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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冬天， 我十八岁，是插队的第二年，我和几个知青被下放到陕北的李子村。和我一起从北京来插队的一个女知青名叫李贵英。这个胖乎乎的姑娘，这个爱认死理的姑娘，这个极度天真的姑娘，最终没有和其他知青一样回到北京去，而是被埋在了这儿，埋在了这个小小的李子村。多年以后，她已化为白骨，而我却再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
那年，我们这一批北京青年来到了陕北，在黄土高原上度过了五六年，那时的我们个个年轻，怀揣着改造世界的梦想，但最后梦想在现实面前还是被碰得头破血流。当年，我从李子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在这座始终喧嚣着没有一刻安宁的城市里，我有了工作，并且结了婚生了子，后来，女儿长大了，出了国，妻子也患病去世了，我又成了孤单一人。并且随着拆迁大潮的到来，家也从北京城中心搬到三环外了。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一天天过着，总觉得日子很慢，也总有许许多多纠结的事，但现在回头看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觉得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几乎是一瞬间一切就都过去了。现在我已步入老年，可是那些有关青春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却越来越清晰了。
今年端午前后，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我当初插队的小山村——李子村。踏进村子，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村子仍是万古如斯的老样子，那些质朴的乡亲、耕种的土地、绿油油的庄稼，那些沟梁峁，村头的那几棵老槐树几乎都在，都没有变，所变的只是居住环境，由先前上下参差的窑洞变为现在的一排排平房了……往昔的一切又重回到了眼前——那些意气风发的岁月，那些汗流浃背的铁姑娘与铁小伙们，还有我们知青间为琐事争吵甚至打架的场面，一下子在我脑海中被激活了。李贵英，你在那儿，你可知道，我又回到了你身边。
李子村是个小村子，和所有的陕北残塬一样，中间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塬面，四周则是断壁、沟壑，周围有一条狭窄的路与外村相连。村里老几辈的人都依山势打窑洞居住，一排又一排的土窑，高低参差，坐落不齐，大致来说，这一家的院子就是下一家的窑背。而在中间比较平整的塬面上，人們世世代代种植着玉米、小麦等五谷杂粮。
在我还沉浸在回忆中时，客车在村口缓缓而停，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崭新的景象，下车后我徒步进村，李子村如今发展苹果产业，苹果正到套袋的时候，沿着大路走，两边地里绿汪汪的都是苹果树，路旁偶有机动车或三轮停放着，拖着长长的管子。地间能听到说话嘻笑声，但茂密的苹果树遮住了人影。路上遇到了几个年轻人，他们都好奇地望着我，虽然互不相识，但我从他们的面貌中几乎能猜到他们的父亲或爷爷是谁。看着如此质朴的画面，看着这一张张淳朴的脸，我心中升腾起了一种又见亲人的亲切之情。
先前插队时的老支书与跛子队长早已离世了，我来到村里，找到了现任的村支书赵平川。他家住在村东头，住的是这村里唯一的上下两层的楼房。他此时和老婆刚从地里回来，正在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他是一名退役军人，上次我回李子村，是十年前了，当时见他，近四十的人了，依旧白白净净的，脸上棱角分明，白羊肚手巾一扎，是个典型的陕北汉子。而这次一见他，我发现他晒黑了许多，原来有棱有角的脸也变得圆了许多，上面布满了皱纹。唉，看来谁也敌不过岁月这把刀啊。
他见到我时露出了少有的激动，握住我的手，不断地打量着说，到底是北京人，还这么白净。又接着说，村里人都记得你哩，那个时候你爱看书，不多言语，村里人都说，你会有大出息的。张建强还一心打算把女儿嫁给你哩。
我跟他寒暄了一阵，大致说了我此行的目的，现在我一人在北京，闲着没事，交通又这么便利，所以，就来村子闲转悠一圈，到处看看，但不打算打扰很多人，请他给我保密着。
他安妥我歇下来，然后就急着告诉我村里的情况，这两年苹果发展起来了，许多出门的人都回来了。村子比先前红火了许多，今年过年还闹了一场秧歌呢。
在他家吃过中午饭，歇了半天，闲拉了一些话，我提出说，我们一起上李贵英的坟看看吧。其实早在我没来前，我就用电话联系过他的，我告诉他说我想回来看看，抽空也想上上贵英的坟。
哦，好好，亏得你还有这份心呢。其实，你也可以不去的，每年清明我们都会组织人去扫墓的，他说。
来一回不容易，怎么可能不去呢？我又说，我现在是真正到老年了，总爱回忆过去。当知青的那几年里，李贵英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一个，如果她当年不走的话，今年也该六十大几了。
是啊是啊。赵支书一边应答着，但一边却有些躲躲闪闪，仿佛不情愿似的。后来在我的坚持下，他就先打发老婆一个人下地了，然后和我相跟上，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些香裱以及其他一点献供，一起朝村西边走去。
一边走一边看，地里依旧是满眼的深绿色，绿得发黑，像一片绿色的海洋。走完大路，拐了个弯，转入小路。小路两旁都是些小花小草，尤其以马兰花居多。当年我们插队时，村里马兰花就很多，好多女生每每见了还要挖回去栽种呢，几乎每个女生给家里写信时都激动地提到了这里遍地的马兰花。但后来，大家就见多不怪了，因为马兰花在这里到处都是，且生命力极其旺盛，常常在被践踏得相当严实的路面中间都会见到这种花。这种小花有着细碎的紫色的花瓣，远远望去一大片，但因为细碎，因为普通，所以在人们的脚下被踩来踩去，没有人会过多地关注它们。
沿地棱转了两个小弯，路就偏僻起来，也窄起来。又走了一段，就到了一块地里，然后沿路边有条狭窄的小路下去，就到了一块塬畔的梯田。梯田的面积并不大，地里栽着一些苹果树，但由于栽得晚的缘故，此刻都是些嫩条子，正个个舒展着枝叶。梯田的地畔上有一些杨槐树，长得生动茂盛，它们稠密而又细碎的枝叶将这块小小的梯田包裹了起来。在这块梯田靠地棱的地方有一个小的圆形土堆——那就是李贵英的坟。
这个坟我是熟悉的，因为上次我回李子村的时候曾到这里来过的。李贵英死时因为太年轻了，按照这里的传统，不到老年而死去的人都被视为凶事，埋的时候自然也要离村子远一些，偏僻一些。据我所知，在这个地方，还有两座坟，一个是被电打死的，死时大概三十岁，还有一个是个憨憨，大概活了有十五岁吧，也埋在了这里。 站在这里可以清晰地望见对面的桃子村。桃子村与李子村相对，也是个小村子，站在这里，对面的鸡鸣狗叫声都能听得清。当年，我们就是站在这里喊桃子村几个插队的铁哥们过来吃狗肉的。但如果要从这里走到桃子村，却要翻过一座沟，很费事的，起码有十几里路远。
我来到李贵英的坟前，注视着它，蓦然间觉得很奇怪，虽然我不上她的坟已有十年了，只见墓碑依然是原样子，上刻着“北京知青李贵英之墓”几个字。墓的周围也依旧有着当年知青为她栽的六棵松树，然而，我还是发现她的坟有些异样。记得上次来时，她的坟上长了许多草，长得生动茂盛，我当时把草都给清除掉了，并在一旁点火烧了。但今天，她的坟上却只长了一些嫩草，坟堆上的土也不像经年累月的样子，似乎是不久前才掇起来的新土。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警觉，怎么会这样啊？坟堆久了，那些土质就会发黑，坟堆上也会长出各种草以及藤条来，然而，这座坟给我的感觉是土质比较新，缺乏一种风雨侵蚀的感觉，另外，坟堆也不圆，可以想见掇土的人是很随意很仓促的。难道李贵英的坟被人动过了？
怎么会是这样子？我扭头问赵支书。
赵支书说，我也好久没来了，也不知道咋会是这样的。
你不是清明才来过的吗？我问。
赵平川不吭声了，他见我扭头盯着他，便把头扭到一边去了。
我在坟前后转悠着，仔细地观察了一阵，用手抓起一把坟上的土在指间捏碎了，任新鲜的土壤自指缝流下。看着这一切，一时，我心里边更坚定了我的疑虑，看来这墓是真的被人动过了。
不可能吧，赵平川犹豫着说，怎么会有人动呢？村里的小伙子们都外出打工去了，只剩一些老年人了，应该不会有人动的。
他虽然这样说，但我仍不甘心。我在坟前继续转悠着，但越转悠，越坚定了我的看法。我想谁会动这个墓呢？是盗墓贼？可当初埋李贵英的时候，她家里没来人，是这里的农民埋的，墓里边也只有她几件随身的衣物而已，根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为了财，显然是不可能。那究竟为什么呢？我一时想不到答案。
你说墓没动过，可坟上为什么是新土呢？我问。
可能是耕地的人耕的吧，或者有人把坟上的草给拨了，也有可能清明来人祭奠时给坟上添了些新土。赵支书说。
我望着他的表情，他说话时眼神躲躲闪闪的，这一切更使我坚定了自已的想法。但考虑到一时也证实不了，我就将捧着的花束献在了李贵英墓前，将献供一一摆放了，站在她坟前鞠了三个躬。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赵支书也站在我身后跟着做。
躬鞠完了，我对赵支书说，你先回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待一待。
赵支书说，我们这里习俗是女人墓前阴气重的，不宜久留，你也回吧。
我看他并没有打算走的意思，就不好意思再劝他了。我原打算在这里一个人给李贵英说一些话的，这些话在决定来这里的时候就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我想跟她说，她今年如果活着的话，应该和我一样老了，有儿子有孙子了。我们在李子村插队的知青有三个已过世了，有三个联系不到，其他的，海明、津津、仪伟本来也打算来看她的，只是走不开。海明家里有人住院了，津津天天要带外孙女，仪伟公司实在太忙了。我还想跟她说，虽然你一个人在这里，但你并不孤单，因为我们每次聚会时，大家都会念起你。这些话都是真的，我們几个曾在这里插队的知青，相聚时总会记起她，说起她做的那些事，说起那些红红火火的日子，都会叹息她这么早就离我们远去了。
但此刻，有赵支书在身旁，我就没有说这些话的心思了。我静静地站了一会，然后就在赵支书的催促下离开了。
我们沿原路返回，上了一道小小的坡，就上到了塬面上。这里视野就更开阔了。两边坡洼里全是杨槐树。杨槐树是这里最易见到的树，原来用作矿柱，现在到处关闭小煤窑了，农村人盖平房也不用木料了，杨槐树就一年一年长得异常繁茂了。
我和赵平川站在地畔上，放眼朝沟底望，宽阔的沟里，是满眼的绿。支书告诉我说，那是香紫苏。
香紫苏这个植物我是非常熟悉的，它是一种两年生或多年生草本，高约一至二米，花呈紫色，花开的时节，满眼的紫，扑鼻的香。上次我来的时候，就听说有商人在县城建了香紫苏的提炼厂，提炼出的产品用来做化妆品。
沟里不种庄稼了？我问。
早不种了。赵平川说，承包给一个外地人，他年年种点香紫苏，据说收入还不错。
哦，我凝望着山沟，又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当年我们在沟里红红火火建大坝的场面，我感叹地说，那些年我们一起建过的坝都不在了。
赵支书说，早不在了，好像刚建起没过几年就被洪水冲了，那时可真能瞎折腾啊。
是啊，谁说不是瞎折腾呢。他的话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阀，我不由得回忆起了过去的那些岁月。
像李子村这样的村子，人们都居住在塬面上，种着塬面上的地，吃水到沟里去驮或担。但沟底里也有少量的地，这些地的土质差，是俗话说的是红胶泥土，姜石遍地。
我们知青来的头两年，公社号召兴修水利，张仪伟就提议打坝来浇灌沟底里的地。如果建个坝，有水浇灌的话，就可以改良土质，整理出许多好地。那么，李子村粮食产量至少增产三分之一。这些粮食不光够我们知青吃了，还可以造福千代万代啊。他的建议得到我们这群热血知青的响应，那时我们十二名知青都被这个梦想点燃，热血沸腾，每个人都觉得要干一件改天换地的事了。晚上开会发言表态，写血书，摩拳擦掌，恨不能立马投入到这个伟大的工程中来。
关于打坝的记忆，我如今记忆最深的是村里一只眼睛有些毛病的老汉，他一只眼是黑仁，另一只眼却是白的。我们打坝时，他就喊劳动号子。一些社员在拉土，攒土，有一个人掌夯，四个人拉边绳，一起一落，随着节奏，他便大声地喊着，“同志们哟，鼓起劲哟，加紧干哟，闹生产哟。”他喊时大家提夯，喊完时大家拉长一同喊哎哟一声，放夯。随着夯的一次次起落，填起的虚土便一次次被砸实了。瞎子老汉是村里的能人，会看点小病，据说他祖上是十分有钱的，在县志中都有记载的，但到他这一代，穷得几乎只剩几间倒塌的房子了。他这人特有才，能现编词，看见什么唱什么，包括村里人的外号，趣事，也包括我们知青弄的一些笑话，他都能现编成押韵的词唱成打夯歌。只要他一开口，整个工地的气氛就轻松欢快了。 坝从第一年冬天开始筹划，到第二年五月基本上就修好了，全部是用土夯实的，在上方留了一个泄洪口。坝慢慢修着，不断地积着水，到修好了，就积了许多水，成了一个大水库，一眼望去，绿汪汪的真是醉人。我们十几个知青看着这一切，真是高兴啊，张仪伟还拿出了一瓶酒来，我们坐在坝上，把酒喝完了，然后把瓶子摔得粉碎。女生小文还特地为这座坝写了一首诗，诗名《青春，永在这里闪光》，后来，在参加公社文艺汇演时她还单独朗诵过。
陕北的雨季来了，这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也终于到了检验我们成果的时候了。七月的一天，黑云从南边冒上来，先是打雷，后是闪电，接着，雨像一道帘幕似的，从天上倾倒下来。刚开始下时，我们个个高高兴兴的，觉得建好水坝，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但白天黑夜不停歇地下了两整天后，我们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所有塬上的水全部都流到了沟里，然后再从小沟里流出来，汇聚着恣意汪洋的洪水流进大坝里。看到这么铺天盖地的雨一直不停歇，我们就担心起大坝来。跛子队长坐不住了，他打着伞站在了沟畔上，一直朝山下张望着。张仪伟也坐不住了，我们知青一个个都坐不住了，也打着伞或穿着雨衣出了门，站到了沟畔上。我们朝沟里张望着，只见在昏蒙蒙的天地里，一股股黄水都从山沟里席卷着流出，朝水坝涌来。水没有了往日的清澈，水坝也变成一片黄土泥流了。汹涌澎湃的水似乎要把大坝整个填满了。怎么办？是不是泄洪口出了问题呢？按我们当初的设计，泄洪口应该可以泄掉足量的水啊。
望着望着，跛子队长脸上变了颜色，他说，要出大事了，肯定泄洪口被堵了。说着，就对一旁的我和张仪伟说，你们快去通知人，拿上家伙到沟里去。说着，他就向山下冲去。其他在一旁操心着大坝安全的知青与部分村民也纷纷跟着他往沟里跑。我冒雨回到了村里，拿了一把铁锨，接着通知了其他在家的知青。大家一听都着了急，也纷纷拿起家伙往沟里跑。
我们沿着山坡往沟里跑，雨一直在下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天地一片昏蒙蒙，雨水从我的头上脸上流下来，遮住了眼睛，我们彼此根本看不清。但此时我们都顾不上这些了，胡乱地边跑边用手抹着脸。到了半山坡，山坡上全是刚修的路，都是些虚土，经雨一灌，就成泥了。路的边缘地带还好走些，中间的地方这时就都成了泥潭。我们这些年轻后生，此时顾不得一切，个个从坡上往下冲，很快的，有些人就滑倒在泥泞中了，成了泥蛋子。
