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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登泰山记》作为高中语文统编教材新纳入的课文，在文本解读方面尚存有大量的研究空间。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姚鼐的社会之镜、自然之境、哲理之境三个方面，走进姚鼐的泰山，全面梳理和深入探讨姚鼐的心灵世界，展现其自我迷失的原因以及精神救赎的历程。
关键词：《登泰山记》 自我迷失 精神救赎
姚鼐作为桐城派的一员，秉承了程朱理学的遗风。他的身上有封建正統文人在面对仕途不济时寄情山水，以求排解心中郁结的志趣。《登泰山记》创作于姚鼐辞官之后、南归前夕。记录了他与好友朱孝纯不辞辛苦，在除夕之日、大寒天气里畅游五岳泰山的所见之景。文章善于取舍，将小细节与大印象结合。不少的专家都对此探讨有加，或探讨意境新论，或分析桐城理论，或研讨艺术特色。姚鼐在做完人生重大抉择不久后登临泰山，心头的风云激荡竟然在文中难觅踪影，笔者将尝试在前人的基础上解锁文字背后的秘密，揭露作者暗藏在文中的真情实感。
一、丰满与骨感：走进姚鼐的社会之境
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考取进士，开启了他建功立业的理想。近十年间，他做过兵部主事、刑部郎中等，仕途上虽说是磕磕绊绊，但也算有所建树。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的开设，彻底改变了姚鼐的人生轨迹。这是一项浩大的校勘工程，馆职人员众多。姚鼐和戴震都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威望分任编纂。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不曾料想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却暗藏着一场腥风血雨的较量。“姚鼐主推宋学，以戴震为首的汉学家却试图抑制宋学的发展，甚至期望汉学能够取代宋学在清初的地位”。姚鼐则始终坚持己见，敌众我寡，最终败北。
从文坛跌落下来的姚鼐，心里多少有些不甘心。“自京师乘风雪”来登泰山的畅快心境，反衬出了姚鼐在京门糟糕的处境。曾经的理想抱负，鸿鹄之志，在他决定辞官的刹那间顷刻变成过眼云烟。乾隆三十七年（1772），姚鼐就曾致书恩师刘大魁，表明程朱察孔孟之道，自己会“谨守家法，与汉学谬误相抗”。姚鼐在书中坚定地认为汉学是谬误，可见在四库全书馆尚未正式开馆之前，姚鼐就对汉学阵容的敌意很大，认为自己的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自信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样的看法过于绝对化，因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与谬误都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一说。真理与否只能放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下去考量。姚鼐的失败，并不在于输给了谬误，而在于错付了时代。汉儒与宋儒之学都是探研圣人之旨可行的途径，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期待视野的影响，带有主观化的色彩，只能让自身理论无限趋近圣道。之所以说姚鼐生不逢时，是因为宋学在清初的发展已经到达了极高的位置，盛极而衰，否极泰来，这是自然界唯一不变的变数。戴震倡导的汉学由民间文化走向学术中心，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浪潮。姚鼐终是“以辨论汉宋之学， 与时不合， 遂乞病归”为由退居林下之路。
当然时代只是客观原因，姚鼐从京门学坛和官场告退，很大一部分要归咎于自身。姚鼐在古文艺术理论方面的造诣极深，他在“义法说、神气说的基础上，创造了阳刚阴柔为对举范畴的文学风格论”。正因如此，姚鼐身上带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通病——自矜清高。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直接导致了姚鼐从学政两界的跌落。混迹官场人际关系是必修课，但是姚鼐却做的不尽如人意，他期望有“英异之才”与之同行，可是连他待之深，望之切的学生孔广森，到京后，都叛变宋学开始钻研汉学，其中缘由发人深思。再看看戴震一方，不仅有总纂官纪昀加盟，还有居庙堂之高的皇帝助力，孰强孰弱，一目了然。也难怪姚鼐曾在书中提及自己在汉宋之争中“力小而孤”。
在汉学家的大本营里，姚鼐面对宋学的跌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没有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也没有杨绛“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豪迈洒脱，也就无法潜心于风谲云诡的官场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
