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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起义、红五军的成立、保卫井冈山、红军第三军团的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创建、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滕杨方案”的问世、平汉起义、“长江第一桥”的建设……一个个重大事件，与一个军队领导者、新中国铁路奠基人的传奇经历紧紧相连。
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开国首任铁道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个个显赫的职位，承载着一位中华赤子自农家娃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辉煌履历。
“农民领袖”成为毛泽东亲密战友
1904年11月2日，滕代远出生于湖南麻阳。小时名龙兆，参加革命后曾用过唐大元、李光等化名。滕代远的家乡玳瑁坡村，是个苗族聚居的偏僻山寨，当年主要靠开山种薯或砍柴贩卖度日，生活十分困难。滕代远的父亲滕国权，忠厚勤劳，耕田、犁地、插秧、锄草样样都做，是一个行家里手。母亲谭桃秀贤惠能干，除担负家务劳动外，还要纺纱织布。
在父母的影响下，作为长子的滕代远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好品行——早晚帮助大人照顾妹妹，扫地、挑水，寒暑假里为家中放牧牛羊、砍柴割草。滕代远从小懂得节约，家里给的零用钱绝不乱花，除了自己买书外，余下的钱他都积攒在一个小布袋里。
1921年，17岁的滕代远奉父母之命与长他4岁的没有文化的同县农村姑娘谭红玉结婚，她是滕母的娘家侄女。次年，生下长子滕久翔。
1923年秋，滕代远考取了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从此，他远离家门，再也没有回过家。
1924年6月，在中共湘区委委员陈佑魁倡导下，滕代远与麻阳旅省、旅常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麻阳新民社”，其宗旨是联合全县及旅居在常德、长沙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进步青年，结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团体，致力于改造家乡麻阳。笔架山曾是“麻阳新民社”成员经常聚会和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同时，他们还创办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社刊《锦江潮》，编辑部就设在常德二师，由滕代远任主编。在这个刊物上，滕代远发表了不少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种种罪行的文章。这年10月，20岁的滕代远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1月，中共湖南区委（即省委）鉴于常德革命力量逐渐壮大，人民的斗争热潮空前高涨，就派共产党员谭影竹（化名黄叔夷，后叛变）来常德建立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常德特别支部，由谭影竹任书记。将团龄较长、表现较好的滕代远等人转为中共党员。入党后，滕代远一面在校学习，一面用很大的精力做学生会的工作，有时还到工人和常德近郊农民中做党的宣传工作。
1926年4月，滕代远因组织学生声援桃源女师进步学潮，被当局开除学籍。从此，这位年青的共产党员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不久，他经常德党组织的介绍，到了湖南省会长沙，找到中共湖南区委（即省委），受命到湖南平江县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几个月后，又回到长沙任长沙近郊区委第一党委书记及近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
1927年“马日事变”前，柳直荀任湖南省农协秘书长，滕代远担任湖南省农协委员长，并任湖南省委常委。毛泽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负责农运工作，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就是由滕代远、柳直荀陪同视察了湖南6个市县，撰写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1月，被彭公达誉为“农民领袖”的滕代远，奉湖南省委之命，赴醴陵组建中共湘东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1928年1月至3月，他两次领导醴陵年关暴动，将湘东地区的工农革命风暴推向高潮，由此也引起湖南军阀的恐慌与“围剿”。滕代远和湘东特委机关被迫转移到赣西安源，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7月22日，滕代远和彭德怀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登（顿）时满城及附近的红色标语、宣言、布告及旗帜飞扬，将那白色的恐怖镇压到零度了。”7月24日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大会上，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成立红五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同时，还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2月10日，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滕代远与彭德怀率红五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壮大了湘赣边界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当局为之惊慌不安。蒋介石急调湘鄂赣3省18个团的兵力，以何键为总指挥，分5路对井冈山发起“会剿”。为摆脱困境，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外线打击敌人；由红五军改编的三十团及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担负保卫井冈山的任务。对此，红五军中多数同志不同意固守井冈山，而主张北返湘鄂赣苏区。彭德怀和滕代远等则力主守山。滕代远反复向反对者说明“围魏救赵”的军事意图，强调坚守井冈山这面红色旗帜关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性，并从各种条件对比中，耐心说服了大家维护毛泽东的决定。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接着，一、三团前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彭德怀、滕代远等考虑到便于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提出成立红一方面军。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兵力近4万人——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滕代远任副总政委。从此，滕代远就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领导下为创建人民共和国而努力奋斗。
1935年7月25日，滕代远受中共中央委派，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为来自中央苏区的红军代表，滕代远向来自世界各国的65个共产党组织和一些参加共产国际的组织的513名代表做了《保卫自由和独立》的发言，着重介绍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英勇事迹和取得的重大胜利，并且还绘了一张略图作了扼要的说明。报告讲得生动具体，常常引起掌声。会后，受到苏共中央斯大林、莫洛托夫等领导人的接见。
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活动之初没有到过苏联，不可能像王明等人那样获得共产国际先入为主的好感，并在国际的支持下，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最初关注，始于毛泽东在湖南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及后来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建立中央苏区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滕代远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发言时，将毛泽东而不是王明或博古放在紧接着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之后的重要位置上加以宣传，通过革命实践，他认为“毛泽东才是真正懂得中国革命斗争的优秀领袖人物”。 1936年，滕代远化名李光，在莫斯科出版了10多万字的《中国新军队》一书，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中央红军的发展史。滕代远在苏联期间，曾同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其他代表到东方大学八分校看望中国学生。
