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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让人困惑的一年，在公共知识分子大都时事评论员化的浪潮中，很多真实而痛切的问题讨论却隐身了，但它们却并没有消失。
作为瞻前顾后、承前启后的一年，也是探索改革路径的关键一年，按说2008年关于改革是非和方向的争论，应该较之以往有所提升，但奇怪的是，今年并没有迁入印象特别深刻的声音。
在很大程度上，这可能要归因于今年频发的各种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分散了知识分子们的注意力。然而，和往年相比不同的是，即便是针对这些公共事件，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似乎也少了许多，一些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选择沉默，而在选择发言的知识分子当中，不少人操持的仍旧是一些“确信无疑的常识”，而这些“常识”的说服力早已开始游移不定或呈现边际效应递减。
经济学界的法制逻辑
今年年初，《劳动合同法》开始正式实施。围绕《劳动合同法》展开的讨论，充满了象征意味。正是这部法律，让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近年来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秘密。
在1月至3月份的诸多言论中，大都是经济学家对这部法律的一边倒的声音，他们明显强烈反对和批判《劳动合同法》，其理由是限制了企业主用工的自由，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将大大提高企业运营成本，其中以张五常和王一江的言论最为引人注目，张认为《劳动合同法》会把“经济搞垮”，王则主张《劳动合同法》应对中小企业实行豁免。
但到了3月中旬之后，媒体舆论开始转向，开始出现不同意见，开始称《劳动合同法》是“世界上用工最自由的一部劳动合同法”。
在这种关乎基本社会关系的讨论中，利益集团及其知识分子代言人的不负责任由此可窥一斑，比如关于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反对者大都估计没有认真地看完《劳动合同法》，更谈不上对《劳动合同法》的体系解释。
通过经济学家对《劳动合同法》的态度，不难看到过去多年“发展至上”思维的遗产负担是多么的深刻。这一点，从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30年”的解释上也可以得到印证。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位经济学家发表了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从他们的发言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关于“30年无论如何总做对了些什么”的辩护，而这种辩护多是一种知识分子作为幕僚的自我表扬。发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身上，关于改革之初“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议亦是一个有趣的注脚。
至于改革过程中蕴含的矛盾和如何重建改革共识鲜有人提及，不少经济学家提到了法律和法治，但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并未超越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坏市场”和“好市场”之说：坏的市场经济受“权贵”主导，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
对此，人们自然会提出两个疑问：其一，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叫市场经济吗?其二，我们该不该以法治去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法治会不会异化为“经济发展”的护航工具?诚若如此，法治如何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为市场交易维持秩序呢?法治自身的独立价值何在?换句话说，好市场不过是用法律去促其发展的市场而已。
前述困惑同样是“发展至上”模式尚未成功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模式转变的见证，所谓“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发展观”任重而道远。因此，有必要期待经济学家群体在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纵深的情况下，提高自己的法律修养，校正自己的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的法治观念。
而立之年的自我认知
改革开放步入而立之年，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在自我意识上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吗?
有人说，举办奥运是一个国家的成年礼。但就是对这一成年礼的评价，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高调者认为，北京奥运会是现代中国强国梦的表达和实现，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新的起点，他们的言论与官方言论的契合程度令人侧目。
2008年中国民众在面对重大社会事件时的群体性反应举世关注，而在中国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活动中，西方各国愤怒的中国留学生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他们甚至比从未离开过本土的中国人拥有更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今年极为突出的现象，在知识界同样缺乏引人瞩目的深刻自省与思考，谁曾来清醒地点破这爱国主义高潮背后的社会意识空心化?
