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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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加速城市化建设,促使大量外地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位移,也是语言以及社会心理方面和城市群体相适应的过程。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多种因素,导致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群体。当前外来人员在地域归属感、群体归属感、身份归属感上仍存在种种不和谐。希望有关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能够有助于外来务工人员在语言上完成再社会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关键词:语言认同  城市归属感  宁波方言
  一、引言
  中官路村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镇海经济开发区,全村占地2.2平方公里,下辖楼屋谢、下赵、前汤、后董4个自然村,常住人口838人,外来人口4500多人。新建村地处宁波市江北区小港街道的西部,村域面积1.5万平方公里,由胡家洋、五房、叶家、塘路墩、朱家自然庄组成,总户数418户,常住人口830人,外来人口590人。经过综合考虑,最终确定调研中官路村和新建村,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村庄是宁波市外来人员的聚集地,正好符合将外来人员作为本次调研对象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城市化建设,促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在社会文化适应上,有些外来人员存在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的问题,尤其是城市对外来人员所采取的“经济吸纳”和“社会拒斥”的双重态度,使得这些“都市里的村民”成为行走在都市里的“边缘人”。
  泰勒在《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在前历史时期中,发生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初次扩散和大种族的发展,产生了语言,确定了大的语系,文化发展到古代世界东方民族的水平——他们是现代文明的先驱者和奠基者”。正是因为语言在人类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更是群体(种族)的有效凝聚力。方言也是语言,只不过方言是变异的语言,因而它同语言一样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区域文化标识,区域文化与语言或是方言的融合与分化都是双向互动的。
  二、语言认同
  语言认同(language identity)是指群体在交际过程中,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交际行为、或群体对同一种语言或方言在态度、情感、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趋同。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融入群体及群体的协调维系,都与语言认同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不同个体构成群体、群体的和谐达成,都有着语言认同的促进推动。
  语言是文化中最核心和最有影响力的特征之一。说和听——即口语是所有人类社会中人际互动最具渗透力的一种形式。具有相同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点的个体所共有的语言称为方言(dialect)。方言的某些特点,将个体塑造成某种特定类型的人。方言也可以让个体对所属的群体保持高度的认同,亚文化中的方言就像某行业的行话一样,只在特定人群中通用。语言、言语行为和社会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语言体现一种社会关系,也体现一种社会结构,语言认同无疑是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群体成员用的独特语言和表达方式,或者是对群体有特殊含义的语言交流,有助于个体对该群体产生偏好。
  Le Page等人基于克里奥尔语研究建构的认同行为理论(acts of identity)提出,具有认同行为的讲话人有四个条件:第一,可以识别不同的群体;第二,有机会也有能力去观察和分析这些群体的行为系统;第三,有加入该群体的强烈动机,从该群体得到的反馈使这种动机或增强或减弱;第四,讲话人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Le Page et al,1985;转引自徐大明,2006)。
  目前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是:语言是认同的一个符号和标志(Gumperz,1982;Joseph,2004;Jenkins,2007;Simpson,2008);语言使用是认同的一个载体(Tong et al,1999);语言使用也是一种认同行为,是一群人向其他人表明自己是谁的一种手段(Cameron & Kulick,2003)。当前社会上普遍反映,城市人的方言能力和方言使用率与上一代人或者农村人相比,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人们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他们的语言态度,是一种语言能否保持下去的关键。(李宇明、戴红亮,2008)
  三、外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
  外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是指当转移到新的城市后,应当归属于城市社会的一种情感表达、心理认同和依恋程度。由于外来人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受本土的文化影响,导致他们与当地居民在生活习惯风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都有一定的差异。虽然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城市经济建设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并且一部分外来人员,在城里扎了“根”。但整体而言,他们在未来归属上还没有明确的行为选择,是一个向往城市,又难以融入城市的群体;是一个需要服务,又难以受平等待遇的群体。这种城市归属感不和谐表现如下:
  (一)地域归属感上的不和谐
  按照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人口迁移的动机在于预期经济收入的提高,所以外来人员进城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找工作挣钱养家。虽然故乡的土地养育了他们,故乡的亲人是他们最终的归属和赖以生存的希望,他们内心里也不愿背井离乡,但是城市的发展机遇又吸引他们追寻发家致富的梦想。这就导致重重矛盾:他们“根”在故乡,却又远离故乡;既想生活在城市,又无力在城市买房定居;他们在城市辛苦地赚钱,牵挂和归宿的又在故乡;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但由于主观与客观、习惯与行为、观念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又难以融入城市。