1937年12月，滕代远按照中央令返回延安，见到阔别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问了他的有关情况，然后当面要滕代远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工作。于是，滕代远毅然走上了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岗位，协助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注视和尽力指导全国抗日战争的进行，指挥我军的军事行动，主持军委参谋部的日常工作。
滕代远紧紧抓住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局），通过他们把敌、伪、友、我军的部署与动态摸清楚，并做出综合分析。他几乎每晚深夜都要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并及时把主席的指示传达到各个部队。当时的情况主要来自前方，也有些来自电讯侦察。滕代远特别强调时效观念，曾给一局立下一个规矩：凡是前方来的电文，连同译电原稿，都要选送他亲自过目，做出批示后再交有关人员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他报告。他每天要处理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电文，从不积压。他还给一局规定每天要作分析研究，经常写综合报告，报告经他审阅后呈毛泽东、王稼祥等军委领导人。这就为中央军委制定战略方针和对敌斗争的决策及时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此，滕代远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刘伯承和滕代远等8人为常委。这一年，滕代远向晋冀鲁豫中央局提议出版毛主席著作选读本，以便提供给干部同志们学习，这项工作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组织实施。《毛泽东选集》两卷本（16开本，蓝色布面精装，封面中央有凹凸版毛泽东头像。收入毛泽东著作共61篇，1035页、约95万字）的编印出版，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烈响应，是解放区军民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是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文献。
1948年4月13日，滕代远在调研中发现群众战勤负担极重，其中公粮负担、劳力负担、军鞋负担、社会负担不堪，以至于某地“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没有饭吃，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靠野菜、谷糠充食……许多贫雇农以至富农，均出卖儿女换三四斗粮食度荒。讨饭的更多……”他以此情况写就了报告，紧急上报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报告中，他激愤地写道：“这次看到南运粮食感到很惊奇，南边部队生活很好……部队作战以来没有吃过杂粮，差不多两天吃肉一次……弹药弃地没有人要……”泣血忧民之情跃然纸上。6天后，中央批转了《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的报告》，要求“……及各前委各中央局严重注意此项报告，严格检查部队中的浪费人力、物力现象，迅即订出制度办法，加紧纠正”，指示“各纵队讨论，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以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滕代远的这份“民情报告”在战时起了积极的作用。
“将军大老板”将天堑变通途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中央军委命令第四野战军迅速入关，包围平津；第二、三野战军分进淮海，开始了平津、淮海战役。中国革命进入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大转折时期。这时，党中央正运筹着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大决策。中央军委为保证这一决策的实施，发出电令，决定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滕代远为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并要他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和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为基础，把军委铁道部组建起来。
想到自己戎马生涯几十年，如今就要离开久已熟悉的军事工作，滕代远感到十分的留恋。但同时又为全国胜利在望，即将进入城市接管铁路，滕代远感到激动和兴奋。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西柏坡约见滕代远。周恩来指出：“做好铁路工作，保证当前解放战争的军事运输和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你是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的第一个部长，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同志转到经济战线上来。”又特别强调：“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标志。任务是艰巨的，你要努力学习，向人民群众请教。”滕代远想到今后全国铁路的运输和铁路建设的主要领导工作已经落到自己身上，感到责任重大。他满怀激情，伸手提起笔来，写下“办好人民铁道”6个大字，以表达自己将竭尽全力献身人民铁道事业的决心。
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对滕代远的正式任命下达。两天后，他急赴石家庄会晤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武竞天。滕代远和武竞天早就是老战友了。在延安时滕代远是中央军委参谋长，武竞天是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滕代远是军区副司令员，武竞天是中央局秘书长。现在两人又走到一起，自然感到十分亲切。一周后，滕代远回到西柏坡，向军委汇报召开铁路工作会议有关筹备事宜和组建军委铁道部的初步意见。
1949年1月28日，军委铁道部第一次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总司令在滕代远的陪同下步入会场走上主席台，宣布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命令后，指着滕代远对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天开始，他要掌管铁路，要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
经过紧张的准备，2月8日，滕代远率领先行人员，乘汽车由石家庄向北平进发。出发前，他嘱咐随行人员：“我们是军委铁道部赴北平的先遣人员，是代表人民解放军去接管铁路的，要表现出胜利之师的姿态，衣着要整洁，汽车要擦得干干净净，咱们的精神状态都是代表解放军的。”
车队沿着残旧的公路颠簸着北进。有很多地段铁路和公路是平行的，滕代远沿途很仔细地观察铁路的破坏情况。石家庄至高碑店段没有一根钢轨枕木，道床满是疮疤，站段一片瓦砾，机车车辆残破不堪，线路两侧到处是壕沟。看到这一切，滕代远感叹地说：“过去是我们领导军民破坏了它，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立了大功；现在我们要打过长江去，要赶快把长江以北的铁路主干线修通，完成党的重托。”
这年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在王府井南口霞公府大楼挂牌办公。由中央军委领导的铁道部当时的中心任务是确保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军委铁道部在滕代远部长，吕正操、武竞天副部长统率下，全路广大职工在支援解放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勋。 1949年3月中旬的一天，滕代远陪同李克农约见平津铁路局局长郭洪涛，研究布置如何迎接毛泽东和党中央从高碑店乘火车进北平事宜。滕代远制定出一套完整、周密的方案，经过严格、精心的准备，一切就绪。3月25日，天气晴朗，上午，滕代远、郭洪涛指挥的3辆特快专列，载着毛泽东等中央首长飞快地奔向北平。这是滕代远第一次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专列“添乘”。
1950年1月23日，济南铁路局花旗营车站发生一起重大行车事故，死伤多人，延误行车10多个小时。滕代远立即着手处理事故，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行车安全，并主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请求处分。他说：“管理铁路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定要从严要求，对领导干部也不能例外！”一位中央人民政府的部长带头这样做，在全国和全铁路系统引起很大震动。
滕代远到铁路系统工作以后，仍然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经常下连队的作风，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工作。他常对部机关领导干部们说：“基层的意见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领导机关的问题，更可照出我们自身的缺陷。”每次出差，他总是身穿铁路制服，头戴大盖制服帽，佩戴路徽、紧扣风纪扣，一派大将风度。职工食堂、幼儿园、乘务员宿舍都是他经常去的地方。每次外出检查工作，他都在公务车上吃住。在行车途中，白天，他除了在公务车上听取沿途铁路局负责人汇报外，就在公务车末端的瞭望窗注视铁路沿线的铁路情况，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一记录下来。有一次到重庆，天气炎热，重庆市委负责同志为照顾他的健康，请他到宾馆去住，他不同意，坚持住在车上。滕代远说：“我们搞铁路的人，两根钢轨就是我的岗位，我在车上睡得踏实，离开岗位就不是铁道部长了。”