同样的，拉萨事件所引发的另一种内部民族主义问题也仍旧没有被知识界所正视。一方面，已有前车之鉴，惮于舆论形势的知识分子们选择沉默，情有可原。但另一方面，集体沉默之严重态势却也不得不令人生疑，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复杂性时，原本就存在集体性的视野狭窄，储备不足，进而根本上缺乏深刻的自省意识。
与上述所有或高唱赞歌、或选择沉默、或窝里斗窝外横的现象相比，倒是一个中学教师、“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范跑跑，不经意间成为旗帜性人物。舆论哗然，支持范跑跑用自由主义辩护的人可能并不清楚，即便在范所向往的“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他的遭遇也并不比在国内好很多。在地震较频繁的加州，由《加利福尼亚洲民法典》第3100条规定所有公职人员是灾难服务人员，“此公职人员包括教师，因此，当灾难发生时，美国教师有疏散学生的职责”。范跑跑事件证明，如果脱离了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具体历史情景的认识，单纯靠这些理念去行事，容易出现滑稽的闹剧。
快速发展的中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智力和道德参与。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市场化媒体快速增长，一批被公众寄予厚望的“公共知識分子”光荣产生。然而不幸的是，成也媒体，衰也媒体，在近两年众多媒体开始力推“时评版”这种专为知识分子而设的“重要版面”之后，公共知识分子们的面目反而愈发模糊。而今年，越来越多的事实不禁令人发问，时过境迁，难道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还仍旧停留在“知道分子”的层面上?
迄今为止，不少学者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乐于以西方作为参照系，但言者往往将西方简化为一些“确信无疑的常识”，学者严瑜表达了对“确信无疑的常识”的怀疑：“在今天，对事关民族和国家前途的重大研究方面，勤谨和负责已经是稀缺的品性。比如，当人们事事都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为标准来谈论中国的时候，对西方历史和思想的具体复杂的脉络究竟有多少把握和积累?当人们讨论现代化或者民主的时候，对现代性问题、民主理论和历史有多少了解和积累?当人们热衷于宣告中国文化的落后和腐朽的时候，对中国民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有多少把握和积累?”
汶川地震的伤痛还未抚平，西藏事件及奥运会所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未理顺，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如今又面临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中国需要重新审视的，是市场和政府、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这三对关系，如果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还有期待的话，那便是，此时此刻，知识界更需冷静谦和的态度。更具自省力地审视国内的问题。
(责编 宁 二)
作为瞻前顾后、承前启后的一年，也是探索改革路径的关键一年，按说2008年关于改革是非和方向的争论，应该较之以往有所提升，但奇怪的是，今年并没有迁入印象特别深刻的声音。
在很大程度上，这可能要归因于今年频发的各种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分散了知识分子们的注意力。然而，和往年相比不同的是，即便是针对这些公共事件，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似乎也少了许多，一些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选择沉默，而在选择发言的知识分子当中，不少人操持的仍旧是一些“确信无疑的常识”，而这些“常识”的说服力早已开始游移不定或呈现边际效应递减。
经济学界的法制逻辑
今年年初，《劳动合同法》开始正式实施。围绕《劳动合同法》展开的讨论，充满了象征意味。正是这部法律，让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近年来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秘密。
在1月至3月份的诸多言论中，大都是经济学家对这部法律的一边倒的声音，他们明显强烈反对和批判《劳动合同法》，其理由是限制了企业主用工的自由，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将大大提高企业运营成本，其中以张五常和王一江的言论最为引人注目，张认为《劳动合同法》会把“经济搞垮”，王则主张《劳动合同法》应对中小企业实行豁免。
但到了3月中旬之后，媒体舆论开始转向，开始出现不同意见，开始称《劳动合同法》是“世界上用工最自由的一部劳动合同法”。
在这种关乎基本社会关系的讨论中，利益集团及其知识分子代言人的不负责任由此可窥一斑，比如关于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反对者大都估计没有认真地看完《劳动合同法》，更谈不上对《劳动合同法》的体系解释。
通过经济学家对《劳动合同法》的态度，不难看到过去多年“发展至上”思维的遗产负担是多么的深刻。这一点，从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30年”的解释上也可以得到印证。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位经济学家发表了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从他们的发言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关于“30年无论如何总做对了些什么”的辩护，而这种辩护多是一种知识分子作为幕僚的自我表扬。发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身上，关于改革之初“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议亦是一个有趣的注脚。
至于改革过程中蕴含的矛盾和如何重建改革共识鲜有人提及，不少经济学家提到了法律和法治，但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并未超越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坏市场”和“好市场”之说：坏的市场经济受“权贵”主导，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
对此，人们自然会提出两个疑问：其一，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叫市场经济吗?其二，我们该不该以法治去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法治会不会异化为“经济发展”的护航工具?诚若如此，法治如何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为市场交易维持秩序呢?法治自身的独立价值何在?换句话说，好市场不过是用法律去促其发展的市场而已。
前述困惑同样是“发展至上”模式尚未成功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模式转变的见证，所谓“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发展观”任重而道远。因此，有必要期待经济学家群体在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纵深的情况下，提高自己的法律修养，校正自己的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的法治观念。
而立之年的自我认知
改革开放步入而立之年，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在自我意识上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吗?
