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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首部“非典型”航空题材“灾难片”，《中国机长》可谓是以崇高美学的平民化表达与类型化书写塑造了职业岗位的平民英雄群像，并以后劲颇足的票房成绩献礼建国70周年。该片在与《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三足鼎立”中表现甚佳，上映36天（截至2019年11月4日）票房累计28.37亿，趋近《我和我的祖国》（28.80亿）。
笔者亦推测，随着像《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主题更为集中突出，时效性更强的国庆档影片热度的退潮，《中国机长》这样的类型清晰，本土化，新主流拓展的视效大片，因其对工业化视听效果的完美呈现，对中国速度下中国品质的彰显，灾难片的本土化与中国式表达，反到会有更充足的后劲。
在笔者看来，具有某种“重工业美学”特征的本土化灾难片《中国机长》，是对新主流大片的一次新拓展，是一部具有类型拓展或本土化意义的类型电影和新主流大片。影片于“封闭空间”中进行了崇高美学的平民化表达，体现着“中国制造”的速度与质量，彰显着大国效率与大国风范。该片也较完美达成工业与美学的相互融合，为“电影工业美学”尤其是“重工业电影美学”提供了一次鲜活案例。
但影片在情节处理、人物塑造等方面也表露出诸多不足，留下不少缺憾，值得反思和总结。
一、“新主流電影大片”：新拓展
新主流大片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电影新现象或新型态，“并不是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因为它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类型什么题材才是新主流”[1]。于此而言，如果说《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作为“异域奇观性”[2]的“亚类型”把新主流大片推向一个新高度的话，那么作为融灾难类型并进行本土化转化的《中国机长》，无疑是在题材、类型上扩展了以往以战争片、英雄片为主的“新主流大片”的宽度。
类型化发展是中国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然之路。“类型电影”生产亦为电影工业美学之重要原则之一。基于中国的语境和体制，类型电影本土化也为必然之势。拥有着灾难类型特性的《中国机长》（通过科技手段进行视听的逼真呈现，并以难以预料、突然发生的紧急状况打破以往的社会秩序，给受众以紧张感的同时促使着受众进行反思）便体现了这一趋势。
首先，在人物塑造方面，影片不同于以往新主流大片（如《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那样重点刻画执行特殊任务的血性军人或担任特殊使命的英雄人物，而是取材知名度颇高的社会真实事件，从普通职业入手，在“封闭空间”内进行了平民英雄的塑造与崇高美学的平民式表达。王志敏曾指出，“空间结构的单纯化使被表现的对象从错综复杂的空间关系中凸现出来，从而获得象征意义”[3]，《中国机长》便是在单纯化的封闭空间内表现了一群平民英雄，他们坚守岗位、颇具韧劲的崇高精神也于此得以凸显。影片着重表现的是一群正常工作、兢兢业业的普通职业人员，他们有着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相对规律的工作时间，工作之余也有着自己的日常安排，影片开头，我们伴随着机长起床、洗漱、与妻子女儿问候等诸多生活化的场景进入到了他工作的一天，这其中，我们看到了刚刚升职头等舱乘务员的张秋悦，看到了喜欢搞怪、个性张扬的副驾驶，看到了喜欢“撩妹”的第二机长……他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但他们也是生活化、职业化的平民英雄，在飞机遇事时对岗位的坚守、对乘客的照顾、对责任的践行，都在由内而外的展现机组人员“平民式英雄”形象。
在飞机玻璃突然损坏时，封闭空间内，中景镜头、昏暗灯光下机内地面杂乱的食物、掉下的氧气面罩与被甩在地上的乘务人员，特写镜头下驾驶舱内被甩出机外伤痕累累的副驾驶与面临强风、高寒、缺氧的机长……令受众心惊胆战。但处于极端环境下的他们却呈现出别样的崇高之美——乘务长慢慢的爬到工位，特写镜头下，头发凌乱、面容憔悴、极度缺氧的她缓缓拿起对讲机一边吸氧一边呼喊着组员名字，并不断安慰乘客，当观众与乘客一起找寻久久没有应答的五号时，伴随着乘客的呼喊与镜头的转化，我们看到了躺在餐车旁边，腿部、腹部有明显重伤的五号缓缓苏醒，用尽全力的依靠着餐车站起复位并不忘微笑着把身边的乘客安顿好，这是对工作的负责、更是对乘客的负责，这其中的坚韧、勇敢，都在展现着他们恪守职责、巾帼不让须眉的崇高职业魅力。