1950年，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进行初步勘探调查。1953年4月，铁道部设立了武汉大桥局。大桥局初建，急需技术骨干，滕代远下了决心，将铁道部机关仅有的3位一级土木工程师派去两位。
1954年1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203次会议，听取滕代远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滕代远认为，武汉长江大桥要“又经济，又坚固，又美观，又迅速，又安全。这个桥的质量至少保证100年”。
他对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非常重视，在修建大桥过程中，大桥的基础工程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方案，一度存在严重分歧。滕代远经过缜密调查与研究，顶住各方压力，挑战苏联政府派来的以苏运输部长为首的工程代表团的权威，否定了沿用了100多年的“气压沉箱法”，坚决支持以西林为首的苏联驻铁道部专家组提出的具有创新思路的“管柱钻孔”方案，确保了大桥建设的顺利推进。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泽东曾如此诗赞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称的武汉长江大桥。这座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于1955年9月1日开工建设，于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半个多世纪来，历经风雨沧桑的武汉长江大桥，巍然立在大江之上，肩负着每分钟60多辆汽车、每6分钟一列火车通过的荷载，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大风的洗礼，甚至承受了来自外力的碰撞达70多次，其中最重的一次是被1艘900吨吊船正面撞上——但是这座大桥不伤筋骨、安然无恙，始终巍然挺立于涛涛江水之上。今天，武汉长江大桥不仅成为长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是一座历史丰碑。
与“绿林巾帼”的红色之恋
1938年5月初的一天，一个50多岁的农村老汉来到延安中央军委参谋部，要进去找人，被警卫拦住了。警卫见眼前的老人一身土里土气的山乡装束，就盘问道：“你是哪里来的？找谁？”老汉被问得怯怯地回答：“我找儿子。”“你儿子是谁？”“滕代远。”
原来这个从大老远跑到延安来的老汉，就是滕代远在湖南老家务农的父亲滕国权。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遍布全国，滕代远的故乡也是血雨腥风，外面不断谣传出门当兵的龙兆（滕代远乳名）牺牲了，父母逢年过节总是呼唤着儿子的乳名，焚香烧纸。
1938年春，一位同乡从外面回到家里，讲起了滕代远和他的部队都驻扎在延安，并托信邀他的父亲去延安。整整15年，突然得知儿子健在，父母喜出望外，匆匆当田卖牛凑齐盘缠后，滕国权便秘密上路前往，在沿途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终于来到革命中心延安。
父子相见，身居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自己掏钱叫警卫员买来一只母鸡款待父亲。打过一餐“牙祭”后，滕代远便让父亲到大食堂吃饭。这些年来，滕代远一直过着单身生活，曾经没有任何感情的包办婚姻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在与老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滕代远吐露自己的内心话，希望家中亲人帮助解除那个让他痛苦的不幸婚姻，得到老父亲的认可。
老人离开延安时，滕代远将身上仅有的4张5角纸币和1个红色锁口布袋交给父亲。毛泽东主席知道后，亲笔写信，托李富春请老人家吃顿便饭，代表自己送了10块光洋，还送了一件旧狐皮袍子。
滕国权返乡后，一些邻里乡亲纷纷围上来问：“您老的儿子在外面当大官，这次回来一定发财了。”老人家调侃地说：“发什么财，穷光蛋一个，没吃，没穿，没钱用，还不如咱乡下老百姓一日三餐稀粥烂饭，快快活活过日子。”嘴上虽这么讲，但老人的脸上却洋溢着自豪的神情。
就在这年冬，滕代远与林一结婚。林一本名刘书兰，原籍河北武邑，1917年8月出生于黑龙江依兰。到延安时改名，意为“做绿林好汉中的一员”。
1936年秋，中共党组织派林一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而在一年前，即1935年7月25日，滕代远受中共中央委派，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苏联期间，曾同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其他代表到东方大学八分校看望中国学生。热情稳重、品学兼优的林一给滕代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6月，林一等东方大学10多位同学回国，从西安与王稼祥等同乘一辆汽车到延安。滕代远以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身份慰问大家时，见到了林一好似见到了熟人，笑呵呵地与她打招呼：“我们在莫斯科就相识了。” 到延安后，林一患上了贫血症。滕代远闻讯后不禁牵肠挂肚，不断地给林一送药品，给予关心和鼓励。林一从滕代远那里感受到了军委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让她怦然心动的兄长般的温暖，他们之间开始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和书信往来。期间，滕代远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并坦诚告诉林一有关自己早年有过一段没有任何感情的包办婚姻。
林一完全理解滕代远的苦衷，她对这位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和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老”红军的感情从敬重升华为爱恋，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这年12月，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他们结成了终身伴侣。在滕代远住的那孔窑洞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林一是位隐密战线上的巾帼。她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后，经中央组织部安排，到中央社会部任机要科长、秘书长。她胆识过人，工作方法灵活多样，多次乔装打扮，深入虎穴，因工作出色，贡献突出，曾多次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的褒奖。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了7人工作组的小分队，奔赴地处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情报工作。时年23岁的林一就是工作组的负责人，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军队、政府、警察、宪兵、特务的情报，了解打入我抗日根据地的敌特人员的踪迹，开展反敌特斗争，以保卫我党我军的安全。
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前方总部、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冀中军区、新四军等成立情报处。之后，前总所在地区的太行军区一至五分区先后建立了情报站。这几个情报站的站长都是林一亲自选拔安排的。是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正式成立，处长由左权兼任，下设4个科，其中一科为派遣科，科长为林一。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共中央于8月25日调“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
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由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直接派往日军占领区的干部和在敌占区发展的共产党员、可靠的进步人士约有170人之多。在华北、华中、东北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伪军中建立了情报站、情报点、交通站、交通点，基本上形成了以华北为中心的地下情报工作网络，上下联络，畅通无阻。作为派遣科科长的林一对派遣人员的选择非常认真和细致。她不断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军范围内选人，并多次亲赴“抗大”总校去挑选合乎条件的干部。
