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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研”之名大量捕杀
2018年12月26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事情的起因是2018年9月，日本在巴西召开的IWC会议中提议，重启部分商业捕鲸，该提案因未达四分之三赞成票而被否决。日本政府认为，此类提案今后也难以被通过，留在IWC的意义不大，因此决定退出该组织。
英国《自然》杂志发文，矛头直指日本：“日本退出IWC是为了今后商业捕鲸不受国际社会约束。它将在多大程度上开展商业捕鲸有待观察，但很可能出现大范围捕杀的情况，这将破坏国际社会保护鲸类的普遍共识和努力，增加一些物种种群减少的风险。以‘科学研究’之名的捕鲸行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日本一直以科学研究之名行商业捕鲸之实，大量捕杀鲸鱼。如果退出IWC，那么日本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海洋杀戮’。”
日本是全球仅有的3个捕鲸国之一，另外两个是挪威和冰岛。日本捕鲸的数量非常惊人，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据日本政府统计，日本每年的捕鲸量占全世界捕鲸总量的80%以上。
在国际法框架下制约日本捕鲸很难。1946年成立的国际捕鲸委员会（IWC）总部位于英国剑桥郡，这一针对国际捕鲸事务的管制机构，旨在维护全球鲸群的数量。1951年，日本作为“捕鲸大户”，加入了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委员会通过了《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禁止商业捕鲸，但允许捕鲸用于科学研究。自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停止了商业捕鲸。然而从1987年起，日本利用公约的漏洞，以“科学研究”为名持续在南极和西北太平洋等海域大量捕鲸。
由于日本“钻空子”的行为太过明显，2014年3月，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裁定日本在南极的定期捕鲸活动并非出于“科研目的”，应当停止。法庭给出的依据是：2005年到2014年的9年间，日本以“科研捕鲸”的名义捕捉了3600头小须鲸，并致其死亡，但经过评议的相关论文竟然只有2篇，研究结论仅仅来自9头小须鲸的解剖结果，这与遭捕杀鲸鱼的总量不成比例。由此，日本暂停了2014年底至2015年的捕鲸活动。但到2015年末，日本的捕鲸船队改头换面，重返南极海域，捕杀的行为变本加厉。根据国际捕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16年到2017年的捕鲸季，日本在全球共捕杀了488头鲸鱼，其中只有38头来自日本近海，其余均来自南极海域和西北太平洋。
不必要的杀戮
除了捕鲸数量巨大之外，国际社会反感日本捕杀鲸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是一场“不必要的杀戮”。
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民生凋敝，食物极度短缺。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日本重开近海及远洋捕鲸活动。在捕鲸量达到巅峰的1957年到1962年，日本国民对鲸肉的依赖达到70%。当时，每年有约2.4万头鲸鱼被捕杀。这也造就了“吃着鲸鱼长大的一代”，主要是战时或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他们是当下鲸鱼肉的主要消费者。居住在下关市的佐藤就是其中一員，他很喜欢鲸鱼刺身拼盘，包括鲸肉、鲸心、鲸舌、鲸皮。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怀旧行为，因为鲸鱼“好吃，但并不让人觉得出奇”。
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发展，进口肉类增加，对鲸鱼的消费量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根据英国BBC的报道，2017年日本的人均鲸肉消费量仅在25克左右（一枚鸡蛋约重50克）。据《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在日本国民中，只有4%的人常吃鲸鱼肉，有9%的人偶尔吃，有87%的人根本没有吃过。在没吃过鲸鱼的人中，有40%的人表示永远不会去尝试。
