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梁建章称之为“很大的进步”。在他看来，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看似只是人口政策调整迈出的一小步，实际却可能成为引领中华民族续写辉煌的一大步”。
　　2007年，身为携程旅行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梁建章放下公司业务，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人力资源与国家竞争力，其间对中国人口问题和政策产生了强烈兴趣。
　　
　　2012年，梁建章回国重掌携程，仍然密切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当年，他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出版了合著《中国人太多了吗？》（2014年修订版名为《中国人可以多生！》），并个人出资拍摄了纪录短片《中国崛起的人口陷阱》。
　　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对比，梁建章提出：被奉行多年的马尔萨斯“过多人口会减少人均资源拥有量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已经过时，只适用于前工业社会——未来世界里，人多不但不会导致资源枯竭，不会耽误共富，反而可以被转化为国家竞争力。
　　这个非科班出身的人口问题研究者的观点，最初较少得到呼应。不过，随着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他的观点逐渐被更多人熟知。
　　生育率过低的现实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中国人口已经这么多了，还要放开生育？
　　梁建章：过去10年中，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上海的生育率更是降到了全世界最低的0.7。
　　数据分析显示，中国人口数量再持续增长10年后将达到顶峰，然后进入萎缩。到2030年前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衰老问题。
　　所以，如果考虑20～30年后的中国发展，中国人不是生得太多了，而是少了。
　　马尔萨斯“过多人口会减少人均资源拥有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被奉行多年，但这一理论只适用于前工业化社会，如今已经过时。
　　最近20年，人口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梅尔。他的基本理论是：人口规模的增长，可以使更多人从事科研创新，再加之以市场化机制，可以把人口数量优势转换成经济增长。因此，人多不会导致资源枯竭，更不会耽误共富。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在未来，合理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不但不是包袱，可能反而成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
　　梁建章：人口结构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以前很多人没有关注到，但如今已经被外国的前沿研究证实。
　　人口结构越年轻，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就越强。这里的“年轻”，不是单指年轻人，而是年轻化的社会。这种社会，就需要不断有大量的新生人口或年轻移民。
　　因为人口衰老导致国家竞争力降低的最典型例子就是日本，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在接近老龄社会，比如韩国，也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危机。
　　未来真正能够在经济规模和人口结构上跟中国竞争的，只有美国和印度。印度人口结构更年轻，当中国人口红利降低时，印度还将非常“年轻”。美国的制度更完善，全球吸引力更强，可以通过移民不断为其补充年轻人口。
　　未来5～10年内，中国在全世界领先增长的势头应该还将持续下去。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衰老的问题就会比较突出了。所以，调整政策必须从现在开始。
　　“资源有限论”已经过时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名叫《中国崛起的人口陷阱》。这个“陷阱”具体指什么？
　　梁建章：以前我们常常引用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资源有限论”：人口越多，资源越少，人口太多，资源就不够用了。
　　但现在对这一观点的看法已经开始改变：马氏理论是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后工业化时代，资源的产生速度要远远高于人口的产生速度，资源有限论并不成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为什么现在能耗越来越高，能源价格却下降了？因为一种能源价格上去了，替代能源就被不断开发出来，导致其成本不断下降。
　　当然有人会说，人口多了，会导致城市拥挤，污染严重，但实际上，拥挤和污染更多是城市规划不科学导致的。
　　以前的城市，规划最多住一千万人，现在人口到了两三千万，公共设施就显得拥挤。中国现在的城市虽然面积不小，但城市规模其实是偏小的。韩国、日本都有超大城市群，中国人口数量是其10倍不止，城市规模是太小了。
　　所以对于城市而言，更重要的是不能因规划滞后造成人为的拥堵。
　　与之相配套，户籍制度可以进一步放开。因为生活成本高，本身已经是一种很大的限制，不需要再用太多政策手段来限制了。
　　国际通行的做法，不是通过户籍，而是通过税收和房价来调节大城市人口——想在大城市生活，就要承受高房价，并对地方财政作出贡献，使政府有充足资源建设基础设施，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说到底，当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羡慕中国人才多、市场大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把中国人口多的优势当成自己的劣势呢？
　　光靠民间的力量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中国大城市年轻人的生育意愿确实很低——听说携程公司内部曾做过一个鼓励生育的“民间试验”，结果如何？
　　梁建章：携程公司内部曾经进行过鼓励生育的民间实验，由公司提供帮助员工养育二胎的无息贷款。结果是，申请人数比想象的要少，说明现在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比想象的低。
　　一个可以提供参考的数据是，据上海市卫计委统计，目前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有90%符合双独或单独二孩的政策，但申请二孩的比例还不足5%。
　　《瞭望东方周刊》：那要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
　　梁建章：光靠民间、企业的力量还是不够的。
　　现在生小孩的抚养成本很高，因此一般人不会要超过两个小孩。培养成本这么高，未来又不靠他们养老，仅仅是亲情回报，不足以让人产生强烈的生育意愿。
　　因此，为未来计，中国还要扭转现在大城市生育意愿普遍过低的现象，从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年轻人支撑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比如，国家层面可以给企业一定的补贴，保证生育阶段的女性在工作机会、年假等方面可以获得福利待遇和职业保障，否则企业一定会对育龄女性有一定歧视，导致全社会女性生育意愿的进一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