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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和成熟作《呼兰河传》都描述了乡土女性悲惨的命运——女性世界灵与肉的悲苦，这是一种群体的悲剧和绝望。对作品进行比较阅读，读者会发现《生死场》中女性的不幸是由共时性的现实造成的，但通过对《呼兰河传》的解读，便会发现这是有历史根源和历史沿袭的，体现了萧红对女性命运更深层次思考。探究作品的艺术技巧，发现其共通性和特性，以及作品永恒的价值。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女性
萧红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是折翼的大鹏鸟，她所描写的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正因此，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和成熟作《呼兰河传》都描述了乡土女性悲惨的命运。本文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试图剖析女性的人物命运和造成不幸命运的原因，思考如何使女性挣破捆缚其的枷锁。通过探析两部作品的艺术技巧，读者将会发现作品中的共通性与特性，并探究作品中永恒的价值所在。
一、人物命运解读
萧红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刻画了乡土女性的命运——女性世界灵与肉的悲苦，这是一种群体的悲剧和绝望。但在这两部作品中，萧红对女性命运的剖析程度不同，展现了其对女性命运逐步深层次化的思考。
萧红在《生死场》对女性命运的关怀更多地限制在共时性的现实层面，做一种平面化的揭示，以引起读者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其展示了女性的不幸主要从三方面引发：外在因素、男人对女人的暴虐和女性自然性别。外在因素如民族灾难、疾病等，而男人对女人的暴虐则赤裸裸地体现在了“打渔村最美丽女人”月英身上，当她不幸患了瘫痪后，丈夫不再关心她，最终悲惨死去。在《生死场》中，萧红消解了女性生育的崇高意义，而冠以了野蛮性和残酷性，“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这酷烈的语言，激烈的呐喊，戳中读者的心房。
但不同的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挖掘出中国女性受到压制的历史根源和历史沿袭。像去庙里，人们都是先到老爷庙，后到娘娘庙，“以为阴间也是一样地重男轻女”，老爷庙的大泥像塑得高大凶猛，娘娘庙里相反，就是为告诉人们“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负的”。同时，萧红书写了被父权家族隔断了的姊妹情谊，“不是隔水的就是离山，而且每人有一大群孩子，也各有自己的家务，若想彼此过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冯歪子也代表了底层男性以女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后代和家业的普遍心理。也正是在这种纵向剖析中，读者深感乡土女性难逃的悲惨命运。
二、艺术技巧探析
萧红作为文学巨匠，有着高超的艺术技巧，读者从《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这两部作品中揣摩其艺术技巧使的共通性和不同性，将能更好地诠释女性的悲惨命运。
萧红《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的那些乡土女性形象是来自于实践，因此其形象才能如此丰满。但是艺术又是高于实践的，“一个原型就是一种销声匿迹的图式（Schema）”[1]，也正是这点使作品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与社会意义——關注所有女性的生存状态，因而，更具人文关怀，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生死场》这部作品使人们第一次感受到萧红独特的语言韵味——自然本色。萧红擅于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生就一双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目光，好比落到绵绒线中那样愉快和温暖。”从这句话，人们也不难发现萧红能巧妙地用多种辞格。用移就之手法，“多情”的眼睛体会月英的动人；用比喻之手法，“棉绒线”似的目光令人温暖。寥寥几笔描写月英的眼睛，便使读者爱上了这位自然美丽的打鱼村姑娘，也以此反衬出其之后不幸的命运。“借着火盆边的火光去细看，知道那是一些小蛆虫，她知道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虫在那里活跃。”更令读者唏嘘不已。
《呼兰河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当数其独特的叙述视角了。萧红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贴近儿童的口语化语言，使孩子简单和清新姿态映入眼中。正是作为孩子的“我”有意或是无意的反驳，透着率真和无知，也透着对成人世俗世界的辩解。然而，虽然愈加稚嫩，却让人更加绝望，在矛盾中愈加凸显女性命运的悲凉。同时，读者还能看到沧桑的老人视角：冷漠与同情的矛盾和悲怆的女性自身视角：抗争与妥协的矛盾，从多重角度体会女性的不幸。
三、作品价值何在
“精神的那种自我意识对黑格尔来说就是哲学，也就是精神在历史上的自我渗透，这种自我渗透就完成了解释学的任务，这精神的自我渗透就是达到历史意识之忘却自我的极端的逆命题。”[2]的确，精神的自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萧红的这两部作品中深切地传达出了对乡土女性的思考。因此读者可以通过对作品的审美批判探寻其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
