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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六旬的杨霞丹戴了一顶红呢软帽，系一条黄丝巾，看上去年轻而有活力。这是她为参加1月15日“国家记忆2 010·致敬历史记录者”评选特别挑选的服饰。这个会上出席的多是自称“真正的草根”的她口中的“传说中的大家”，比如熊景明、沈志华、章立凡、徐友渔、雷颐、张鸣。
2010年，早已退休在家的杨霞丹看到家乡四川省武胜县网站上组织的“现在就开始回忆”征文活动，被勾起兴趣，陆续写了回忆性文章《一个中学生的饥饿感》、《看了四次“敲砂罐”》等。她没想到这些文字如此被读者们喜爱，不仅得到机会在媒体发表，自己还成为此次活动的“年度公民写史”候选人。
在这个于成都安仁镇建川博物馆举办的盛会上，她知道了许多像她一样，凭着兴趣与热情，执著记录历史的人：何允中，66岁，退休高级工程师，多年寻访川军抗战将士后人，完成120万字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中的川军》；侯秀才，老农民，用7年时间一笔一画写下了十几万字的《东岳庙村史》，不仅留存了村子的历史、民俗、轶闻故事，还有大篇幅的人物传记及族谱；周艾民，20多年来以民间学者身份走遍中俄国境线上14处要塞，搜集整理了1000多万字的史料，出版十几本书，拍摄了近90部纪录片。
杨霞丹觉得与这些人相比，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然而当晚的颁奖晚宴上，她意外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以她为代表的“现在就开始回忆”活动获得“年度公民写史”大奖。评委会的颁奖词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朴实地讲述个人命运，相对于长期被‘大历史’垄断的传统叙事，表达了草根阶层的尊严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区别于官方与学院派，有大批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录者从资料收集、个人回忆、史实研究等角度，力图还原时代真相。
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滇缅战场中‘野人山’一地最为惨烈，当年这段650公里的山路，国民党兵走了114天，1500 0人死了11000人。但是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详细的对战役、战场的描述。直到一次读了一位美国友军医生的回忆录，说几乎每走100码就能看到10副到30副遗骨。”
这是戈叔亚在15日上午“公民如何写史”的主题论坛中的发言内容。他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念过大学，后来下海经商。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自学、研究滇缅抗战史，如今是对滇缅战史拥有最翔实信息的民间研究者之一。
有感于国内历史对于滇缅战场的语焉不详，戈叔亚自费从事研究，每筹到一笔钱，就跑一趟当时的战场，搜集大量的素材。春节过后，他打算与几位朋友一起去踩一踩“野人山”，“用脚走完最最悲壮的路，真正看看那里的土地是什么颜色” 。
宏大叙事之下，缺乏中观及微观层面的描述与记录，是国内主流史学的缺失。
在这样的历史传统里，“公民写史”显出其必要和珍贵。它可以提供大量细节和素材，跳出国家视角，告知阅读者每一个政策、运动除了宣言、口号之外，究竟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究竟我们的时代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抢救性地保存证据、证物、证人，是公民写史的最大价值。”《看历史》杂志的主编唐建光，对本刊记者提及他多次组织历史报道的经验：所需历史素材往往无法于历史编纂中寻到，而更多见之于当时当地的媒体报道、日记和家信。
“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说，他举了1953年的“统购统销”的例子：大家都在历史书中看到这个政策，知道这个政策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化基础，但是它如何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如何最终导致了城乡的二元化，却因为微观角度的缺失而被忽略。“恰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项政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超过了‘大跃进’和‘ 文革’。”
雷颐有计划地收集回忆录，从中寻找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还原长期被遮蔽的当代史。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比如近代史学者章立凡也收藏了很多回忆录，《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则自2004年起以个人名义组织了“民间家书收集委员会”，收藏了从清代到当下的七八万封家书。
更有行动力的是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他凭一己之力，在安仁镇打造起一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展出其近3 0年来收藏的200余万件藏品。更多的资料仍在库房中，包括20多吨“文革”期间的“检讨”，55万封“文革”期间的家信。
他规划了12座不同主题的“文革”博物馆，目前已开放了3座(瓷器馆、章·钟·印馆和生活用具馆)，“其他的我就自己把它建好，当做私人收藏，关门等着。我相信即便我死了，总有一天它们要对公众开放。”
吾道不孤
