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还是‘等级’”，秦书林指了指脑子，“要有观念意识，懂得规矩。等级，什么样的地方用什么样的规格，不能越级。”
　　秦书林干了44年彩画，从十六岁到六十岁，一直在北京园林古建公司工作，规矩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殿堂、庙宇里的彩画要求不同，即使都是皇家园林，大殿里的彩画和皇帝休闲处的彩画又不同。
　　以颐和园为例，彩画等级是以慈禧太后临幸与否为原则的。慈禧常去的地方，逗留时间长的建筑，彩画等级就高，反之则低，慈禧走不到或者看不见的地方等级更低。慈禧来颐和园住在乐寿堂，看戏在听鹂馆，休息在贵寿无极殿，纳凉乘船在鱼藻轩，长廊是她往返于乐寿堂和听鹂馆的必经之路，因此彩画等级都是很高的。
　　有深宅大院找人托他画彩画，这些事情他不愿意多说，含笑着一语带过。他还是老北京文化人的做派，语气温和，客气周到：喝着茶，一遍遍给在座的人都续上水；有人要走，一定要送到门口。
　　规矩规矩，秦书林觉得“多少也有点察言观色的意味。”他十六岁进入北京园林古建公司，一开始是学习油饰大作，就是彩画之前的打底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已经没有了老时候拜师学艺的严格，但是老规矩还是留了下来。秦书林每天很早就来单位擦地打水沏茶，彩画师傅们作画，他就在架子下仔细看。业余时间自己作画、外出写生、没事就去琉璃厂、中国书店转悠。偶尔遇到画师人手紧张的时候，他就试探着问，要不让我试试？
　　打小喜欢画画的天赋和功底派上了用场，秦书林还清楚地记得是1972年左右，他进入北京园林古建公司两年之后，就开始独当一面，北京园林古建公司总经理杨宝生说要知道，“彩画这个行业一般三五年不见得能出来，十年八年才单独作画的画师大有人在。彩画，这个东西就是要天赋和悟性的。”又说秦书林太低调，秦书林连忙摆手说，“没有没有，比那些老先生们差远了。”
　　北京园林古建公司始建于1952年，是国内成立最早的一家园林古建施工单位，隶属于北京市园林局，北京的文物古建筑又最多，所以秦书林这44年来，天坛、颐和园、潭柘寺……几乎北京文物古建的彩画修复，他都有参与。
　　1978年，颐和园长廊油饰彩画施工，这一次难度最大。“文革”十年，长廊彩画破坏严重，包袱内的人物画被认作“四旧”，用白漆涂盖、柁头等部位作为封资产物刷掉改为葵花图案，柱子、榻板、坐凳楣子油漆脱落破损严重。
　　“你看中国古建筑是讲究对称的。但最讲对称的，还是古建筑彩画。”解决彩画图案纹饰完全对称的工序是“起谱子”，为了使得彩画左右对称，先用一张纸对称折叠，在一半纸上作画，这就是“起谱子”；按照谱子上的线条，密刺针孔，就是“扎谱子”；扎谱子完成后，将纸展开，得到左右完全对称的谱子。有些图案，左右对称，上下也要对称，就要将纸对称折叠两次，在四分之一的纸上起谱子…
　　长廊彩画最引人入胜的是“包袱”，这是彩画行当的一个术语，就是古建彩画中经常能够看到的精彩的故事或者人物、山水花鸟。秦书林最佩服的是当时两位彩画大师李作宾和孔令旺，当时李作宾已经七十多岁了，依然架子上爬上爬下，“李先生的画是真正好，铁线重彩，一点不比范曾差。”
　　秦书林的话不多，和其共事多年的画师张明光说他有时候像钟摆一样，你拨一下它动一下。“但是他不保留，不搂着，有什么技术问题问他他都说，而且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前几天张明光刚嘀咕着怎么画笔放在木蜡油里很容易风干，秦书林跟他说了一个自己摸索的绝招，用牛皮纸把画笔包起来浸在木蜡油里就好了。果然行。
　　同事们都说秦书林是个快手，有时候一天能画十多幅彩画，“我喜欢山水画，不是小桥流水的那种。”秦书林的办公室里挂着他自己画的一幅山水画，大开大合，颇有山雨欲来之势。
　　对色彩的极其敏感让秦书林格外擅长“舞墨”。
　　秦书林说，彩画工艺中有一个说法是“落墨搭色”，直接绘画在给古建筑打底好的地仗上，没有宣纸的晕染效果，全靠水墨控制来表现。如果是画人物，先用浓墨勾画轮廓，使其成为一幅写意白描画，再用水墨晕染出立体和层次，称之为“落墨”。
　　杨宝生是摄影爱好者，他经常去颐和园逛逛拍拍，回来的时候跟秦书林说，“你那二十多幅包袱彩画，在长廊上都好好的呢。”秦书林沉默地笑笑，“可是，以后估计彩画这个行当要断档了。”一是没有人，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也来干过活，几天下来还是不行，彩画可不是在画布上作画。二是工艺也在改变，有的改变不可避免，“保持原状，原工艺”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彩画用的胶，是动物材质皮毛熬制成的胶，必须在工地即刻生火加热使用，但是现在工地都不能有明火。特别是像故宫、天坛、颐和园这样的地方，游客又多，更不可能用明火。
　　16岁进入北京园林古建工程公司，秦书林一呆就是44年，“就没有挪过窝，也没有想过挪，还是喜欢这个吧。”杨宝生评价他最得力的干将，“太低调了，和他一起来的、比他后来的人，很多不是开工作室去了，就是去当画家了。”
　　秦书林说自己比较懒，现在回想起来最好的时光是1978年画颐和园长廊的那一年，吃住都在颐和园，傍晚收工后，大家在昆明湖边弹吉他、跳舞，“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可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