与国民对鲸鱼肉的冷淡相反，日本政府一直在扶持捕鲸业，所谓“科研捕鲸”，由国家出经费，农林水产省和下属的水产厅负责，并将这项任务委托给日本鲸类研究所进行操作。
日本国内的一些学者宣称：“捕鲸业的发展关乎国家安全。”他们认为，一些国家反对日本捕鲸是为了扼杀日本，商业捕鲸禁令的目的并不是出于纯粹的环保主义，而是“试图在政治、经济上遏制日本”。
有些日本人觉得捕鲸不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是危机意识的体现。日本的一些大型捕鲸公司经常联合当地学校，邀请学生观看鲸鱼解剖过程，用来向下一代灌输“日本的饮食传统与捕鲸业的光辉历史”。
日本大量捕鲸的背后还有政治因素。尽管捕鲸业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较低，但衍生出的产业链十分庞大。仅针对太平洋海域，日本就有捕鲸船1000多艘、捕鲸渔民10万。如果日本全面放弃捕鲸，那么这些人将失去赖以谋生的平台，对于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日本来说将是很大冲击。
除了假借“科学”之名、无需求捕杀、数量巨大之外，手段残忍也是日本捕鲸备受谴责的一大原因。
日本的船队进入目标海域后，炮手将爆炸性的斧榴弹鱼叉装入炮膛，达到射程以内后瞄准鲸鱼的要害部位射击。射中鲸体以后，斧榴弹会在鲸体内炸裂，叉爪伸开，迅速放出拖纲，捕鲸船根据鲸的游速，调整船速追随。待鲸鱼失去反抗能力后，收绞拖纲将鲸体拉进捕鲸船，随后进行现场分割，血流甲板。
如何制约
日本长期以来肆无忌惮大量捕杀鲸鱼，而国际法公约的干预和制约显得苍白无力。总体上日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我行我素，毫不在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对《东京新闻》表示：“今后在各种国际谈判中，日本遭遇的逆风或将增强。主要的反捕鲸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原本属于在国际上与日本保持协调的国家。日本的举措可能导致失去这些国家的支持。”
不过，日本水产厅的官员表现得底气十足：“虽然日本退出这样一个国际合作框架，会对外交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加拿大和希腊等20个国家曾先后退出IWC，而且在现有的成员国中，与日本对立的反捕鲸国有48个，还有41国并不反对捕鲸。由此可见，坚持捕鲸不会导致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英国《自然》杂志指出，日本退出IWC后，《全球禁止捕鲸公约》对它不再有任何约束力。《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可能是唯一能够制约日本的国际法公约了。
CITES又称“华盛顿公约”，1975年正式生效，其附录囊括了濒临灭绝的物种，除非特别必要，这些物种禁止在国际上交易。该公约的附录物种名录由缔约国大会投票决定，大会每两年至两年半召开一次，只有缔约国有权投票，一国一票。
日本是CITES的缔约国，因为需要该公约制约一些日本物产的国际交易。例如日本出产的鳗鲡，其鱼苗必须进行野外捕捞，再放到养殖池里继续生长。近年来由于鳗鲡鱼苗的生长环境恶化，渔民捕捉到的鳗鲡鱼苗量逐年下降。虽然日本和周边国家根据海洋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化，确定了捕捞配额，但如果不对鳗鲡鱼苗的贸易加以约束，那么将有大量日本鳗鲡鱼苗流向其他国家。因此，确保将鳗鲡鱼苗列在CITES的附录之内，是日本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日本受到CITES的制裁，甚至被“踢出”这一公约组织，那么包括鳗鲡鱼苗在内的一些日本物种的国际贸易将难以受到制约，日本将面临巨大损失。
事实上，日本在CITES框架内一直表现得不太“安分”，曾多次主张将小须鲸从保护名录中删除，并允许鲸肉交易，但该提案遭到CITES成员国的普遍反对。一些被CITES列入保护名单的鲸类，日本一直在实施捕捞。以塞鲸为例，CITES将其列入禁止捕捞名单，但日本每年以“科学研究”为由捕捉近百头塞鲸。一些缔约国指出，日本明显违约，CITES也对日本提出过警告。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CITES有必要将所有鲸类列入附录，禁止商业捕捞，并严密关注日本的行为，从而对这个“全球第一捕鲸大国”施加压力。