下到坝堤上一看，果然，此刻汪洋的水正一波一波的几乎要漫延到堤岸上了，水中杂七杂八，间或夹杂着一些石头及树枝什么的，甚至还有几个养蜂的箱子也在水上漂漂荡荡的。很快我们弄清了，有几根硕大的树枝横七竖八地卡在了泄洪口，又積了一些杂物，把泄洪口给堵住了。我们就站在堤坝上，有的用锨铲泥土，有的则在一旁急着想把树枝与杂草给清理出来。但是树枝实在太大，也太多了，互相又都掺杂在一块，怎么弄也弄不开。雨还在下，洪浊滚滚而来，我们的脚下已能感到坝在整体抖动了。每个人此时都急得了不得，一时，大家心里都有了预感，看来今天这大坝是保不住了。就在这时，张仪伟把外衣一脱，扑通一声跳到了大坝中。他游到坝口，然后就从水中把那些杂草与树枝往开弄。水的冲力很大，他没法清理掉，他就把树枝在水中给我们递过来，我们岸上的人一搭手，大家一鼓劲，蓬大的树枝就被扯到堤坝上了，这时水哗的就开了，那些小一些杂物就顺着泄洪口一涌而出。但也就在这时，张仪伟也给湍急的黄流卷到了泄洪口，一下子被黄流吞没了。堤坝上的人此时大约有三四十个，大家看到这情景，都惊呼了起来，但惊呼归惊呼，每个人此时也是干着急啊。那么急的水，里边夹杂着各式各样的杂物，谁也不敢跳下去救他啊。
我们就站在堤坝上惊呼着，呐喊着，但很快的，有人指给我们看。天哪，张仪伟竟然被水从泄洪口里冲出来了，这时他在离大坝百米远的地方。大家看到了，都惊喜不已，纷纷拿着锨、镢，喊着，朝他跑去。跑到他身旁的时候，张仪伟全身都是泥水，已从洪水中爬出来了。
众人一时又惊又喜，李贵英几个后来的女生竟然抱着张仪伟呜呜哭了起来。我们男的在旁看着，搓着双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我看到有老乡竟然抬着筐赶来了，手里还拿着绳子，看来他们从家里往沟里赶时，就怕有人生命危险，做好了救援准备。
张仪伟的水性好，我们知道的，但当他从大坝上跳下去时，还是把我们都吓出了一身汗。
雨还在下着，但最艰难的时期显然过去了，泄洪口畅通无阻，大坝上的水也在慢腾腾地向下退去。终于平安无事了，大家都长长出了一口气。我一时在心里默念着，老天，你下吧，愿意下多长时间就下多长时间，我们才不怕哩。有了这件事，张仪伟一战成名，他后来的壮举是几次游过黄河呢。他每次回北京时，就游过黄河直接到山西，然后搭火车回北京。而现在呢，他从国企退休，被聘请到一个经营体育器材的私企里面，任总经理。
这次大雨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张仪伟以外，还有李贵英。原来她听到我通知，也和女生一起赶到了沟里。但因为走得急，就没换衣服。她穿着一件刚从北京买的白的确良衬衫，经过沟里这一番折腾，全变了颜色。她回村后，从兴奋中回过神，就开始洗衣服，结果洗了五六盆水，也洗不出原色了。这件白衣服经过黄水与绿草的浸染，竟然成了黄与淡绿相间的衣服。这可把她气坏了，为这件衣服，她竟然上门找到了我。
看看，你把我的新衣服弄成什么样子了？她来到男生宿舍的窑前，手里提着自己的那件的确良衬衫。大约为了让大家看得见，她特意提得很高，几乎要高过头顶了。
洗洗不就好了么。我正一个人趴在炕上翻着棋谱演练着。
能洗好我还来找你啊。你看看，我用洗衣粉搓洗了好几遍了，还脏成这个样子，这可是我从北京买的。
一件衣服么，有什么了不起。我轻蔑地说，大不了重买一件呗。
你还说，竟然还有脸说。那你给我买，给我买。她一边说着，一边提起衣服夸张地在我面前摔了几下，溅得我满头满脸是水。
你要下沟里去，又不是我请你去的。我用手擦掉脸上的水珠子不高兴地说。 要不是你通知的话，我哪会去啊。我就要你赔你赔你赔。她说着，又在不断地摔动着手中的衬衫，这样水珠子就又溅得我满脸。
我不说话了，搭蒙了眼，不睬她，过了一会儿，她就噘着个嘴回去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天晚上，我正在窑里看书，她却高高兴兴地来了。她一来就问我看什么书。我生她白天的气，不理她，只管翻着书。她见我不理她，就从衣服口袋里掏呀掏，竟然掏出一些青皮核桃来，一一放在我身旁，并递给我一把小刀，说，这是青皮核桃，挺好吃的，但要破开四瓣的。
后来我才了解到，她白天生气哩，可是到了晚上，跛子队长领着村民来了，他们都夸奖我们知青是好样的，勇敢有办法。有一村民给女生送来了一筐的青皮核桃，夸李贵英好勇敢，是好样的。李贵英一听夸奖就高兴了，所有白天的那些不愉快就一下子都被她扔到爪哇国去了。
此刻，我真想问问李贵英，你还心不心疼那件白的确良衫衬了？
但是堤坝到底还是被水冲垮了，修成后大概只用了一年吧，后来一场大水，是那种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下子将坝就全冲掉了。那场大雨，可真是大啊，整个这一条沟里全是水，浩浩荡荡的，不讲任何情面，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把沟里的庄稼全冲掉了，把一些树木也给冲掉了。我们站在沟畔上望着，没有一个人敢下到沟里去，这场天翻地覆的雨，让我们感到这世界上似乎什么都没有，只剩这雨了。大坝上那个泄洪口不是被堵了，而是根本不够流，甚至多几个也不够流。我们望着这雨，感觉到天旋地转的，犹如神话中描述的洪水滔天的场面一样。我们站在那里，是那样的无助，是那样的绝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水很快就越过了堤坝，浩浩荡荡地畅通无阻地向下游涌去，而我们的大坝，在这场大雨之后什么也没有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
此刻，我站在塬畔上，沟里有一条小溪，安静地掩映在杂草丛中，顽皮得像个孩子似的挤着眼睛，然而就是这条溪水，它发起威来，却是那样的令人害怕。就在我向山下张望的时候，蓦然间，我发现半山坡上有一块木板，木板有所破损了，颜色黑黑的。看到这个，我忽然有所触动，赶忙就沿着小路跑了下去。赵支书不知我发现了什么也跟着我下来了。一会儿，那块木板就在我的眼前了，并且我同时发现小沟里还有几块零碎的木板，这些木板，是松木的，有着粗粗的纹理，颜色发黑，显然经年已久，有几块早已朽掉了。我一看，就确定这是棺板，是那种在地下埋了多年又挖出来的棺板。从纹理中我也认出这是松木板，我心中不禁一动。当年，李贵英去世得匆忙，村里的跛子队长将他老人的一副棺材就临时给了她用，那副棺板就是松木的。李贵英去世后，知青办和她的家人联系了，村里人要求她葬到这里，她父亲也同意了。葬礼那天，公社书记主持了葬礼，县安置办来了人，团委书记也来了，乡亲们流着泪把她装入棺材抬到这里入葬了。而现在同样的松木棺材板竟然出現在了这里，扔得满山洼都是，这会不会就是葬她的那个棺材板呢？
我捡起一块小的棺板，扔在了赵支书面前，他瞅着，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这时，我更清楚了，这个墓被盗了，并且盗的肯定不是物，而是人。如果盗物的话，盗墓的人是不用这样的，他们大可把物拿了就走，而只有盗人贼，才会这样下本钱把整个棺材都弄出来。
赵支书说，这驴球日的，闹的是啥事么。
我没猜错的话，这肯定是一座空坟了。我幽幽地说。
不会吧，他迟疑着说。
我紧盯着他，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个究竟来，但他避开了我的眼神，说，一定要查，看是谁闹的，这可是违反政策的事。
我说，做这样事的人是缺德的，是触犯刑律的，是要坐牢的。
晚上我就住在赵平川支书家，他老婆到县城给孙子做饭去了，要到周末才回家，我坐在炕上一直愣神，因为李贵英墓这件事，我一直闷闷不乐。赵支书也很少说话，只是看着电视，在他看电视的当儿，我分明发现他走神了，他似乎只是木然地看着。
对于李贵英的墓我能想得来的是，她完全有可能被人按尸骨盗卖了，因为在陕北有种恶俗，讲究死着的人与活着的人是一样的，夫妻去世的，一同合葬。而单个男的去世的，一定要结个鬼亲，这样才算是完整的葬礼。十有八九，她的墓被人盗了，她的尸骨被人卖了。并且这个地方近几年也发现过几起盗卖女尸的恶性案件，甚至有把智障的女性活活杀了当女尸卖的。据说，一副女尸骨在黄河沿岸可以卖近十万元。对于这些，我是深恶痛绝的，想来想去，我决定报案，只有公安介入，才能将一切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李贵英。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来到了派出所。所长姓郑，叫郑安平，是本地人，也是个老民警了。他一听我说完这些话，就表态说，一定要查，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做这种事。我们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知青给我们做过贡献，如果我们连她的墓都保不住，那成什么话了，一定要查。
然后他就派两个民警去勘查现场，我本打算陪他们一起去，但出了派出所门，赵支书却告诉我说，让村里的小罐子给他们领路。你不是想见朝红么，我领你去见她。
按照原来安排，我是今天打算见朝红的。朝红是我们当年下乡的知青张玉煜的私生女，朝红她妈叫田霞，是镇上的人梢子，当初和玉煜眉来眼去的，后来两人就悄悄好上了。再后来，张玉煜在一个夜间偷偷跑回了北京，把大肚子的田霞一个人留在了这里。田霞生下了朝红后，因为名声坏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就只能下嫁给了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这个残疾人在公社喂猪，虽然挣钱不多，但多少年来，对田霞及朝红却是特别好的。我们几个知青后来在北京聚的时候，说起过田霞与朝红，当时张玉煜也在场，但任我们说死说活他就不吭声，也不表态，所以这事就没了下文。上一次我回来时，曾见过朝红的，她身材娇小，皮肤黑不溜秋的，两只眼睛格外活跃，滴溜溜地直转，当时她已结婚了。
见支书这么说，我想想也对，我即使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就让一人领着民警到李子村去了。而我则和赵支书一同来到了朝红家。朝红跟老公现住在镇子上，她老公开出租车，上一次我见到她，她还眼巴巴地盼着想认父亲，我琢磨着她是想改变生活的窘迫，但这次明显不同了。她在镇子上有了自己的房子，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一个听说去年刚考上了大学。大约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吧，她脸圆了许多，身材也胖了许多。看来现在她已没有其他想法了，只是在这个小镇上守着老公、娃娃安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看到她这种生活状态，我心里也少了些许歉意，她的男人是个阳光淳朴的汉子，见到了我，便招呼着要我一起喝两杯。 我们正在屋内拉话的当儿，李子村的天才的父亲郝叔却前来找我了。他已老得不成样子，驼背弯腰，两条腿成了大大的O型，走起路来两只脚几乎不离地，只是向前拖拉着。我们当年在李子村的时候，他正值中年，身体非常健壮，是各种活路的行家里手。他儿子天才与我们同龄，常跟我们在一起劳动、吃饭等。有一年，为了看书方便，我从知青窑里搬出来和天才住到了一起，我们住的那间小房子只有一张床，两人晚上就挤在一起。可谁想，有一次我把天才从床上挤下去了，他被挤到床下，竟然没有惊醒过来，就这样在地上睡了一夜。后来这事被郝叔知道了，他就把天才叫回家了，从此，我就一个人待在了那个空房子里，待了整整大半年。
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朝红的屋子里坐下来，未说话便咔咔地咳嗽着。现在人们早就抽上纸烟了，只是这位老人依旧脖子上搭着个烟袋。他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他抽的烟是那种传统的老旱烟，烟味大，没说得几句话，屋子里便到处是一股旱烟味，十分呛人。
我觉得老人来找我，似乎有话要对我说，我便匆匆告别朝红一家，跟着他又回到了李子村。
跟着郝叔来到了他家里，他家里明显破败了，院内乱放着一些不用的杂物，靠墙角的草也长了尺许，三面接口的土窑只有中间一间挂着门帘，其他两间显然好长时间都不住人了。
我当年就在这个小院子里的小偏房子里住着，后来偏房就成了牲口棚，如今没牲口了，小偏房也就拆了。
进得屋来，和郝叔一起坐在炕沿上。我问他，天才呢？咋还不见他？我问这话是有原因的，上一次我回村之时，就没有见到天才，他在外打工一时回不来，当时他已五十出头了。
郝叔給我倒了一杯水，低声说，他走了。
怎么？这倒出乎我的意料，尽管知道人生无常，但我还是不相信天才就这样离开，我疑惑地盯着郝叔。
郝叔满脸的凄苦，眼窝深陷，似乎要流泪，但眼睛如枯尽的灯，只见悲伤，泪却并没有流出来。唉，都近十年的事了。接着，这位老人便给我讲起了他儿子天才的事。
他说，天才身体结实，但因为李子村地处偏僻，外地女子不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当年他近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后来经人介绍，河南的一个领着娃娃的婆姨嫁给了天才，两人就凑合着过日子。但过得几年，娃娃长大了，那女人就领着娃娃离家走了。据说她男人当初坐了监狱，出监狱后，就到处打问她，找到了她，他们就相跟着回到了原籍河南。就这样，天才又成了一个人，孤单地过着日子。大约是2006年吧，他在外地打工时，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死掉了。
唉，我这娃真是可怜，一辈子没婆姨，好不容易拾揽了一个婆姨，到最后也走了。天才父亲沉重地叹息了一声，他似乎觉得很对不起天才。我能理解这一点，因为在陕北民间，一直有一句话俗话，大欠娃一个婆姨，娃欠大一副棺材。
但任我如何有想象力，我也没想到，天才竟会是这般的结局。
天才姓郝，跟我有过一些交往，但我记忆中的天才更多的是与李贵英联系在一起的。天才个子不高，人长得也黑，但身体健壮，干活舍得出力气，是村里当时树起来的生产典型。李贵英爱劳动，干活也肯出气力，所以，他们俩惺惺相惜，干活总是在一块儿。
记得那年村里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也就是把洼地经过测量后用人工平整成平地。村里的男女劳力和我们知青都参与了这场大会战。女的一般都在用锨装土，男的则掏土或者推架子车。可李贵英偏不，她给跛子队长提出来自己也要推架子车，由于推架子车的人都是两两搭帮，李贵英便选择了和郝天才搭帮。
那个平整土地的场面可真热闹啊，队里总是把人分成几组，然后开展劳动竞赛。跛子队长哨子一吹，工地上顿时就沸腾起来。掏的掏，装的装，推的推，欢笑声与呐喊声不断。在这样的环境里，李贵英与天才两人几乎是最亮眼的，他们推的架子车总是比别人装得满，跑的总比别人勤，总是比别人快半拍，别人跑两回，他们就能跑三次。有一次，李贵英与天才合作，当时是李贵英推的架子车，也不知是她脚下滑了，还是脚陷进虚土中了，反正一下子车沿着洼地就骨碌碌滚到了洼底，翻在了一旁。两人也随着车子翻滚着。大约两人向下翻时互扯了一下的缘故，最后倒在了一块。等我们看见时，车子翻在了一旁，两人在半山洼上几乎是相挨着呈大字样躺着，胳膊腿都伸展着。这情景，旁边的人看到了，先是吃了一惊，发出了一片惊呼声，但接着看到这两人倒地的情景就不由得都笑了。有人赶忙去把他们拉起来了，两人满头满脸的土，都不明白众人在笑什么，但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天才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脸红了，头低了下来，但李贵英还没意识到。她伸着手问天才，你有针吗？原来她的手刚才被擦破了一大块皮，露出了一片嫩肉来，有一根刺扎进了她的手指中。天才捏住她的手指看了看，想帮她把刺拨出来，但一动她就喊叫着疼。天才瞅了瞅周围，从一棵酸枣树上摘下一个圪针来，然后捏着贵英的手一下子就把刺给挑出来了。他又掏出一块布条来，给她把手指裹好了。两人坐着歇了一会儿，便又开始了劳动。
我能记得像这样的劳动场面，李贵英几乎总是与天才在一起的，他们俩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还有一次村里铺路基，需要鹅卵石。但取材要从川道里去拉运，来回要走二三十里路的山路。道路起伏不平，每辆车一晌要拉两趟，是个累活。跛子队长问谁愿意去拉，一时没人吭声，有村民就提议抓阄，抓着谁谁倒霉。但就在这时，李贵英却说，我跟天才去吧。后来果真他们俩就一起去拉石子了。
