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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1892年3月1日，一个漂亮的男孩降生在日本东京。因其生于辰年、辰月、辰时，家人便给家中这个最小的孩子取名为“龙之介”，随父姓新原。然而，在龙之介只有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芥川富久就精神失常；许多年后，他在作品《点鬼簿》中这样描述母亲，“我母亲是个疯子。……她的脸小，身子也小，而且她的脸不知什么原因是灰的，毫无生气”，并表示“从没感受过母亲般的慈爱”。龙之介被过继给舅舅芥川道章后，就改姓为芥川。尽管养父母对其关护有加，但体弱多病的芥川龙之介却一直担心自己会无端遭遇与母亲同样的厄运。
在那时，芥川生活的唯一力量源自书籍。《今昔物语集》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民间传说故事集，其中收录了近千余则来自日本、印度、中国的故事，个中无以取代的亘古与神秘令芥川着迷不已。除此之外，他还是一间老旧书店的常客，从清晨到日暮，他矗立在书架前的梯子上目不转睛，仔细搜寻着诸如莫泊桑、易卜生、萧伯纳、托尔斯泰、波德莱尔等大家的名作。在他走下梯子时，通常恰逢书店亮起灯，芥川便伫立在梯子上，俯视着在书籍间走来走去的店员和顾客，觉得他们显得那么瘦小，而且一副寒酸苦相，由此发出了那句“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的感叹。
在东京帝国大学主修英语文学专业时，芥川龙之介的写作才华初露头角，处女作《老年》已可圈可点。与才华一同生发的是年轻人可贵的爱情：1914年的夏天，芥川邂逅了一位漂亮温婉的女孩，他们交往甚密；但当听闻对方的母亲是因疯病去世时，顾虑重重的养父母和大姨母毫不迟疑地给这段恋情判了“死刑”。背负着“养子”的心理包袱，芥川没有抗争，戚戚然选择了放弃。这段恋情的失败让芥川深深感受到人性的自私，于是心境消沉，开始寄情于写作。小说《罗生门》就是在这样悲观厌世的情绪下诞生的，故事冷静而疏离地洞悉着人性的自私与阴暗：一名被主人抛弃的仆人将一个老妪的衣物抢走，而对方正在拔死人的头发做假发换钱……1950年，日本导演黑泽明将芥川另一部扑朔迷离的小说《竹林中》搬上荧幕，片名则借用了《罗生门》的书名，恰到好处的组合颇显意味深长。
002
1915年，芥川龙之介经同学林原耕三的介绍，得以参加“木曜会”（夏目漱石的学生和仰慕夏目漱石的年轻文学家会于每周四聚集在夏目漱石家里探讨文学，该集会因周四在日语中被称为“木矅日”而得名），从而遇见了当时的文坛大家夏目漱石。来年二月，芥川在《新思潮》复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鼻子》，夏目漱石读后，当即亲笔致信称赞。尽管如此，于芥川而言，夏目漱石可谓一位德艺双馨的先生，对他的景仰反而在无形中放大了芥川的挫败感。于是乎，他一面感叹自己在苍茫尘世“努力大而发现少”的悲凉，一面孜孜不倦地向夏目漱石这位文学大家靠拢：首先着意吸纳西方现代小说的写作机制，然后重构来自古书典籍的故事……以此创作出的精巧作品获赞无数。
1919年，芥川与一位被家人认可的女子结婚，不久辞去海军机关学校英文教员的职务，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社员。
1921年3月，芥川在新闻社的安排下来到中国，准备以“新人眼中的新中国”为主题撰写“中国印象记”系列文章。然而一到上海，疲病交加的他就被诊断为肋膜炎，不得不住院三周，原定在旅行期间陆续交付报社的游记文章亦被迫延缓。病愈之后，他与郑孝胥、章炳麟、李汉俊等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交流。在记录此事的游记中，芥川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的谈话，以及对于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李汉俊公寓的室内描述，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随后，芥川辗转去往江南，有一定汉学修养的他在那里吟哦着白居易、赵孟等人的诗句来形容当地的景观；等到达北京，他更直觉眼里、心里皆由这个“最中意的城市”占据，乃至后来作别北京，出行至天津时，竟然滋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乡愁”。
003