民间历史记录者们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通过考察、采访搜集历史素材予以书写，比如杨霞丹；另一类在此基础上做了更多归纳、研究的工作，比如戈叔亚。
前一类介入历史多半与自己的家世、经历有关，从个人史、家族史着手，逐渐被庞大的历史命题吸引，不断投入其中。
建筑师晏欢就是如此。他在一次闲翻书时，发现自己的外公潘裕昆原来是抗日名将，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带着一种愧疚之情，他开始关注有关的历史，并逐渐成为远征军史研究者。
前大中电器集团董事长张大中也因为家庭而走进历史记录者的行列。他的母亲王佩英因在“文革”期间坚持“反动言论”，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80年母亲得到平反后，张大中拿着发到家中的1000元抚恤金创业，20多年后，他资助拍摄了纪录片和纪实作品《我们的母亲王佩英》。
后一类“写史者”则因为兴趣、专业、职业等关系，有能力对历史作更多的分析和探讨，他们常常就一个领域或一段历史进行专门研究，渐渐成为民间专家学者。
《深圳商报》退休记者陈秉安就是其中一员。在以前的采访生涯中，他对从深圳越境逃亡香港的近百万人的故事产生了兴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有接受采访的农民问他，你说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他讲了正统答案，对方听完说，“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被这句话深深触动，陈秉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访谈。身处人人淘金的深圳，陈秉安却习惯于休息日背起大包往县城跑，与当地百姓、警察、官员们聊天，甚至扮成被抓回来的逃港者，打通关系进入看守所，与真正的逃港者们打成一片，以获取最真实的素材。
22年时间过去，他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记录“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
“当时很多问题不能写，采访的人也不愿意谈，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历史迟早要还原它的本来面目，这本书迟早要出来。”陈秉安对记者说。
《检察日报》记者谢朝平的介入历史更加偶然。
2003年渭河流域的一场大洪灾，导致库区35万人受灾，而救灾款却迟迟不能落实。谢朝平前去采访，无意中看到一位老上访户写的665封公开信，并经过采访得到大量有关腐败的信息。
“我的原意就是写篇稿子。”谢朝平对记者说，但是当地库区灾民们一遍遍的电话使他感到不安，几位老人甚至专门上京拜访，请他将三门峡移民的历史写成书。他说自己至今还记得老人的话——“我们并不指望能解决问题，只想让后人记得这段历史。”
此后3年，他6次前往渭南地区采访，搜集了大量事实资料，于2010年5月出版了30余万字的纪实文学《大迁徙》。
与会的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持人熊景明感慨：“这次活动最难得的是这么多默默奋斗的人能聚首一堂，让人感到吾道不孤。”
当代民间写史者的窘境
在15日的颁奖晚宴上，获得“年度历史行动者”提名的记者孙春龙，讲述了他这些年协助抗战老兵回家的经历与感受。现场放映的幻灯片中老兵们身形佝偻，苍老的声音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不少人闻之落泪。
不止一位历史记录者表达了心中的紧迫感。许多大事件的亲历者正一个个离去，而需要整理的资料浩如烟海，仅凭记录者单枪匹马、手挖肩挑式的原始作业实难胜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本来也是民间研究者出身，这个做过生意、赚过大钱的前书商热衷于研究中苏关系、冷战史，自费百万元前往美国、俄罗斯搜集解密档案，并整理出版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可是，费了那么大劲儿，(成果)传给谁呢？”沈志华深感民间身份的限制，终于选择了进入学院体制，以便获得更多的传播和带学生的机会。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在民间从事历史研究，最大的困难多在于资金紧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钱不再是主要难题，许多企业家都愿意资助相关的历史研究项目，这个时候，研究方法、传播渠道则成为最大的限制。
更大的困境来自于对历史认知的政策环境。此次与会者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占了大部分比例，小部分是“文革”研究以及其他零散的年代、事件研究。这反映出民间研究的现实状况，抗战历史陆续有档案解密，脱敏程度较高，而其他领域相对难以进入，即便有些成果往往也较难公开发表。
谢朝平的经历凸显了当代民间历史记录者们的窘境。
《大迁徙》一出版，他便遭到渭南警方的跨省追捕，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一个月，此后在舆论的积极推动下被释。他被本次评委会授予“年度特别致敬”，颁奖词里称“他在2010年承受了这个时代强加给他的另类遭遇”。
困难虽多，但似乎并未减弱民间写史者的热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寄希望于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以“我们”为主语。
80多岁的老农白天在田间干活，晚上参与“现在就开始回忆”,写自己的亲历往事；“90后”中学生，给网刊《记忆》投稿，讲述北京四中在“文革”中的故事。《看历史》杂志年前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合作，发起“中学生写史 ”项目，希望中学生能增加对当代史的兴趣；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则给她的学生布置作业，要求每个人都去采访自己的父辈祖辈，了解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的往事。