二、创伤与疗愈：走进姚鼐的自然之境
在泰山，姚鼐像一个真正的闲云野鹤之人，放浪形骸，淡定自若地坐看云起。但是，从登山的时间安排和地点选择上看，这绝非是一次简单的出游。文中多次提及登山观日的时间：“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是月丁未”“戊申晦，五鼓”，这恰好是除夕之日。全国上下的人民都在忙碌，姚鼐却饶有兴致地跑来登泰山观日出，此非常人所为。山，自古以来的文人士大夫，似乎内心都存有无法排解的登山情结。山之于他们，既是出世的精神依托，又是值得敬畏的入世具象。历代天子封禅刻石，祭天而诏告天下。一面宣扬“君权神授”，赋予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一面君临天下，对匍匐于脚下的众生显示其权威性。“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据说，自孔子登临泰山考察封禅制度之后，尤受到迁客骚人的青睐”。
作者年末岁尾做出如此豪壮、惊世骇俗的决定，离不开当时的心境。站在个人征途的十字路口，他要登山，送晚日，观日出，坚定自己辞旧迎新的决心。从京师踏风雪不辞千里，风尘仆仆赶来，只为一睹初日的泰山。“乘”“历”“穿”“越” 几个动词的运用，将舟车的劳顿瞬间化为旅途的享受。取道南路，“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可见登山的高险，但是作者却极具冷峻淡然，想必比起心中之忧，未来之途，脚下的拙难根本不值一提。古人登山常从东谷入，而姚鼐未曾到过，只取西谷，那是他最为熟悉的一条道路。他眼前是无限风光，内心是从容笃定，由于行人少至，“道中迷雾冰滑”，看不清前方的路，脚下的冰石溜滑，根本无法攀登。面对如此的困境，姚鼐迎难而上，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到达顶峰所见“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极目远眺，山水如画，仿佛自身已处于虚无缥缈的人间仙境，苍劲峻峭的泰山肃穆中温柔飘逸美的风韵跃然纸上，姚鼐不露痕迹地表达了登上顶峰时的欣喜之情。
“五鼓”天色未亮，作者便于朋友“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心里的迫不及待溢于言表，唯恐错过了看日出的最佳时间。尽管昏天黑地，寒风刺骨，终究抵不过内心的满腔热血。姚鼐详细地刻画了日出前、日出时、日出后瞬息万变的奇幻景色，打破了之前的沉闷乏味，绚烂多彩的云朵，红光托日的壮景，充分表达了作者无限美的情怀，视野之开阔，心胸之博大。冷峭凝练的笔触流露出作者从容淡定的心态。这样的文气既受到方苞“雅洁”诗风的影响，又源自于山水风景的心理抚慰。“浮览山川景物，以消其沉忧”，他正是借山水自然之美来销蚀心头的深沉隐痛。泰山已然成为姚鼐的疗愈创伤的精神佳所。
关键词：《登泰山记》 自我迷失 精神救赎
姚鼐作为桐城派的一员，秉承了程朱理学的遗风。他的身上有封建正統文人在面对仕途不济时寄情山水，以求排解心中郁结的志趣。《登泰山记》创作于姚鼐辞官之后、南归前夕。记录了他与好友朱孝纯不辞辛苦，在除夕之日、大寒天气里畅游五岳泰山的所见之景。文章善于取舍，将小细节与大印象结合。不少的专家都对此探讨有加，或探讨意境新论，或分析桐城理论，或研讨艺术特色。姚鼐在做完人生重大抉择不久后登临泰山，心头的风云激荡竟然在文中难觅踪影，笔者将尝试在前人的基础上解锁文字背后的秘密，揭露作者暗藏在文中的真情实感。
一、丰满与骨感：走进姚鼐的社会之境
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考取进士，开启了他建功立业的理想。近十年间，他做过兵部主事、刑部郎中等，仕途上虽说是磕磕绊绊，但也算有所建树。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的开设，彻底改变了姚鼐的人生轨迹。这是一项浩大的校勘工程，馆职人员众多。姚鼐和戴震都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威望分任编纂。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不曾料想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却暗藏着一场腥风血雨的较量。“姚鼐主推宋学，以戴震为首的汉学家却试图抑制宋学的发展，甚至期望汉学能够取代宋学在清初的地位”。姚鼐则始终坚持己见，敌众我寡，最终败北。