也就是这次，我偶然发现天才话虽少，但似乎很心疼李贵英。实车时，天才来掌辕，她帮着推就行，只有到平缓处了，才偶尔让她拉拉车子。而去的话总是空车，这时天才就会让贵英坐在车子上，默不吭声地推着她。我那时不明白这些，心思也不在这里，只觉得这个傻姑娘爱干活，有使不完的劲，现在想来，贵英是单亲家庭，很可能在农村与天才在一起感受到的这份体贴这份暖意，所以，再苦再累她都愿意与天才在一起干活。
当然她有时也对天才特别照顾的，我就亲眼见过他们有时回来晚了，伙房给贵英留着饭，贵英总会偷偷地把一些饭拨给天才吃，或者把自己的那份馍也分给他一半。 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是一种爱情，或许只是在彼此的关照下感到温暖愉悦而已，毕竟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懂得爱情。
唉，不过，话说回来，谁知道呢，爱情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像盲人摸象似的，二十岁时候摸着了一条象尾巴，三十岁时候摸着一条象腿，四十岁时候摸着了象身子，五十岁的时候摸着了象头，都以为自己是懂了，其实到真正明白的那一天，也就是见到全象的那一天，你才发现爱情早与你擦肩而过了。
当初的这一对沉醉在快乐劳动中的男女，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不能终老。郝天才从脚手架上掉下死了，李贵英冬季砍柴掉下了崖，摔死了……世事呵世事，真令人唏嘘不已。
第二天，我按原计划来到了派出所，但没想到派出所所长郑安平不在所里，一位姓张的的副所长接待了我。
你先别激动。张副所长很热情，端来一杯水给我，接着说，咱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立案要讲究证据的，你所说的一切也只是猜测而已，是没有真凭实据的。要立案，就只有把墓打开，才能确定尸骨是不是真正被盗了。
那就打开吧，我敢保证这是个空坟。我说。
但墓不是谁想动谁就能动的。你在这里生活过，这里的规矩你都知道。再说这是知青墓，即使要打开，也得报县上批准的。
昨天郑所长的热情变成了今天张副所长的官腔，我不明白一夜之间咋会有这样的变化，我更没法想象那个在我脑海中活泼可爱的姑娘即使死了也不能安宁，说不定此时她已流落在异乡做孤魂野鬼了。我是没法想象这个场面的，我的插队记忆几乎是被她给填满的。
其实，我可以不管这件事，虽然李贵英留给我的印象深，但我和她并没有过深的交往。印象深的缘故只是她很另类，或者是个心地异常單纯的姑娘，单纯的程度超出了你我的想象。像我们大多数插队知青，起先受到鼓动，但很快的，面对万古如斯的环境，热情就受到了打击，就开始变得怀疑这一切了。每天只是疲惫的身子被推动着向前走，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而李贵英呢，她身上则始终有旺盛的精力，几乎从无杂念，总是满身心投入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改造中。这些在我觉得很新鲜，很另类，但时间长了，就觉得她很幼稚，很可笑了。
记得有一天我过女生窑的时候，听见屋里传来了一阵阵喊叫声，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站在门口问，你们有什么事吗？结果里边并不答应，只是有呜什呜什好像在赶什么东西走的声音。我又问了一声，里边还是没应声，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大事，准备一走了之。就在这时里边有女生大喊道，你倒是来啊，问什么问？救命啊。我吃了一惊，赶忙走进去。结果进去看到的这一幕可把我逗笑了。这李贵英正蹲在炕上，在炕角缩成一堆儿，扬着两只手呜什呜什地叫着，和村里的农妇赶鸡没两样。而在她对面的水缸盖上有一只老鼠，正在那儿悠闲自在地散步呢。李贵英见老鼠害怕，呐喊着想将它赶走，可老鼠就是不走，她就害怕地躲在了炕角，一边喊叫着，一边挥舞着双手，此刻正与老鼠大眼瞪小眼哩。
我一进去，声响挺大，那老鼠就滋溜一下跑了。但显然这个老鼠还是把她吓坏了，她见我进来了，仿佛捡着了救命稻草似的，扯着我的胳膊无论如何都不让我离开。
当时情景真是好笑，这么个胖女生，身体这么壮实，居然被一只老鼠吓得瑟瑟发抖。
还有一次，几个女生惊慌着来叫我，原来她们担了一缸的水，可是没想到不知什么时候一只老鼠掉进了缸中。最倒霉的是她们竟然丝毫不知情，一连吃了多天的水，直到水要吃尽了，才发现水底有一只已腐烂不堪的老鼠。我和张玉煜还有一个男生三人过去把缸抬到了院子里，把水全倒了，然后帮她们把缸底彻底洗干净了，才给他们抬回去。这时再看一旁几个女生，包括李贵英在内都在院子里哇哇地吐了个底朝天。以后有三天时间这些女生都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说是她们一看到那个缸就犯恶心。
后来我们就给女生抱来了一只小猫。但这只小猫刚逮来时还是太小了，不肯吃食，老是喵喵喵地叫着，当然也不逮老鼠。有时看见大老鼠大摇大摆，它就全身耸起，喵喵地叫着，并不进攻。那些偷吃的老鼠就得以大摇大摆地在小猫的注视下从容地离去。但没过多久，小猫就长大了，女生宿舍里的老鼠就少得多了。
李贵英的胆小我算是见识了，可她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这一年雨水充沛，庄稼意外的好，玉米棒子长了尺许长，杆壮实，颗粒饱满。由于长势茂密，打远照去那些玉米地几乎绿得要发黑了。可是，不知什么时间，村里来了一群野狗，这些流浪狗饿极了，钻进玉米地里将几近成熟的玉米啃得乱七八糟。跛子队长知道了这事就打算从知青中抽两人天天去赶野狗、照玉米。我第一个报名，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入迷地看书学习，我想着照玉米赶野狗有更多的悠闲时间，那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看书了。但谁也想不到李贵英竟然也报名赶野狗。跛子队长打量着她说，你能行么？赶野狗不只白天要行动，晚上还要行动的。
李贵英噎了跛子队长一句说，你看我干活下过软蛋吗？
这倒是实话，自从到这里插队后，她事事都走在先的，就连工分她也是女生中挣得最多的。
跛子队长发了一杆土枪给我，是那种装火药与砂子，打出去的是散弹的枪。
就这样，我和李贵英两个人就不用跟着大家白天上地干活了，更多时间我们是背着杆枪在村里转悠。相比较来说，她跑得比较勤，这边跑到那边，这头跑到那头，而我呢，更多的时间则是找个荫凉的地方坐下来静静地看书。
照了没两天，我认为她是女的，毕竟胆子小些，就提议白天她来照，晚上由我来照，但这个建议被她否决了，非要和我白天晚上轮流照不可。
你晚上敢吗？我问她。
小看我。她说。
这样我们俩就只好你一晚上我一晚上轮流着照玉米地。
我后来才了解到，那段时间，她身上染了湿疹。我们许多知青由于住的地方潮气大，加上水土水服，身上都起了疹子。但唯有她身上的最厉害，大大小小起满了红疱。这种疱越起越多，痒得难受，就忍不住用手去抓，结果抓破了的水泡流着黄水，有的结了疤，留下一块褐色的印迹，有的就在印迹旁又起了新疱，还有一些就感染了，又烫又痒又疼。我们俩一起时，我曾有一次见她卷起裤腿，腿上有许多红疱褐疤，简直和梅花鹿身上的花斑一模一样。我估摸着是因为奇痒无比，总得去挠，跟许多人在一起，挠又很不方便，所以她就大着胆子和我一起干起了照玉米赶野狗的营生。 我劝她说，这狗啃玉米，是咱们贫下中农的敌人，咱们不仅要从精神上也要从肉体上将它彻底消灭。
可也不用打死它啊，赶跑它就行了。
我懒得再说了，只说了一句，你爱吃不吃，随你的便。说完就出门了。
过了一整天，她都和我没说话，又过了一天，她把碗还给了我。我惦记着那些狗肉，就问她，狗肉你吃了没？
你还问？你还有脸来问。她蛮不讲理地说了一句，扭身走了。我后来了解到，她躺在床上闻见狗肉实在是香，后来还是忍不住了，就吃掉了。
这件事也成了我和知青们后来嘲笑她的理由。
在吃狗肉这件事上，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给大家兑现了承诺，大家也不埋怨我了。
有了这年秋天一起照玉米的经历，我和李贵英就走得近了，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比起别人来，我们从心里更多了一份亲近。
收玉米其实是个简单的活，只要从半高处剐下来就行。剐下来的玉米堆在一块，然后待初冬清闲了，大家再围到一起将一穗穗玉米掰下来。
这时的我已是个老农民了，尽管不爱干活，但干起活来也还是很有两下子的，记得那天正是八月十五，月如一个圆盘子似的挂在天空，把大地照得透亮。跛子队长领着我们知青加班加点趁黑夜剐玉米。我急着干完活回家看我的书，于是一搭镰刀马上就急匆匆地割了起来，渐渐地我就把其他知青甩在了身后。到了地头，我累极了，我往地棱上一躺，抬头望见天上的一轮圆月，这么万籁俱寂的夜，月圆星疏，我听见玉米地里的哗啦啦声，听到了知青的低声细语和社员的笑骂声……多么美妙的夜啊，我一下子就沉醉了。没办法，也许是有着一颗敏感心灵吧，我总是一下子就能让自己沉醉于某种氛围中。
我正躺在玉米垛上做梦呢，这时李贵英也割到了地头，她到了我身旁，用手中的镰把捅了捅我，大声说，喂，你怎么不帮我啊，让我落在后边。
我说，我也累得慌，哪有力气帮你啊。
我就知道，你愿意帮小文不愿意帮我。她噘着嘴说。
小文是我们一块来的一个女生，身材小巧，戴着副眼镜，她似乎异常多愁善感，没见有什么别的本事，就是有一点爱哭。几乎遇到所有困难与问题她都要哭。比如，担不动水了她哭 ，烧不着火了她哭，干活干不动了她哭，包括衣服破了一条缝她也要哭。她的眼泪仿佛在怀里揣着手中拿着似的，只要想哭，就立马哭，而且总能哭得泪汪汪的，哭得天昏地暗。并且哭的时候不管不顾，不听人劝阻。但就这样的女生，特别受男生喜欢。有时闲了，她也喜欢看书，总找我来借书，昨天她来还书，恰好让李贵英看到了，我估计李贵英就怀疑我们好上了。听她这么说，我就说，怎么会呢？我和她没什么关系。
李贵英哼了一声，扭过身子想走，却又没走，而是在离我不远的地棱上也躺下来了，一声不吭。
就这样，在皎洁的月光下，两个人都躺着，手枕着头，望着天上的月。我觉得她似乎有些生我的气，怕是吃醋了，但我那时是不会安慰她的，因为我的心思不在这些上边。
两人各自躺了很久，过了好一会儿，她翻转身子，扭头面对着我问，你爱干活不爱？
爱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呗。我懒洋洋地说着官话。
我也爱。她忽然来了兴趣，对我说，我觉得干活比念书轻松多了，看书我一会儿就瞌睡。但一干活，就浑身有劲，干上一天活，晚上睡下也特别踏实，眼睛一睁就到大天亮了。但我不爱背麻杆或者割麦子，背起来勒得肩膀疼，割麦子弯得腰疼。除了这两样，其他的我都爱干，尤其是锄地，每锄一遍，庄稼就变一个样子，看着这些小苗成长可真是一种享受。
你这么爱干活，那你还嫌我不帮你啊。我调侃了她一句。其实这样的重苦，我才不愿意干呢，我更多的时候是被推着走，我觉得生活得有自己的规律，就像是一河水，我只是水中的一粒石子而已，整天被水沖到哪算哪。只有看书，只有全身心沉浸在书中，我才感到愉悦。
阴阳怪气的，不跟你说了，干活呀。李贵英气呼呼地站起身走了。她走了几步，似乎觉得还不过瘾，就又对我说，你不爱干活，那你等着喜鹊老鸦往里嘴里拉屎吃吧。她愤恨恨地说。
现在想来，她当时应该是满脑子都投入到劳动中去了，她对我这种消极的行为也就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罢了。
不过，我报复她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这年冬天，天干冷干冷的，寒风刮起，院内用来搭衣服的铁丝呜呜地响着。和李贵英同屋的四个女生都回北京了，男生有两个外出，三个回北京了，整个李子村的知青就余了我、李贵英、张延琴三个人，所以我们就合在一起吃饭。冬天活路少，村里的老百姓也在歇着，整天在阳崖下闲拉着话。我们呢，也没啥事，有时就出去砍点柴，但砍柴也得到中午十二点天气暖和以后。其他时间，我们就和蛇一样穴居着，缩着双手，不出窑。
三个人，都没做过饭，一起合计了一下，饭还是由李贵英来做，她也就责无旁贷地答应了。李贵英接受了做饭这个任务，便忙张着问东问西，向房东取经。结果，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洗了脸去吃饭，碰见她们两人傻站着。原来，我们每顿吃的玉米面是金灿灿的，玉米面经发酵后，蒸出来的窝窝虚晃晃的，要比窝窝头好吃许多，老百姓把这叫做“汽窝窝”。可我进屋一看，屋里一片热气腾腾，李贵英蒸的“汽窝窝”已出锅了，只是颜色不正，比平常黄了许多，有几处甚至发黑，上面有许多斑点，嗅起来也是一股碱味，很显然，她放碱放得太多了。
我掰了一块，放进嘴里一嚼，一股子苦味，根本没法子下咽。我吐了出来，夸张地说道，这就是你蒸的窝窝吗？你就这样对待劳动人民吗？
张延琴也吃了一口，说，坚硬如牛皮带。
有那么难吃吗？李贵英不服气，她掰了一块，咬了一口，在嘴里嚼了嚼，然后又吐出来了。显然这窝窝头是没法吃的，她沉默了。
我想到她先前曾批评过我，挤兑过我，我举着手中的窝窝头说道，你蒸的这窝窝绝对有特点，加点红它就是铜，加点黑它就是铁，能把窝窝蒸成重金属也算是你的一大创造了。老天啊，是该给你申报发明创造奖了。 可能我说话有些过分了，李贵英一时受不了了。她将围裙一脱扔到了锅台上，说，我说我不会蒸，你们偏要我蒸，现在没法吃了，还怪我。说着，把头扭到了一旁，独自掉眼泪了。
我领教过她的坏脾气，见她真生气了，就不敢再惹她了，就低着头，闭着眼硬啃窝头来吃，反正估计吃了也死不了人，吃点总比饿着强吧。
张延琴看到她生气了，就打着圆场说，好着哩，好着哩，这不是没经验嘛，一回生二回就熟了。
我们两个说罢都不吭声，个个硬着头皮啃窝窝头，啃着啃着，不知是谁，先忍不住笑了起来。接着两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李贵英正在气头上，正掉泪呢，但看着我们痛苦又忍不住笑的样子，也笑了起来。她一把拿了窝头来吃，吃了两口，低声说，这也真是太难吃了。
这句话一说，我和张延琴实在撑不住了，就都放声笑了起来。
我说，你不是自告奋勇能做好饭吗？
李贵英说，这不是没做过嘛。
我说，那你平常干啥哩？
她说，拉风箱。
我这才想起来了，在这两年间，虽然每次做饭她都参与，但每次都是拉风箱。
第二天就由我来做饭，我汲取她的教训，放碱少了一些，蒸出的窝窝倒还能吃，只是切洋芋条由于没刀工又缺乏耐心，切出来的洋芋丝宽窄不齐，这样炒出来的菜被她俩嘲笑了一顿。做了两顿饭，我就没这份兴趣了，嫌麻烦，由于我宁愿不吃饭也不做饭。饭还是照旧由李贵英来做，我只干拉风箱、挑水、烧火等粗活。
但恰恰是在一天天拉风箱的时候，我喜欢上了这份工作。这个风箱是从一个老乡家借的，两面都有画，一面画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面画着铁扇公主拿着芭蕉扇，画面夸张，有着浓郁的匠味。两个女生揉面做馍，我打杂，做一些粗活，等到馍都蒸到了锅里，她们两个就玩去了。我一个人就坐在屋檐下的炉子前拉风箱。冬天日子短，有时吃晚饭时天就黑了，这时整个天地都静下来了。没有任何声响，只有我拉动风箱的咵嗒咵嗒的声音。偶尔会有谁家的孩子传来三两声哭声，或者一只狗在干叫着，我拉着风箱，望着炉膛里红彤彤的火苗忽闪忽闪，心早飞到了远方。我想到北京，想到父母亲，想到上学的岁月，想到了越南领导人到我们学校里来，我去敬献花，并且给他戴了红领巾。这样想着，我就与目前的现状分离了，我梦想着未来，梦想着有一天我能离开这里，能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
任何时候，生活都禁锢不了思想。
有时借着火光，我会看书，常看的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被我翻烂了，但我还是那么如痴如醉地看着。有一次，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手中的动作也慢了下来，有一下没一下的。这时，李贵英从房子里出来了，她揉着惺松的眼皮，估计是出来上厕所的，看到火苗小了，她就大声呼叫起来，你快点拉啊，火都要灭了啊。她这一惊一乍，我这才發现，火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成了一点蓝火苗了，我赶紧放下书用力拉动起来。
