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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无疑是成功的，其正面意义非常巨大。从今后工作的角度出发辩证地看，则不可忽视其潜在的问题，包括：其一，为保守找到借口。也许有人会说，现有的体制机制已经可以这样成功地举办奥运，那么我们没什么可改进的了，不需要变革了；其二，中国无法再“韬光养晦”了。中国已经成为游戏中重要的成员，无法超脱地作旁观者，也不能躲避责任。
这个时候，更需要清醒。奥运会、足球世界杯，是节日，不是平常日子。奥运开幕前的那个下午，特别像大年三十的下午。平常日子是主流，总会有“梦醒时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之后，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物价问题，还是会摆到我们面前，落差不能太大，还需继续努力。可喜的是，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2008年以后中国的对外传播，必须面对大国传播时代的来临。中国还不是传播大国，国际舆论主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还不是传播大国的中国要做的是大国传播，就是以大国的心态和方式进行对外传播，摆脱“受害者”、“对抗者”心理，自信地接受批评，接受成为舆论关注重点这一事实。大国传播是一个大课题，我认为主动、自信、开放、包容是非常重要的——主动设置议题，自信地面对批评指责，开放地接受国际舆论的重点关注，以包容天下的胸怀关注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大国传播，就是以大国的心态和方式进行对外传播。为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做起。
对外报道要更加客观平衡
对外报道中国要做到及时、准确、真实、透明、全面、平衡。这完全符合中国发展的利益，实际上，无论把中国说得太美好，还是太丑陋，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西方新闻观推崇发现各种问题，中国新闻观提倡正面引导，这两种新闻观都是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并且在特定的国情、人文条件下发挥了作用，处于跨文化交流交界位置的对外传播媒体，需要在这两种新闻传播理念中找到平衡，求同存异，扬长避短。
现实是复杂的，所以也就不存在简单的好与坏。复杂的中国，不应该被简单表述，也无法被简单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是讲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古人就有“福祸相倚”的智慧，那么在我们的报道中，就应该经常“一分为二”，让受众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
前不久，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提到WPP集团CEO苏铭天(Martin Sorrell)1989年看到“中国人在星期天下午还在建铁路”，觉得“西方没有可能竞争得过”。这可以被理解为对中国人勤劳的夸奖。可是，中国人的勤劳在某些情境下会有负面的效应。其实，苏铭天话语中的“星期天下午”已经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在我们的宗教和文化中不应该这样。事实上。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商人在外国“过于勤劳”，甚至不遵守当地对劳动时间、店铺开业时间的规定，引起周围同行的不满。这样的超时劳作，破坏了商业规矩，有时甚至违反了当地的法律。
有时我们以为正面的行为却产生了负面效果，过于“正面”的宣传不容易赢得读者的接受。正因如此，客观平衡是对我们报道的基本要求，这也是赢得国外受众接受的基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戴维·蓝普顿教授认为：“人们害怕他们不懂的事物，害怕变化太快的事物，害怕庞大的事物。”
中国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我们的对外报道，应该做到客观和平衡，充满自信，勇于自我批评。减少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和恐惧。
设置议题要更加主动自信
尽管我们还不是传播大国。但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做一些自己想做、应该做的事。目前，中国最需要让世界了解自己将如何发展，以什么理念来发展。这一点，中央也做出了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中国的科学发展观，需要中国人民清楚，也需要世界人民理解。
这一点，在抗震救灾和举办奥运这两大历史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抗震救灾行动有颇多褒奖。今年9月，“古斯塔夫”飓风登陆美国，当地民众已经开始将美国政府的救灾行动与中国政府在四川的表现加以对比，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来时美国政府的措施表示不满。北京奥运成功举办，国际社会也在思考。中国模式的确可以做好很多西方社会没能做得很好的事。
现代中国的文化，是我们应该让国际社会理解的另一个重点。中国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唐诗国画青花瓷、孔子老子秦始皇与现代中国有哪些必然的联系，需要我们向国际社会讲明白。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化有哪些标志性的符号，可以让国际社会从中看出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
全球化的浪潮中，多元文化成为非常可贵的追求和坚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当我们更多地与其他文化比肩而立时，当代中国文化的自信要如何树立?
