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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9--01
在斩获2015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之后，《房间》（《Room》）再获第8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四项大奖提名。这部有着独特叙事方式的类纪录片电影改编自爱尔兰作家爱玛·多诺霍2011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房间》。这个故事聚焦在被囚禁的人以及逃离的冲突上，褪去了犯罪故事老生常谈的控诉与愤怒，一半悬疑一半惊悚，但贯穿全剧的主线始终是亲子之间最为纯净和勇敢的爱，与相互扶持相互救赎的坚强。本文试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从心理潜意识的深层面上，主要分析《房间》中主要人物在空间创伤与心理困境中的精神现象。
一、逃避机制：压抑
压抑性的心理防御机制作为最基本的心理防御机制，是指将一些为社会道德所不容的，不被意识接受，超我所不允许的冲动和欲望，在不知不觉中被抑制到潜意识之中。
《房间》中的杰克和乔伊就像是被困在堅果壳里的受害者，一方面于乔伊而言，她是被侵犯的弱者，面对老杰克只能以从属的姿态；另一方面，于杰克而言，她作为一个母亲，以一个坚强的保护者的角色倾尽所有依靠想象为杰克创造出一个有限空间里的美丽世界，在杰克的童真想象中，有限的存在成为了无限的乐趣。但电影真正让人进入思考的引爆点是在逃离后采访记者的问话，问乔伊以后如何和杰克说明父亲的问题，问她当初有没有想过杰克一出生就将他送走，这样杰克就有一个幸福的正常的童年，他就是自由的。当晚女主恶心并昏倒，继而开始和杰克的分开，从而进入两个人的自我独立治愈。在这个时候，杰克本身而言是新的，他既代表着那段囚禁的过去，又是新的未来的希望，当她发现以前默认“孩子是我的”“我要和孩子在一起”这么坚信的理念都要被质问，她不再只是一个受害者了，而是被当作一个帮凶，我们看到她努力适应真实世界的勇气和尝试，但是她不断把过去当做一个客体予以排斥和逃避，压抑它所带来的痛苦和消极影响。
二、自骗机制：仪式化
自骗机制是指采用一种反向化、合理化、仪式化等自欺欺人的策略和方法来化解超我和本我的冲击带来的烦恼、痛苦和焦虑。而用象征式的事情和行动来尝试抵消已经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以减轻心理上的罪恶感，这种方式，称为仪式与抵消。
对于讲故事的人，在这个被暴力控制下的封闭空间里，建筑师（老杰克）被描述成为一个“话语人”，而非简单传统的设计者。在这宏观的空间里分割出一个小部分，成为其话语权的全部领地，他作为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在这片领土上满足生理及心理欲望、实现小人物的空虚外的虚荣梦想。暴力的空间造成了一些可怕的后果，他残忍得将她们从现实世界中排出，从文明中排出，甚至从社会上排出。乔伊为杰克在10平米的房间里构建起一个完美的、逻辑自洽的世界观：世界就是房间这么大，碰到墙折返继续走，没有尽头（好像三体最后那个1千米见方的生态小宇宙）；你是上帝发给我的，我剪断系在你身上的绳子，你从天窗掉进来；电视里的东西都是假的；老尼克（生父，强奸犯）是魔法师，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变出来。童话和游戏组成的仪式化的自骗机制让杰克接受了这样的环境。每天早晨跟马桶、沙发、橱柜，每一样东西say good morning，跟妈妈玩指哪跑哪的游戏，井底之蛙一样看着一尺见方的天窗发呆，跟漏下来的窄窄的光影玩手影游戏，向天窗大吼却告诉杰克这是呼叫外星人，乐此不疲。带着孩子的满血的热情与好奇心，他成为这个空间的王。
三、攻击机制：转移与投射