李贵英在我身旁蹲下来，一把将风箱拉手接过去了，一边拉一边埋怨说，一心不可二用，知道不？她爬下来，往炉子里放了一些柴火，在她的捣鼓下，一会儿火就着旺了。
火着了，她却并没有离开，而是找个凳子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就那么替我拉着风箱，一边拉，一边问我，你告诉我，你拉风箱时在想些什么呢？
乱想，有时就想家，想想学校，想想书上的事。我说。
其实，我呢，有时特想我爸，想我妹，想她们都在干什么呢？但我不想我妈，我亲妈早就去世了，我爸后娶了一个，她对我不好，常常骂我，总嫌我做这做那都做不好。她说着，就抬起头来望着我。在这样的夜晚，火光一明一暗中，她的脸比平素小了许多，她将头发松松扎着，半包住了半个耳朵，在火光中倒显出几分俏丽来。她冲着我的时候，大约刚洗过头的缘故，头发有一种皂味儿，闻起来特别香。离我这么近，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她也是非常可爱的。
多少年后，我听见有年轻人在唱一首歌，“我左看右看每个女人都不一般”，听着这首歌，我就不由得想起李贵英来，想起每一个女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可爱之处，就像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美丽一样。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她是非常可爱的，心内就有了冲动，实在想伸出手去抚抚她的头发，估计此时她也会很温顺地任我抚来抚去。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因为我那时，父母亲来了信，他们已在跟我说正在争取给我招工的话，他们要我耐心等着，并且一再告诉我，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农村只是暂时的，劳动只是暂时的，并且还在信中特意强调说不准谈对象。我虽然没有对别人说这些，但在我心里已经确定现在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不会在这里待多久的。
为了李贵英坟的事，我一时没有返回李子村，当然也没有再住到赵平川家里去，因为直觉告诉我他似乎在遮掩着什么事。我在镇子上的酒店住了下来。
派出所的说法让我吃了闭门羹，但我还是不死心，我思来想去，最后做出决定，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去，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派出所说要直系亲人报案或者直系亲属委托才可以受理这宗案子。那么，好吧，我就从这里着手吧。其他的等以后再说，问题是先要把这一切弄清楚，替她讨个公道，这样我才会心安。
虽然李贵英和我同处了近四年，但我对她的家庭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她家先前住在灯市口一带，家里父母亲都是工人，她有个后妈，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现在的北京早就不是先前的北京了，那些老户几乎都住到三环以外了，我还能找到她的家人吗？
我想来想去，就求救于张仪伟，他前些年在一家国企下属公司任经理，现在被聘请到一家私人公司了，他在我们这茬人中最有号召力，我们多次聚会都是由他组织的。
第二天早上起了床，我给张仪伟打电话，他耐着性子听我把这件事说完，然后说，老李啊，我说你有什么事没啊？这件事跟你有什么相关啊？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北京上千万人口，我给你到那儿去找她的家人啊。再说天天拆，谁知道现在谁住哪儿啊。
我说，仪伟，这关乎尊严，请你一定要帮我忙。她这样不明不白，我没办法接受啊。 张仪伟说，可是，一个是你找不着，二是你即使找着了，你又打算怎样呢？能带回来吗？带回来又能把她往哪儿放呢？
是不是你当初和她有一腿啊，大家都这么说来着。张仪伟在电话中开着玩笑。
我不吭声，我不允许他拿李贵英开玩笑。
长时间的沉默以后，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张仪伟的声音，喂喂，在听吗？好吧好吧，我给你打听，但具体能打问着打问不着就是两回事了。唉，可怜的女人，当初不把她埋在那儿就好了。张仪伟说着挂了电话。
给张仪伟打完电话，我就只能在这里闲等着。我住的酒店在公路边，现在正是杨花柳絮飘飞的季节，酒店旁有一排排密密的杨树林。我的窗户开着，那些白绒绒的杨花就在空中盘旋着飞舞着从窗户飘了进来，落在了窗前的桌子上，一会儿绵绒绒的落了一大堆。
哦，杨花。
我当年所在的李子村地畔上都栽种着杨树，一溜排的都是，原来栽是为了好看，但等杨树长成后，靠近杨树的这么一大溜田地到收获的季节却没有了庄稼，或者苗小得可怜。群众就编顺口溜：栽下一溜串，歇了一大片。后来村里就把这些杨树都砍伐了，但我和李贵英却有一宗关于杨花的故事。
我刚到农村时没有枕头，枕的是书。把几本书摞成方块枕，睡一觉每早起来书就散了，后来我索性用绳子把几本不常看的书捆成方块枕。这样，枕头硬得像砖头似的，睡一觉起来头就疼，半边脸像刀削过似的，印着一道道书棱印，估计还有一些文字。时间长了，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我又想了一个办法，用一块布将麦秸裹起来晚上枕，但过一段时间喉咙又疼，村人告诉我说，就是枕麦秸枕头枕的。
李贵英后来知道我枕的是麦秸，她就拿了自己的枕头给我，可她的枕头中是棉花，如果是冬天的话还可以，但天热的时候枕上也发烧。
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端午前后，我注意到了杨花。这些杨花柳絮平常在空中飞呀飞，都不知道飞到那里去了，可在一个下午，在村里一块地头的转弯处，我竟然发现了一大堆的杨花聚积在那儿。远远照去宛似一大团棉花，又似一大片白云。
我看见了，就灵机一动，马上想到用杨花给我做一个枕头。要谁做呢？我想到了李贵英，她不也枕着棉花枕头么。我回家找了一个装化肥的那种大袋子，将这些杨花团成一团都装了起来。提着虚晃晃的袋子，我找到了李贵英，要她做两个枕头。
这能吗？她疑问道。
怎么不能啊，和棉花似的，我揣摩着如果再多的话，冬天还可以做棉衣呢。我自信地说。
她用手捏了捏，说，摸起来倒软绵绵的。
快别让人看见了。我说，你来做吧，布料各备各的，我有一条裤子破了，可以拆开来用。
那好吧，可是，别人看见了又有什么呢？她不以为然。
大约过了两三天时间，她就把做好的枕头给了我。那枕头虚晃晃的，一摸绵绵的，挺温暖。我别提多得意了，一连好几天我都沉浸在这种幸福的创造之中。用杨花做枕头，老天，这是多么富有创意的事啊。甚至我觉得这是我这十八年内，做得最有诗意的一件事了。有一段时间，晚上我都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可是，这个枕头枕了没多久，就出现大问题了，杨花没弹性，枕着枕着，最后就全成了毡片样了，几乎跟先前睡书本没有区别了。
李贵英也找上门了，她将自己的枕头拿来，大声地质问我，你看看，你闹的这是啥玩意儿，这能当枕头吗？
我一下子闹了个大红脸，身旁的几个男生此时都对我挤眉弄眼。
我唯唯诺诺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以为能哩。
她将枕头内的那些东西全部掏出来倒在了我面前，然后气昂昂地走了。
由于这件事，我们好久没了往来。我也一直闷闷不乐，但过了没几天，天才给了我一个枕头，是那种农村通常用的装荞麦皮的枕头，我枕着，果然舒服了很多。但有一次不经意间我竟然发现，李贵英和我一样也有一个装荞麦皮的枕头，枕头几乎和我的一模一样。发现了这一点，我心里很不痛快，但也不便问，只是有了枕头的喜悦心情被郁闷代替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这让我与她的关系更僵了。
村里有个张建强，曾当过保长，他也是村里人与我们知青常常批判的对象。但批归批，除了个别认真的人以外，老乡们几乎都是应付从事，上面布置了任务，便批一批，批过之后，大家便像没事人似的，和张建强开上一阵玩笑，然后乐呵呵地睡觉去了。而且他在劳动中，也没人歧视他，他和别的壮劳力一样每天都挣十分工。
张建强有个女儿叫朵朵，长得漂亮，苗条的身材，一双眼睛滴溜溜圆，忽闪忽闪的仿佛会说话，因为年龄相仿，她就常到我们知青这里玩。有一段时间，她似乎很喜欢和我交往，总爱找我说话。比如，要我讲书上的故事啊，或者摘个杏桃什么的塞给我。还有一次，她竟然不知从哪里掏了一些野鸡蛋给我。这个女孩在我身边很随意，她来到我的房间就胡乱翻我的东西，问东问西的，娇气十足。我呢，不客气地说，恰恰喜欢的就是她这种矯情，她一举手一投足我都喜欢得了不得。有几次实在是压抑不住了，真想把这个娇小的姑娘抱在怀里，美美气气地亲上几口，但在紧要关头还是忍住了。因为父亲告诉我不能因小失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但不知怎么的，我跟朵朵的交往很快被李贵英发现了，有一天她竟然教育我不要和坏分子的女儿混在一起。
你凭什么说她是坏分子的女儿呢？我质问道。
她父亲不是张建强吗？
她父亲和她有关系呢？我觉得她简直不可理喻。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李贵英说。
我的事，你少管好不好。我不耐烦地告诉李贵英说，你还是管你自己的事吧，你有什么权力管我呢。
听到这话，李贵英的眼里有了泪花，她似乎很委屈，她说，我不能看你越滑越远。
放心吧你。我本来很气愤她，觉得她真是多管闲事，想借此收拾她几句，但见她一落泪，心就软了。就说，你回去吧，今后再不要和我说这种话了。 经了这事，她原先留给我的一丝儿好印象，便荡然无存了，我觉得她真是个不可理喻的女人，心理上离她就越来越远了。
紧跟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我再一次彻底地看透了她，也使我们将近半年都没说过一句话。
那一年槐花开了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去摘槐花，然后和面搅在一起蒸着吃。本地百姓把这饭食叫做“库勒”。槐花开了，几乎家家户户都要采的，一部分人吃，一部分用来喂猪。张建强老婆病在床上，他带着女儿朵朵去摘杨槐花。可哪里知道，低处的被人摘了，他们只好用镰勾了一棵高处的枝时，只听咔嚓一声，树枝就断了。而这一切恰被李贵英看了个正着，好一个李贵英，上前便批评张建强，说他破坏公共财物。她把杨槐枝勾坏了的事一下子上升到了一个政治高度。朵朵嫌她话难听，就与她吵了起来，后来村人就越围越多，基本分成了两派，村人一帮，知青一帮。村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杨槐多的是，折了就折了吧，但几个知青此时都硬着头皮帮李贵英说话，双方吵来吵去的。后来跛子村长就出面了，他将张建强批评了一通，然后又让我们知青将李贵英拉回去了。本来这事儿就应该完了，可是偏偏学校里有个教师根据这个素材写了一篇广播稿，送给了县广播站。县广播站一广播，这件事一下子在全公社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李贵英是个敢做敢为的人，敢于维护集体利益，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而张建强呢，则成了破坏生产的典型，后来公社还专门给他办了学习班。经了这事后，朵朵似乎看透了我们与她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再也不跟我们交往了。我初萌的爱情也就这样夭折了。
过了一些天，我们和社员在一起劳动，歇息时，跛子队长对我说，你们北京娃咋都是些生葫芦。
生葫芦？我问。我知道这话的意思也就是不懂道理，生瓜蛋子。
折两个树枝有什么严重吗？那满山遍野的树你们都可以去折啊。他说。
可他是坏分子啊。
世上哪有那么多坏分子。他果断地打断了我的话。
可你们不是天天在批他嘛。我说。
那都是应付上头的，憨娃娃，世事可不敢都当真哩，当真就把你闪到坑里去了。他说。
我给李贵英转达了村长的看法。
他怎么能这样说？是坏人坏事我们都要监督啊揭发啊？他们可以这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但我们是知识青年岂可以是非不分？
听到这些话，我真是无语了。
我敷衍着说，好好好，怕你了，我的姑奶奶，你千万别告诉别人这是我说的。如果你把这话说出去，那我就和你绝交。我怕她又赶过去和村长吵架，那么把我夹在中间就成了告密的小人了。
这件事，她以后再没提过。
即使现在，在我百无聊赖地等着张仪伟传递信息的时候，我也在想着，这个李贵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很单纯，嫉恶如仇，但有时单纯得过了头，就到了一种不通人情、不可理喻的地步。不过，在历经世事以后，我倒觉得她是那种有着理想主义色彩与英雄主义情节的人，她容易激动，容易受宣传的鼓动，爱较真，是个一旦认定了方向就从不回头的人，如果在战争时期，她或许可以成就一些事，但无疑的，在这种亘古不变的农村环境中，注定她的所作所为只能显出一种别样的悲壮来。
她这么单纯，这么不谙世事，又容易相信人，这让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對她提防着。
有一次和她一起给玉米上肥料，这时的玉米杆已长得很高了，上肥料也是最受罪的时候。密不透风的玉米叶子把我们围起来，好像放在蒸锅里蒸。玉米叶子刷得人脸疼，一行过去，满脸都是些血印。我们学着农民的样子，我拿着锄在每株下挖个小坑，而她则端着个脸盆把盆中的肥撒上一撮到小坑中去，然后用脚埋住。好不容易到了地头，这时我的汗水在流，脸也在火辣辣的疼，我渴得实在难受，嗓子眼里直冒火，连唾液都没有了。看着满地的青苗，实在忍不住了，便拿起锄头砍倒了一棵粗壮的玉米，不管不顾地嚼起玉米杆里边的汁液来。这种未熟的玉米汁液甜哼哼的，有些恶心，但此刻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实在太渴了。李贵英在一旁看着，我见她此时嘴唇如火，干裂着，就自己做主砍了一根同样的玉米杆，扔给了她。
她犹豫了半天，大概实在是渴了，最后也就学着我的样子嚼起来了。我很高兴，因为她这一嚼也就意味着不会再告我的状了
和我同样对她怀有戒备心的还有其他知青们。
我即将离开的那一年秋天，村里有个老乡想卖点棉花给我们，张玉煜来给我说，我很快就弄明白了，这些棉花都是村民们从桃子村偷的。因为价格异常便宜，我和张玉煜当下就将棉花全买下了，但过了没几天，偷棉花的事就暴露了。桃子村村民知晓了棉花被偷的事，他们一帮人就悄悄地埋伏在地边。我们村有个叫红娃的小伙子，本是第一次去偷。但恰恰是他被发现了，人家吆喝了几声，他着了慌，一时将手中的筐扔了就跑，结果由于慌乱不小心从崖上掉下去了。
有了命案，县公安局就开始介入调查。我和玉煜两个就操心着，怕公安来搜查，毕竟是赃物啊。如果查出来了，那可要坐牢的。就商量着将棉花藏起来，但我们窑里一眼能望到底根本没处藏啊。张玉煜就建议说，女生窑后边有个粮食囤，咱们不如把棉花藏在最下层，上面用粮食盖住。这个意见好是好，但他却不去给女生说，他是害怕李贵英。商议了半天，最后就只能由我说，因为我跟李贵英交往比较多。我就找了个合适的机会硬着头皮把这件事给李贵英说了，果然李贵英听到这件事，就把我数落了一顿。认为我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哪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呢。我一时拉下脸面求她，说大家都认识到错误了，只是现在骑虎难下，求她多担待一点。架不住我的请求，她最后就答应了。然后在一个夜晚，我们几个知青齐动手，将这些棉花全藏在了囤底。
