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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0）12-0039-01
摘要：轮岗制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从商界到政界，它腐蚀各国的政权基础，妨碍经济发展，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
关键词：实验经济学 反感与反抗 轮岗制 制度环境
轮岗制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从商界到政界，它腐蚀各国的政权基础，妨碍经济发展，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目前国外学术界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相关研究的文献来看，有的学者主要从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居民收入水平、社会监督水平、以及社会民众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对个人在面对轮岗制时的决策差异进行研究，并做出了相关的实验来进行验证。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在实验中引入惩罚机制（sudden death）、轮岗制（staff rotation）和制度环境设计(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的改变，来研究它们对预防和抵制腐败的作用。
本文指在通过对前人经验的总结，为下一步研究腐败在中国受到的反感与反抗，以及惩罚机制（sudden death）、轮岗制（staff rotation）和制度环境设计(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等措施对预防和抵制腐败的作用打下基础，希望能为缓解轮岗制问题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
一、一些关于轮岗制的实验与结论
Abbink, Irlenbusch and Renner (2002)使用腐败模型类似于两个人互信和互惠的一种游戏的变体，被试分别扮演行贿者和官员。他们发现社会福利的考虑对贿赂的水平并没有影响。但是，当说明被发现时所得到的惩罚会很大的时候会明显的降低腐败。
Abbink(2000)使用了相似的设计发现对那些参与腐败的人使用相关工资的设计并没有影响到腐败的盛行。
Barr, Lindelow and Serneels(2004)使用埃塞俄比亚的护理学专业的学生作为被试发现，腐败是以一种公共资源的形式，并且当提供服务者的人收入很高，被抓的风险很高，腐败是很少发生的。
Frank and Schulze(2000)发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的人更容易腐败并不是教导的原因而是自己选择的。
Bertrand et al.(2007)and Olken(2007)用场地试验来分析了腐败问题.
二、信任游戏及轮岗制对抵制作用的相关研究
研究轮岗制的文献很多，特别是研究低收入国家腐败的。但是，研究人员轮岗制（staff rotation）对抵制腐败的效果如何的文献还比较少。由于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有着互惠的关系，因此可以用实验研究方法来研究这个政策的效果。
1993年，Fehr, E.、Kirchsteiger, G.和Riedl, A.做了一个信任游戏（trust game），他分析了在一个劳动力市场人们的互惠行为。在信任游戏里，第一个人可以给第二个人金钱，第二个人又自愿给第一个人金钱，以作为对第一个人的奖励，这就相当于公职人员做一个对行贿者有利的决定。在信任游戏里，如果受试者这样做了，他们最后的收益都会更多。
但是，1995年，Berg, J.、Dickhaut, J.和 McCabe, K在他们的文章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里提到，就算受试者在实验前没有进行交流，他们也往往会选择合作，哪怕是在匿名的一次性实验里面。在他们之后，1996年，Jacobsen, E.和 Sadrieh, A.发表了名为Experimental proof for the motivational importance of reciprocity的文章；2000年，Dufwenberg,M 和 Gneezy,U 发表了名为Measuring beliefs in an experimental lost wallet game的文章；2000年，Fahr,R.和Irlenbusch,B.发表了名为Fairness as a constraint on trust in reciprocity: earned property rights in areciprocal exchange experiment的文章.与他们相反的是，2002年Ga¨chter,S.,和Falk,A.在他们的文章Reputation and reciprocity: consequences for the labour relation中提到，他们做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是：重复试验可以增加合作。他们在Fehr实验的基础上，对比了重复试验与一次性试验得出的结果。在一次性试验的情况下，作者观察到，互惠的作用更低一些，就弥补了一次性试验相互作用带来的影响。
2002年，Abbink, K., Irlenbusch, B.和 Renner, E.在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上发表了一篇名为An experimental bribery game的文章。AIR（Abbink, K., Irlenbusch, B.和 Renner, E.）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些特点都考虑到了。他们首先做了一个基本的信任游戏，以备参照对比。第二个实验里，引入了对所有其他参与者带来的负外部性，也就是引入了腐败行为的低效率。但是，作者发现负外部性事实上对受试者行为已经没有影响。第三场实验被称为sudden death实验，即行贿受贿者有0.3%的几率会被发现，若被发现，他们就会被取消参加实验资格并且得不到任何收益回报。，尽管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很小，但是这个外部的惩罚大大的减少了腐败行为。AIR的实验共进行了30轮，其中行贿者和公职人员的配对是固定的。这样，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就存在着长久的关系。
三、研究的结论与意义
我们通过对国外研究腐败的相关文献的回顾，发现不同国家的公民对腐败的反感与反抗程度不尽相同，他们认为：对公民面对腐败时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文化差异、居民收入水平、社会监督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他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这些重要的因素引入实验室实验中进行分析并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不足之处在于他们对这些因素的研究都是分开、独立进行的，没有综合考察它们对公民决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Abbink, K., 2000. Fair salaries and the moral cost of corruption, Bonn Economic Discussion Papers.
[2] Barr, A., Lindelow, M., Serneels, P., 2004. To serve the community or oneself: the public servant's dilemma.