1944年10月初的一天，滕代远要听取林一关于前总派遣人员分布情况的汇报。林一在办公桌上摊开中国地图，按华北、华中、东北地区标出派遣人员的职业、姓名、被派往的城市以及潜伏身份，各情报网、站、点的人数。她向滕代远一一作了汇报，并提出要亲自深入日伪军占领区，代表总部领导检查情报工作，看望奋战在龙潭虎穴里的战友们。11月5日，经过周密筹划，准备了潜入敌占区的各种必要证件，确定行程和路线，安排好沿途交通站点派专人带路和转送后，化装成大城市阔小姐的林一，独自一人迎着严寒，深入到河南安阳、开封及北平等敌占区了解情况，交流经验，做有关周密安排。凡她接触到的人，不论是我军派遣人员还是靠近我方的进步人士，都深受鼓舞。3个月的“出访”，林一冒着生命危险，纵身虎穴，有时为便于隐蔽，甚至女扮男装视察工作，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提出了有价值的、有利于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建议，为总部首长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抗日战争胜利后，滕代远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务委员。同年12月，参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不久，赴重庆、南京，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谈判。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参与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内线进行反攻作战，领导人民武装建设，并指导军工生产。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而林一在这段时间曾奉命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后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历任南下城工科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等职。与滕代远一样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相依相偎。
甘当“普通一兵”
的滕门家风
滕代远有5个儿子，除了长子滕久翔外，其他孩子都是军人出身。
1943年11月，滕代远的二儿子滕久光出生。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是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大肆“扫荡”和“蚕食”，残酷的斗争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只好把滕久光寄养在老乡家里，是根据地老百姓的奶汁和小米把他养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滕久光被接回北京，进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在学校里，滕久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使得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些忘乎所以。滕代远认为这样下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于是就把孩子转到一所普通学校。但滕久光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毛病仍没有改掉。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滕代远夫妇决定把滕久光送到秘书的老家——一个山区农村去锻炼。
就这样，滕久光被送到河北唐县的一个山区农村。一下子离开了北京城，来到这么艰苦的农村，滕久光开始很不理解父母的一番苦心。滕代远就经常抽时间给孩子写信，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劳动。后来由于上学不方便，滕代远又让滕久光带上户口到黑龙江省依兰县姥姥家，一边上学一边参加农业劳动。期间，滕代远仍然时常抽时间给儿子写信，关心儿子的学习劳动，以期健康成长。
离开了父母，滕久光逐渐增强了独立性，并有了可喜的变化。北方的高粱米把他养得非常结实，劳动的汗水改变了他贪玩的恶习，学习成绩也渐渐好起来。3年之后，滕久光父亲接回北京。1962年夏秋之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滕久光基于保卫祖国的义愤，自愿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滕代远格外高兴，表示热情支持。
1945年5月，滕代远的三儿子滕久明出生。刚满月，滕久明就被送到老乡家抚养——每个月给老乡家送20斤小米，每年给10尺粗布，作为托付费。随着后来部队机关有了简易的托儿所，工作繁忙的滕代远夫妇才把滕久明送进托儿所。 滕久明小时候迷恋“火箭”，春节时特爱放“冲天炮”。他早年立志好好学习，想报考军校。1965年夏，滕久明高中毕业在即，正埋头苦读，准备高考。一天傍晚，滕代远夫妇谈论起家里的事，对滕久明学习肯用功、进步快的情况十分欣慰。秘书见状插话说：“久明对我谈过，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想请您给学院刘院长（滕代远的老部下刘居英）写封信。”滕代远听后，断然回答说：“读书，上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大学能考上更好，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多得很，做工、种田、当兵都可以。”滕代远又对妻子林一说：“要给孩子讲清楚不能写信的道理，靠私情、拉关系，不是我们党的作风。”后来，滕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如愿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大学毕业后，先是到二十三军六十九师，参加野营拉练和冬训、夜训，自觉磨练，吃苦耐劳，后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尔后到沈阳军区从事情报工作。
一次，滕久明利用出差机会回家看望。当他和父亲谈到部队生活时，滕代远问：“你现在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当参谋”，滕久明自认为刚分到部队就调到机关工作说明自己进步挺快，原以为父亲会为此高兴而表扬他，哪知滕代远却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大学生，连兵都没当过，能当好参谋吗？我看你应当先到连队去当兵。”听了父亲的意见，滕久明回部队马上给组织上写了报告，申请到基层连队工作。此后，他不以大学生身份为骄，更不以高干子弟自居，虚心向同志们学习，刻苦锻炼，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后来，他当上连长，在边境作战中还荣立了三等功。
滕代远四子滕飞，于1968年2月应征参军。在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夕，滕代远在旁熟练地指导儿子打好背包，并送给他一本在当时很难得到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和《雷锋日记》。早在1963年，滕代远就带滕飞参观过雷锋事迹的展览，他对儿子的要求简单明了：当雷锋式的士兵，吃苦在前，不讲享受。滕飞坐了几天火车来到部队驻地——这里一片荒芜，看不到绿树青草，只有茫茫戈壁上的骆驼刺；没有温暖潮湿的气候，只有漫天遍野的刺骨寒风在耳边呼啸。滕飞的心也像这寒风一样凉了大半截，甚至想：在这个地方打开我军旅生涯的首页，是不是太残酷了点。滕代远从滕飞的家信中看出了儿子的怯懦，在回信中说：“金张掖，银酒泉——这里是你报效祖国的好战场。”滕飞后来才知道1937年5月，父亲和陈云受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的委派，带领工作组在这个地方（星星峡、祁连山脉）迎接了突围出来的由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部队。这时，滕飞才想到父辈对自己的教育用心良苦。
当年滕飞希望自己在军事上有所发展，对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没有多大兴趣。这时，滕代远耐心地开导儿子，要他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滕代远还用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来教育孩子：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和选择。
因为工作需要，滕飞的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不管到哪里，他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更加努力，先后被国防科工委党委和海军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滕飞从部队转业后，到广东粤海石化储运公司任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8年，滕代远送刚满16岁的小儿子滕久昕赴内蒙古牧区插队。此前，学校发来有关插队的申请表，滕代远支持一直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儿子去内蒙古牧区，并郑重地在申请表上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滕代远将毫无独立生活经历的滕久昕送上火车，列车开动的瞬间，永定门车站（现北京南站）内近800位学生和家长抽泣声一片，甚至盖住了火车的鸣笛。但滕代远却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挥着手。后来，滕久昕听母亲讲，父亲回到家中，拉着母亲的手说：“孩子才16岁……”一句话没说完，已是鼻翼翕动，泪盈于睫。
1974年11月30日下午，病重住院的滕代远在弥留之际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滕久昕在一旁听着也入了神。