攻击性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影片的后半段尤其明显，这类防卫机制有两种方式——转移和投射。这里我们引入创伤的概念，创伤源于现代性暴力，它具有入侵、后延和强制性重复三大本质特征。[1]这个影片中所所涉及的主要是心理创伤与文化创伤、儿童创伤与成人创伤、性暴力创伤等。本文更愿意将《房间》的后半段称为逃离创伤，即精神空间里创伤的愈合过程，这个过程比前半段逃离囚室更加复杂且揪心。我们可以在乔伊身上看到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于被囚禁七年所遭受的创伤心理反应，它影响着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后果就是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
而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到处于该环境中的重要他人。侧重到代际之间，尤其是父母到子女的传递过程，多以养育方式、依恋方式或沟通方式等来进行传递。[2]对于第一代，我们可以在影片中看到乔伊回归正常社会和家庭后表现出来的睡眠障碍、抑郁和隔离症状，创伤对于她而言是一种长期的涉及情感、生理、社交等各方面的损害，是场切身的灾难。对于第二代，他们应对创伤的反映的方式更为复杂，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父母不受到更多的伤害，他们必须压抑自己的愤怒，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还必须照顾好父母，并且还要补偿父母因为自身受损而未能满足的不现实的期望。我们可以在影片中看到杰克身上负担着“修复父母”的任务，在乔伊接受采访的时候，在他孩童的世界里无法消化母亲感受到的羞耻感、暴怒、无助和内疚等情绪，他与母亲的在小棚屋内建立起来的稳固的依恋关系也随着母亲的不稳定性而出现裂痕。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认为，“创伤的作用具有正反两个方面，其正面作用是复活创伤，努力回忆被遗忘的经验，或者说，是使它成为真实，使它在生活中再次重现。”乔伊必须学会去适应，而杰克必须学着去发现，始终只有房间里的两个人相互理解。但是继外祖父里奥弥补了本剧最大的缺憾，他替代起一个引导者的角色，给予了杰克无限的爱与勇敢，用温情慢慢引导他对这个全新的世界打开心扉。
注释：
[1]《创伤》，陶家俊，外国文学，2011年.
[2]《创伤的代际传递》，林瑶，吴和鸣，施琪嘉，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9--01
在斩获2015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之后，《房间》（《Room》）再获第8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四项大奖提名。这部有着独特叙事方式的类纪录片电影改编自爱尔兰作家爱玛·多诺霍2011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房间》。这个故事聚焦在被囚禁的人以及逃离的冲突上，褪去了犯罪故事老生常谈的控诉与愤怒，一半悬疑一半惊悚，但贯穿全剧的主线始终是亲子之间最为纯净和勇敢的爱，与相互扶持相互救赎的坚强。本文试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从心理潜意识的深层面上，主要分析《房间》中主要人物在空间创伤与心理困境中的精神现象。
一、逃避机制：压抑
压抑性的心理防御机制作为最基本的心理防御机制，是指将一些为社会道德所不容的，不被意识接受，超我所不允许的冲动和欲望，在不知不觉中被抑制到潜意识之中。
《房间》中的杰克和乔伊就像是被困在堅果壳里的受害者，一方面于乔伊而言，她是被侵犯的弱者，面对老杰克只能以从属的姿态；另一方面，于杰克而言，她作为一个母亲，以一个坚强的保护者的角色倾尽所有依靠想象为杰克创造出一个有限空间里的美丽世界，在杰克的童真想象中，有限的存在成为了无限的乐趣。但电影真正让人进入思考的引爆点是在逃离后采访记者的问话，问乔伊以后如何和杰克说明父亲的问题，问她当初有没有想过杰克一出生就将他送走，这样杰克就有一个幸福的正常的童年，他就是自由的。当晚女主恶心并昏倒，继而开始和杰克的分开，从而进入两个人的自我独立治愈。在这个时候，杰克本身而言是新的，他既代表着那段囚禁的过去，又是新的未来的希望，当她发现以前默认“孩子是我的”“我要和孩子在一起”这么坚信的理念都要被质问，她不再只是一个受害者了，而是被当作一个帮凶，我们看到她努力适应真实世界的勇气和尝试，但是她不断把过去当做一个客体予以排斥和逃避，压抑它所带来的痛苦和消极影响。