从文坛跌落下来的姚鼐，心里多少有些不甘心。“自京师乘风雪”来登泰山的畅快心境，反衬出了姚鼐在京门糟糕的处境。曾经的理想抱负，鸿鹄之志，在他决定辞官的刹那间顷刻变成过眼云烟。乾隆三十七年（1772），姚鼐就曾致书恩师刘大魁，表明程朱察孔孟之道，自己会“谨守家法，与汉学谬误相抗”。姚鼐在书中坚定地认为汉学是谬误，可见在四库全书馆尚未正式开馆之前，姚鼐就对汉学阵容的敌意很大，认为自己的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自信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样的看法过于绝对化，因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与谬误都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一说。真理与否只能放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下去考量。姚鼐的失败，并不在于输给了谬误，而在于错付了时代。汉儒与宋儒之学都是探研圣人之旨可行的途径，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期待视野的影响，带有主观化的色彩，只能让自身理论无限趋近圣道。之所以说姚鼐生不逢时，是因为宋学在清初的发展已经到达了极高的位置，盛极而衰，否极泰来，这是自然界唯一不变的变数。戴震倡导的汉学由民间文化走向学术中心，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浪潮。姚鼐终是“以辨论汉宋之学， 与时不合， 遂乞病归”为由退居林下之路。
当然时代只是客观原因，姚鼐从京门学坛和官场告退，很大一部分要归咎于自身。姚鼐在古文艺术理论方面的造诣极深，他在“义法说、神气说的基础上，创造了阳刚阴柔为对举范畴的文学风格论”。正因如此，姚鼐身上带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通病——自矜清高。虽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这直接导致了姚鼐从学政两界的跌落。混迹官场人际关系是必修课，但是姚鼐却做的不尽如人意，他期望有“英异之才”与之同行，可是连他待之深，望之切的学生孔广森，到京后，都叛变宋学开始钻研汉学，其中缘由发人深思。再看看戴震一方，不仅有总纂官纪昀加盟，还有居庙堂之高的皇帝助力，孰强孰弱，一目了然。也难怪姚鼐曾在书中提及自己在汉宋之争中“力小而孤”。
在汉学家的大本营里，姚鼐面对宋学的跌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没有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也没有杨绛“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豪迈洒脱，也就无法潜心于风谲云诡的官场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
二、创伤与疗愈：走进姚鼐的自然之境
在泰山，姚鼐像一个真正的闲云野鹤之人，放浪形骸，淡定自若地坐看云起。但是，从登山的时间安排和地点选择上看，这绝非是一次简单的出游。文中多次提及登山观日的时间：“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是月丁未”“戊申晦，五鼓”，这恰好是除夕之日。全国上下的人民都在忙碌，姚鼐却饶有兴致地跑来登泰山观日出，此非常人所为。山，自古以来的文人士大夫，似乎内心都存有无法排解的登山情结。山之于他们，既是出世的精神依托，又是值得敬畏的入世具象。历代天子封禅刻石，祭天而诏告天下。一面宣扬“君权神授”，赋予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一面君临天下，对匍匐于脚下的众生显示其权威性。“泰山作为‘五岳之首’，据说，自孔子登临泰山考察封禅制度之后，尤受到迁客骚人的青睐”。
作者年末岁尾做出如此豪壮、惊世骇俗的决定，离不开当时的心境。站在个人征途的十字路口，他要登山，送晚日，观日出，坚定自己辞旧迎新的决心。从京师踏风雪不辞千里，风尘仆仆赶来，只为一睹初日的泰山。“乘”“历”“穿”“越” 几个动词的运用，将舟车的劳顿瞬间化为旅途的享受。取道南路，“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可见登山的高险，但是作者却极具冷峻淡然，想必比起心中之忧，未来之途，脚下的拙难根本不值一提。古人登山常从东谷入，而姚鼐未曾到过，只取西谷，那是他最为熟悉的一条道路。他眼前是无限风光，内心是从容笃定，由于行人少至，“道中迷雾冰滑”，看不清前方的路，脚下的冰石溜滑，根本无法攀登。面对如此的困境，姚鼐迎难而上，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到达顶峰所见“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极目远眺，山水如画，仿佛自身已处于虚无缥缈的人间仙境，苍劲峻峭的泰山肃穆中温柔飘逸美的风韵跃然纸上，姚鼐不露痕迹地表达了登上顶峰时的欣喜之情。
“五鼓”天色未亮，作者便于朋友“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心里的迫不及待溢于言表，唯恐错过了看日出的最佳时间。尽管昏天黑地，寒风刺骨，终究抵不过内心的满腔热血。姚鼐详细地刻画了日出前、日出时、日出后瞬息万变的奇幻景色，打破了之前的沉闷乏味，绚烂多彩的云朵，红光托日的壮景，充分表达了作者无限美的情怀，视野之开阔，心胸之博大。冷峭凝练的笔触流露出作者从容淡定的心态。这样的文气既受到方苞“雅洁”诗风的影响，又源自于山水风景的心理抚慰。“浮览山川景物，以消其沉忧”，他正是借山水自然之美来销蚀心头的深沉隐痛。泰山已然成为姚鼐的疗愈创伤的精神佳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