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云暮矣，在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岁末，我和妻子回到乡下，去了妻的外婆家，浙中武义县一个名叫郭洞的小山村，妻在这里度过了她的小学时光。这次回乡之旅，妻子发现，村里那所牵萦过她许多童年情感的小学，已在新一轮的撤并风潮中，关闭停办了，学生迁往县城的小学就读。理由么，无非是改善办学条件，整合教育资源。在中国，无数的乡村学校正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给人以“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忧思。
　　校园里有一株红梅，老干新枝，有三百岁了，而小学校最早源于明嘉靖年间村里乡绅自办的家塾“啸竹斋”，清康熙年间，扩大规模改为“凤池书院”，迄今已四百多年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呢？也许从中国传统的私塾、乡校、书院里传出的，声声不息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乡土中国的独特教育，农耕社会的诗书风雅，是传统文明在社会变迁中保持中正平和气象的内在力量。
　　小学校的风和雅，首先体现在它的教育功能上。学校的前身“凤池书院”有一首读书歌，这样写道：“一代绝书香，十代无人续，书不读，礼仪薄，纵有儿孙皆碌碌……”正是这种耕读传家，诗书万年的思想，使得传统乡村十分注重教育，村里有“学田”支付办学经费，学生免费入学，保证了所有村民都能略通文墨，其中不乏饱读诗书之士，仅明清两代就出过秀才、贡生、举人一百多人。民国初年，凤池书院改为公立凤池初等小学，开设新式课程。原民盟中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就在这里读过小学。即便在日军侵华、武义沦陷期间，凤池小学亦坚持办学，弦歌不绝，气象不逊于大后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未央之歌。
　　乡村小学的开蒙教育，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更于后天心性的养成，有春风化雨之功。凤池小学，位于村后的龙山脚下，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百草园，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祠堂里的香火、小学校的钟声和村口寺庙里的木鱼声，一起参与到蒙童幼小心灵的塑造之中，为学习者日后建立丰富复杂的知识视野奠定了基础。当孩子们离开村庄，到更远处求学，收到“想不想家，想家时哭不哭”的家书的时候，他就完成了他的成人礼。从这个小学校走出的千家驹，后来成了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再后来成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生性耿直，批评时政，宁折不弯，一生大概只在胡适先生替他主持结婚典礼时，安分了一小会，人称“终生愤青”。我想这只不过是小学校纯真朴素的教育，在他身上留下的终生印记吧。先生晚年定居美国，去西来寺听星云大师讲佛，最终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彼时，不知他是否听到了儿时小学校边上的木鱼声声？
　　在乡村，小学校除了是教育的场所之外，往往还是村里的议事中心。所谓议事，主要是乡民对本村的公共事务进行沟通交流，也包括对国家大事、社会问题、日常琐事进行议论，本来，村里正式的议事（政治）中心是祠堂，但宗祠过于庄严肃穆的气氛可能并不利于沟通。哈贝马斯认为，最好的沟通状况就是大家都带着一种学习的心情，而乡校正是这样一种弥漫着“学习的心情”的议事场所。
　　大跃进期间，“上头”派人来，要将龙山上的树砍去大炼钢铁。得知消息，村民自发到小学校聚会，商量对策。试想一下，在那样的年代，抵制“上头”的政策要冒多大的风险。村民们经过一整夜的商讨，终于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如果山上的树被砍了，那么滚石和泥石流将威胁山下的小学和全村孩子的生命。就这样，村民用自己的智慧对来自“上头”的命令作了艰难又坚决的抵制。可见，村庄实在是最适宜自治的社群（community），因为没有任何人比村民自身更熟悉自己的家园，更关心自己的命运了，而乡校无疑为这种乡村自治提供了智力支持。小学校最终以自己的从容和智慧阻挡了那个疯狂年代异已力量的入侵。其实，乡校的议事功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左传》里就有“子产不毁乡校”的记载。今天很多时候，发生在乡校里的村民议事，远比主流媒体上的夸夸其谈要实在得多。
　　小学校的教育，是一种荒野教育，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善莫大焉。乡校把乡野村民变成有教养的自耕农，教他们识文断字，知书达理，教他们懂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教他们在荷花池里养花，教他们写漂亮的春联，教他们从二胡声里听出江流有声，教他们过有节制的、知足常乐的生活。穆勒看到法国和比利时美丽的乡村，认为是快乐的自耕农的杰作，我想这些自耕农不但快乐，而且一定是“有教养”的。小学校的教育，用孔子的“兴于诗，约于礼，成于乐”来概括也许是最为恰当的。你也许会惊讶于它竟能提供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难怪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要说“小的是美好的”。
　　遍布中国农村的乡校，是乡村精神生命的灵魂所在，是维系传统文明的根源所在。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大量传统乡校的停办，无疑是教育现代化异化的表现，因为这个世界上，如金耀基所言，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撤并后的小学，规模大了，设施好了，但是整齐划一的教育也消解了传统乡村教育中的风雅情怀。
　　梁漱溟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救中国要从乡村入手，2003年德国一批教育家考察中国教育后，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农村教育决定中国未来”的文章，发人深思。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陶行知先生关于乡村教育浪漫而又忧愁的情怀吧：“我们的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一心一德的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
　　站在业已关闭的凤池小学的门口，我想起了作家汪曾祺先生笔下县立第五小学的校歌：“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桃红李白，芬芳馥郁，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在中国乡村，名叫“凤池书院”的乡校不在少数，想必是取“雏凤清于老凤声”的意思吧。希望有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实现陶行知先生创建一百万所乡村学校的梦想，让农村的孩子用他们稚嫩的声音唱出心中的歌。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