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发展出两套平行的赈灾系统，一是官方赈灾系统，称“官赈”；一是民间赈灾系统，称“义赈”。到晚清时，随着一个既有财力、号召力，又有社会关怀的绅商群体加入义赈之列，义赈获得了空前的成绩和影响力。而同时，由于晚清吏治的腐败与官僚体制的僵化，官赈虽然在资金调配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赈灾的效率与信誉，都远远落后于义赈。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徐海一带从四五月份开始连降暴雨，河流泛滥成灾，大运河、洪泽湖的堤坝“或朽坏蛰卸，窨潮渗水，或卑矮残缺，溃塌陡立”。洪灾又导致作物歉收，盗贼蜂起，饥民遍地，官方后来的报告称，外逃到淮安清江浦的饥民就“有四十九万余口”，而逃往苏南或留在原籍等死的灾民还未计算在内，即使挤掉水分，这个灾情也是非常严重的。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临危受命，负责督率江苏的大小官员投入赈灾。但端方很快发现了这个官僚系统的不靠谱，直至十月份，仍有“徐海饥民纷纷外出，由于地方官办赈不尽得法，而义赈各绅又未赶到之故”。对办理义赈极有经验的盛宣怀于是建议端方：命令地方官效仿义赈的方式救灾。
　　然而，即使端方想采纳“效仿义赈”的建议，也行之不通，因为江苏的州县官员在办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低效率与腐败程度，触目惊心：多个地方的“灾民户口尚未查清，拨给赈款至今未放，比比皆是。甚或讳灾匿报，希图照旧开征（税粮），并藉平粜为名，从中渔利”，不但不救灾，还发灾难财。
　　这时候，端方终于意识到，他手下整个官僚赈灾体系已经完全靠不住了。救灾必须另起炉灶。他一面奏请朝廷，将一批失职、渎职的官员撤职查办。另一方面，端方发电报饬令苏北的道员：“官赈极贫每口给钱一千，将款项全交义绅，查明散放，仍由地方官、委员监视，并协同照料一切。”
　　端方决定丢开州县的官僚系统，将官赈的物资全部交给义绅全权发放，官方只负责监督与协助。端方最终总算不辱使命，比较顺利完成了光绪三十二年的冬赈。
　　发达、健全的民间社会力量，乃是一个社会受伤后得以迅速自我修复的“免疫机制”。晚清吏治腐败，不过社会的发育则令人刮目相看。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从清末到民初，虽然政局动荡，但社会层面始终保持着自治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