当晚，林一来到医院。滕代远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可惜的是，家人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在一张纸上写。可究竟是什么字，家人也看不懂。林一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滕代远好像听懂了意思，不再着急。铅笔下显出的字终于让家人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这是滕代远对自己光辉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子女的最后遗嘱。
翌日9时15分，滕代远那搏动了整整70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悼词中如此评价滕代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是滕代远毕生革命经历的写照！
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开国首任铁道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个个显赫的职位，承载着一位中华赤子自农家娃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辉煌履历。
“农民领袖”成为毛泽东亲密战友
1904年11月2日，滕代远出生于湖南麻阳。小时名龙兆，参加革命后曾用过唐大元、李光等化名。滕代远的家乡玳瑁坡村，是个苗族聚居的偏僻山寨，当年主要靠开山种薯或砍柴贩卖度日，生活十分困难。滕代远的父亲滕国权，忠厚勤劳，耕田、犁地、插秧、锄草样样都做，是一个行家里手。母亲谭桃秀贤惠能干，除担负家务劳动外，还要纺纱织布。
在父母的影响下，作为长子的滕代远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好品行——早晚帮助大人照顾妹妹，扫地、挑水，寒暑假里为家中放牧牛羊、砍柴割草。滕代远从小懂得节约，家里给的零用钱绝不乱花，除了自己买书外，余下的钱他都积攒在一个小布袋里。
1921年，17岁的滕代远奉父母之命与长他4岁的没有文化的同县农村姑娘谭红玉结婚，她是滕母的娘家侄女。次年，生下长子滕久翔。
1923年秋，滕代远考取了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从此，他远离家门，再也没有回过家。
1924年6月，在中共湘区委委员陈佑魁倡导下，滕代远与麻阳旅省、旅常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麻阳新民社”，其宗旨是联合全县及旅居在常德、长沙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进步青年，结成一个强大的社会团体，致力于改造家乡麻阳。笔架山曾是“麻阳新民社”成员经常聚会和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同时，他们还创办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社刊《锦江潮》，编辑部就设在常德二师，由滕代远任主编。在这个刊物上，滕代远发表了不少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种种罪行的文章。这年10月，20岁的滕代远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1月，中共湖南区委（即省委）鉴于常德革命力量逐渐壮大，人民的斗争热潮空前高涨，就派共产党员谭影竹（化名黄叔夷，后叛变）来常德建立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常德特别支部，由谭影竹任书记。将团龄较长、表现较好的滕代远等人转为中共党员。入党后，滕代远一面在校学习，一面用很大的精力做学生会的工作，有时还到工人和常德近郊农民中做党的宣传工作。
1926年4月，滕代远因组织学生声援桃源女师进步学潮，被当局开除学籍。从此，这位年青的共产党员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不久，他经常德党组织的介绍，到了湖南省会长沙，找到中共湖南区委（即省委），受命到湖南平江县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几个月后，又回到长沙任长沙近郊区委第一党委书记及近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
1927年“马日事变”前，柳直荀任湖南省农协秘书长，滕代远担任湖南省农协委员长，并任湖南省委常委。毛泽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负责农运工作，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就是由滕代远、柳直荀陪同视察了湖南6个市县，撰写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1月，被彭公达誉为“农民领袖”的滕代远，奉湖南省委之命，赴醴陵组建中共湘东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1928年1月至3月，他两次领导醴陵年关暴动，将湘东地区的工农革命风暴推向高潮，由此也引起湖南军阀的恐慌与“围剿”。滕代远和湘东特委机关被迫转移到赣西安源，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7月22日，滕代远和彭德怀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登（顿）时满城及附近的红色标语、宣言、布告及旗帜飞扬，将那白色的恐怖镇压到零度了。”7月24日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大会上，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成立红五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同时，还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2月10日，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滕代远与彭德怀率红五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壮大了湘赣边界的革命力量，国民党当局为之惊慌不安。蒋介石急调湘鄂赣3省18个团的兵力，以何键为总指挥，分5路对井冈山发起“会剿”。为摆脱困境，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外线打击敌人；由红五军改编的三十团及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担负保卫井冈山的任务。对此，红五军中多数同志不同意固守井冈山，而主张北返湘鄂赣苏区。彭德怀和滕代远等则力主守山。滕代远反复向反对者说明“围魏救赵”的军事意图，强调坚守井冈山这面红色旗帜关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性，并从各种条件对比中，耐心说服了大家维护毛泽东的决定。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接着，一、三团前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彭德怀、滕代远等考虑到便于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提出成立红一方面军。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兵力近4万人——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滕代远任副总政委。从此，滕代远就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领导下为创建人民共和国而努力奋斗。
1935年7月25日，滕代远受中共中央委派，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为来自中央苏区的红军代表，滕代远向来自世界各国的65个共产党组织和一些参加共产国际的组织的513名代表做了《保卫自由和独立》的发言，着重介绍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英勇事迹和取得的重大胜利，并且还绘了一张略图作了扼要的说明。报告讲得生动具体，常常引起掌声。会后，受到苏共中央斯大林、莫洛托夫等领导人的接见。
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活动之初没有到过苏联，不可能像王明等人那样获得共产国际先入为主的好感，并在国际的支持下，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最初关注，始于毛泽东在湖南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及后来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建立中央苏区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滕代远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发言时，将毛泽东而不是王明或博古放在紧接着季米特洛夫和台尔曼之后的重要位置上加以宣传，通过革命实践，他认为“毛泽东才是真正懂得中国革命斗争的优秀领袖人物”。 1936年，滕代远化名李光，在莫斯科出版了10多万字的《中国新军队》一书，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中央红军的发展史。滕代远在苏联期间，曾同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其他代表到东方大学八分校看望中国学生。
1937年12月，滕代远按照中央令返回延安，见到阔别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问了他的有关情况，然后当面要滕代远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工作。于是，滕代远毅然走上了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岗位，协助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注视和尽力指导全国抗日战争的进行，指挥我军的军事行动，主持军委参谋部的日常工作。