棉花的事后来不了了之，我和玉煜也把藏的棉花忘记了。直到深冬，我家里寄来了棉衣裳，我才想起了我们偷藏的那些棉花。这时，我们男生与女生大都穿棉衣了，只有李贵英还穿着单衣服。我提出建议把这些棉花无偿给李贵英，玉煜也就同意了。李贵英先是不要，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占这个便宜。但后来，大约实在冻得不行了吧，她就不再坚持了，悄悄地扯了几尺布，和房东老大娘一起纳了一件棉衣穿到了身上。你别说，她刚穿上花棉袄的那几天还挺俊哩。我和玉煜就故意开她的玩笑，说她长俊了，一会儿就把她说得脸红了。
那年，我们这一批北京青年来到了陕北，在黄土高原上度过了五六年，那时的我们个个年轻，怀揣着改造世界的梦想，但最后梦想在现实面前还是被碰得头破血流。当年，我从李子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在这座始终喧嚣着没有一刻安宁的城市里，我有了工作，并且结了婚生了子，后来，女儿长大了，出了国，妻子也患病去世了，我又成了孤单一人。并且随着拆迁大潮的到来，家也从北京城中心搬到三环外了。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一天天过着，总觉得日子很慢，也总有许许多多纠结的事，但现在回头看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觉得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几乎是一瞬间一切就都过去了。现在我已步入老年，可是那些有关青春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却越来越清晰了。
今年端午前后，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我当初插队的小山村——李子村。踏进村子，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村子仍是万古如斯的老样子，那些质朴的乡亲、耕种的土地、绿油油的庄稼，那些沟梁峁，村头的那几棵老槐树几乎都在，都没有变，所变的只是居住环境，由先前上下参差的窑洞变为现在的一排排平房了……往昔的一切又重回到了眼前——那些意气风发的岁月，那些汗流浃背的铁姑娘与铁小伙们，还有我们知青间为琐事争吵甚至打架的场面，一下子在我脑海中被激活了。李贵英，你在那儿，你可知道，我又回到了你身边。
李子村是个小村子，和所有的陕北残塬一样，中间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塬面，四周则是断壁、沟壑，周围有一条狭窄的路与外村相连。村里老几辈的人都依山势打窑洞居住，一排又一排的土窑，高低参差，坐落不齐，大致来说，这一家的院子就是下一家的窑背。而在中间比较平整的塬面上，人們世世代代种植着玉米、小麦等五谷杂粮。
在我还沉浸在回忆中时，客车在村口缓缓而停，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崭新的景象，下车后我徒步进村，李子村如今发展苹果产业，苹果正到套袋的时候，沿着大路走，两边地里绿汪汪的都是苹果树，路旁偶有机动车或三轮停放着，拖着长长的管子。地间能听到说话嘻笑声，但茂密的苹果树遮住了人影。路上遇到了几个年轻人，他们都好奇地望着我，虽然互不相识，但我从他们的面貌中几乎能猜到他们的父亲或爷爷是谁。看着如此质朴的画面，看着这一张张淳朴的脸，我心中升腾起了一种又见亲人的亲切之情。
先前插队时的老支书与跛子队长早已离世了，我来到村里，找到了现任的村支书赵平川。他家住在村东头，住的是这村里唯一的上下两层的楼房。他此时和老婆刚从地里回来，正在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他是一名退役军人，上次我回李子村，是十年前了，当时见他，近四十的人了，依旧白白净净的，脸上棱角分明，白羊肚手巾一扎，是个典型的陕北汉子。而这次一见他，我发现他晒黑了许多，原来有棱有角的脸也变得圆了许多，上面布满了皱纹。唉，看来谁也敌不过岁月这把刀啊。
他见到我时露出了少有的激动，握住我的手，不断地打量着说，到底是北京人，还这么白净。又接着说，村里人都记得你哩，那个时候你爱看书，不多言语，村里人都说，你会有大出息的。张建强还一心打算把女儿嫁给你哩。
我跟他寒暄了一阵，大致说了我此行的目的，现在我一人在北京，闲着没事，交通又这么便利，所以，就来村子闲转悠一圈，到处看看，但不打算打扰很多人，请他给我保密着。
他安妥我歇下来，然后就急着告诉我村里的情况，这两年苹果发展起来了，许多出门的人都回来了。村子比先前红火了许多，今年过年还闹了一场秧歌呢。
在他家吃过中午饭，歇了半天，闲拉了一些话，我提出说，我们一起上李贵英的坟看看吧。其实早在我没来前，我就用电话联系过他的，我告诉他说我想回来看看，抽空也想上上贵英的坟。
哦，好好，亏得你还有这份心呢。其实，你也可以不去的，每年清明我们都会组织人去扫墓的，他说。
来一回不容易，怎么可能不去呢？我又说，我现在是真正到老年了，总爱回忆过去。当知青的那几年里，李贵英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一个，如果她当年不走的话，今年也该六十大几了。
是啊是啊。赵支书一边应答着，但一边却有些躲躲闪闪，仿佛不情愿似的。后来在我的坚持下，他就先打发老婆一个人下地了，然后和我相跟上，提着篮子，篮子里放着些香裱以及其他一点献供，一起朝村西边走去。
一边走一边看，地里依旧是满眼的深绿色，绿得发黑，像一片绿色的海洋。走完大路，拐了个弯，转入小路。小路两旁都是些小花小草，尤其以马兰花居多。当年我们插队时，村里马兰花就很多，好多女生每每见了还要挖回去栽种呢，几乎每个女生给家里写信时都激动地提到了这里遍地的马兰花。但后来，大家就见多不怪了，因为马兰花在这里到处都是，且生命力极其旺盛，常常在被践踏得相当严实的路面中间都会见到这种花。这种小花有着细碎的紫色的花瓣，远远望去一大片，但因为细碎，因为普通，所以在人们的脚下被踩来踩去，没有人会过多地关注它们。
沿地棱转了两个小弯，路就偏僻起来，也窄起来。又走了一段，就到了一块地里，然后沿路边有条狭窄的小路下去，就到了一块塬畔的梯田。梯田的面积并不大，地里栽着一些苹果树，但由于栽得晚的缘故，此刻都是些嫩条子，正个个舒展着枝叶。梯田的地畔上有一些杨槐树，长得生动茂盛，它们稠密而又细碎的枝叶将这块小小的梯田包裹了起来。在这块梯田靠地棱的地方有一个小的圆形土堆——那就是李贵英的坟。
这个坟我是熟悉的，因为上次我回李子村的时候曾到这里来过的。李贵英死时因为太年轻了，按照这里的传统，不到老年而死去的人都被视为凶事，埋的时候自然也要离村子远一些，偏僻一些。据我所知，在这个地方，还有两座坟，一个是被电打死的，死时大概三十岁，还有一个是个憨憨，大概活了有十五岁吧，也埋在了这里。 站在这里可以清晰地望见对面的桃子村。桃子村与李子村相对，也是个小村子，站在这里，对面的鸡鸣狗叫声都能听得清。当年，我们就是站在这里喊桃子村几个插队的铁哥们过来吃狗肉的。但如果要从这里走到桃子村，却要翻过一座沟，很费事的，起码有十几里路远。
我来到李贵英的坟前，注视着它，蓦然间觉得很奇怪，虽然我不上她的坟已有十年了，只见墓碑依然是原样子，上刻着“北京知青李贵英之墓”几个字。墓的周围也依旧有着当年知青为她栽的六棵松树，然而，我还是发现她的坟有些异样。记得上次来时，她的坟上长了许多草，长得生动茂盛，我当时把草都给清除掉了，并在一旁点火烧了。但今天，她的坟上却只长了一些嫩草，坟堆上的土也不像经年累月的样子，似乎是不久前才掇起来的新土。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警觉，怎么会这样啊？坟堆久了，那些土质就会发黑，坟堆上也会长出各种草以及藤条来，然而，这座坟给我的感觉是土质比较新，缺乏一种风雨侵蚀的感觉，另外，坟堆也不圆，可以想见掇土的人是很随意很仓促的。难道李贵英的坟被人动过了？
怎么会是这样子？我扭头问赵支书。
赵支书说，我也好久没来了，也不知道咋会是这样的。
你不是清明才来过的吗？我问。
赵平川不吭声了，他见我扭头盯着他，便把头扭到一边去了。
我在坟前后转悠着，仔细地观察了一阵，用手抓起一把坟上的土在指间捏碎了，任新鲜的土壤自指缝流下。看着这一切，一时，我心里边更坚定了我的疑虑，看来这墓是真的被人动过了。
不可能吧，赵平川犹豫着说，怎么会有人动呢？村里的小伙子们都外出打工去了，只剩一些老年人了，应该不会有人动的。
他虽然这样说，但我仍不甘心。我在坟前继续转悠着，但越转悠，越坚定了我的看法。我想谁会动这个墓呢？是盗墓贼？可当初埋李贵英的时候，她家里没来人，是这里的农民埋的，墓里边也只有她几件随身的衣物而已，根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为了财，显然是不可能。那究竟为什么呢？我一时想不到答案。
你说墓没动过，可坟上为什么是新土呢？我问。
可能是耕地的人耕的吧，或者有人把坟上的草给拨了，也有可能清明来人祭奠时给坟上添了些新土。赵支书说。
我望着他的表情，他说话时眼神躲躲闪闪的，这一切更使我坚定了自已的想法。但考虑到一时也证实不了，我就将捧着的花束献在了李贵英墓前，将献供一一摆放了，站在她坟前鞠了三个躬。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赵支书也站在我身后跟着做。
躬鞠完了，我对赵支书说，你先回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待一待。
赵支书说，我们这里习俗是女人墓前阴气重的，不宜久留，你也回吧。
我看他并没有打算走的意思，就不好意思再劝他了。我原打算在这里一个人给李贵英说一些话的，这些话在决定来这里的时候就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我想跟她说，她今年如果活着的话，应该和我一样老了，有儿子有孙子了。我们在李子村插队的知青有三个已过世了，有三个联系不到，其他的，海明、津津、仪伟本来也打算来看她的，只是走不开。海明家里有人住院了，津津天天要带外孙女，仪伟公司实在太忙了。我还想跟她说，虽然你一个人在这里，但你并不孤单，因为我们每次聚会时，大家都会念起你。这些话都是真的，我們几个曾在这里插队的知青，相聚时总会记起她，说起她做的那些事，说起那些红红火火的日子，都会叹息她这么早就离我们远去了。
但此刻，有赵支书在身旁，我就没有说这些话的心思了。我静静地站了一会，然后就在赵支书的催促下离开了。
我们沿原路返回，上了一道小小的坡，就上到了塬面上。这里视野就更开阔了。两边坡洼里全是杨槐树。杨槐树是这里最易见到的树，原来用作矿柱，现在到处关闭小煤窑了，农村人盖平房也不用木料了，杨槐树就一年一年长得异常繁茂了。
我和赵平川站在地畔上，放眼朝沟底望，宽阔的沟里，是满眼的绿。支书告诉我说，那是香紫苏。
香紫苏这个植物我是非常熟悉的，它是一种两年生或多年生草本，高约一至二米，花呈紫色，花开的时节，满眼的紫，扑鼻的香。上次我来的时候，就听说有商人在县城建了香紫苏的提炼厂，提炼出的产品用来做化妆品。
沟里不种庄稼了？我问。
早不种了。赵平川说，承包给一个外地人，他年年种点香紫苏，据说收入还不错。
哦，我凝望着山沟，又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当年我们在沟里红红火火建大坝的场面，我感叹地说，那些年我们一起建过的坝都不在了。
赵支书说，早不在了，好像刚建起没过几年就被洪水冲了，那时可真能瞎折腾啊。
是啊，谁说不是瞎折腾呢。他的话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阀，我不由得回忆起了过去的那些岁月。
像李子村这样的村子，人们都居住在塬面上，种着塬面上的地，吃水到沟里去驮或担。但沟底里也有少量的地，这些地的土质差，是俗话说的是红胶泥土，姜石遍地。
我们知青来的头两年，公社号召兴修水利，张仪伟就提议打坝来浇灌沟底里的地。如果建个坝，有水浇灌的话，就可以改良土质，整理出许多好地。那么，李子村粮食产量至少增产三分之一。这些粮食不光够我们知青吃了，还可以造福千代万代啊。他的建议得到我们这群热血知青的响应，那时我们十二名知青都被这个梦想点燃，热血沸腾，每个人都觉得要干一件改天换地的事了。晚上开会发言表态，写血书，摩拳擦掌，恨不能立马投入到这个伟大的工程中来。
关于打坝的记忆，我如今记忆最深的是村里一只眼睛有些毛病的老汉，他一只眼是黑仁，另一只眼却是白的。我们打坝时，他就喊劳动号子。一些社员在拉土，攒土，有一个人掌夯，四个人拉边绳，一起一落，随着节奏，他便大声地喊着，“同志们哟，鼓起劲哟，加紧干哟，闹生产哟。”他喊时大家提夯，喊完时大家拉长一同喊哎哟一声，放夯。随着夯的一次次起落，填起的虚土便一次次被砸实了。瞎子老汉是村里的能人，会看点小病，据说他祖上是十分有钱的，在县志中都有记载的，但到他这一代，穷得几乎只剩几间倒塌的房子了。他这人特有才，能现编词，看见什么唱什么，包括村里人的外号，趣事，也包括我们知青弄的一些笑话，他都能现编成押韵的词唱成打夯歌。只要他一开口，整个工地的气氛就轻松欢快了。 坝从第一年冬天开始筹划，到第二年五月基本上就修好了，全部是用土夯实的，在上方留了一个泄洪口。坝慢慢修着，不断地积着水，到修好了，就积了许多水，成了一个大水库，一眼望去，绿汪汪的真是醉人。我们十几个知青看着这一切，真是高兴啊，张仪伟还拿出了一瓶酒来，我们坐在坝上，把酒喝完了，然后把瓶子摔得粉碎。女生小文还特地为这座坝写了一首诗，诗名《青春，永在这里闪光》，后来，在参加公社文艺汇演时她还单独朗诵过。
陕北的雨季来了，这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也终于到了检验我们成果的时候了。七月的一天，黑云从南边冒上来，先是打雷，后是闪电，接着，雨像一道帘幕似的，从天上倾倒下来。刚开始下时，我们个个高高兴兴的，觉得建好水坝，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但白天黑夜不停歇地下了两整天后，我们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所有塬上的水全部都流到了沟里，然后再从小沟里流出来，汇聚着恣意汪洋的洪水流进大坝里。看到这么铺天盖地的雨一直不停歇，我们就担心起大坝来。跛子队长坐不住了，他打着伞站在了沟畔上，一直朝山下张望着。张仪伟也坐不住了，我们知青一个个都坐不住了，也打着伞或穿着雨衣出了门，站到了沟畔上。我们朝沟里张望着，只见在昏蒙蒙的天地里，一股股黄水都从山沟里席卷着流出，朝水坝涌来。水没有了往日的清澈，水坝也变成一片黄土泥流了。汹涌澎湃的水似乎要把大坝整个填满了。怎么办？是不是泄洪口出了问题呢？按我们当初的设计，泄洪口应该可以泄掉足量的水啊。
望着望着，跛子队长脸上变了颜色，他说，要出大事了，肯定泄洪口被堵了。说着，就对一旁的我和张仪伟说，你们快去通知人，拿上家伙到沟里去。说着，他就向山下冲去。其他在一旁操心着大坝安全的知青与部分村民也纷纷跟着他往沟里跑。我冒雨回到了村里，拿了一把铁锨，接着通知了其他在家的知青。大家一听都着了急，也纷纷拿起家伙往沟里跑。
我们沿着山坡往沟里跑，雨一直在下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天地一片昏蒙蒙，雨水从我的头上脸上流下来，遮住了眼睛，我们彼此根本看不清。但此时我们都顾不上这些了，胡乱地边跑边用手抹着脸。到了半山坡，山坡上全是刚修的路，都是些虚土，经雨一灌，就成泥了。路的边缘地带还好走些，中间的地方这时就都成了泥潭。我们这些年轻后生，此时顾不得一切，个个从坡上往下冲，很快的，有些人就滑倒在泥泞中了，成了泥蛋子。
下到坝堤上一看，果然，此刻汪洋的水正一波一波的几乎要漫延到堤岸上了，水中杂七杂八，间或夹杂着一些石头及树枝什么的，甚至还有几个养蜂的箱子也在水上漂漂荡荡的。很快我们弄清了，有几根硕大的树枝横七竖八地卡在了泄洪口，又積了一些杂物，把泄洪口给堵住了。我们就站在堤坝上，有的用锨铲泥土，有的则在一旁急着想把树枝与杂草给清理出来。但是树枝实在太大，也太多了，互相又都掺杂在一块，怎么弄也弄不开。雨还在下，洪浊滚滚而来，我们的脚下已能感到坝在整体抖动了。每个人此时都急得了不得，一时，大家心里都有了预感，看来今天这大坝是保不住了。就在这时，张仪伟把外衣一脱，扑通一声跳到了大坝中。他游到坝口，然后就从水中把那些杂草与树枝往开弄。水的冲力很大，他没法清理掉，他就把树枝在水中给我们递过来，我们岸上的人一搭手，大家一鼓劲，蓬大的树枝就被扯到堤坝上了，这时水哗的就开了，那些小一些杂物就顺着泄洪口一涌而出。但也就在这时，张仪伟也给湍急的黄流卷到了泄洪口，一下子被黄流吞没了。堤坝上的人此时大约有三四十个，大家看到这情景，都惊呼了起来，但惊呼归惊呼，每个人此时也是干着急啊。那么急的水，里边夹杂着各式各样的杂物，谁也不敢跳下去救他啊。