中国的对外传播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站在全球立场关注国际话题
大国是肩负着责任的，大国传播必须要关注国际共同话题，体现责任感，寻求共同点。从中国外文局书刊网对外传播的内容考虑，应该增加更多的国际化内容，关注全球舆论的核心话题。
我们的使命是对外介绍中国，但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内容上也局限在中国，很多国际关注的话题，如环境、能源、人权等等，我们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参与讨论，本身就体现了中国的贡献。在其他国家发生自然灾害和灾难事件时，我国领导人都迅速表示关切、伸出援手，这说明高层领导已经在国际上开始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我局正在深入推进的外宣书刊“本土化”，主要目的就是增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随着本土化的不断深化，增加与当地读者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是必然的选择。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Donne，1572－1631)发表于1624年的《祷告》中有一首诗，在西方世界有广泛影响，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标题就是来自这首诗，诗人写道：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太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媒体，一定不能只关注本国，一定要有兼济天下的胸怀，要有全球视野。大国传播需要具有国际影响的强大媒体和意见领袖，而如果不站在国际的角度和全球的高度，国际影响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国际舆论界有影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有线电视新闻公司(CNN)、《时代》周刊等，都尽量关注世界性话题，在各大洲都派驻记者。在图书市场上也是这样，有国际影响的书，谈的必然是世界性议题。在《纽约时报》和亚马逊网畅销书榜上经常出现的面孔，多是放言世界事务者。
举办奥运会，就是为国际社会尽义务的一种方式。奥林匹克理想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办奥运会，就是为人类的共同理想作贡献，也像是请各国人民到自己家里做客。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开幕式上被吟诵，当志愿者和民众微笑面对天下宾客，中国已经展开了自己拥抱世界的双臂。告诉大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愿意和各国人民一起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的世界和平发展理念，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有深入阐述：“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
这样的态度，完全是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中国对外传播机构的使命，就是用自己的不懈努力，走出一条让世界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和积极行动的大国传播之路。
这个时候，更需要清醒。奥运会、足球世界杯，是节日，不是平常日子。奥运开幕前的那个下午，特别像大年三十的下午。平常日子是主流，总会有“梦醒时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之后，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物价问题，还是会摆到我们面前，落差不能太大，还需继续努力。可喜的是，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2008年以后中国的对外传播，必须面对大国传播时代的来临。中国还不是传播大国，国际舆论主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还不是传播大国的中国要做的是大国传播，就是以大国的心态和方式进行对外传播，摆脱“受害者”、“对抗者”心理，自信地接受批评，接受成为舆论关注重点这一事实。大国传播是一个大课题，我认为主动、自信、开放、包容是非常重要的——主动设置议题，自信地面对批评指责，开放地接受国际舆论的重点关注，以包容天下的胸怀关注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大国传播，就是以大国的心态和方式进行对外传播。为此，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做起。
对外报道要更加客观平衡
对外报道中国要做到及时、准确、真实、透明、全面、平衡。这完全符合中国发展的利益，实际上，无论把中国说得太美好，还是太丑陋，都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西方新闻观推崇发现各种问题，中国新闻观提倡正面引导，这两种新闻观都是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并且在特定的国情、人文条件下发挥了作用，处于跨文化交流交界位置的对外传播媒体，需要在这两种新闻传播理念中找到平衡，求同存异，扬长避短。
现实是复杂的，所以也就不存在简单的好与坏。复杂的中国，不应该被简单表述，也无法被简单表述。中国共产党人是讲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古人就有“福祸相倚”的智慧，那么在我们的报道中，就应该经常“一分为二”，让受众看到事物的正反两面。
前不久，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提到WPP集团CEO苏铭天(Martin Sorrell)1989年看到“中国人在星期天下午还在建铁路”，觉得“西方没有可能竞争得过”。这可以被理解为对中国人勤劳的夸奖。可是，中国人的勤劳在某些情境下会有负面的效应。其实，苏铭天话语中的“星期天下午”已经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在我们的宗教和文化中不应该这样。事实上。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商人在外国“过于勤劳”，甚至不遵守当地对劳动时间、店铺开业时间的规定，引起周围同行的不满。这样的超时劳作，破坏了商业规矩，有时甚至违反了当地的法律。