滕代远紧紧抓住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局），通过他们把敌、伪、友、我军的部署与动态摸清楚，并做出综合分析。他几乎每晚深夜都要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并及时把主席的指示传达到各个部队。当时的情况主要来自前方，也有些来自电讯侦察。滕代远特别强调时效观念，曾给一局立下一个规矩：凡是前方来的电文，连同译电原稿，都要选送他亲自过目，做出批示后再交有关人员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他报告。他每天要处理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电文，从不积压。他还给一局规定每天要作分析研究，经常写综合报告，报告经他审阅后呈毛泽东、王稼祥等军委领导人。这就为中央军委制定战略方针和对敌斗争的决策及时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此，滕代远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刘伯承和滕代远等8人为常委。这一年，滕代远向晋冀鲁豫中央局提议出版毛主席著作选读本，以便提供给干部同志们学习，这项工作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组织实施。《毛泽东选集》两卷本（16开本，蓝色布面精装，封面中央有凹凸版毛泽东头像。收入毛泽东著作共61篇，1035页、约95万字）的编印出版，得到了广大军民的热烈响应，是解放区军民克敌制胜的精神武器，是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文献。
1948年4月13日，滕代远在调研中发现群众战勤负担极重，其中公粮负担、劳力负担、军鞋负担、社会负担不堪，以至于某地“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没有饭吃，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靠野菜、谷糠充食……许多贫雇农以至富农，均出卖儿女换三四斗粮食度荒。讨饭的更多……”他以此情况写就了报告，紧急上报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报告中，他激愤地写道：“这次看到南运粮食感到很惊奇，南边部队生活很好……部队作战以来没有吃过杂粮，差不多两天吃肉一次……弹药弃地没有人要……”泣血忧民之情跃然纸上。6天后，中央批转了《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情况的报告》，要求“……及各前委各中央局严重注意此项报告，严格检查部队中的浪费人力、物力现象，迅即订出制度办法，加紧纠正”，指示“各纵队讨论，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以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滕代远的这份“民情报告”在战时起了积极的作用。
“将军大老板”将天堑变通途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中央军委命令第四野战军迅速入关，包围平津；第二、三野战军分进淮海，开始了平津、淮海战役。中国革命进入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大转折时期。这时，党中央正运筹着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大决策。中央军委为保证这一决策的实施，发出电令，决定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滕代远为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并要他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和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为基础，把军委铁道部组建起来。
想到自己戎马生涯几十年，如今就要离开久已熟悉的军事工作，滕代远感到十分的留恋。但同时又为全国胜利在望，即将进入城市接管铁路，滕代远感到激动和兴奋。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西柏坡约见滕代远。周恩来指出：“做好铁路工作，保证当前解放战争的军事运输和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你是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的第一个部长，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同志转到经济战线上来。”又特别强调：“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标志。任务是艰巨的，你要努力学习，向人民群众请教。”滕代远想到今后全国铁路的运输和铁路建设的主要领导工作已经落到自己身上，感到责任重大。他满怀激情，伸手提起笔来，写下“办好人民铁道”6个大字，以表达自己将竭尽全力献身人民铁道事业的决心。
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对滕代远的正式任命下达。两天后，他急赴石家庄会晤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武竞天。滕代远和武竞天早就是老战友了。在延安时滕代远是中央军委参谋长，武竞天是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滕代远是军区副司令员，武竞天是中央局秘书长。现在两人又走到一起，自然感到十分亲切。一周后，滕代远回到西柏坡，向军委汇报召开铁路工作会议有关筹备事宜和组建军委铁道部的初步意见。
1949年1月28日，军委铁道部第一次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总司令在滕代远的陪同下步入会场走上主席台，宣布成立军委铁道部的命令后，指着滕代远对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个‘将军大老板’。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天开始，他要掌管铁路，要指挥百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
经过紧张的准备，2月8日，滕代远率领先行人员，乘汽车由石家庄向北平进发。出发前，他嘱咐随行人员：“我们是军委铁道部赴北平的先遣人员，是代表人民解放军去接管铁路的，要表现出胜利之师的姿态，衣着要整洁，汽车要擦得干干净净，咱们的精神状态都是代表解放军的。”
车队沿着残旧的公路颠簸着北进。有很多地段铁路和公路是平行的，滕代远沿途很仔细地观察铁路的破坏情况。石家庄至高碑店段没有一根钢轨枕木，道床满是疮疤，站段一片瓦砾，机车车辆残破不堪，线路两侧到处是壕沟。看到这一切，滕代远感叹地说：“过去是我们领导军民破坏了它，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立了大功；现在我们要打过长江去，要赶快把长江以北的铁路主干线修通，完成党的重托。”
这年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在王府井南口霞公府大楼挂牌办公。由中央军委领导的铁道部当时的中心任务是确保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军委铁道部在滕代远部长，吕正操、武竞天副部长统率下，全路广大职工在支援解放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勋。 1949年3月中旬的一天，滕代远陪同李克农约见平津铁路局局长郭洪涛，研究布置如何迎接毛泽东和党中央从高碑店乘火车进北平事宜。滕代远制定出一套完整、周密的方案，经过严格、精心的准备，一切就绪。3月25日，天气晴朗，上午，滕代远、郭洪涛指挥的3辆特快专列，载着毛泽东等中央首长飞快地奔向北平。这是滕代远第一次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专列“添乘”。
1950年1月23日，济南铁路局花旗营车站发生一起重大行车事故，死伤多人，延误行车10多个小时。滕代远立即着手处理事故，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行车安全，并主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请求处分。他说：“管理铁路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定要从严要求，对领导干部也不能例外！”一位中央人民政府的部长带头这样做，在全国和全铁路系统引起很大震动。
滕代远到铁路系统工作以后，仍然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经常下连队的作风，经常深入基层检查工作。他常对部机关领导干部们说：“基层的意见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领导机关的问题，更可照出我们自身的缺陷。”每次出差，他总是身穿铁路制服，头戴大盖制服帽，佩戴路徽、紧扣风纪扣，一派大将风度。职工食堂、幼儿园、乘务员宿舍都是他经常去的地方。每次外出检查工作，他都在公务车上吃住。在行车途中，白天，他除了在公务车上听取沿途铁路局负责人汇报外，就在公务车末端的瞭望窗注视铁路沿线的铁路情况，并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一记录下来。有一次到重庆，天气炎热，重庆市委负责同志为照顾他的健康，请他到宾馆去住，他不同意，坚持住在车上。滕代远说：“我们搞铁路的人，两根钢轨就是我的岗位，我在车上睡得踏实，离开岗位就不是铁道部长了。”
1950年，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进行初步勘探调查。1953年4月，铁道部设立了武汉大桥局。大桥局初建，急需技术骨干，滕代远下了决心，将铁道部机关仅有的3位一级土木工程师派去两位。