1922年，芥川先后被诊断为神经衰弱、心悸、胃痉挛、肠炎等多种疾病。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只能暂时搁置心爱的写作去接受治疗。
到了1924年，已经32岁的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已有九个年头，他自身感觉到疲劳，文坛也能听到芥川龙之介才力已尽的评论。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不过依然渴望创作上的突破，却也深切感受到艺术上的滞塞，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苦痛，也使得他的神经衰弱越发严重，陷入倦怠。
1927年新年伊始，素来疼爱芥川的二姐家中失火，房屋全毁。惊惧不堪的家人本寄希望于保险公司的赔付，却因姐夫此前投了巨额保险，被保险公司怀疑是纵火骗保。两天后，姐夫卧轨自杀。二姐一家无处容身，投靠芥川。于是，芥川一方面为姐夫生前欠下的高利贷而四处奔波，一方面依靠没日没夜的写作来贴补家用。他愈加感到世态炎凉，一夜一夜无法入睡，使原本脆弱的神经濒临崩断的边缘，然而正如奄奄将灭的火苗突然再次迸发火星一样，芥川也迎来了创作的高产期，这是他生命的最后燃烧。
那时，写作于芥川已是相当艰难的事情：持笔的手瑟瑟颤抖，连口水也开始不受控制，大脑只有在服用0.8克的佛罗那（安眠药）后才能够维持片刻的清醒。在写完自喻他一生的《某傻子的一生》的傍晚，芥川在路旁一间旧商店里偶然发现了一只“天鹅”标本——它本来是一只高贵的鸟儿，现在却被无端地剥制；尽管强撑着身直如树、昂颈向天的模样，却连仅剩的一些发黄的羽毛都被虫子蛀食过了……端详着它，芥川想到自己的一生，不由地流泪和冷笑，觉得“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发疯或自杀”。
1927年5月，芥川亲眼见到朋友精神失常的模样，因害怕自己终有一天会陷入此种状态，他恐惧万分，也感到筋疲力尽。
1927年7月24日，天色微明，35岁的芥川在自己养病的独居卧室里安静而“眠”。他服用了超剂量的安眠药，还留下一封遗书《给一个老友的信》——“自杀者，大抵如德雷尼尔所描写的那样，不知道为何要自杀。这里面包含著复杂的动机，……我之所以要自杀，仅因有种隐约的不安，对我的未来隐约有某种不安。”
——只是“不安”而已。是的，芥川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安然的梦乡。
1892年3月1日，一个漂亮的男孩降生在日本东京。因其生于辰年、辰月、辰时，家人便给家中这个最小的孩子取名为“龙之介”，随父姓新原。然而，在龙之介只有八个月大的时候，母亲芥川富久就精神失常；许多年后，他在作品《点鬼簿》中这样描述母亲，“我母亲是个疯子。……她的脸小，身子也小，而且她的脸不知什么原因是灰的，毫无生气”，并表示“从没感受过母亲般的慈爱”。龙之介被过继给舅舅芥川道章后，就改姓为芥川。尽管养父母对其关护有加，但体弱多病的芥川龙之介却一直担心自己会无端遭遇与母亲同样的厄运。
在那时，芥川生活的唯一力量源自书籍。《今昔物语集》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民间传说故事集，其中收录了近千余则来自日本、印度、中国的故事，个中无以取代的亘古与神秘令芥川着迷不已。除此之外，他还是一间老旧书店的常客，从清晨到日暮，他矗立在书架前的梯子上目不转睛，仔细搜寻着诸如莫泊桑、易卜生、萧伯纳、托尔斯泰、波德莱尔等大家的名作。在他走下梯子时，通常恰逢书店亮起灯，芥川便伫立在梯子上，俯视着在书籍间走来走去的店员和顾客，觉得他们显得那么瘦小，而且一副寒酸苦相，由此发出了那句“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的感叹。
在东京帝国大学主修英语文学专业时，芥川龙之介的写作才华初露头角，处女作《老年》已可圈可点。与才华一同生发的是年轻人可贵的爱情：1914年的夏天，芥川邂逅了一位漂亮温婉的女孩，他们交往甚密；但当听闻对方的母亲是因疯病去世时，顾虑重重的养父母和大姨母毫不迟疑地给这段恋情判了“死刑”。背负着“养子”的心理包袱，芥川没有抗争，戚戚然选择了放弃。这段恋情的失败让芥川深深感受到人性的自私，于是心境消沉，开始寄情于写作。小说《罗生门》就是在这样悲观厌世的情绪下诞生的，故事冷静而疏离地洞悉着人性的自私与阴暗：一名被主人抛弃的仆人将一个老妪的衣物抢走，而对方正在拔死人的头发做假发换钱……1950年，日本导演黑泽明将芥川另一部扑朔迷离的小说《竹林中》搬上荧幕，片名则借用了《罗生门》的书名，恰到好处的组合颇显意味深长。
002