我们就站在堤坝上惊呼着，呐喊着，但很快的，有人指给我们看。天哪，张仪伟竟然被水从泄洪口里冲出来了，这时他在离大坝百米远的地方。大家看到了，都惊喜不已，纷纷拿着锨、镢，喊着，朝他跑去。跑到他身旁的时候，张仪伟全身都是泥水，已从洪水中爬出来了。
众人一时又惊又喜，李贵英几个后来的女生竟然抱着张仪伟呜呜哭了起来。我们男的在旁看着，搓着双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我看到有老乡竟然抬着筐赶来了，手里还拿着绳子，看来他们从家里往沟里赶时，就怕有人生命危险，做好了救援准备。
张仪伟的水性好，我们知道的，但当他从大坝上跳下去时，还是把我们都吓出了一身汗。
雨还在下着，但最艰难的时期显然过去了，泄洪口畅通无阻，大坝上的水也在慢腾腾地向下退去。终于平安无事了，大家都长长出了一口气。我一时在心里默念着，老天，你下吧，愿意下多长时间就下多长时间，我们才不怕哩。有了这件事，张仪伟一战成名，他后来的壮举是几次游过黄河呢。他每次回北京时，就游过黄河直接到山西，然后搭火车回北京。而现在呢，他从国企退休，被聘请到一个经营体育器材的私企里面，任总经理。
这次大雨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张仪伟以外，还有李贵英。原来她听到我通知，也和女生一起赶到了沟里。但因为走得急，就没换衣服。她穿着一件刚从北京买的白的确良衬衫，经过沟里这一番折腾，全变了颜色。她回村后，从兴奋中回过神，就开始洗衣服，结果洗了五六盆水，也洗不出原色了。这件白衣服经过黄水与绿草的浸染，竟然成了黄与淡绿相间的衣服。这可把她气坏了，为这件衣服，她竟然上门找到了我。
看看，你把我的新衣服弄成什么样子了？她来到男生宿舍的窑前，手里提着自己的那件的确良衬衫。大约为了让大家看得见，她特意提得很高，几乎要高过头顶了。
洗洗不就好了么。我正一个人趴在炕上翻着棋谱演练着。
能洗好我还来找你啊。你看看，我用洗衣粉搓洗了好几遍了，还脏成这个样子，这可是我从北京买的。
一件衣服么，有什么了不起。我轻蔑地说，大不了重买一件呗。
你还说，竟然还有脸说。那你给我买，给我买。她一边说着，一边提起衣服夸张地在我面前摔了几下，溅得我满头满脸是水。
你要下沟里去，又不是我请你去的。我用手擦掉脸上的水珠子不高兴地说。 要不是你通知的话，我哪会去啊。我就要你赔你赔你赔。她说着，又在不断地摔动着手中的衬衫，这样水珠子就又溅得我满脸。
我不说话了，搭蒙了眼，不睬她，过了一会儿，她就噘着个嘴回去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天晚上，我正在窑里看书，她却高高兴兴地来了。她一来就问我看什么书。我生她白天的气，不理她，只管翻着书。她见我不理她，就从衣服口袋里掏呀掏，竟然掏出一些青皮核桃来，一一放在我身旁，并递给我一把小刀，说，这是青皮核桃，挺好吃的，但要破开四瓣的。
后来我才了解到，她白天生气哩，可是到了晚上，跛子队长领着村民来了，他们都夸奖我们知青是好样的，勇敢有办法。有一村民给女生送来了一筐的青皮核桃，夸李贵英好勇敢，是好样的。李贵英一听夸奖就高兴了，所有白天的那些不愉快就一下子都被她扔到爪哇国去了。
此刻，我真想问问李贵英，你还心不心疼那件白的确良衫衬了？
但是堤坝到底还是被水冲垮了，修成后大概只用了一年吧，后来一场大水，是那种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下子将坝就全冲掉了。那场大雨，可真是大啊，整个这一条沟里全是水，浩浩荡荡的，不讲任何情面，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把沟里的庄稼全冲掉了，把一些树木也给冲掉了。我们站在沟畔上望着，没有一个人敢下到沟里去，这场天翻地覆的雨，让我们感到这世界上似乎什么都没有，只剩这雨了。大坝上那个泄洪口不是被堵了，而是根本不够流，甚至多几个也不够流。我们望着这雨，感觉到天旋地转的，犹如神话中描述的洪水滔天的场面一样。我们站在那里，是那样的无助，是那样的绝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水很快就越过了堤坝，浩浩荡荡地畅通无阻地向下游涌去，而我们的大坝，在这场大雨之后什么也没有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
此刻，我站在塬畔上，沟里有一条小溪，安静地掩映在杂草丛中，顽皮得像个孩子似的挤着眼睛，然而就是这条溪水，它发起威来，却是那样的令人害怕。就在我向山下张望的时候，蓦然间，我发现半山坡上有一块木板，木板有所破损了，颜色黑黑的。看到这个，我忽然有所触动，赶忙就沿着小路跑了下去。赵支书不知我发现了什么也跟着我下来了。一会儿，那块木板就在我的眼前了，并且我同时发现小沟里还有几块零碎的木板，这些木板，是松木的，有着粗粗的纹理，颜色发黑，显然经年已久，有几块早已朽掉了。我一看，就确定这是棺板，是那种在地下埋了多年又挖出来的棺板。从纹理中我也认出这是松木板，我心中不禁一动。当年，李贵英去世得匆忙，村里的跛子队长将他老人的一副棺材就临时给了她用，那副棺板就是松木的。李贵英去世后，知青办和她的家人联系了，村里人要求她葬到这里，她父亲也同意了。葬礼那天，公社书记主持了葬礼，县安置办来了人，团委书记也来了，乡亲们流着泪把她装入棺材抬到这里入葬了。而现在同样的松木棺材板竟然出現在了这里，扔得满山洼都是，这会不会就是葬她的那个棺材板呢？
我捡起一块小的棺板，扔在了赵支书面前，他瞅着，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这时，我更清楚了，这个墓被盗了，并且盗的肯定不是物，而是人。如果盗物的话，盗墓的人是不用这样的，他们大可把物拿了就走，而只有盗人贼，才会这样下本钱把整个棺材都弄出来。
赵支书说，这驴球日的，闹的是啥事么。
我没猜错的话，这肯定是一座空坟了。我幽幽地说。
不会吧，他迟疑着说。
我紧盯着他，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个究竟来，但他避开了我的眼神，说，一定要查，看是谁闹的，这可是违反政策的事。
我说，做这样事的人是缺德的，是触犯刑律的，是要坐牢的。
晚上我就住在赵平川支书家，他老婆到县城给孙子做饭去了，要到周末才回家，我坐在炕上一直愣神，因为李贵英墓这件事，我一直闷闷不乐。赵支书也很少说话，只是看着电视，在他看电视的当儿，我分明发现他走神了，他似乎只是木然地看着。
对于李贵英的墓我能想得来的是，她完全有可能被人按尸骨盗卖了，因为在陕北有种恶俗，讲究死着的人与活着的人是一样的，夫妻去世的，一同合葬。而单个男的去世的，一定要结个鬼亲，这样才算是完整的葬礼。十有八九，她的墓被人盗了，她的尸骨被人卖了。并且这个地方近几年也发现过几起盗卖女尸的恶性案件，甚至有把智障的女性活活杀了当女尸卖的。据说，一副女尸骨在黄河沿岸可以卖近十万元。对于这些，我是深恶痛绝的，想来想去，我决定报案，只有公安介入，才能将一切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李贵英。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来到了派出所。所长姓郑，叫郑安平，是本地人，也是个老民警了。他一听我说完这些话，就表态说，一定要查，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做这种事。我们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知青给我们做过贡献，如果我们连她的墓都保不住，那成什么话了，一定要查。
然后他就派两个民警去勘查现场，我本打算陪他们一起去，但出了派出所门，赵支书却告诉我说，让村里的小罐子给他们领路。你不是想见朝红么，我领你去见她。
按照原来安排，我是今天打算见朝红的。朝红是我们当年下乡的知青张玉煜的私生女，朝红她妈叫田霞，是镇上的人梢子，当初和玉煜眉来眼去的，后来两人就悄悄好上了。再后来，张玉煜在一个夜间偷偷跑回了北京，把大肚子的田霞一个人留在了这里。田霞生下了朝红后，因为名声坏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就只能下嫁给了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这个残疾人在公社喂猪，虽然挣钱不多，但多少年来，对田霞及朝红却是特别好的。我们几个知青后来在北京聚的时候，说起过田霞与朝红，当时张玉煜也在场，但任我们说死说活他就不吭声，也不表态，所以这事就没了下文。上一次我回来时，曾见过朝红的，她身材娇小，皮肤黑不溜秋的，两只眼睛格外活跃，滴溜溜地直转，当时她已结婚了。
见支书这么说，我想想也对，我即使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就让一人领着民警到李子村去了。而我则和赵支书一同来到了朝红家。朝红跟老公现住在镇子上，她老公开出租车，上一次我见到她，她还眼巴巴地盼着想认父亲，我琢磨着她是想改变生活的窘迫，但这次明显不同了。她在镇子上有了自己的房子，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一个听说去年刚考上了大学。大约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吧，她脸圆了许多，身材也胖了许多。看来现在她已没有其他想法了，只是在这个小镇上守着老公、娃娃安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看到她这种生活状态，我心里也少了些许歉意，她的男人是个阳光淳朴的汉子，见到了我，便招呼着要我一起喝两杯。 我们正在屋内拉话的当儿，李子村的天才的父亲郝叔却前来找我了。他已老得不成样子，驼背弯腰，两条腿成了大大的O型，走起路来两只脚几乎不离地，只是向前拖拉着。我们当年在李子村的时候，他正值中年，身体非常健壮，是各种活路的行家里手。他儿子天才与我们同龄，常跟我们在一起劳动、吃饭等。有一年，为了看书方便，我从知青窑里搬出来和天才住到了一起，我们住的那间小房子只有一张床，两人晚上就挤在一起。可谁想，有一次我把天才从床上挤下去了，他被挤到床下，竟然没有惊醒过来，就这样在地上睡了一夜。后来这事被郝叔知道了，他就把天才叫回家了，从此，我就一个人待在了那个空房子里，待了整整大半年。
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朝红的屋子里坐下来，未说话便咔咔地咳嗽着。现在人们早就抽上纸烟了，只是这位老人依旧脖子上搭着个烟袋。他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他抽的烟是那种传统的老旱烟，烟味大，没说得几句话，屋子里便到处是一股旱烟味，十分呛人。
我觉得老人来找我，似乎有话要对我说，我便匆匆告别朝红一家，跟着他又回到了李子村。
跟着郝叔来到了他家里，他家里明显破败了，院内乱放着一些不用的杂物，靠墙角的草也长了尺许，三面接口的土窑只有中间一间挂着门帘，其他两间显然好长时间都不住人了。
我当年就在这个小院子里的小偏房子里住着，后来偏房就成了牲口棚，如今没牲口了，小偏房也就拆了。
进得屋来，和郝叔一起坐在炕沿上。我问他，天才呢？咋还不见他？我问这话是有原因的，上一次我回村之时，就没有见到天才，他在外打工一时回不来，当时他已五十出头了。
郝叔給我倒了一杯水，低声说，他走了。
怎么？这倒出乎我的意料，尽管知道人生无常，但我还是不相信天才就这样离开，我疑惑地盯着郝叔。
郝叔满脸的凄苦，眼窝深陷，似乎要流泪，但眼睛如枯尽的灯，只见悲伤，泪却并没有流出来。唉，都近十年的事了。接着，这位老人便给我讲起了他儿子天才的事。
他说，天才身体结实，但因为李子村地处偏僻，外地女子不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当年他近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后来经人介绍，河南的一个领着娃娃的婆姨嫁给了天才，两人就凑合着过日子。但过得几年，娃娃长大了，那女人就领着娃娃离家走了。据说她男人当初坐了监狱，出监狱后，就到处打问她，找到了她，他们就相跟着回到了原籍河南。就这样，天才又成了一个人，孤单地过着日子。大约是2006年吧，他在外地打工时，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死掉了。
唉，我这娃真是可怜，一辈子没婆姨，好不容易拾揽了一个婆姨，到最后也走了。天才父亲沉重地叹息了一声，他似乎觉得很对不起天才。我能理解这一点，因为在陕北民间，一直有一句话俗话，大欠娃一个婆姨，娃欠大一副棺材。
但任我如何有想象力，我也没想到，天才竟会是这般的结局。
天才姓郝，跟我有过一些交往，但我记忆中的天才更多的是与李贵英联系在一起的。天才个子不高，人长得也黑，但身体健壮，干活舍得出力气，是村里当时树起来的生产典型。李贵英爱劳动，干活也肯出气力，所以，他们俩惺惺相惜，干活总是在一块儿。
记得那年村里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也就是把洼地经过测量后用人工平整成平地。村里的男女劳力和我们知青都参与了这场大会战。女的一般都在用锨装土，男的则掏土或者推架子车。可李贵英偏不，她给跛子队长提出来自己也要推架子车，由于推架子车的人都是两两搭帮，李贵英便选择了和郝天才搭帮。
那个平整土地的场面可真热闹啊，队里总是把人分成几组，然后开展劳动竞赛。跛子队长哨子一吹，工地上顿时就沸腾起来。掏的掏，装的装，推的推，欢笑声与呐喊声不断。在这样的环境里，李贵英与天才两人几乎是最亮眼的，他们推的架子车总是比别人装得满，跑的总比别人勤，总是比别人快半拍，别人跑两回，他们就能跑三次。有一次，李贵英与天才合作，当时是李贵英推的架子车，也不知是她脚下滑了，还是脚陷进虚土中了，反正一下子车沿着洼地就骨碌碌滚到了洼底，翻在了一旁。两人也随着车子翻滚着。大约两人向下翻时互扯了一下的缘故，最后倒在了一块。等我们看见时，车子翻在了一旁，两人在半山洼上几乎是相挨着呈大字样躺着，胳膊腿都伸展着。这情景，旁边的人看到了，先是吃了一惊，发出了一片惊呼声，但接着看到这两人倒地的情景就不由得都笑了。有人赶忙去把他们拉起来了，两人满头满脸的土，都不明白众人在笑什么，但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天才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脸红了，头低了下来，但李贵英还没意识到。她伸着手问天才，你有针吗？原来她的手刚才被擦破了一大块皮，露出了一片嫩肉来，有一根刺扎进了她的手指中。天才捏住她的手指看了看，想帮她把刺拨出来，但一动她就喊叫着疼。天才瞅了瞅周围，从一棵酸枣树上摘下一个圪针来，然后捏着贵英的手一下子就把刺给挑出来了。他又掏出一块布条来，给她把手指裹好了。两人坐着歇了一会儿，便又开始了劳动。
我能记得像这样的劳动场面，李贵英几乎总是与天才在一起的，他们俩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还有一次村里铺路基，需要鹅卵石。但取材要从川道里去拉运，来回要走二三十里路的山路。道路起伏不平，每辆车一晌要拉两趟，是个累活。跛子队长问谁愿意去拉，一时没人吭声，有村民就提议抓阄，抓着谁谁倒霉。但就在这时，李贵英却说，我跟天才去吧。后来果真他们俩就一起去拉石子了。
也就是这次，我偶然发现天才话虽少，但似乎很心疼李贵英。实车时，天才来掌辕，她帮着推就行，只有到平缓处了，才偶尔让她拉拉车子。而去的话总是空车，这时天才就会让贵英坐在车子上，默不吭声地推着她。我那时不明白这些，心思也不在这里，只觉得这个傻姑娘爱干活，有使不完的劲，现在想来，贵英是单亲家庭，很可能在农村与天才在一起感受到的这份体贴这份暖意，所以，再苦再累她都愿意与天才在一起干活。