1954年1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203次会议，听取滕代远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滕代远认为，武汉长江大桥要“又经济，又坚固，又美观，又迅速，又安全。这个桥的质量至少保证100年”。
他对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非常重视，在修建大桥过程中，大桥的基础工程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方案，一度存在严重分歧。滕代远经过缜密调查与研究，顶住各方压力，挑战苏联政府派来的以苏运输部长为首的工程代表团的权威，否定了沿用了100多年的“气压沉箱法”，坚决支持以西林为首的苏联驻铁道部专家组提出的具有创新思路的“管柱钻孔”方案，确保了大桥建设的顺利推进。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泽东曾如此诗赞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称的武汉长江大桥。这座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于1955年9月1日开工建设，于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半个多世纪来，历经风雨沧桑的武汉长江大桥，巍然立在大江之上，肩负着每分钟60多辆汽车、每6分钟一列火车通过的荷载，经受了无数次洪水、大风的洗礼，甚至承受了来自外力的碰撞达70多次，其中最重的一次是被1艘900吨吊船正面撞上——但是这座大桥不伤筋骨、安然无恙，始终巍然挺立于涛涛江水之上。今天，武汉长江大桥不仅成为长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是一座历史丰碑。
与“绿林巾帼”的红色之恋
1938年5月初的一天，一个50多岁的农村老汉来到延安中央军委参谋部，要进去找人，被警卫拦住了。警卫见眼前的老人一身土里土气的山乡装束，就盘问道：“你是哪里来的？找谁？”老汉被问得怯怯地回答：“我找儿子。”“你儿子是谁？”“滕代远。”
原来这个从大老远跑到延安来的老汉，就是滕代远在湖南老家务农的父亲滕国权。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遍布全国，滕代远的故乡也是血雨腥风，外面不断谣传出门当兵的龙兆（滕代远乳名）牺牲了，父母逢年过节总是呼唤着儿子的乳名，焚香烧纸。
1938年春，一位同乡从外面回到家里，讲起了滕代远和他的部队都驻扎在延安，并托信邀他的父亲去延安。整整15年，突然得知儿子健在，父母喜出望外，匆匆当田卖牛凑齐盘缠后，滕国权便秘密上路前往，在沿途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终于来到革命中心延安。
父子相见，身居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自己掏钱叫警卫员买来一只母鸡款待父亲。打过一餐“牙祭”后，滕代远便让父亲到大食堂吃饭。这些年来，滕代远一直过着单身生活，曾经没有任何感情的包办婚姻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在与老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滕代远吐露自己的内心话，希望家中亲人帮助解除那个让他痛苦的不幸婚姻，得到老父亲的认可。
老人离开延安时，滕代远将身上仅有的4张5角纸币和1个红色锁口布袋交给父亲。毛泽东主席知道后，亲笔写信，托李富春请老人家吃顿便饭，代表自己送了10块光洋，还送了一件旧狐皮袍子。
滕国权返乡后，一些邻里乡亲纷纷围上来问：“您老的儿子在外面当大官，这次回来一定发财了。”老人家调侃地说：“发什么财，穷光蛋一个，没吃，没穿，没钱用，还不如咱乡下老百姓一日三餐稀粥烂饭，快快活活过日子。”嘴上虽这么讲，但老人的脸上却洋溢着自豪的神情。
就在这年冬，滕代远与林一结婚。林一本名刘书兰，原籍河北武邑，1917年8月出生于黑龙江依兰。到延安时改名，意为“做绿林好汉中的一员”。
1936年秋，中共党组织派林一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而在一年前，即1935年7月25日，滕代远受中共中央委派，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苏联期间，曾同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其他代表到东方大学八分校看望中国学生。热情稳重、品学兼优的林一给滕代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6月，林一等东方大学10多位同学回国，从西安与王稼祥等同乘一辆汽车到延安。滕代远以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身份慰问大家时，见到了林一好似见到了熟人，笑呵呵地与她打招呼：“我们在莫斯科就相识了。” 到延安后，林一患上了贫血症。滕代远闻讯后不禁牵肠挂肚，不断地给林一送药品，给予关心和鼓励。林一从滕代远那里感受到了军委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让她怦然心动的兄长般的温暖，他们之间开始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和书信往来。期间，滕代远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并坦诚告诉林一有关自己早年有过一段没有任何感情的包办婚姻。
林一完全理解滕代远的苦衷，她对这位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和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老”红军的感情从敬重升华为爱恋，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这年12月，经过组织上的批准，他们结成了终身伴侣。在滕代远住的那孔窑洞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林一是位隐密战线上的巾帼。她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后，经中央组织部安排，到中央社会部任机要科长、秘书长。她胆识过人，工作方法灵活多样，多次乔装打扮，深入虎穴，因工作出色，贡献突出，曾多次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的褒奖。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了7人工作组的小分队，奔赴地处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开展情报工作。时年23岁的林一就是工作组的负责人，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军队、政府、警察、宪兵、特务的情报，了解打入我抗日根据地的敌特人员的踪迹，开展反敌特斗争，以保卫我党我军的安全。
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单位建立情报组织，要求前方总部、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冀中军区、新四军等成立情报处。之后，前总所在地区的太行军区一至五分区先后建立了情报站。这几个情报站的站长都是林一亲自选拔安排的。是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正式成立，处长由左权兼任，下设4个科，其中一科为派遣科，科长为林一。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共中央于8月25日调“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
据史料记载，抗战时期由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直接派往日军占领区的干部和在敌占区发展的共产党员、可靠的进步人士约有170人之多。在华北、华中、东北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伪军中建立了情报站、情报点、交通站、交通点，基本上形成了以华北为中心的地下情报工作网络，上下联络，畅通无阻。作为派遣科科长的林一对派遣人员的选择非常认真和细致。她不断在太行军区甚至全军范围内选人，并多次亲赴“抗大”总校去挑选合乎条件的干部。
1944年10月初的一天，滕代远要听取林一关于前总派遣人员分布情况的汇报。林一在办公桌上摊开中国地图，按华北、华中、东北地区标出派遣人员的职业、姓名、被派往的城市以及潜伏身份，各情报网、站、点的人数。她向滕代远一一作了汇报，并提出要亲自深入日伪军占领区，代表总部领导检查情报工作，看望奋战在龙潭虎穴里的战友们。11月5日，经过周密筹划，准备了潜入敌占区的各种必要证件，确定行程和路线，安排好沿途交通站点派专人带路和转送后，化装成大城市阔小姐的林一，独自一人迎着严寒，深入到河南安阳、开封及北平等敌占区了解情况，交流经验，做有关周密安排。凡她接触到的人，不论是我军派遣人员还是靠近我方的进步人士，都深受鼓舞。3个月的“出访”，林一冒着生命危险，纵身虎穴，有时为便于隐蔽，甚至女扮男装视察工作，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提出了有价值的、有利于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建议，为总部首长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抗日战争胜利后，滕代远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务委员。同年12月，参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不久，赴重庆、南京，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谈判。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参与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内线进行反攻作战，领导人民武装建设，并指导军工生产。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而林一在这段时间曾奉命到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后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历任南下城工科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等职。与滕代远一样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相依相偎。