摘要：轮岗制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从商界到政界，它腐蚀各国的政权基础，妨碍经济发展，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
关键词：实验经济学 反感与反抗 轮岗制 制度环境
轮岗制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从商界到政界，它腐蚀各国的政权基础，妨碍经济发展，影响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目前国外学术界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相关研究的文献来看，有的学者主要从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居民收入水平、社会监督水平、以及社会民众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对个人在面对轮岗制时的决策差异进行研究，并做出了相关的实验来进行验证。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在实验中引入惩罚机制（sudden death）、轮岗制（staff rotation）和制度环境设计(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的改变，来研究它们对预防和抵制腐败的作用。
本文指在通过对前人经验的总结，为下一步研究腐败在中国受到的反感与反抗，以及惩罚机制（sudden death）、轮岗制（staff rotation）和制度环境设计(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等措施对预防和抵制腐败的作用打下基础，希望能为缓解轮岗制问题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
一、一些关于轮岗制的实验与结论
Abbink, Irlenbusch and Renner (2002)使用腐败模型类似于两个人互信和互惠的一种游戏的变体，被试分别扮演行贿者和官员。他们发现社会福利的考虑对贿赂的水平并没有影响。但是，当说明被发现时所得到的惩罚会很大的时候会明显的降低腐败。
Abbink(2000)使用了相似的设计发现对那些参与腐败的人使用相关工资的设计并没有影响到腐败的盛行。
Barr, Lindelow and Serneels(2004)使用埃塞俄比亚的护理学专业的学生作为被试发现，腐败是以一种公共资源的形式，并且当提供服务者的人收入很高，被抓的风险很高，腐败是很少发生的。
Frank and Schulze(2000)发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的人更容易腐败并不是教导的原因而是自己选择的。
Bertrand et al.(2007)and Olken(2007)用场地试验来分析了腐败问题.
二、信任游戏及轮岗制对抵制作用的相关研究
研究轮岗制的文献很多，特别是研究低收入国家腐败的。但是，研究人员轮岗制（staff rotation）对抵制腐败的效果如何的文献还比较少。由于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有着互惠的关系，因此可以用实验研究方法来研究这个政策的效果。
1993年，Fehr, E.、Kirchsteiger, G.和Riedl, A.做了一个信任游戏（trust game），他分析了在一个劳动力市场人们的互惠行为。在信任游戏里，第一个人可以给第二个人金钱，第二个人又自愿给第一个人金钱，以作为对第一个人的奖励，这就相当于公职人员做一个对行贿者有利的决定。在信任游戏里，如果受试者这样做了，他们最后的收益都会更多。
但是，1995年，Berg, J.、Dickhaut, J.和 McCabe, K在他们的文章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里提到，就算受试者在实验前没有进行交流，他们也往往会选择合作，哪怕是在匿名的一次性实验里面。在他们之后，1996年，Jacobsen, E.和 Sadrieh, A.发表了名为Experimental proof for the motivational importance of reciprocity的文章；2000年，Dufwenberg,M 和 Gneezy,U 发表了名为Measuring beliefs in an experimental lost wallet game的文章；2000年，Fahr,R.和Irlenbusch,B.发表了名为Fairness as a constraint on trust in reciprocity: earned property rights in areciprocal exchange experiment的文章.与他们相反的是，2002年Ga¨chter,S.,和Falk,A.在他们的文章Reputation and reciprocity: consequences for the labour relation中提到，他们做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是：重复试验可以增加合作。他们在Fehr实验的基础上，对比了重复试验与一次性试验得出的结果。在一次性试验的情况下，作者观察到，互惠的作用更低一些，就弥补了一次性试验相互作用带来的影响。
2002年，Abbink, K., Irlenbusch, B.和 Renner, E.在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上发表了一篇名为An experimental bribery game的文章。AIR（Abbink, K., Irlenbusch, B.和 Renner, E.）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些特点都考虑到了。他们首先做了一个基本的信任游戏，以备参照对比。第二个实验里，引入了对所有其他参与者带来的负外部性，也就是引入了腐败行为的低效率。但是，作者发现负外部性事实上对受试者行为已经没有影响。第三场实验被称为sudden death实验，即行贿受贿者有0.3%的几率会被发现，若被发现，他们就会被取消参加实验资格并且得不到任何收益回报。，尽管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很小，但是这个外部的惩罚大大的减少了腐败行为。AIR的实验共进行了30轮，其中行贿者和公职人员的配对是固定的。这样，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就存在着长久的关系。
三、研究的结论与意义
我们通过对国外研究腐败的相关文献的回顾，发现不同国家的公民对腐败的反感与反抗程度不尽相同，他们认为：对公民面对腐败时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文化差异、居民收入水平、社会监督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他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这些重要的因素引入实验室实验中进行分析并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不足之处在于他们对这些因素的研究都是分开、独立进行的，没有综合考察它们对公民决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Abbink, K., 2000. Fair salaries and the moral cost of corruption, Bonn Economic Discussion Papers.
[2] Barr, A., Lindelow, M., Serneels, P., 2004. To serve the community or oneself: the public servant's dilem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