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世居广东大埔县银江镇冠山村，客家人。民国初年，高祖携子带孙，与许多不堪忍受贫困的乡亲一样，沿韩江下南洋远赴东南亚谋生。
　　岂料事与愿违，高祖梯山航海的壮举并没有给家族带来好运。次子和长孙都在三十多岁时在泰国病逝。祖父生于泰国，周岁随母回国。这一别，竟是曾祖夫妻、父子的永诀。祖父的堂嫂在丈夫病逝后，忍痛留下孤子改嫁。那时正值抗战期间，除了远在泰国的亲人，家中只剩曾祖母和祖父及其堂侄三人相依为命。祖孙三代，一个寡母带着两个孤儿。
　　祖父与堂伯都年方8岁就成为孤儿。两人虽为叔侄，实同兄弟。幸运的是，在宗族和泰国亲人的资助下，他们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家乡同龄人中实属罕见。祖父初中毕业，在家乡做小学教员。堂伯大学毕业，后来成为高级教师。
　　祖父曾在家乡数个村庄任教。时至今日，一些父老仍尊称祖父为“芳安先生”。而祖父晚年，还曾收到迁往台湾的学子寄来的书信和钱物。
　　国共内战期间，祖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兼任“白皮红心”的保长，秘密为中共闽粤赣边区组织和游击队提供支持和掩护。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不再教书了。先后任大埔县银江乡公所文教助理、大麻区委宣传干事。1954年转任县城茶阳镇粮所主任。
　　祖父处事干练，解决前任未能解决的问题，因此遭人嫉恨诬告。肃反运动时，由于国民党保长的身份，在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开除党籍、公职，回乡管制3年。作为“反革命分子”家属，全家老小受尽歧视。上初中的父亲和一个姑姑，尽管学业优秀，但都得不到批准，无缘参加升学考试。
　　听母亲说，当时每逢夜晚听到犬吠，家人无不心惊肉跳，担心又上门抄家了。仅仅因为无人敢持枪“行刑”，祖父竟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一个邻村青年说他敢持枪，就在祖父命悬一线之际，他母亲警告：“如果你这样做，我就死在你面前。”在批斗现场，也有人委婉地保护祖父。幸亏这些善良的好人，否则祖父在“文革”中难逃一劫。当然，这也与祖父为人正直、没做坏事有关，使他们无机可乘。
　　面对打击，祖父泰然处之。教书出色的他，务农也是好手。尽管没有参评生产队“劳动标兵”的资格，但他犁田耙田却不甘人后。
　　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后，祖父开始写信申诉，要求平反。这些信用复写纸写成数份，分别寄往中央、省、地区和县四级。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祖父经常伏在八仙桌上写信的印象颇深。有些材料就装在一个竹篮里，挂在房梁上。
　　申诉历时数年，申诉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用祖母的话说，他把笔头都写秃了。最后经曾任中共闽粤赣边区委组织部长、时任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的王维亲自发话，祖父终于在1984年冬平反昭雪。整整26年，人生最宝贵的光阴都在蒙冤受难中流逝了。
　　最后一次为平反之事去县城时，办事人员私下透露其家庭住址。祖父听出了弦外之音。尽管穷得叮当响，还是借了钱准备送礼。后来被朋友劝阻，他也觉得不会再有什么意外了。谁也没有想到，饱经风霜的祖父再次遭受沉重打击，大家都认为该办理离休的他仅获退休待遇。祖父心力交瘁，惟有饮泣吞声，接受命运的安排。退休证上的相片记录了祖父当时的郁闷悲苦——他比平反前更瘦了。
　　摘掉“反革命”的帽子后，祖父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新乡绅”。开始参加编写族谱，重修学校、水口等公益事业。还出任家乡房氏家庙国器堂理事。乡人婚嫁丧葬、宗族祭祀、行礼读祝、立嗣帖式诸事，也经常出现祖父的身影。
　　祖父和祖母恩爱一生。祖母当了二十多年接生员，每年呵护十多个新生命来到人间，年近半百时突然瘫痪卧床，祖父悉心照料数年后自然康复，乡人皆称奇迹。祖父身体一直很硬朗，晚年即便听力渐弱，腿脚不便，他仍坚信自己能活到95岁。
　　2011年11月26日是祖父的忌日。他没有实现活到95岁的目标，享年89岁。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我和内子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回乡，他还逗了逗念念不忘的曾孙玩。我用轮椅推着他在村里转了一圈，他还与乡亲们谈笑风生。
　　没想到祖父走得那么快，我没有和他好好谈心，留下终生遗憾。他也没想到自己那么快就走，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祖父出殡那天清晨，秋雾笼罩大地和山岗。排在队伍最前面的铭旌上写着祖父生前起好的恰如其分地概括自己一生的谥号：刚毅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