编辑：姚志刚 winter-yao@163.com
2018年12月26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事情的起因是2018年9月，日本在巴西召开的IWC会议中提议，重启部分商业捕鲸，该提案因未达四分之三赞成票而被否决。日本政府认为，此类提案今后也难以被通过，留在IWC的意义不大，因此决定退出该组织。
英国《自然》杂志发文，矛头直指日本：“日本退出IWC是为了今后商业捕鲸不受国际社会约束。它将在多大程度上开展商业捕鲸有待观察，但很可能出现大范围捕杀的情况，这将破坏国际社会保护鲸类的普遍共识和努力，增加一些物种种群减少的风险。以‘科学研究’之名的捕鲸行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日本一直以科学研究之名行商业捕鲸之实，大量捕杀鲸鱼。如果退出IWC，那么日本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海洋杀戮’。”
日本是全球仅有的3个捕鲸国之一，另外两个是挪威和冰岛。日本捕鲸的数量非常惊人，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据日本政府统计，日本每年的捕鲸量占全世界捕鲸总量的80%以上。
在国际法框架下制约日本捕鲸很难。1946年成立的国际捕鲸委员会（IWC）总部位于英国剑桥郡，这一针对国际捕鲸事务的管制机构，旨在维护全球鲸群的数量。1951年，日本作为“捕鲸大户”，加入了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委员会通过了《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禁止商业捕鲸，但允许捕鲸用于科学研究。自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停止了商业捕鲸。然而从1987年起，日本利用公约的漏洞，以“科学研究”为名持续在南极和西北太平洋等海域大量捕鲸。
由于日本“钻空子”的行为太过明显，2014年3月，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裁定日本在南极的定期捕鲸活动并非出于“科研目的”，应当停止。法庭给出的依据是：2005年到2014年的9年间，日本以“科研捕鲸”的名义捕捉了3600头小须鲸，并致其死亡，但经过评议的相关论文竟然只有2篇，研究结论仅仅来自9头小须鲸的解剖结果，这与遭捕杀鲸鱼的总量不成比例。由此，日本暂停了2014年底至2015年的捕鲸活动。但到2015年末，日本的捕鲸船队改头换面，重返南极海域，捕杀的行为变本加厉。根据国际捕鲸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16年到2017年的捕鲸季，日本在全球共捕杀了488头鲸鱼，其中只有38头来自日本近海，其余均来自南极海域和西北太平洋。
不必要的杀戮
除了捕鲸数量巨大之外，国际社会反感日本捕杀鲸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是一场“不必要的杀戮”。
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民生凋敝，食物极度短缺。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日本重开近海及远洋捕鲸活动。在捕鲸量达到巅峰的1957年到1962年，日本国民对鲸肉的依赖达到70%。当时，每年有约2.4万头鲸鱼被捕杀。这也造就了“吃着鲸鱼长大的一代”，主要是战时或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他们是当下鲸鱼肉的主要消费者。居住在下关市的佐藤就是其中一員，他很喜欢鲸鱼刺身拼盘，包括鲸肉、鲸心、鲸舌、鲸皮。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怀旧行为，因为鲸鱼“好吃，但并不让人觉得出奇”。
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发展，进口肉类增加，对鲸鱼的消费量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根据英国BBC的报道，2017年日本的人均鲸肉消费量仅在25克左右（一枚鸡蛋约重50克）。据《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在日本国民中，只有4%的人常吃鲸鱼肉，有9%的人偶尔吃，有87%的人根本没有吃过。在没吃过鲸鱼的人中，有40%的人表示永远不会去尝试。