正如沈志华在会议发言中所说：“不管怎样，还是要做。我们各做各的，总有一天这些历史会自己连在一起，还原一个时代。”
2010年，早已退休在家的杨霞丹看到家乡四川省武胜县网站上组织的“现在就开始回忆”征文活动，被勾起兴趣，陆续写了回忆性文章《一个中学生的饥饿感》、《看了四次“敲砂罐”》等。她没想到这些文字如此被读者们喜爱，不仅得到机会在媒体发表，自己还成为此次活动的“年度公民写史”候选人。
在这个于成都安仁镇建川博物馆举办的盛会上，她知道了许多像她一样，凭着兴趣与热情，执著记录历史的人：何允中，66岁，退休高级工程师，多年寻访川军抗战将士后人，完成120万字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中的川军》；侯秀才，老农民，用7年时间一笔一画写下了十几万字的《东岳庙村史》，不仅留存了村子的历史、民俗、轶闻故事，还有大篇幅的人物传记及族谱；周艾民，20多年来以民间学者身份走遍中俄国境线上14处要塞，搜集整理了1000多万字的史料，出版十几本书，拍摄了近90部纪录片。
杨霞丹觉得与这些人相比，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然而当晚的颁奖晚宴上，她意外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以她为代表的“现在就开始回忆”活动获得“年度公民写史”大奖。评委会的颁奖词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朴实地讲述个人命运，相对于长期被‘大历史’垄断的传统叙事，表达了草根阶层的尊严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区别于官方与学院派，有大批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录者从资料收集、个人回忆、史实研究等角度，力图还原时代真相。
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滇缅战场中‘野人山’一地最为惨烈，当年这段650公里的山路，国民党兵走了114天，1500 0人死了11000人。但是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详细的对战役、战场的描述。直到一次读了一位美国友军医生的回忆录，说几乎每走100码就能看到10副到30副遗骨。”
这是戈叔亚在15日上午“公民如何写史”的主题论坛中的发言内容。他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念过大学，后来下海经商。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自学、研究滇缅抗战史，如今是对滇缅战史拥有最翔实信息的民间研究者之一。
有感于国内历史对于滇缅战场的语焉不详，戈叔亚自费从事研究，每筹到一笔钱，就跑一趟当时的战场，搜集大量的素材。春节过后，他打算与几位朋友一起去踩一踩“野人山”，“用脚走完最最悲壮的路，真正看看那里的土地是什么颜色” 。
宏大叙事之下，缺乏中观及微观层面的描述与记录，是国内主流史学的缺失。
在这样的历史传统里，“公民写史”显出其必要和珍贵。它可以提供大量细节和素材，跳出国家视角，告知阅读者每一个政策、运动除了宣言、口号之外，究竟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究竟我们的时代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抢救性地保存证据、证物、证人，是公民写史的最大价值。”《看历史》杂志的主编唐建光，对本刊记者提及他多次组织历史报道的经验：所需历史素材往往无法于历史编纂中寻到，而更多见之于当时当地的媒体报道、日记和家信。
“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说，他举了1953年的“统购统销”的例子：大家都在历史书中看到这个政策，知道这个政策奠定了国家的工业化基础，但是它如何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如何最终导致了城乡的二元化，却因为微观角度的缺失而被忽略。“恰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项政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超过了‘大跃进’和‘ 文革’。”
雷颐有计划地收集回忆录，从中寻找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还原长期被遮蔽的当代史。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很多，比如近代史学者章立凡也收藏了很多回忆录，《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则自2004年起以个人名义组织了“民间家书收集委员会”，收藏了从清代到当下的七八万封家书。
更有行动力的是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他凭一己之力，在安仁镇打造起一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展出其近3 0年来收藏的200余万件藏品。更多的资料仍在库房中，包括20多吨“文革”期间的“检讨”，55万封“文革”期间的家信。
他规划了12座不同主题的“文革”博物馆，目前已开放了3座(瓷器馆、章·钟·印馆和生活用具馆)，“其他的我就自己把它建好，当做私人收藏，关门等着。我相信即便我死了，总有一天它们要对公众开放。”
吾道不孤
民间历史记录者们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通过考察、采访搜集历史素材予以书写，比如杨霞丹；另一类在此基础上做了更多归纳、研究的工作，比如戈叔亚。