  (二)群体归属感上不和谐
  作为城市居民,不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还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障。而外来人员由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让他们在社会保障上经常处于“边缘人”的尴尬境地,使得外来人员虽身在城市,却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待遇。据调查,有40%的农民工把自己定位为“农村人”,只有3%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城里人”,另外有20%的人把自己划为“半个城里人”,还有37%的人觉得说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归类。外来人员在城市的人际交往对象,大多是亲戚或者老乡,很少有与城市人群亲近的机会,这也导致他们缺乏对城市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身份归属感上不和谐
  身份是由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处境地位决定的自我认同。由于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而身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范畴,语言与身份也密不可分。“语言运用既是一种社会行为又是一种个体行为。之所以说是社会行为,是因为言语活动的生成和接收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之所以说是个体行为,是因为语言的使用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刘霞敏,2007)。外来务工人员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城市居民却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特别是长期以来城市人普遍对外来人员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对他们存在心理排斥和刻板印象,并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城市人群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和不友好,又映射在外来务工人员的思想中,再反射为他们对城市群体的不认同、不满意,进而产生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
  四、调研结果
  (一)被试结构
  根据拟定的访谈提纲,对90名非宁波籍居民进行个别访谈,年龄范围在18岁到57岁之间,其中男性42名,女性48名。访谈期间对于识字不多或听力不好的老人,进行耐心详细地解说,力保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使回收的问卷内容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被试的真实情况,做到调研数据的真实可靠。调研的对象也力求多样化,不仅涵盖了“老中青”三个年龄阶段,还包括了个体老板、环卫工人、保安和其他上班族等多种职业类型。
  (二)个案分析
  我们选取了新建村的王某某作为访谈的典型案例。
  王某某,52岁,来宁波务工11年,是一名建筑工人,月平均收入3500元,和妻子两人住在40平米的平顶屋里。我们了解到他的基本情况后,就开始问他对宁波方言持什么态度。王某某直言,刚来宁波的时候,很不习惯宁波方言,觉得这种语言有点生硬。但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他发现会说一些宁波方言能更好地拉近与当地人的关系,能够帮助他更好地融入工作团队,所以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宁波方言。他如今不仅能听懂宁波方言,而且能用宁波方言来进行日常交流。
  (三)访谈结果
  访谈结果显示,在宁波居住时间越长的外来人员,越习惯宁波城市的生活方式,对宁波方言的排斥感越低,对宁波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具体而言,对于宁波方言的态度,11%的外来人员表示喜欢,30.8%的外来人员保持中立,58.2%的外来人员表示不喜欢。对于宁波城市归属感,全部的被访者都愿意遵守宁波的各项规章制度,86.7%的被访者喜欢宁波这座城市,83.3%的被访者愿意留在宁波工作,43.3%的被访者愿意长期留在宁波生活,80%的被访者觉得宁波城市的规划建设合理,46.7%的被访者感觉在宁波有家的温暖。
  五、结语
  马斯洛(1987)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既有生理需要,又有社会需要。其中,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都属于社会需要,这一需要的缺失将导致个体人格发展畸形,出现人格障碍。而外来务工人员身处异地时,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了找到群体的归属感,必须在语言上做出调整:改变原来的语言特征、交际方式和交流习惯等,在语言上完成再社会化。这种语言的再社会化过程,必然会改变他们对所在城市当地语言的认同。其实,对外来务工人员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是为研究外来务工人员能否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因为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除了要寻求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外,还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同,建立归属感。缺乏与别人的联系会使得个体被排斥,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而游离于所属生活系统的边缘。希望有关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的研究,能够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同时有助于社会团体关系的改善。
  (本课题由宁波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编号[G1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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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柳柳 严建雯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3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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