这两部作品都是描写女性的悲剧生活，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说：“悲剧借激起怜悯和恐惧来达到这些情绪的陶冶。”[3]其中的三个关键词“怜悯”、“恐惧”、“陶冶”，可以说是悲剧的心理功能。读者阅读时从起初的对女性的怜悯，到恐惧其生存境遇，到最后形成心理积淀，因而从单纯的同情转入较深层次的共鸣。同时悲剧从个人的命运中获得解放，进而从与存在的所有事物中解放。萧红正是利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悲剧结局引发人们的共鸣，试图打破束缚女性生存的枷锁，获得女性的自由，因而呐喊出女性解放的最强音。
“只要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在于对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4]因此，赏析作品，把握精神的那种自我意识，就需要读者与时俱进，与当下相连。虽然在当今社会中人们温饱不愁，但是在贫困地区，可能还存在着“男尊女卑”等历史根源，而且另一方面，现代化社会中的职场女性要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倍增，因此人们仍需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需求。就此而言，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不仅是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创作具有现实的意义，还对人类生存的关注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注释：
[1]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2]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
[3]亚里斯多德：《诗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4]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参考文献：
[1]萧红.呼兰河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275.
[2]谭天俊，张慧强.现代女性自传体小说的读者心理功能——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呼兰河传》、《小团圆》为例[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33（11）：68-71.
[3]陈涵，苏然.矛盾交织的悲凉 凄婉谱写的歌谣——多重视角解读《呼兰河传》的女性悲剧[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3）：21-30.
[4]舒多多.文本内外的双重幻灭——关于《生死场》、《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的连续性[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1（1）：65-68.
[5]梁慧. 撞击与裂变——萧红《呼兰河传》的后现代文学阐释[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28（7）：39-40.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女性
萧红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是折翼的大鹏鸟，她所描写的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正因此，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和成熟作《呼兰河传》都描述了乡土女性悲惨的命运。本文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试图剖析女性的人物命运和造成不幸命运的原因，思考如何使女性挣破捆缚其的枷锁。通过探析两部作品的艺术技巧，读者将会发现作品中的共通性与特性，并探究作品中永恒的价值所在。
一、人物命运解读
萧红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刻画了乡土女性的命运——女性世界灵与肉的悲苦，这是一种群体的悲剧和绝望。但在这两部作品中，萧红对女性命运的剖析程度不同，展现了其对女性命运逐步深层次化的思考。
萧红在《生死场》对女性命运的关怀更多地限制在共时性的现实层面，做一种平面化的揭示，以引起读者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其展示了女性的不幸主要从三方面引发：外在因素、男人对女人的暴虐和女性自然性别。外在因素如民族灾难、疾病等，而男人对女人的暴虐则赤裸裸地体现在了“打渔村最美丽女人”月英身上，当她不幸患了瘫痪后，丈夫不再关心她，最终悲惨死去。在《生死场》中，萧红消解了女性生育的崇高意义，而冠以了野蛮性和残酷性，“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这酷烈的语言，激烈的呐喊，戳中读者的心房。
但不同的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挖掘出中国女性受到压制的历史根源和历史沿袭。像去庙里，人们都是先到老爷庙，后到娘娘庙，“以为阴间也是一样地重男轻女”，老爷庙的大泥像塑得高大凶猛，娘娘庙里相反，就是为告诉人们“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负的”。同时，萧红书写了被父权家族隔断了的姊妹情谊，“不是隔水的就是离山，而且每人有一大群孩子，也各有自己的家务，若想彼此过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冯歪子也代表了底层男性以女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后代和家业的普遍心理。也正是在这种纵向剖析中，读者深感乡土女性难逃的悲惨命运。
二、艺术技巧探析
萧红作为文学巨匠，有着高超的艺术技巧，读者从《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这两部作品中揣摩其艺术技巧使的共通性和不同性，将能更好地诠释女性的悲惨命运。