甘当“普通一兵”
的滕门家风
滕代远有5个儿子，除了长子滕久翔外，其他孩子都是军人出身。
1943年11月，滕代远的二儿子滕久光出生。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是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大肆“扫荡”和“蚕食”，残酷的斗争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只好把滕久光寄养在老乡家里，是根据地老百姓的奶汁和小米把他养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滕久光被接回北京，进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在学校里，滕久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使得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些忘乎所以。滕代远认为这样下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于是就把孩子转到一所普通学校。但滕久光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毛病仍没有改掉。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滕代远夫妇决定把滕久光送到秘书的老家——一个山区农村去锻炼。
就这样，滕久光被送到河北唐县的一个山区农村。一下子离开了北京城，来到这么艰苦的农村，滕久光开始很不理解父母的一番苦心。滕代远就经常抽时间给孩子写信，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劳动。后来由于上学不方便，滕代远又让滕久光带上户口到黑龙江省依兰县姥姥家，一边上学一边参加农业劳动。期间，滕代远仍然时常抽时间给儿子写信，关心儿子的学习劳动，以期健康成长。
离开了父母，滕久光逐渐增强了独立性，并有了可喜的变化。北方的高粱米把他养得非常结实，劳动的汗水改变了他贪玩的恶习，学习成绩也渐渐好起来。3年之后，滕久光父亲接回北京。1962年夏秋之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滕久光基于保卫祖国的义愤，自愿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滕代远格外高兴，表示热情支持。
1945年5月，滕代远的三儿子滕久明出生。刚满月，滕久明就被送到老乡家抚养——每个月给老乡家送20斤小米，每年给10尺粗布，作为托付费。随着后来部队机关有了简易的托儿所，工作繁忙的滕代远夫妇才把滕久明送进托儿所。 滕久明小时候迷恋“火箭”，春节时特爱放“冲天炮”。他早年立志好好学习，想报考军校。1965年夏，滕久明高中毕业在即，正埋头苦读，准备高考。一天傍晚，滕代远夫妇谈论起家里的事，对滕久明学习肯用功、进步快的情况十分欣慰。秘书见状插话说：“久明对我谈过，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想请您给学院刘院长（滕代远的老部下刘居英）写封信。”滕代远听后，断然回答说：“读书，上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大学能考上更好，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多得很，做工、种田、当兵都可以。”滕代远又对妻子林一说：“要给孩子讲清楚不能写信的道理，靠私情、拉关系，不是我们党的作风。”后来，滕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如愿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大学毕业后，先是到二十三军六十九师，参加野营拉练和冬训、夜训，自觉磨练，吃苦耐劳，后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尔后到沈阳军区从事情报工作。
一次，滕久明利用出差机会回家看望。当他和父亲谈到部队生活时，滕代远问：“你现在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当参谋”，滕久明自认为刚分到部队就调到机关工作说明自己进步挺快，原以为父亲会为此高兴而表扬他，哪知滕代远却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大学生，连兵都没当过，能当好参谋吗？我看你应当先到连队去当兵。”听了父亲的意见，滕久明回部队马上给组织上写了报告，申请到基层连队工作。此后，他不以大学生身份为骄，更不以高干子弟自居，虚心向同志们学习，刻苦锻炼，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后来，他当上连长，在边境作战中还荣立了三等功。
滕代远四子滕飞，于1968年2月应征参军。在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夕，滕代远在旁熟练地指导儿子打好背包，并送给他一本在当时很难得到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和《雷锋日记》。早在1963年，滕代远就带滕飞参观过雷锋事迹的展览，他对儿子的要求简单明了：当雷锋式的士兵，吃苦在前，不讲享受。滕飞坐了几天火车来到部队驻地——这里一片荒芜，看不到绿树青草，只有茫茫戈壁上的骆驼刺；没有温暖潮湿的气候，只有漫天遍野的刺骨寒风在耳边呼啸。滕飞的心也像这寒风一样凉了大半截，甚至想：在这个地方打开我军旅生涯的首页，是不是太残酷了点。滕代远从滕飞的家信中看出了儿子的怯懦，在回信中说：“金张掖，银酒泉——这里是你报效祖国的好战场。”滕飞后来才知道1937年5月，父亲和陈云受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的委派，带领工作组在这个地方（星星峡、祁连山脉）迎接了突围出来的由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部队。这时，滕飞才想到父辈对自己的教育用心良苦。
当年滕飞希望自己在军事上有所发展，对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没有多大兴趣。这时，滕代远耐心地开导儿子，要他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滕代远还用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来教育孩子：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和选择。
因为工作需要，滕飞的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不管到哪里，他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更加努力，先后被国防科工委党委和海军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滕飞从部队转业后，到广东粤海石化储运公司任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8年，滕代远送刚满16岁的小儿子滕久昕赴内蒙古牧区插队。此前，学校发来有关插队的申请表，滕代远支持一直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儿子去内蒙古牧区，并郑重地在申请表上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滕代远将毫无独立生活经历的滕久昕送上火车，列车开动的瞬间，永定门车站（现北京南站）内近800位学生和家长抽泣声一片，甚至盖住了火车的鸣笛。但滕代远却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挥着手。后来，滕久昕听母亲讲，父亲回到家中，拉着母亲的手说：“孩子才16岁……”一句话没说完，已是鼻翼翕动，泪盈于睫。
1974年11月30日下午，病重住院的滕代远在弥留之际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滕久昕在一旁听着也入了神。
当晚，林一来到医院。滕代远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可惜的是，家人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在一张纸上写。可究竟是什么字，家人也看不懂。林一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滕代远好像听懂了意思，不再着急。铅笔下显出的字终于让家人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这是滕代远对自己光辉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子女的最后遗嘱。
翌日9时15分，滕代远那搏动了整整70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悼词中如此评价滕代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是滕代远毕生革命经历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