1915年，芥川龙之介经同学林原耕三的介绍，得以参加“木曜会”（夏目漱石的学生和仰慕夏目漱石的年轻文学家会于每周四聚集在夏目漱石家里探讨文学，该集会因周四在日语中被称为“木矅日”而得名），从而遇见了当时的文坛大家夏目漱石。来年二月，芥川在《新思潮》复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鼻子》，夏目漱石读后，当即亲笔致信称赞。尽管如此，于芥川而言，夏目漱石可谓一位德艺双馨的先生，对他的景仰反而在无形中放大了芥川的挫败感。于是乎，他一面感叹自己在苍茫尘世“努力大而发现少”的悲凉，一面孜孜不倦地向夏目漱石这位文学大家靠拢：首先着意吸纳西方现代小说的写作机制，然后重构来自古书典籍的故事……以此创作出的精巧作品获赞无数。
1919年，芥川与一位被家人认可的女子结婚，不久辞去海军机关学校英文教员的职务，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社员。
1921年3月，芥川在新闻社的安排下来到中国，准备以“新人眼中的新中国”为主题撰写“中国印象记”系列文章。然而一到上海，疲病交加的他就被诊断为肋膜炎，不得不住院三周，原定在旅行期间陆续交付报社的游记文章亦被迫延缓。病愈之后，他与郑孝胥、章炳麟、李汉俊等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交流。在记录此事的游记中，芥川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的谈话，以及对于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李汉俊公寓的室内描述，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随后，芥川辗转去往江南，有一定汉学修养的他在那里吟哦着白居易、赵孟等人的诗句来形容当地的景观；等到达北京，他更直觉眼里、心里皆由这个“最中意的城市”占据，乃至后来作别北京，出行至天津时，竟然滋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乡愁”。
003
1922年，芥川先后被诊断为神经衰弱、心悸、胃痉挛、肠炎等多种疾病。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只能暂时搁置心爱的写作去接受治疗。
到了1924年，已经32岁的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已有九个年头，他自身感觉到疲劳，文坛也能听到芥川龙之介才力已尽的评论。他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不过依然渴望创作上的突破，却也深切感受到艺术上的滞塞，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苦痛，也使得他的神经衰弱越发严重，陷入倦怠。
1927年新年伊始，素来疼爱芥川的二姐家中失火，房屋全毁。惊惧不堪的家人本寄希望于保险公司的赔付，却因姐夫此前投了巨额保险，被保险公司怀疑是纵火骗保。两天后，姐夫卧轨自杀。二姐一家无处容身，投靠芥川。于是，芥川一方面为姐夫生前欠下的高利贷而四处奔波，一方面依靠没日没夜的写作来贴补家用。他愈加感到世态炎凉，一夜一夜无法入睡，使原本脆弱的神经濒临崩断的边缘，然而正如奄奄将灭的火苗突然再次迸发火星一样，芥川也迎来了创作的高产期，这是他生命的最后燃烧。
那时，写作于芥川已是相当艰难的事情：持笔的手瑟瑟颤抖，连口水也开始不受控制，大脑只有在服用0.8克的佛罗那（安眠药）后才能够维持片刻的清醒。在写完自喻他一生的《某傻子的一生》的傍晚，芥川在路旁一间旧商店里偶然发现了一只“天鹅”标本——它本来是一只高贵的鸟儿，现在却被无端地剥制；尽管强撑着身直如树、昂颈向天的模样，却连仅剩的一些发黄的羽毛都被虫子蛀食过了……端详着它，芥川想到自己的一生，不由地流泪和冷笑，觉得“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发疯或自杀”。
1927年5月，芥川亲眼见到朋友精神失常的模样，因害怕自己终有一天会陷入此种状态，他恐惧万分，也感到筋疲力尽。
1927年7月24日，天色微明，35岁的芥川在自己养病的独居卧室里安静而“眠”。他服用了超剂量的安眠药，还留下一封遗书《给一个老友的信》——“自杀者，大抵如德雷尼尔所描写的那样，不知道为何要自杀。这里面包含著复杂的动机，……我之所以要自杀，仅因有种隐约的不安，对我的未来隐约有某种不安。”
——只是“不安”而已。是的，芥川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安然的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