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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风化街，早在清末大稻埕开港时，便带动当地热络的商贾贸易活动，而逐渐形成风化区聚集了各种类型的性产业。
走在归绥街上，Miko遇上以前的老邻居。老伯趋身问候：“你是以前住在这里的小姐吧？”
他们聊起了近况，以前的旧事，如同多年未见的邻里。过去多次听说归绥街公娼馆的老鸨、娼妓与周边邻居尚称和平相处，现在总算有点领会到了。
日据时代，重庆北路到宁夏路口那一段归绥街称为艺旦街，各种类型的性产业齐聚一处，超过百家，有称为酒番的酒家，里头的小姐卖艺不卖身，厨子还会端出上好的酒家菜来招待寻芳客，可谓上流社会风雅高尚的性娱乐，其中，江山楼便是最为名闻遐迩的一家。当然，有更多纯粹满足男人性需求的“查某间”（台语：女人间）。此外，银楼、药房、服装店、美发院均因产业需要而挤身其中。
娼馆里的讲究
那时候，归绥街入夜后总是热闹非凡，持续到清晨。几乎每家的公娼馆都是门庭若市，小姐整天接客不停。
王姨在归绥街待了40多年，辗转在几家不同的娼馆做管理。她的工作包括管理牌子（收钱）、打扫整理，还要照顾小姐们的三餐。
那时的公娼馆分为甲级、乙级、丙级，王阿姨工作的甲级娼馆1节要４０元，乙级、丙级较便宜。王姨说，以当时的物价来比较的话，那时阳春面一碗才1.5元！后来大概是以一年10元左右的幅度在涨价，到高点，所有甲级公娼馆都是1节15分钟1000元。
不过甲级的小姐比较讲究，大家会找裁缝师傅来，定做样式一致的旗袍。大家就会讲好，今天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配什么皮鞋（那时高跟皮鞋可是时髦的高级品），一字排开，整齐又美观！小姐也都年轻漂亮。而乙级的则较为随便，还会穿着拖鞋。
在归绥街，大部分的小姐是本省人，从宜兰东部和南部上来的都有。而会去甲级消费的客人，外省人较多，大都是三、四十岁以上的；还有由三七仔带来的日本人和香港人观光客。
公娼和私娼
珊姨，16岁那年，父亲生意失败而依《票据法》被法院收押，亟需一笔钱把他保出来，她便以长女的身份扛起家计而下海，经朋友介绍来到台北，把自己以29000元台币卖给娼妓经纪人，一卖就是四年。
两年后，珊姨刚满18岁，就被经纪人安排到归绥街公娼馆接客。当时规定年满18岁，通过健康检查，并由父母亲自来警察分局盖章，才可以领取公娼牌照，但有配偶的女性及养女都不得领取。
过一晚就有8400元入账，但却全入了经纪人口袋。当时刚好正逢北投废娼的缓冲期，警察抓得很紧。
由于是合法营业，这个风化区并没有黑道保护、警察勒索的问题，但的确不乏像珊姨这样因家计而“自愿”卖到娼馆的女孩。她们与自由公娼不同的是，经纪人或保镖盯得很紧，无法检选恩客。珊姨回忆说，她做到后来“技术”纯熟，一小时便解决14个客人。根据归绥街文萌馆的前老板所说，自由妓女通常一天只接8、9个，不愿意接的都得由被卖的妓女照单全收。
由于是公娼，客人必须带保险套，遇到无理客人还可以报警处理，而且定时接受健康检查，得到不少保障。珊姨做公娼时，都在胸部贴ok绷，不让客人碰，客人如果想要亲吻她，她便一拳挥过去，维护仅存一点身体自主权。
在公娼馆时，珊姨遇到不错的老鸨，第一天接客一次50元，3天后整个风化区便调涨到70元，原本和经纪人说好接一个客人她可以抽5毛钱，调涨后老鸨便为她争取到一个抽1元，虽然当时经纪人十分凶恶，偶尔还会打她，但因为老鸨的袒护，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她还是咬着牙一个客人接着一个客人地干过来，4年之后她就自由了，但当时父亲出狱后身体多病无法工作，弟妹嗷嗷待哺，家计全落在她一人手上，只能毫无退路地继续从娼。
禁娼后
本来珊姨的日子还过得去，与娼馆三七分账下来，也存了一些钱，帮助弟妹完成学业、成家立业之后，正想过几年缴完房贷后退休，没想到陈水扁来个废娼。随着1997年的废娼，归绥街公娼馆的红灯笼一个个熄灯取下，大多数店家均已搬迁，如今这不算宽的小街道一片萧条。
这让珊姨顿时手足无措，警察也从原本的保护者变成天天站岗监视者，嫖客也不再按照原本制订的规则来嫖妓，拒带保险套、白嫖，甚至暴力相向皆有之，而原本每周三定期的性病检查、每两个月抽血、半年照X光等免费体检也全部取消，让这些原本持有合法营业牌照，得以安心执业的公娼，一夕之间丧失了所有的保护。