与国民对鲸鱼肉的冷淡相反，日本政府一直在扶持捕鲸业，所谓“科研捕鲸”，由国家出经费，农林水产省和下属的水产厅负责，并将这项任务委托给日本鲸类研究所进行操作。
日本国内的一些学者宣称：“捕鲸业的发展关乎国家安全。”他们认为，一些国家反对日本捕鲸是为了扼杀日本，商业捕鲸禁令的目的并不是出于纯粹的环保主义，而是“试图在政治、经济上遏制日本”。
有些日本人觉得捕鲸不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是危机意识的体现。日本的一些大型捕鲸公司经常联合当地学校，邀请学生观看鲸鱼解剖过程，用来向下一代灌输“日本的饮食传统与捕鲸业的光辉历史”。
日本大量捕鲸的背后还有政治因素。尽管捕鲸业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较低，但衍生出的产业链十分庞大。仅针对太平洋海域，日本就有捕鲸船1000多艘、捕鲸渔民10万。如果日本全面放弃捕鲸，那么这些人将失去赖以谋生的平台，对于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日本来说将是很大冲击。
除了假借“科学”之名、无需求捕杀、数量巨大之外，手段残忍也是日本捕鲸备受谴责的一大原因。
日本的船队进入目标海域后，炮手将爆炸性的斧榴弹鱼叉装入炮膛，达到射程以内后瞄准鲸鱼的要害部位射击。射中鲸体以后，斧榴弹会在鲸体内炸裂，叉爪伸开，迅速放出拖纲，捕鲸船根据鲸的游速，调整船速追随。待鲸鱼失去反抗能力后，收绞拖纲将鲸体拉进捕鲸船，随后进行现场分割，血流甲板。
如何制约
日本长期以来肆无忌惮大量捕杀鲸鱼，而国际法公约的干预和制约显得苍白无力。总体上日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我行我素，毫不在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对《东京新闻》表示：“今后在各种国际谈判中，日本遭遇的逆风或将增强。主要的反捕鲸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原本属于在国际上与日本保持协调的国家。日本的举措可能导致失去这些国家的支持。”
不过，日本水产厅的官员表现得底气十足：“虽然日本退出这样一个国际合作框架，会对外交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加拿大和希腊等20个国家曾先后退出IWC，而且在现有的成员国中，与日本对立的反捕鲸国有48个，还有41国并不反对捕鲸。由此可见，坚持捕鲸不会导致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英国《自然》杂志指出，日本退出IWC后，《全球禁止捕鲸公约》对它不再有任何约束力。《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可能是唯一能够制约日本的国际法公约了。
CITES又称“华盛顿公约”，1975年正式生效，其附录囊括了濒临灭绝的物种，除非特别必要，这些物种禁止在国际上交易。该公约的附录物种名录由缔约国大会投票决定，大会每两年至两年半召开一次，只有缔约国有权投票，一国一票。
日本是CITES的缔约国，因为需要该公约制约一些日本物产的国际交易。例如日本出产的鳗鲡，其鱼苗必须进行野外捕捞，再放到养殖池里继续生长。近年来由于鳗鲡鱼苗的生长环境恶化，渔民捕捉到的鳗鲡鱼苗量逐年下降。虽然日本和周边国家根据海洋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化，确定了捕捞配额，但如果不对鳗鲡鱼苗的贸易加以约束，那么将有大量日本鳗鲡鱼苗流向其他国家。因此，确保将鳗鲡鱼苗列在CITES的附录之内，是日本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日本受到CITES的制裁，甚至被“踢出”这一公约组织，那么包括鳗鲡鱼苗在内的一些日本物种的国际贸易将难以受到制约，日本将面临巨大损失。
事实上，日本在CITES框架内一直表现得不太“安分”，曾多次主张将小须鲸从保护名录中删除，并允许鲸肉交易，但该提案遭到CITES成员国的普遍反对。一些被CITES列入保护名单的鲸类，日本一直在实施捕捞。以塞鲸为例，CITES将其列入禁止捕捞名单，但日本每年以“科学研究”为由捕捉近百头塞鲸。一些缔约国指出，日本明显违约，CITES也对日本提出过警告。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CITES有必要将所有鲸类列入附录，禁止商业捕捞，并严密关注日本的行为，从而对这个“全球第一捕鲸大国”施加压力。
编辑：姚志刚 winter-y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