当然她有时也对天才特别照顾的，我就亲眼见过他们有时回来晚了，伙房给贵英留着饭，贵英总会偷偷地把一些饭拨给天才吃，或者把自己的那份馍也分给他一半。 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认为这是一种爱情，或许只是在彼此的关照下感到温暖愉悦而已，毕竟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懂得爱情。
唉，不过，话说回来，谁知道呢，爱情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像盲人摸象似的，二十岁时候摸着了一条象尾巴，三十岁时候摸着一条象腿，四十岁时候摸着了象身子，五十岁的时候摸着了象头，都以为自己是懂了，其实到真正明白的那一天，也就是见到全象的那一天，你才发现爱情早与你擦肩而过了。
当初的这一对沉醉在快乐劳动中的男女，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不能终老。郝天才从脚手架上掉下死了，李贵英冬季砍柴掉下了崖，摔死了……世事呵世事，真令人唏嘘不已。
第二天，我按原计划来到了派出所，但没想到派出所所长郑安平不在所里，一位姓张的的副所长接待了我。
你先别激动。张副所长很热情，端来一杯水给我，接着说，咱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立案要讲究证据的，你所说的一切也只是猜测而已，是没有真凭实据的。要立案，就只有把墓打开，才能确定尸骨是不是真正被盗了。
那就打开吧，我敢保证这是个空坟。我说。
但墓不是谁想动谁就能动的。你在这里生活过，这里的规矩你都知道。再说这是知青墓，即使要打开，也得报县上批准的。
昨天郑所长的热情变成了今天张副所长的官腔，我不明白一夜之间咋会有这样的变化，我更没法想象那个在我脑海中活泼可爱的姑娘即使死了也不能安宁，说不定此时她已流落在异乡做孤魂野鬼了。我是没法想象这个场面的，我的插队记忆几乎是被她给填满的。
其实，我可以不管这件事，虽然李贵英留给我的印象深，但我和她并没有过深的交往。印象深的缘故只是她很另类，或者是个心地异常單纯的姑娘，单纯的程度超出了你我的想象。像我们大多数插队知青，起先受到鼓动，但很快的，面对万古如斯的环境，热情就受到了打击，就开始变得怀疑这一切了。每天只是疲惫的身子被推动着向前走，过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而李贵英呢，她身上则始终有旺盛的精力，几乎从无杂念，总是满身心投入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改造中。这些在我觉得很新鲜，很另类，但时间长了，就觉得她很幼稚，很可笑了。
记得有一天我过女生窑的时候，听见屋里传来了一阵阵喊叫声，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站在门口问，你们有什么事吗？结果里边并不答应，只是有呜什呜什好像在赶什么东西走的声音。我又问了一声，里边还是没应声，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大事，准备一走了之。就在这时里边有女生大喊道，你倒是来啊，问什么问？救命啊。我吃了一惊，赶忙走进去。结果进去看到的这一幕可把我逗笑了。这李贵英正蹲在炕上，在炕角缩成一堆儿，扬着两只手呜什呜什地叫着，和村里的农妇赶鸡没两样。而在她对面的水缸盖上有一只老鼠，正在那儿悠闲自在地散步呢。李贵英见老鼠害怕，呐喊着想将它赶走，可老鼠就是不走，她就害怕地躲在了炕角，一边喊叫着，一边挥舞着双手，此刻正与老鼠大眼瞪小眼哩。
我一进去，声响挺大，那老鼠就滋溜一下跑了。但显然这个老鼠还是把她吓坏了，她见我进来了，仿佛捡着了救命稻草似的，扯着我的胳膊无论如何都不让我离开。
当时情景真是好笑，这么个胖女生，身体这么壮实，居然被一只老鼠吓得瑟瑟发抖。
还有一次，几个女生惊慌着来叫我，原来她们担了一缸的水，可是没想到不知什么时候一只老鼠掉进了缸中。最倒霉的是她们竟然丝毫不知情，一连吃了多天的水，直到水要吃尽了，才发现水底有一只已腐烂不堪的老鼠。我和张玉煜还有一个男生三人过去把缸抬到了院子里，把水全倒了，然后帮她们把缸底彻底洗干净了，才给他们抬回去。这时再看一旁几个女生，包括李贵英在内都在院子里哇哇地吐了个底朝天。以后有三天时间这些女生都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说是她们一看到那个缸就犯恶心。
后来我们就给女生抱来了一只小猫。但这只小猫刚逮来时还是太小了，不肯吃食，老是喵喵喵地叫着，当然也不逮老鼠。有时看见大老鼠大摇大摆，它就全身耸起，喵喵地叫着，并不进攻。那些偷吃的老鼠就得以大摇大摆地在小猫的注视下从容地离去。但没过多久，小猫就长大了，女生宿舍里的老鼠就少得多了。
李贵英的胆小我算是见识了，可她也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这一年雨水充沛，庄稼意外的好，玉米棒子长了尺许长，杆壮实，颗粒饱满。由于长势茂密，打远照去那些玉米地几乎绿得要发黑了。可是，不知什么时间，村里来了一群野狗，这些流浪狗饿极了，钻进玉米地里将几近成熟的玉米啃得乱七八糟。跛子队长知道了这事就打算从知青中抽两人天天去赶野狗、照玉米。我第一个报名，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入迷地看书学习，我想着照玉米赶野狗有更多的悠闲时间，那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看书了。但谁也想不到李贵英竟然也报名赶野狗。跛子队长打量着她说，你能行么？赶野狗不只白天要行动，晚上还要行动的。
李贵英噎了跛子队长一句说，你看我干活下过软蛋吗？
这倒是实话，自从到这里插队后，她事事都走在先的，就连工分她也是女生中挣得最多的。
跛子队长发了一杆土枪给我，是那种装火药与砂子，打出去的是散弹的枪。
就这样，我和李贵英两个人就不用跟着大家白天上地干活了，更多时间我们是背着杆枪在村里转悠。相比较来说，她跑得比较勤，这边跑到那边，这头跑到那头，而我呢，更多的时间则是找个荫凉的地方坐下来静静地看书。
照了没两天，我认为她是女的，毕竟胆子小些，就提议白天她来照，晚上由我来照，但这个建议被她否决了，非要和我白天晚上轮流照不可。
你晚上敢吗？我问她。
小看我。她说。
这样我们俩就只好你一晚上我一晚上轮流着照玉米地。
我后来才了解到，那段时间，她身上染了湿疹。我们许多知青由于住的地方潮气大，加上水土水服，身上都起了疹子。但唯有她身上的最厉害，大大小小起满了红疱。这种疱越起越多，痒得难受，就忍不住用手去抓，结果抓破了的水泡流着黄水，有的结了疤，留下一块褐色的印迹，有的就在印迹旁又起了新疱，还有一些就感染了，又烫又痒又疼。我们俩一起时，我曾有一次见她卷起裤腿，腿上有许多红疱褐疤，简直和梅花鹿身上的花斑一模一样。我估摸着是因为奇痒无比，总得去挠，跟许多人在一起，挠又很不方便，所以她就大着胆子和我一起干起了照玉米赶野狗的营生。 我劝她说，这狗啃玉米，是咱们贫下中农的敌人，咱们不仅要从精神上也要从肉体上将它彻底消灭。
可也不用打死它啊，赶跑它就行了。
我懒得再说了，只说了一句，你爱吃不吃，随你的便。说完就出门了。
过了一整天，她都和我没说话，又过了一天，她把碗还给了我。我惦记着那些狗肉，就问她，狗肉你吃了没？
你还问？你还有脸来问。她蛮不讲理地说了一句，扭身走了。我后来了解到，她躺在床上闻见狗肉实在是香，后来还是忍不住了，就吃掉了。
这件事也成了我和知青们后来嘲笑她的理由。
在吃狗肉这件事上，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给大家兑现了承诺，大家也不埋怨我了。
有了这年秋天一起照玉米的经历，我和李贵英就走得近了，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比起别人来，我们从心里更多了一份亲近。
收玉米其实是个简单的活，只要从半高处剐下来就行。剐下来的玉米堆在一块，然后待初冬清闲了，大家再围到一起将一穗穗玉米掰下来。
这时的我已是个老农民了，尽管不爱干活，但干起活来也还是很有两下子的，记得那天正是八月十五，月如一个圆盘子似的挂在天空，把大地照得透亮。跛子队长领着我们知青加班加点趁黑夜剐玉米。我急着干完活回家看我的书，于是一搭镰刀马上就急匆匆地割了起来，渐渐地我就把其他知青甩在了身后。到了地头，我累极了，我往地棱上一躺，抬头望见天上的一轮圆月，这么万籁俱寂的夜，月圆星疏，我听见玉米地里的哗啦啦声，听到了知青的低声细语和社员的笑骂声……多么美妙的夜啊，我一下子就沉醉了。没办法，也许是有着一颗敏感心灵吧，我总是一下子就能让自己沉醉于某种氛围中。
我正躺在玉米垛上做梦呢，这时李贵英也割到了地头，她到了我身旁，用手中的镰把捅了捅我，大声说，喂，你怎么不帮我啊，让我落在后边。
我说，我也累得慌，哪有力气帮你啊。
我就知道，你愿意帮小文不愿意帮我。她噘着嘴说。
小文是我们一块来的一个女生，身材小巧，戴着副眼镜，她似乎异常多愁善感，没见有什么别的本事，就是有一点爱哭。几乎遇到所有困难与问题她都要哭。比如，担不动水了她哭 ，烧不着火了她哭，干活干不动了她哭，包括衣服破了一条缝她也要哭。她的眼泪仿佛在怀里揣着手中拿着似的，只要想哭，就立马哭，而且总能哭得泪汪汪的，哭得天昏地暗。并且哭的时候不管不顾，不听人劝阻。但就这样的女生，特别受男生喜欢。有时闲了，她也喜欢看书，总找我来借书，昨天她来还书，恰好让李贵英看到了，我估计李贵英就怀疑我们好上了。听她这么说，我就说，怎么会呢？我和她没什么关系。
李贵英哼了一声，扭过身子想走，却又没走，而是在离我不远的地棱上也躺下来了，一声不吭。
就这样，在皎洁的月光下，两个人都躺着，手枕着头，望着天上的月。我觉得她似乎有些生我的气，怕是吃醋了，但我那时是不会安慰她的，因为我的心思不在这些上边。
两人各自躺了很久，过了好一会儿，她翻转身子，扭头面对着我问，你爱干活不爱？
爱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呗。我懒洋洋地说着官话。
我也爱。她忽然来了兴趣，对我说，我觉得干活比念书轻松多了，看书我一会儿就瞌睡。但一干活，就浑身有劲，干上一天活，晚上睡下也特别踏实，眼睛一睁就到大天亮了。但我不爱背麻杆或者割麦子，背起来勒得肩膀疼，割麦子弯得腰疼。除了这两样，其他的我都爱干，尤其是锄地，每锄一遍，庄稼就变一个样子，看着这些小苗成长可真是一种享受。
你这么爱干活，那你还嫌我不帮你啊。我调侃了她一句。其实这样的重苦，我才不愿意干呢，我更多的时候是被推着走，我觉得生活得有自己的规律，就像是一河水，我只是水中的一粒石子而已，整天被水沖到哪算哪。只有看书，只有全身心沉浸在书中，我才感到愉悦。
阴阳怪气的，不跟你说了，干活呀。李贵英气呼呼地站起身走了。她走了几步，似乎觉得还不过瘾，就又对我说，你不爱干活，那你等着喜鹊老鸦往里嘴里拉屎吃吧。她愤恨恨地说。
现在想来，她当时应该是满脑子都投入到劳动中去了，她对我这种消极的行为也就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罢了。
不过，我报复她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这年冬天，天干冷干冷的，寒风刮起，院内用来搭衣服的铁丝呜呜地响着。和李贵英同屋的四个女生都回北京了，男生有两个外出，三个回北京了，整个李子村的知青就余了我、李贵英、张延琴三个人，所以我们就合在一起吃饭。冬天活路少，村里的老百姓也在歇着，整天在阳崖下闲拉着话。我们呢，也没啥事，有时就出去砍点柴，但砍柴也得到中午十二点天气暖和以后。其他时间，我们就和蛇一样穴居着，缩着双手，不出窑。
三个人，都没做过饭，一起合计了一下，饭还是由李贵英来做，她也就责无旁贷地答应了。李贵英接受了做饭这个任务，便忙张着问东问西，向房东取经。结果，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洗了脸去吃饭，碰见她们两人傻站着。原来，我们每顿吃的玉米面是金灿灿的，玉米面经发酵后，蒸出来的窝窝虚晃晃的，要比窝窝头好吃许多，老百姓把这叫做“汽窝窝”。可我进屋一看，屋里一片热气腾腾，李贵英蒸的“汽窝窝”已出锅了，只是颜色不正，比平常黄了许多，有几处甚至发黑，上面有许多斑点，嗅起来也是一股碱味，很显然，她放碱放得太多了。
我掰了一块，放进嘴里一嚼，一股子苦味，根本没法子下咽。我吐了出来，夸张地说道，这就是你蒸的窝窝吗？你就这样对待劳动人民吗？
张延琴也吃了一口，说，坚硬如牛皮带。
有那么难吃吗？李贵英不服气，她掰了一块，咬了一口，在嘴里嚼了嚼，然后又吐出来了。显然这窝窝头是没法吃的，她沉默了。
我想到她先前曾批评过我，挤兑过我，我举着手中的窝窝头说道，你蒸的这窝窝绝对有特点，加点红它就是铜，加点黑它就是铁，能把窝窝蒸成重金属也算是你的一大创造了。老天啊，是该给你申报发明创造奖了。 可能我说话有些过分了，李贵英一时受不了了。她将围裙一脱扔到了锅台上，说，我说我不会蒸，你们偏要我蒸，现在没法吃了，还怪我。说着，把头扭到了一旁，独自掉眼泪了。
我领教过她的坏脾气，见她真生气了，就不敢再惹她了，就低着头，闭着眼硬啃窝头来吃，反正估计吃了也死不了人，吃点总比饿着强吧。
张延琴看到她生气了，就打着圆场说，好着哩，好着哩，这不是没经验嘛，一回生二回就熟了。
我们两个说罢都不吭声，个个硬着头皮啃窝窝头，啃着啃着，不知是谁，先忍不住笑了起来。接着两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李贵英正在气头上，正掉泪呢，但看着我们痛苦又忍不住笑的样子，也笑了起来。她一把拿了窝头来吃，吃了两口，低声说，这也真是太难吃了。
这句话一说，我和张延琴实在撑不住了，就都放声笑了起来。
我说，你不是自告奋勇能做好饭吗？
李贵英说，这不是没做过嘛。
我说，那你平常干啥哩？
她说，拉风箱。
我这才想起来了，在这两年间，虽然每次做饭她都参与，但每次都是拉风箱。
第二天就由我来做饭，我汲取她的教训，放碱少了一些，蒸出的窝窝倒还能吃，只是切洋芋条由于没刀工又缺乏耐心，切出来的洋芋丝宽窄不齐，这样炒出来的菜被她俩嘲笑了一顿。做了两顿饭，我就没这份兴趣了，嫌麻烦，由于我宁愿不吃饭也不做饭。饭还是照旧由李贵英来做，我只干拉风箱、挑水、烧火等粗活。
但恰恰是在一天天拉风箱的时候，我喜欢上了这份工作。这个风箱是从一个老乡家借的，两面都有画，一面画着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面画着铁扇公主拿着芭蕉扇，画面夸张，有着浓郁的匠味。两个女生揉面做馍，我打杂，做一些粗活，等到馍都蒸到了锅里，她们两个就玩去了。我一个人就坐在屋檐下的炉子前拉风箱。冬天日子短，有时吃晚饭时天就黑了，这时整个天地都静下来了。没有任何声响，只有我拉动风箱的咵嗒咵嗒的声音。偶尔会有谁家的孩子传来三两声哭声，或者一只狗在干叫着，我拉着风箱，望着炉膛里红彤彤的火苗忽闪忽闪，心早飞到了远方。我想到北京，想到父母亲，想到上学的岁月，想到了越南领导人到我们学校里来，我去敬献花，并且给他戴了红领巾。这样想着，我就与目前的现状分离了，我梦想着未来，梦想着有一天我能离开这里，能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
任何时候，生活都禁锢不了思想。
有时借着火光，我会看书，常看的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被我翻烂了，但我还是那么如痴如醉地看着。有一次，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手中的动作也慢了下来，有一下没一下的。这时，李贵英从房子里出来了，她揉着惺松的眼皮，估计是出来上厕所的，看到火苗小了，她就大声呼叫起来，你快点拉啊，火都要灭了啊。她这一惊一乍，我这才發现，火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成了一点蓝火苗了，我赶紧放下书用力拉动起来。
李贵英在我身旁蹲下来，一把将风箱拉手接过去了，一边拉一边埋怨说，一心不可二用，知道不？她爬下来，往炉子里放了一些柴火，在她的捣鼓下，一会儿火就着旺了。
火着了，她却并没有离开，而是找个凳子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就那么替我拉着风箱，一边拉，一边问我，你告诉我，你拉风箱时在想些什么呢？
乱想，有时就想家，想想学校，想想书上的事。我说。
