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红酸枝的前世今生，颇有趣味：被郑和当做压船底的大料从东南亚运进中国，却因为“魏紫姚黄”的盛名，被皇家忽视，直到后两者一料难求，其木质之佳、材性之美才逐渐被重视。直至清末，红酸枝家具数量猛增，在清代宫廷家具中占有着极大的比例，与黄花梨、紫檀一起并称为宫廷“三大贡木”，其重要地位一直延续到今天。
　　酸枝，红酸枝，大红酸枝，老红木，交趾黄檀，微凹黄檀……这些互相关联而内涵不同的名称似乎很容易让人混乱。
　　一样珍木两种称谓
　　有关红酸枝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古玩指南》一书中二十九章：“唯世俗所谓红木者，乃系木之一种专名词，非指红色木言也。”“木质之佳，除紫檀外，当以红木为最。”
　　这些对于“红木”的只言片语，虽没有对其木材的外观、特性、功用进行描述，但却微言大义地为红酸枝给予了血统上的正名，承认了其作为名贵木材的历史地位。
　　不过，上述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红木并非是国标中所说的全部红酸枝类木材，而是指红酸枝中的一种，即交趾黄檀，在民间又被称为“老红木”。按照北方地区的说法，狭义的“红木”包括了红酸枝和黑酸枝在内。后来人们发现红酸枝原来不止一种，于是加上一个“老”字，将常用的称为“老红木”，而将过去很少见到的一些品种称为“新红木”。
　　郑和带回来的压舱木
　　红酸枝最早进入中国是在明朝。永乐、宣和年间，为安定海外，宣扬国威，郑和曾七次出使西洋。下西洋乘坐的宝船十分庞大，携带着各种奇珍异宝，到达过东南亚、印度及非洲东海一些国家。在回程时，怕船在海上太过飘摇，东南亚砍伐了大量的交趾黄檀和其他红木木材用于压船，交趾黄檀即是红酸枝的一种。《红木》中国国家标准的第一起草人、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家驹在说到红木家具和郑和下西洋的关系时说：“郑和七下西洋，曾到过越南、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给这些国家带去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而带回来的，主要就是红木，因为红木分量重，正好做压舱之用。”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随着红木进入中国和海运的开放，从海外大量涌入中国，一些能工巧匠用木质坚硬、细腻、纹理好的红木——黄花梨和紫檀，竞相制造出在坚固程度和美观实用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的家具、工艺品及园林设计建筑，从而促进了明及清代前期家具制造业的空前繁荣。而红酸枝因为量多不显珍贵、木质又次于黄花梨和紫檀，因此并没有受到重视。在流入中国后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红酸枝材料及其制成的家具散落在民间，并未被历史所垂青。
　　清宫王府的传世家具
　　乾隆晚期，黄花梨和紫檀日渐难求，清朝政府遂派人前往东南亚一带寻访、收购木材，他们发现了木性优良、美观耐用的红酸枝，于是红酸枝作为黄花梨和紫檀的替代品从南洋进口中国。
　　据考证，酸枝木家具在清宫中出现是在乾隆二十年以后。在内务府档案记载中，酸枝木原料被称为“海梅木”，制成的家具通称为红木。从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早在乾隆二十几年，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里就有不少关于宫廷红木家具的记载。
　　乾隆造办处“油木作”记载：“于五月初三日为宁寿宫寿堂现设自鸣钟一对，添配红木香几，画得纸样一张，呈览奉旨，准样照做，钦此。”“五月初四日员外郎五德、库掌大达色、催长金江舒兴来说太监常宁传旨，方壶胜境现供龛下添配红木供柜五件，垫墩八件，垫起，钦此。”
　　从上述档案可以看出，在当时红酸枝只是作为补充性的木材，主要用来制作香几这种小件家具，而紫檀家具还在宫廷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乾隆四十年以后，酸枝木大量进入清代宫廷，成为乾隆后期宫廷家具制作的重要原料。因为来源充裕、木性优良、外观美丽，以其制成的宫廷家具种类及数量极为丰富，包括红木香几、红木挂屏、红木桌屏、红木桌灯、红木壁灯、红木方灯、红木玻璃灯、红木插屏等。
　　到了清代后期，酸枝木家具数量猛增，在清代宫廷家具中已经占有着极大的比例和重要的地位，与黄花梨、紫檀一起，并称为宫廷“三大贡木”。
　　除了在清末的宫廷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民间，酸枝木家具更是深入人心，受大江南北民众的喜爱和追捧，成为皇亲、富商、名仕居室内不可或缺的家居陈设。清末光绪三十三年出版的广东番禺人黄世仲所写的著名谴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