有时我们以为正面的行为却产生了负面效果，过于“正面”的宣传不容易赢得读者的接受。正因如此，客观平衡是对我们报道的基本要求，这也是赢得国外受众接受的基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戴维·蓝普顿教授认为：“人们害怕他们不懂的事物，害怕变化太快的事物，害怕庞大的事物。”
中国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我们的对外报道，应该做到客观和平衡，充满自信，勇于自我批评。减少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和恐惧。
设置议题要更加主动自信
尽管我们还不是传播大国。但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做一些自己想做、应该做的事。目前，中国最需要让世界了解自己将如何发展，以什么理念来发展。这一点，中央也做出了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中国的科学发展观，需要中国人民清楚，也需要世界人民理解。
这一点，在抗震救灾和举办奥运这两大历史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抗震救灾行动有颇多褒奖。今年9月，“古斯塔夫”飓风登陆美国，当地民众已经开始将美国政府的救灾行动与中国政府在四川的表现加以对比，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来时美国政府的措施表示不满。北京奥运成功举办，国际社会也在思考。中国模式的确可以做好很多西方社会没能做得很好的事。
现代中国的文化，是我们应该让国际社会理解的另一个重点。中国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唐诗国画青花瓷、孔子老子秦始皇与现代中国有哪些必然的联系，需要我们向国际社会讲明白。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化有哪些标志性的符号，可以让国际社会从中看出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
全球化的浪潮中，多元文化成为非常可贵的追求和坚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当我们更多地与其他文化比肩而立时，当代中国文化的自信要如何树立?
中国的对外传播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站在全球立场关注国际话题
大国是肩负着责任的，大国传播必须要关注国际共同话题，体现责任感，寻求共同点。从中国外文局书刊网对外传播的内容考虑，应该增加更多的国际化内容，关注全球舆论的核心话题。
我们的使命是对外介绍中国，但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内容上也局限在中国，很多国际关注的话题，如环境、能源、人权等等，我们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参与讨论，本身就体现了中国的贡献。在其他国家发生自然灾害和灾难事件时，我国领导人都迅速表示关切、伸出援手，这说明高层领导已经在国际上开始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我局正在深入推进的外宣书刊“本土化”，主要目的就是增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随着本土化的不断深化，增加与当地读者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是必然的选择。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Donne，1572－1631)发表于1624年的《祷告》中有一首诗，在西方世界有广泛影响，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标题就是来自这首诗，诗人写道：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太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欧洲就减小，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媒体，一定不能只关注本国，一定要有兼济天下的胸怀，要有全球视野。大国传播需要具有国际影响的强大媒体和意见领袖，而如果不站在国际的角度和全球的高度，国际影响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国际舆论界有影响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有线电视新闻公司(CNN)、《时代》周刊等，都尽量关注世界性话题，在各大洲都派驻记者。在图书市场上也是这样，有国际影响的书，谈的必然是世界性议题。在《纽约时报》和亚马逊网畅销书榜上经常出现的面孔，多是放言世界事务者。
举办奥运会，就是为国际社会尽义务的一种方式。奥林匹克理想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办奥运会，就是为人类的共同理想作贡献，也像是请各国人民到自己家里做客。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开幕式上被吟诵，当志愿者和民众微笑面对天下宾客，中国已经展开了自己拥抱世界的双臂。告诉大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愿意和各国人民一起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的世界和平发展理念，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有深入阐述：“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人民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
这样的态度，完全是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中国对外传播机构的使命，就是用自己的不懈努力，走出一条让世界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和积极行动的大国传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