其实，我呢，有时特想我爸，想我妹，想她们都在干什么呢？但我不想我妈，我亲妈早就去世了，我爸后娶了一个，她对我不好，常常骂我，总嫌我做这做那都做不好。她说着，就抬起头来望着我。在这样的夜晚，火光一明一暗中，她的脸比平素小了许多，她将头发松松扎着，半包住了半个耳朵，在火光中倒显出几分俏丽来。她冲着我的时候，大约刚洗过头的缘故，头发有一种皂味儿，闻起来特别香。离我这么近，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她也是非常可爱的。
多少年后，我听见有年轻人在唱一首歌，“我左看右看每个女人都不一般”，听着这首歌，我就不由得想起李贵英来，想起每一个女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可爱之处，就像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美丽一样。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她是非常可爱的，心内就有了冲动，实在想伸出手去抚抚她的头发，估计此时她也会很温顺地任我抚来抚去。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因为我那时，父母亲来了信，他们已在跟我说正在争取给我招工的话，他们要我耐心等着，并且一再告诉我，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农村只是暂时的，劳动只是暂时的，并且还在信中特意强调说不准谈对象。我虽然没有对别人说这些，但在我心里已经确定现在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不会在这里待多久的。
为了李贵英坟的事，我一时没有返回李子村，当然也没有再住到赵平川家里去，因为直觉告诉我他似乎在遮掩着什么事。我在镇子上的酒店住了下来。
派出所的说法让我吃了闭门羹，但我还是不死心，我思来想去，最后做出决定，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去，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派出所说要直系亲人报案或者直系亲属委托才可以受理这宗案子。那么，好吧，我就从这里着手吧。其他的等以后再说，问题是先要把这一切弄清楚，替她讨个公道，这样我才会心安。
虽然李贵英和我同处了近四年，但我对她的家庭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她家先前住在灯市口一带，家里父母亲都是工人，她有个后妈，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现在的北京早就不是先前的北京了，那些老户几乎都住到三环以外了，我还能找到她的家人吗？
我想来想去，就求救于张仪伟，他前些年在一家国企下属公司任经理，现在被聘请到一家私人公司了，他在我们这茬人中最有号召力，我们多次聚会都是由他组织的。
第二天早上起了床，我给张仪伟打电话，他耐着性子听我把这件事说完，然后说，老李啊，我说你有什么事没啊？这件事跟你有什么相关啊？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这北京上千万人口，我给你到那儿去找她的家人啊。再说天天拆，谁知道现在谁住哪儿啊。
我说，仪伟，这关乎尊严，请你一定要帮我忙。她这样不明不白，我没办法接受啊。 张仪伟说，可是，一个是你找不着，二是你即使找着了，你又打算怎样呢？能带回来吗？带回来又能把她往哪儿放呢？
是不是你当初和她有一腿啊，大家都这么说来着。张仪伟在电话中开着玩笑。
我不吭声，我不允许他拿李贵英开玩笑。
长时间的沉默以后，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张仪伟的声音，喂喂，在听吗？好吧好吧，我给你打听，但具体能打问着打问不着就是两回事了。唉，可怜的女人，当初不把她埋在那儿就好了。张仪伟说着挂了电话。
给张仪伟打完电话，我就只能在这里闲等着。我住的酒店在公路边，现在正是杨花柳絮飘飞的季节，酒店旁有一排排密密的杨树林。我的窗户开着，那些白绒绒的杨花就在空中盘旋着飞舞着从窗户飘了进来，落在了窗前的桌子上，一会儿绵绒绒的落了一大堆。
哦，杨花。
我当年所在的李子村地畔上都栽种着杨树，一溜排的都是，原来栽是为了好看，但等杨树长成后，靠近杨树的这么一大溜田地到收获的季节却没有了庄稼，或者苗小得可怜。群众就编顺口溜：栽下一溜串，歇了一大片。后来村里就把这些杨树都砍伐了，但我和李贵英却有一宗关于杨花的故事。
我刚到农村时没有枕头，枕的是书。把几本书摞成方块枕，睡一觉每早起来书就散了，后来我索性用绳子把几本不常看的书捆成方块枕。这样，枕头硬得像砖头似的，睡一觉起来头就疼，半边脸像刀削过似的，印着一道道书棱印，估计还有一些文字。时间长了，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我又想了一个办法，用一块布将麦秸裹起来晚上枕，但过一段时间喉咙又疼，村人告诉我说，就是枕麦秸枕头枕的。
李贵英后来知道我枕的是麦秸，她就拿了自己的枕头给我，可她的枕头中是棉花，如果是冬天的话还可以，但天热的时候枕上也发烧。
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端午前后，我注意到了杨花。这些杨花柳絮平常在空中飞呀飞，都不知道飞到那里去了，可在一个下午，在村里一块地头的转弯处，我竟然发现了一大堆的杨花聚积在那儿。远远照去宛似一大团棉花，又似一大片白云。
我看见了，就灵机一动，马上想到用杨花给我做一个枕头。要谁做呢？我想到了李贵英，她不也枕着棉花枕头么。我回家找了一个装化肥的那种大袋子，将这些杨花团成一团都装了起来。提着虚晃晃的袋子，我找到了李贵英，要她做两个枕头。
这能吗？她疑问道。
怎么不能啊，和棉花似的，我揣摩着如果再多的话，冬天还可以做棉衣呢。我自信地说。
她用手捏了捏，说，摸起来倒软绵绵的。
快别让人看见了。我说，你来做吧，布料各备各的，我有一条裤子破了，可以拆开来用。
那好吧，可是，别人看见了又有什么呢？她不以为然。
大约过了两三天时间，她就把做好的枕头给了我。那枕头虚晃晃的，一摸绵绵的，挺温暖。我别提多得意了，一连好几天我都沉浸在这种幸福的创造之中。用杨花做枕头，老天，这是多么富有创意的事啊。甚至我觉得这是我这十八年内，做得最有诗意的一件事了。有一段时间，晚上我都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可是，这个枕头枕了没多久，就出现大问题了，杨花没弹性，枕着枕着，最后就全成了毡片样了，几乎跟先前睡书本没有区别了。
李贵英也找上门了，她将自己的枕头拿来，大声地质问我，你看看，你闹的这是啥玩意儿，这能当枕头吗？
我一下子闹了个大红脸，身旁的几个男生此时都对我挤眉弄眼。
我唯唯诺诺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以为能哩。
她将枕头内的那些东西全部掏出来倒在了我面前，然后气昂昂地走了。
由于这件事，我们好久没了往来。我也一直闷闷不乐，但过了没几天，天才给了我一个枕头，是那种农村通常用的装荞麦皮的枕头，我枕着，果然舒服了很多。但有一次不经意间我竟然发现，李贵英和我一样也有一个装荞麦皮的枕头，枕头几乎和我的一模一样。发现了这一点，我心里很不痛快，但也不便问，只是有了枕头的喜悦心情被郁闷代替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这让我与她的关系更僵了。
村里有个张建强，曾当过保长，他也是村里人与我们知青常常批判的对象。但批归批，除了个别认真的人以外，老乡们几乎都是应付从事，上面布置了任务，便批一批，批过之后，大家便像没事人似的，和张建强开上一阵玩笑，然后乐呵呵地睡觉去了。而且他在劳动中，也没人歧视他，他和别的壮劳力一样每天都挣十分工。
张建强有个女儿叫朵朵，长得漂亮，苗条的身材，一双眼睛滴溜溜圆，忽闪忽闪的仿佛会说话，因为年龄相仿，她就常到我们知青这里玩。有一段时间，她似乎很喜欢和我交往，总爱找我说话。比如，要我讲书上的故事啊，或者摘个杏桃什么的塞给我。还有一次，她竟然不知从哪里掏了一些野鸡蛋给我。这个女孩在我身边很随意，她来到我的房间就胡乱翻我的东西，问东问西的，娇气十足。我呢，不客气地说，恰恰喜欢的就是她这种矯情，她一举手一投足我都喜欢得了不得。有几次实在是压抑不住了，真想把这个娇小的姑娘抱在怀里，美美气气地亲上几口，但在紧要关头还是忍住了。因为父亲告诉我不能因小失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但不知怎么的，我跟朵朵的交往很快被李贵英发现了，有一天她竟然教育我不要和坏分子的女儿混在一起。
你凭什么说她是坏分子的女儿呢？我质问道。
她父亲不是张建强吗？
她父亲和她有关系呢？我觉得她简直不可理喻。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李贵英说。
我的事，你少管好不好。我不耐烦地告诉李贵英说，你还是管你自己的事吧，你有什么权力管我呢。
听到这话，李贵英的眼里有了泪花，她似乎很委屈，她说，我不能看你越滑越远。
放心吧你。我本来很气愤她，觉得她真是多管闲事，想借此收拾她几句，但见她一落泪，心就软了。就说，你回去吧，今后再不要和我说这种话了。 经了这事，她原先留给我的一丝儿好印象，便荡然无存了，我觉得她真是个不可理喻的女人，心理上离她就越来越远了。
紧跟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使我再一次彻底地看透了她，也使我们将近半年都没说过一句话。
那一年槐花开了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去摘槐花，然后和面搅在一起蒸着吃。本地百姓把这饭食叫做“库勒”。槐花开了，几乎家家户户都要采的，一部分人吃，一部分用来喂猪。张建强老婆病在床上，他带着女儿朵朵去摘杨槐花。可哪里知道，低处的被人摘了，他们只好用镰勾了一棵高处的枝时，只听咔嚓一声，树枝就断了。而这一切恰被李贵英看了个正着，好一个李贵英，上前便批评张建强，说他破坏公共财物。她把杨槐枝勾坏了的事一下子上升到了一个政治高度。朵朵嫌她话难听，就与她吵了起来，后来村人就越围越多，基本分成了两派，村人一帮，知青一帮。村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杨槐多的是，折了就折了吧，但几个知青此时都硬着头皮帮李贵英说话，双方吵来吵去的。后来跛子村长就出面了，他将张建强批评了一通，然后又让我们知青将李贵英拉回去了。本来这事儿就应该完了，可是偏偏学校里有个教师根据这个素材写了一篇广播稿，送给了县广播站。县广播站一广播，这件事一下子在全公社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李贵英是个敢做敢为的人，敢于维护集体利益，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而张建强呢，则成了破坏生产的典型，后来公社还专门给他办了学习班。经了这事后，朵朵似乎看透了我们与她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再也不跟我们交往了。我初萌的爱情也就这样夭折了。
过了一些天，我们和社员在一起劳动，歇息时，跛子队长对我说，你们北京娃咋都是些生葫芦。
生葫芦？我问。我知道这话的意思也就是不懂道理，生瓜蛋子。
折两个树枝有什么严重吗？那满山遍野的树你们都可以去折啊。他说。
可他是坏分子啊。
世上哪有那么多坏分子。他果断地打断了我的话。
可你们不是天天在批他嘛。我说。
那都是应付上头的，憨娃娃，世事可不敢都当真哩，当真就把你闪到坑里去了。他说。
我给李贵英转达了村长的看法。
他怎么能这样说？是坏人坏事我们都要监督啊揭发啊？他们可以这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但我们是知识青年岂可以是非不分？
听到这些话，我真是无语了。
我敷衍着说，好好好，怕你了，我的姑奶奶，你千万别告诉别人这是我说的。如果你把这话说出去，那我就和你绝交。我怕她又赶过去和村长吵架，那么把我夹在中间就成了告密的小人了。
这件事，她以后再没提过。
即使现在，在我百无聊赖地等着张仪伟传递信息的时候，我也在想着，这个李贵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很单纯，嫉恶如仇，但有时单纯得过了头，就到了一种不通人情、不可理喻的地步。不过，在历经世事以后，我倒觉得她是那种有着理想主义色彩与英雄主义情节的人，她容易激动，容易受宣传的鼓动，爱较真，是个一旦认定了方向就从不回头的人，如果在战争时期，她或许可以成就一些事，但无疑的，在这种亘古不变的农村环境中，注定她的所作所为只能显出一种别样的悲壮来。
她这么单纯，这么不谙世事，又容易相信人，这让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對她提防着。
有一次和她一起给玉米上肥料，这时的玉米杆已长得很高了，上肥料也是最受罪的时候。密不透风的玉米叶子把我们围起来，好像放在蒸锅里蒸。玉米叶子刷得人脸疼，一行过去，满脸都是些血印。我们学着农民的样子，我拿着锄在每株下挖个小坑，而她则端着个脸盆把盆中的肥撒上一撮到小坑中去，然后用脚埋住。好不容易到了地头，这时我的汗水在流，脸也在火辣辣的疼，我渴得实在难受，嗓子眼里直冒火，连唾液都没有了。看着满地的青苗，实在忍不住了，便拿起锄头砍倒了一棵粗壮的玉米，不管不顾地嚼起玉米杆里边的汁液来。这种未熟的玉米汁液甜哼哼的，有些恶心，但此刻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实在太渴了。李贵英在一旁看着，我见她此时嘴唇如火，干裂着，就自己做主砍了一根同样的玉米杆，扔给了她。
她犹豫了半天，大概实在是渴了，最后也就学着我的样子嚼起来了。我很高兴，因为她这一嚼也就意味着不会再告我的状了
和我同样对她怀有戒备心的还有其他知青们。
我即将离开的那一年秋天，村里有个老乡想卖点棉花给我们，张玉煜来给我说，我很快就弄明白了，这些棉花都是村民们从桃子村偷的。因为价格异常便宜，我和张玉煜当下就将棉花全买下了，但过了没几天，偷棉花的事就暴露了。桃子村村民知晓了棉花被偷的事，他们一帮人就悄悄地埋伏在地边。我们村有个叫红娃的小伙子，本是第一次去偷。但恰恰是他被发现了，人家吆喝了几声，他着了慌，一时将手中的筐扔了就跑，结果由于慌乱不小心从崖上掉下去了。
有了命案，县公安局就开始介入调查。我和玉煜两个就操心着，怕公安来搜查，毕竟是赃物啊。如果查出来了，那可要坐牢的。就商量着将棉花藏起来，但我们窑里一眼能望到底根本没处藏啊。张玉煜就建议说，女生窑后边有个粮食囤，咱们不如把棉花藏在最下层，上面用粮食盖住。这个意见好是好，但他却不去给女生说，他是害怕李贵英。商议了半天，最后就只能由我说，因为我跟李贵英交往比较多。我就找了个合适的机会硬着头皮把这件事给李贵英说了，果然李贵英听到这件事，就把我数落了一顿。认为我们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哪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呢。我一时拉下脸面求她，说大家都认识到错误了，只是现在骑虎难下，求她多担待一点。架不住我的请求，她最后就答应了。然后在一个夜晚，我们几个知青齐动手，将这些棉花全藏在了囤底。
棉花的事后来不了了之，我和玉煜也把藏的棉花忘记了。直到深冬，我家里寄来了棉衣裳，我才想起了我们偷藏的那些棉花。这时，我们男生与女生大都穿棉衣了，只有李贵英还穿着单衣服。我提出建议把这些棉花无偿给李贵英，玉煜也就同意了。李贵英先是不要，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占这个便宜。但后来，大约实在冻得不行了吧，她就不再坚持了，悄悄地扯了几尺布，和房东老大娘一起纳了一件棉衣穿到了身上。你别说，她刚穿上花棉袄的那几天还挺俊哩。我和玉煜就故意开她的玩笑，说她长俊了，一会儿就把她说得脸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