里。
　　在与萧红交往之初，他是一位“名士”，鲁迅看了他的文章后，就说他的文章名士气重。之后他到了延安，投入革命潮流，从“名士”变成“战士”。然而，他虽然真诚地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但总是不被革命组织视为“自己人”，而是被视为“同路人”。尽管他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彭真等共产党高级干部均有交情，但还是被视为“异端”和“局外人”，甚至被视为“反党分子”。这也难怪，他总是那样正直，那么不安分。党内有不公正之处，他就要批评，社会有不光明的地方，他总要说话。党要他规矩一些，他偏不屈服，偏要独立不移。于是，他不像“战士”，更像“侠士”。在一个纪律严明的大组织内，侠士总是让人觉得不太“靠谱”，但他本人则对革命事业“不离不弃”，把共产党视为中国人民解放的希望。于是，他虽然生活在中国现代文化“左翼”的范畴内，却总是让人觉得与革命潮流不太相宜。于是，一种特异的生命现象就此发生：一方面，他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反抗中国的黑暗，不屈不挠；一方面，则被推到胜利者之外，甚至被胜利者送入“黑窝”、“牛棚”，乃至“牢房”，不明不白。一方面他写着广义的革命文学，一方面又不断写着“检查”与“交代”，并出版了一本《我的文革检查》。这种书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因为萧军的检查、交代也写得不卑不亢，不慌不忙，换句话说，也写得有理有据，有正气有刚气有豪气，因此也精彩非常，不仅有人格价值，而且有史料价值。连在“黑窝”里书写交代材料也有刚正之气，也不扭曲自己，更勿论牢房牛棚之外了。萧军正是以他这种不同凡响的生命行为语言告诉人们，在不正直的时代里也可做正直之人，在扭曲的环境中也可以挺立自己的灵魂与脊梁。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确实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萧军在自己的“检查”中说，他既“无求”也“无惧”，这是真话。但我要补充说，萧军不止无求无惧，他还“无私无待”。敢说敢写敢抗争，乃是因为“无私”。说他“无待”，则是他虽然追求群体事业，却不依不附，不让自己紧贴上哪一个党派的“皮”，独立不依。在任何环境中他都自立自强，人格精神总是飞扬在时代的高峰上。总之，萧军“做文”（写作论学）虽不属第一流，但“做人”则是第一流，其生命实践语言也属第一流。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很难找到像萧军这种独立人格的漂亮生命语言了。无论是他的日记（从《延安日记》到《东北日记》），也无论是他的书信（无论是与萧红的通信还是与胡风、聂绀弩的通信）都给中国留下现当代历史重要的一笔。具有慧眼的读者，只要阅读他的生命“丰彩”就够了，不会苛求他的“文采”。换言之，领略萧军实践语言的诗意就够了，欣赏他的律诗和其他文学作品倒在其次。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最了解“人的精彩”比“文的精彩”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