前一类介入历史多半与自己的家世、经历有关，从个人史、家族史着手，逐渐被庞大的历史命题吸引，不断投入其中。
建筑师晏欢就是如此。他在一次闲翻书时，发现自己的外公潘裕昆原来是抗日名将，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带着一种愧疚之情，他开始关注有关的历史，并逐渐成为远征军史研究者。
前大中电器集团董事长张大中也因为家庭而走进历史记录者的行列。他的母亲王佩英因在“文革”期间坚持“反动言论”，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80年母亲得到平反后，张大中拿着发到家中的1000元抚恤金创业，20多年后，他资助拍摄了纪录片和纪实作品《我们的母亲王佩英》。
后一类“写史者”则因为兴趣、专业、职业等关系，有能力对历史作更多的分析和探讨，他们常常就一个领域或一段历史进行专门研究，渐渐成为民间专家学者。
《深圳商报》退休记者陈秉安就是其中一员。在以前的采访生涯中，他对从深圳越境逃亡香港的近百万人的故事产生了兴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有接受采访的农民问他，你说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他讲了正统答案，对方听完说，“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被这句话深深触动，陈秉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访谈。身处人人淘金的深圳，陈秉安却习惯于休息日背起大包往县城跑，与当地百姓、警察、官员们聊天，甚至扮成被抓回来的逃港者，打通关系进入看守所，与真正的逃港者们打成一片，以获取最真实的素材。
22年时间过去，他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记录“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
“当时很多问题不能写，采访的人也不愿意谈，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历史迟早要还原它的本来面目，这本书迟早要出来。”陈秉安对记者说。
《检察日报》记者谢朝平的介入历史更加偶然。
2003年渭河流域的一场大洪灾，导致库区35万人受灾，而救灾款却迟迟不能落实。谢朝平前去采访，无意中看到一位老上访户写的665封公开信，并经过采访得到大量有关腐败的信息。
“我的原意就是写篇稿子。”谢朝平对记者说，但是当地库区灾民们一遍遍的电话使他感到不安，几位老人甚至专门上京拜访，请他将三门峡移民的历史写成书。他说自己至今还记得老人的话——“我们并不指望能解决问题，只想让后人记得这段历史。”
此后3年，他6次前往渭南地区采访，搜集了大量事实资料，于2010年5月出版了30余万字的纪实文学《大迁徙》。
与会的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持人熊景明感慨：“这次活动最难得的是这么多默默奋斗的人能聚首一堂，让人感到吾道不孤。”
当代民间写史者的窘境
在15日的颁奖晚宴上，获得“年度历史行动者”提名的记者孙春龙，讲述了他这些年协助抗战老兵回家的经历与感受。现场放映的幻灯片中老兵们身形佝偻，苍老的声音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不少人闻之落泪。
不止一位历史记录者表达了心中的紧迫感。许多大事件的亲历者正一个个离去，而需要整理的资料浩如烟海，仅凭记录者单枪匹马、手挖肩挑式的原始作业实难胜任。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本来也是民间研究者出身，这个做过生意、赚过大钱的前书商热衷于研究中苏关系、冷战史，自费百万元前往美国、俄罗斯搜集解密档案，并整理出版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可是，费了那么大劲儿，(成果)传给谁呢？”沈志华深感民间身份的限制，终于选择了进入学院体制，以便获得更多的传播和带学生的机会。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在民间从事历史研究，最大的困难多在于资金紧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钱不再是主要难题，许多企业家都愿意资助相关的历史研究项目，这个时候，研究方法、传播渠道则成为最大的限制。
更大的困境来自于对历史认知的政策环境。此次与会者从事抗战史研究的占了大部分比例，小部分是“文革”研究以及其他零散的年代、事件研究。这反映出民间研究的现实状况，抗战历史陆续有档案解密，脱敏程度较高，而其他领域相对难以进入，即便有些成果往往也较难公开发表。
谢朝平的经历凸显了当代民间历史记录者们的窘境。
《大迁徙》一出版，他便遭到渭南警方的跨省追捕，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一个月，此后在舆论的积极推动下被释。他被本次评委会授予“年度特别致敬”，颁奖词里称“他在2010年承受了这个时代强加给他的另类遭遇”。
困难虽多，但似乎并未减弱民间写史者的热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寄希望于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以“我们”为主语。
80多岁的老农白天在田间干活，晚上参与“现在就开始回忆”,写自己的亲历往事；“90后”中学生，给网刊《记忆》投稿，讲述北京四中在“文革”中的故事。《看历史》杂志年前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合作，发起“中学生写史 ”项目，希望中学生能增加对当代史的兴趣；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则给她的学生布置作业，要求每个人都去采访自己的父辈祖辈，了解一个家庭或一个村庄的往事。
正如沈志华在会议发言中所说：“不管怎样，还是要做。我们各做各的，总有一天这些历史会自己连在一起，还原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