萧红《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的那些乡土女性形象是来自于实践，因此其形象才能如此丰满。但是艺术又是高于实践的，“一个原型就是一种销声匿迹的图式（Schema）”[1]，也正是这点使作品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与社会意义——關注所有女性的生存状态，因而，更具人文关怀，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生死场》这部作品使人们第一次感受到萧红独特的语言韵味——自然本色。萧红擅于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生就一双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目光，好比落到绵绒线中那样愉快和温暖。”从这句话，人们也不难发现萧红能巧妙地用多种辞格。用移就之手法，“多情”的眼睛体会月英的动人；用比喻之手法，“棉绒线”似的目光令人温暖。寥寥几笔描写月英的眼睛，便使读者爱上了这位自然美丽的打鱼村姑娘，也以此反衬出其之后不幸的命运。“借着火盆边的火光去细看，知道那是一些小蛆虫，她知道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虫在那里活跃。”更令读者唏嘘不已。
《呼兰河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当数其独特的叙述视角了。萧红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贴近儿童的口语化语言，使孩子简单和清新姿态映入眼中。正是作为孩子的“我”有意或是无意的反驳，透着率真和无知，也透着对成人世俗世界的辩解。然而，虽然愈加稚嫩，却让人更加绝望，在矛盾中愈加凸显女性命运的悲凉。同时，读者还能看到沧桑的老人视角：冷漠与同情的矛盾和悲怆的女性自身视角：抗争与妥协的矛盾，从多重角度体会女性的不幸。
三、作品价值何在
“精神的那种自我意识对黑格尔来说就是哲学，也就是精神在历史上的自我渗透，这种自我渗透就完成了解释学的任务，这精神的自我渗透就是达到历史意识之忘却自我的极端的逆命题。”[2]的确，精神的自我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萧红的这两部作品中深切地传达出了对乡土女性的思考。因此读者可以通过对作品的审美批判探寻其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
这两部作品都是描写女性的悲剧生活，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说：“悲剧借激起怜悯和恐惧来达到这些情绪的陶冶。”[3]其中的三个关键词“怜悯”、“恐惧”、“陶冶”，可以说是悲剧的心理功能。读者阅读时从起初的对女性的怜悯，到恐惧其生存境遇，到最后形成心理积淀，因而从单纯的同情转入较深层次的共鸣。同时悲剧从个人的命运中获得解放，进而从与存在的所有事物中解放。萧红正是利用《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悲剧结局引发人们的共鸣，试图打破束缚女性生存的枷锁，获得女性的自由，因而呐喊出女性解放的最强音。
“只要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在于对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4]因此，赏析作品，把握精神的那种自我意识，就需要读者与时俱进，与当下相连。虽然在当今社会中人们温饱不愁，但是在贫困地区，可能还存在着“男尊女卑”等历史根源，而且另一方面，现代化社会中的职场女性要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倍增，因此人们仍需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需求。就此而言，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不仅是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创作具有现实的意义，还对人类生存的关注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注释：
[1]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2]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
[3]亚里斯多德：《诗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4]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参考文献：
[1]萧红.呼兰河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275.
[2]谭天俊，张慧强.现代女性自传体小说的读者心理功能——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呼兰河传》、《小团圆》为例[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33（11）：68-71.
[3]陈涵，苏然.矛盾交织的悲凉 凄婉谱写的歌谣——多重视角解读《呼兰河传》的女性悲剧[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3）：21-30.
[4]舒多多.文本内外的双重幻灭——关于《生死场》、《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的连续性[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1（1）：65-68.
[5]梁慧. 撞击与裂变——萧红《呼兰河传》的后现代文学阐释[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28（7）：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