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从客舱拖着受伤身体的第二机长在拼命的爬向驾驶舱，在舱门打开瞬间，强风迎面而来，此时，驾驶舱内处于机身外的副驾驶身上的衬衣早已是面目全非，机长更是被风吹的眼睛肿大、手臂僵硬、嘴唇发紫。但在如此恶劣环境之下，我们看到了“撩妹”的第二机长拉回了副驾驶、给二者带上氧气面罩、呼叫塔台、给机长按摩……有条不紊的处理着突发情况;机长也是在视力模糊、身体缺氧的情况下毅然紧握方向舵，说要把大家平安送达;副机长更是在复位后看方向、测指数、辅助机长，不顾伤痛的他们尽管是普通人，甚至有着某些不足（如副机长浮夸的性格、机长的对人冷漠，第二机长的随便撩妹），但他们短时间内高度默契的团队合作、熟练的技能、冷静的态度、坚定的内心以及对岗位的坚守、对乘客的负责都在以平民英雄的身份书写着崇高美学。而这也恰恰表现了该片在塑造人物时具有一种独特的港式平民理念，“保留了那种香港电影特有的‘港味’，某些……世俗性的独特表达”[4]，对英雄进行了某种“祛魅化”的创新。
其次，在价值观念的表达上，影片表现了中国式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与同类型美国航空灾难片《萨利机长》侧重于呈现英雄个体促使灾难化解的方式不同，《中国机长》没有浓墨重彩刻画个体英雄，而是聚焦整个机组的集体团队协作。在危难来临时，机长负责方向、速度并进行主要判断，第二机长负责与塔台交流并实时照顾机长与副驾驶，副驾驶负责实时监控并与二者交流，乘务人员在后方安顿乘客、稳定军心，塔台则负责后期医疗、停降、方向、路线的规划与建议……整个危机的化解，是机长、乘务人员、甚至是整个民航系统在集体配合协作下完成的。与此同时，该片把中国惯常的“舍生取义”“大公无私”等“求义舍生”式价值观模式悄悄置换升级成了“英雄也是普通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同体价值观。以《烈火英雄》为参照，该片中的英雄是基于人物自身“求义”需求的，片中多次立功的江立伟，因一次判决失误而被调职并被判定心理出现问题（今后都不能参与救援活动），本着对自身的“证明”与对“大义”的追求，他为拯救苍生而抛家弃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地走向“大义之路”。而《中国机长》中的英雄们都似乎是顾家、恋家的普通人，期待着回家给孩子过生日并因此出现幻象的机长，说着“我们都是子女、父母，我们也想回家”的乘务人员，女朋友等着下班的第二机长，都是人类情感与个体生命意识最真实的写照，也是偏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观念融合——飞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乘客与乘务人员都是平等的生命个体，如果想要安全着陆，那么则需要个体相互尊重、相互配合。 综上，影片在类型、题材上拓展了新主流大片，并在人物塑造、价值表达方面进行了灾难片的本土化与“新主流”的新拓展。
二、“工业性”：电影工业层面的扩展与升级
对于电影制作，电影工业美学要求“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水准和运作上的‘工业性’要求，彰显‘理性至上原则’，在电影生产过程中弱化感性的、私人的、自我的体验，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标准化的、协同的、规范化的工作方式，力图达成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统筹协调、张力平衡而追求美学的统一”[5]。6000万的制作成本、实力导演加实力演员的超强匹配、完整协作的制作模式……种种特征下的《中国机长》，无疑是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重工业美学”电影的典型力作，在展现中国速度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质量与中国力量。
首先，完整、高效、协作的工业化生产保证影片制作，各部门有效、统一的配合是影片成功的关键因素，更是影片对“新主流大片”工业层面的一次制作拓展与速度升级。2018年7月在国家电影局备案立项，2019年1月才开机拍摄的《中国机长》，于国庆档就与受众见面，无疑是“高效、高速、高质”式中国速度的彰显。尽管导演曾表示在接受此等“時间紧、任务重”的项目时备感压力，但“稳健的、可估算的、工业化制度化的机制可以为新主流电影大片找到自信和保障”[6]，影片便是于此，在完整、统一、协作的工业化制作保障下成功上映。在演员协作方面，剧本还未修订完成时，演员们就都已到位，拍摄前期演员们各司其职，机长组学习飞行知识，进行驾驶实践，乘务组去航空公司学习乘务基础，演员组还不断与真实故事原型人物协作、沟通交流。在制作协作方面，导演与制作团体多次前往美国好莱坞学习技术、拓展思路，并与《萨利机长》制作团体交流，在还原A319空客飞机时，导演与工作人员多次与技术团队交涉、沟通、协调;我国模拟机技术制作团队更是在高效、高速、高技、高质的基础上1：1还原了客机，并首次实现三联舱动、平板电脑控制飞机等技术方面的突破;电影拍摄过程中飞行顾问、乘务顾问、机场、消防、医务等各方工作人员与电影制作人员沟通协作，才得以使影片再现真实;剧组人员的协作、统筹保证了影片在西藏等极端环境下完成拍摄……正如刘伟强导演所言，“是大家帮我们拍成了这个电影”，而此中的“大家”，包含着上千名为剧组提供过直接帮助的民航工作人员，更包含着拍摄人员、表演人员、后期人员、场务人员等众多吃苦耐劳、精益求精、高效高能、坚守职责的创作团员。于此而言，影片创作过程中“众志成城”“团结合作”“高速高效”的精神更似剧组现实版“中国机长”。如此，《中国机长》是“大家”协作、“合力”而生的重工业美学电影，更是“大家”一同谱写的新主流大片拓展之曲。