在国外流浪多年的Miko，1997年，甫回台湾，便来到归绥街，原本以为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日子应该过得比较安心，没想到遇上废娼风暴。
Miko与珊姨最终决定，与官姐及工运组织工作者一起走上街头，争取性工作权。2009年6月15日在“行政院”门口，Miko向台湾“女人联机”秘书长蔡宛芬下跪，要求妇女团体代为争取性工作权。
27年前，Miko年仅20岁刚刚离婚，带着9个月的女儿回到娘家，一切有了交代之后，便准备赴日卖春，在此之前，她历经艰困的求职过程。当她三个月回国之后，拿出第一个100万放在桌上，久病的父亲泪如雨下。
一趟三个月，她去了两趟，小有积蓄之后，便从良在屏东家乡开个自助餐店，没想到初入此行，什么都不懂，一气之下结束营业，又去了趟日本。结果那一次得罪了同行小姐，惹来山口组绑架，好不容易联络上妈妈桑，把一条命给救了回来。
第四趟回来之后，她再度创业，在恒春种木瓜，真心希望从此彻底转行，结果一场台风让她亏损300多万台币。为还债务，她又去了日本，在香港三年经历了合法的一楼一凤，其后于43岁，去了澳大利亚这个性交易全面合法化的国家。在那里，她遇到一位六十几岁来自广州的性工作者，二十几岁就来到澳洲从娼，生活条件相当优渥，令Miko深感震撼，不禁懊悔过去做的那些转行的傻事，如果不是因为性工作被污名化，她会好好连续做一段时间，让自己及家人、小孩过得更好，而且还可以提早退休。反之如她，还没准备好就转业，反让更大的经济压力落在自己身上。
在澳洲几年，她体认到一个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不但性交易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化，银货两讫，也不会有性交易地下化的地方那种黑白通吃的问题产生，更不可能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自此，她才感受到身为一个性工作者，也能活出尊严来。
在2001废娼之后，珊姨便离开娼馆，靠打工及卡债度日，最近实在有点过不下去了，打算将房子卖掉来清偿贷款。她经历过归绥街的最好时光，正体验着归绥街的萧条。
走在归绥街上，Miko遇上以前的老邻居。老伯趋身问候：“你是以前住在这里的小姐吧？”
他们聊起了近况，以前的旧事，如同多年未见的邻里。过去多次听说归绥街公娼馆的老鸨、娼妓与周边邻居尚称和平相处，现在总算有点领会到了。
日据时代，重庆北路到宁夏路口那一段归绥街称为艺旦街，各种类型的性产业齐聚一处，超过百家，有称为酒番的酒家，里头的小姐卖艺不卖身，厨子还会端出上好的酒家菜来招待寻芳客，可谓上流社会风雅高尚的性娱乐，其中，江山楼便是最为名闻遐迩的一家。当然，有更多纯粹满足男人性需求的“查某间”（台语：女人间）。此外，银楼、药房、服装店、美发院均因产业需要而挤身其中。
娼馆里的讲究
那时候，归绥街入夜后总是热闹非凡，持续到清晨。几乎每家的公娼馆都是门庭若市，小姐整天接客不停。
王姨在归绥街待了40多年，辗转在几家不同的娼馆做管理。她的工作包括管理牌子（收钱）、打扫整理，还要照顾小姐们的三餐。
那时的公娼馆分为甲级、乙级、丙级，王阿姨工作的甲级娼馆1节要４０元，乙级、丙级较便宜。王姨说，以当时的物价来比较的话，那时阳春面一碗才1.5元！后来大概是以一年10元左右的幅度在涨价，到高点，所有甲级公娼馆都是1节15分钟1000元。
不过甲级的小姐比较讲究，大家会找裁缝师傅来，定做样式一致的旗袍。大家就会讲好，今天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配什么皮鞋（那时高跟皮鞋可是时髦的高级品），一字排开，整齐又美观！小姐也都年轻漂亮。而乙级的则较为随便，还会穿着拖鞋。
在归绥街，大部分的小姐是本省人，从宜兰东部和南部上来的都有。而会去甲级消费的客人，外省人较多，大都是三、四十岁以上的；还有由三七仔带来的日本人和香港人观光客。
公娼和私娼
珊姨，16岁那年，父亲生意失败而依《票据法》被法院收押，亟需一笔钱把他保出来，她便以长女的身份扛起家计而下海，经朋友介绍来到台北，把自己以29000元台币卖给娼妓经纪人，一卖就是四年。
两年后，珊姨刚满18岁，就被经纪人安排到归绥街公娼馆接客。当时规定年满18岁，通过健康检查，并由父母亲自来警察分局盖章，才可以领取公娼牌照，但有配偶的女性及养女都不得领取。