有人说，举办奥运是一个国家的成年礼。但就是对这一成年礼的评价，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高调者认为，北京奥运会是现代中国强国梦的表达和实现，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新的起点，他们的言论与官方言论的契合程度令人侧目。
2008年中国民众在面对重大社会事件时的群体性反应举世关注，而在中国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活动中，西方各国愤怒的中国留学生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他们甚至比从未离开过本土的中国人拥有更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今年极为突出的现象，在知识界同样缺乏引人瞩目的深刻自省与思考，谁曾来清醒地点破这爱国主义高潮背后的社会意识空心化?
同样的，拉萨事件所引发的另一种内部民族主义问题也仍旧没有被知识界所正视。一方面，已有前车之鉴，惮于舆论形势的知识分子们选择沉默，情有可原。但另一方面，集体沉默之严重态势却也不得不令人生疑，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复杂性时，原本就存在集体性的视野狭窄，储备不足，进而根本上缺乏深刻的自省意识。
与上述所有或高唱赞歌、或选择沉默、或窝里斗窝外横的现象相比，倒是一个中学教师、“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范跑跑，不经意间成为旗帜性人物。舆论哗然，支持范跑跑用自由主义辩护的人可能并不清楚，即便在范所向往的“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他的遭遇也并不比在国内好很多。在地震较频繁的加州，由《加利福尼亚洲民法典》第3100条规定所有公职人员是灾难服务人员，“此公职人员包括教师，因此，当灾难发生时，美国教师有疏散学生的职责”。范跑跑事件证明，如果脱离了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具体历史情景的认识，单纯靠这些理念去行事，容易出现滑稽的闹剧。
快速发展的中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智力和道德参与。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市场化媒体快速增长，一批被公众寄予厚望的“公共知識分子”光荣产生。然而不幸的是，成也媒体，衰也媒体，在近两年众多媒体开始力推“时评版”这种专为知识分子而设的“重要版面”之后，公共知识分子们的面目反而愈发模糊。而今年，越来越多的事实不禁令人发问，时过境迁，难道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还仍旧停留在“知道分子”的层面上?
迄今为止，不少学者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乐于以西方作为参照系，但言者往往将西方简化为一些“确信无疑的常识”，学者严瑜表达了对“确信无疑的常识”的怀疑：“在今天，对事关民族和国家前途的重大研究方面，勤谨和负责已经是稀缺的品性。比如，当人们事事都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为标准来谈论中国的时候，对西方历史和思想的具体复杂的脉络究竟有多少把握和积累?当人们讨论现代化或者民主的时候，对现代性问题、民主理论和历史有多少了解和积累?当人们热衷于宣告中国文化的落后和腐朽的时候，对中国民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有多少把握和积累?”
汶川地震的伤痛还未抚平，西藏事件及奥运会所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未理顺，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如今又面临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中国需要重新审视的，是市场和政府、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这三对关系，如果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还有期待的话，那便是，此时此刻，知识界更需冷静谦和的态度。更具自省力地审视国内的问题。
(责编 宁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