二、自骗机制：仪式化
自骗机制是指采用一种反向化、合理化、仪式化等自欺欺人的策略和方法来化解超我和本我的冲击带来的烦恼、痛苦和焦虑。而用象征式的事情和行动来尝试抵消已经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以减轻心理上的罪恶感，这种方式，称为仪式与抵消。
对于讲故事的人，在这个被暴力控制下的封闭空间里，建筑师（老杰克）被描述成为一个“话语人”，而非简单传统的设计者。在这宏观的空间里分割出一个小部分，成为其话语权的全部领地，他作为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在这片领土上满足生理及心理欲望、实现小人物的空虚外的虚荣梦想。暴力的空间造成了一些可怕的后果，他残忍得将她们从现实世界中排出，从文明中排出，甚至从社会上排出。乔伊为杰克在10平米的房间里构建起一个完美的、逻辑自洽的世界观：世界就是房间这么大，碰到墙折返继续走，没有尽头（好像三体最后那个1千米见方的生态小宇宙）；你是上帝发给我的，我剪断系在你身上的绳子，你从天窗掉进来；电视里的东西都是假的；老尼克（生父，强奸犯）是魔法师，把我们需要的东西变出来。童话和游戏组成的仪式化的自骗机制让杰克接受了这样的环境。每天早晨跟马桶、沙发、橱柜，每一样东西say good morning，跟妈妈玩指哪跑哪的游戏，井底之蛙一样看着一尺见方的天窗发呆，跟漏下来的窄窄的光影玩手影游戏，向天窗大吼却告诉杰克这是呼叫外星人，乐此不疲。带着孩子的满血的热情与好奇心，他成为这个空间的王。
三、攻击机制：转移与投射
攻击性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影片的后半段尤其明显，这类防卫机制有两种方式——转移和投射。这里我们引入创伤的概念，创伤源于现代性暴力，它具有入侵、后延和强制性重复三大本质特征。[1]这个影片中所所涉及的主要是心理创伤与文化创伤、儿童创伤与成人创伤、性暴力创伤等。本文更愿意将《房间》的后半段称为逃离创伤，即精神空间里创伤的愈合过程，这个过程比前半段逃离囚室更加复杂且揪心。我们可以在乔伊身上看到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于被囚禁七年所遭受的创伤心理反应，它影响着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后果就是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
而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到处于该环境中的重要他人。侧重到代际之间，尤其是父母到子女的传递过程，多以养育方式、依恋方式或沟通方式等来进行传递。[2]对于第一代，我们可以在影片中看到乔伊回归正常社会和家庭后表现出来的睡眠障碍、抑郁和隔离症状，创伤对于她而言是一种长期的涉及情感、生理、社交等各方面的损害，是场切身的灾难。对于第二代，他们应对创伤的反映的方式更为复杂，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父母不受到更多的伤害，他们必须压抑自己的愤怒，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还必须照顾好父母，并且还要补偿父母因为自身受损而未能满足的不现实的期望。我们可以在影片中看到杰克身上负担着“修复父母”的任务，在乔伊接受采访的时候，在他孩童的世界里无法消化母亲感受到的羞耻感、暴怒、无助和内疚等情绪，他与母亲的在小棚屋内建立起来的稳固的依恋关系也随着母亲的不稳定性而出现裂痕。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认为，“创伤的作用具有正反两个方面，其正面作用是复活创伤，努力回忆被遗忘的经验，或者说，是使它成为真实，使它在生活中再次重现。”乔伊必须学会去适应，而杰克必须学着去发现，始终只有房间里的两个人相互理解。但是继外祖父里奥弥补了本剧最大的缺憾，他替代起一个引导者的角色，给予了杰克无限的爱与勇敢，用温情慢慢引导他对这个全新的世界打开心扉。
注释：
[1]《创伤》，陶家俊，外国文学，2011年.
[2]《创伤的代际传递》，林瑶，吴和鸣，施琪嘉，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