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历史阶段，各地的市政建设如火如荼，其中有一些被公众贴上了“形象工程”的标签。它们脱离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凸显着某些地方领导的个人意志，也因其劳民伤财而饱受社会各界批评。日前，《人民日报》刊载了数篇读者来信，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的形象工程。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目前的47.5%提高到51%，赶超世界平均水平。数据的增长表明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现实是，一些曾经只在发达国家出现过的“城市病”，近些年也在我们国家集中爆发。除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破坏严重之外，比较突出的“城市病”就是各种层出不穷的形象工程。
　　根据去年8月份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结果，我国目前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0多个提出要打造、创建“国际大都市”，其中绝大多数根本不具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基本条件。而住建部的一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城市建设中超过20%的项目属于形象工程。比如，河南省郸城县前不久就斥资近千万元在县城修建了一条长4.5公里的观光铁路，最终却因为沿途无任何景观而陷入经营困局；同样，作为贫困县的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2009年的财政收入仅为1.71亿元，却花费6300万元新建了一座配备露天咖啡座、鱼趣台、音乐喷泉的办公大楼，其面积超过8个美国白宫……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管理者对各类形象工程的偏好，已经影响了他们的美学逻辑和执政理念。他们开始不约而同地将现代感、国际化奉为城市建设的核心指标。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无论是人口数千万的大城市还是仅仅数万人的小城市，动辄将大马路、大广场、大剧院、CBD等当作城市建设的“标准配置”。如此一来，城市就像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商品，失去自己的个性，出现了“千城一面”的局面。
　　在每个城市管理者的心中，或许都有一个纽约伦敦式的迷梦。那些蜚声世界的国际大都市让他们心驰神往，恨不得自己所管辖的城市也能尽快与之为伍。但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是，目前我们绝大多数城市都不具备“国际大都市”的基础，这种差距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更植根于社会和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因此，即便用巨额的财政支出“堆”出了摩天大楼和大广场，仍不能掩盖城市发展水平偏低的苍白现实。
　　实际上，稍有智慧的城市管理者都能意识到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实质，但他们仍然如同饮鸩止渴般狂热，其根源在于当前的政府评价体系和城市治理机制。如果官员们不能在任期内让城市“大变样”，交不出好看的GDP成绩单，仕途可能将遭受影响。所以，几乎每个新到任的城市管理者不免“大兴土木”，而这其中就有不少项目明显属于形象工程。至于这些华而不实的工程能给百姓带来多少实惠，和GDP与政绩相比往往并非城市管理者最看重的指标。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有一些“城市病”几乎无可避免。但是，如果我们能从官员评价体系和城市治理机制上有所调整，或许能降低“城市病”的危害，至少使我们的城市不至于陷入“病入膏肓”的境地。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上海市建交委主任沈晓苏在去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提及的“婴儿车指数”的概念。在沈晓苏看来，真正宜居的城市，应该是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因为“婴儿车指数”牵涉到市政设施是否便捷、道路交通是否通畅、城市空气是否清新、市民是否有足够多的休闲时间和空间等诸多方面。或许，这种更加注重市民切身利益的指标，正是我们破解“城市病”的突破口，也是刹住“形象工程”歪风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