过一晚就有8400元入账，但却全入了经纪人口袋。当时刚好正逢北投废娼的缓冲期，警察抓得很紧。
由于是合法营业，这个风化区并没有黑道保护、警察勒索的问题，但的确不乏像珊姨这样因家计而“自愿”卖到娼馆的女孩。她们与自由公娼不同的是，经纪人或保镖盯得很紧，无法检选恩客。珊姨回忆说，她做到后来“技术”纯熟，一小时便解决14个客人。根据归绥街文萌馆的前老板所说，自由妓女通常一天只接8、9个，不愿意接的都得由被卖的妓女照单全收。
由于是公娼，客人必须带保险套，遇到无理客人还可以报警处理，而且定时接受健康检查，得到不少保障。珊姨做公娼时，都在胸部贴ok绷，不让客人碰，客人如果想要亲吻她，她便一拳挥过去，维护仅存一点身体自主权。
在公娼馆时，珊姨遇到不错的老鸨，第一天接客一次50元，3天后整个风化区便调涨到70元，原本和经纪人说好接一个客人她可以抽5毛钱，调涨后老鸨便为她争取到一个抽1元，虽然当时经纪人十分凶恶，偶尔还会打她，但因为老鸨的袒护，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她还是咬着牙一个客人接着一个客人地干过来，4年之后她就自由了，但当时父亲出狱后身体多病无法工作，弟妹嗷嗷待哺，家计全落在她一人手上，只能毫无退路地继续从娼。
禁娼后
本来珊姨的日子还过得去，与娼馆三七分账下来，也存了一些钱，帮助弟妹完成学业、成家立业之后，正想过几年缴完房贷后退休，没想到陈水扁来个废娼。随着1997年的废娼，归绥街公娼馆的红灯笼一个个熄灯取下，大多数店家均已搬迁，如今这不算宽的小街道一片萧条。
这让珊姨顿时手足无措，警察也从原本的保护者变成天天站岗监视者，嫖客也不再按照原本制订的规则来嫖妓，拒带保险套、白嫖，甚至暴力相向皆有之，而原本每周三定期的性病检查、每两个月抽血、半年照X光等免费体检也全部取消，让这些原本持有合法营业牌照，得以安心执业的公娼，一夕之间丧失了所有的保护。
在国外流浪多年的Miko，1997年，甫回台湾，便来到归绥街，原本以为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日子应该过得比较安心，没想到遇上废娼风暴。
Miko与珊姨最终决定，与官姐及工运组织工作者一起走上街头，争取性工作权。2009年6月15日在“行政院”门口，Miko向台湾“女人联机”秘书长蔡宛芬下跪，要求妇女团体代为争取性工作权。
27年前，Miko年仅20岁刚刚离婚，带着9个月的女儿回到娘家，一切有了交代之后，便准备赴日卖春，在此之前，她历经艰困的求职过程。当她三个月回国之后，拿出第一个100万放在桌上，久病的父亲泪如雨下。
一趟三个月，她去了两趟，小有积蓄之后，便从良在屏东家乡开个自助餐店，没想到初入此行，什么都不懂，一气之下结束营业，又去了趟日本。结果那一次得罪了同行小姐，惹来山口组绑架，好不容易联络上妈妈桑，把一条命给救了回来。
第四趟回来之后，她再度创业，在恒春种木瓜，真心希望从此彻底转行，结果一场台风让她亏损300多万台币。为还债务，她又去了日本，在香港三年经历了合法的一楼一凤，其后于43岁，去了澳大利亚这个性交易全面合法化的国家。在那里，她遇到一位六十几岁来自广州的性工作者，二十几岁就来到澳洲从娼，生活条件相当优渥，令Miko深感震撼，不禁懊悔过去做的那些转行的傻事，如果不是因为性工作被污名化，她会好好连续做一段时间，让自己及家人、小孩过得更好，而且还可以提早退休。反之如她，还没准备好就转业，反让更大的经济压力落在自己身上。
在澳洲几年，她体认到一个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不但性交易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化，银货两讫，也不会有性交易地下化的地方那种黑白通吃的问题产生，更不可能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自此，她才感受到身为一个性工作者，也能活出尊严来。
在2001废娼之后，珊姨便离开娼馆，靠打工及卡债度日，最近实在有点过不下去了，打算将房子卖掉来清偿贷款。她经历过归绥街的最好时光，正体验着归绥街的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