其次，影片更在创作过程中彰显着中国制造的高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凸显着新主流大片的中国品质与中国格调。导演刘伟强在指导过争议颇多的香港内地合拍片《建军大业》后，此次献礼大作必然会把主流需求与香港“港味”融合得更好。同时，由三个经验丰富、品质高超的制作公司联合制作;21家资金雄厚、口碑甚佳、经验丰富、资源较广的公司联合出品;博纳与华夏两大实力巨匠联合发行的《中国机长》，似乎也于此彰显着“大阵仗”与高标准。于导演制作要求而言，导演为还原一架飞机而飞往美国好莱坞，与专业团队进行学习、交流，并引进多个高质量制作团队，最终通过与我国技术团队多次沟通、协调才得以把飞机1：1再现，并且还促使模拟机达到多个技术方面的突破，此种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对场景的严格苛刻都证明了导演对影片的高要求与高标准。于演员表演而言，在“封闭空间”内进行表演的演员，为达到真实还原、高渲染力的效果，在工作中下足功夫、尽职尽业。欧豪为高度还原当事人在机外的场景而不断超负荷表演，导致脸部过敏，李沁为表演逼真而真摔、重摔，张天爱更是为表演克服自己“似乎恐高”的心理。另外，演员们在高压液态管与高强度风筒几乎10mpa的气压下（最高时达八级大风的风力）顶风拍摄、专注表演，其坚持的毅力、对职业的尽心、对品质的要求、对质量的严控都得以彰显。因此，无论是从导演对制作的严格要求上，还是从演员对表演的精益求精、力求再现的履责行为上，都直接有力的彰显了影片高标准工业化制作下所代表的“中国品质”与“中国质量”，在对“新主流”进行“新拓展”的同时为“重工业电影美学”提供了一次鲜活实例。
三、可提升空间
《中国机长》无论是在对“伟大出自平凡”“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表达上，还是在强刺激、逼真性的“港味”视听呈现上，都颇为不错。但在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以更高标准对影片叙事、人物塑造、主题呈现等方面重新审视之后，不难发现，影片对主体的人文关怀还有待提升，情节也略微琐碎。
我们以《萨利机长》为参照。虽说《中国机长》赞礼尽忠职守的普通人，但对普通人（机务组、乘客）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关照显然是不够的。《萨利机长》并非完全展现灾难发生的“此时”，而是关注到事件当事人（机长）“之后”的生活，影片“是将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和机长之间的博弈作为影片表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平衡点与切入点，并借以凸显这一传奇事件带给人们的有关生命、有关人性的深刻思考”[7]。于人文社会角度而言，关注事件之后当事人生活、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变化无疑是颇具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的，而主要以强刺激、强共鸣、强视听等“港味”特色再现“灾难”并于大团圆着陆后戛然而止的《中国机长》，显然于此而言，似乎缺失了对主体所应有的人文关怀。
与此同时，影片于“封闭空间”内叙事的情节处理与矛盾营造似乎也有待提升。影片多次在叙事高潮的部分（飞机发生事故，乘客与机务组的矛盾正是集中突出时）加入许多颇为拖沓的铺张，影响受众体验感。如导演屡次在受众刚要进入紧张氛围之时，把镜头对准了地下指挥部门、机上人员家庭现况、航天爱好者相互争辩等作用较小的情节点（似乎有点画蛇添足）。与此同时，导演对网民、军队、指挥中心、消防、医疗等多处的刻画，也颇为啰嗦，没有好好利用“封闭空间”内的人物进行营造矛盾、集中叙事，导致诸多受众对其琐碎的辅线情节、无关的人物产生厌烦感，影响影片的口碑与传播。导演似乎既没有艺术化再现场景（机舱内的真实写照相对较少，机务人员与乘客之间的矛盾也颇为平淡），又没有真正达到传播“一个奇迹的背后，是一群严守岗位的普通人”的价值观念。于此而言，影片封闭空间下的叙事张力还有待提升。 影片中被受众吐槽的“油腻第二机长”也值得我们反思。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港味”的呈现，但此种生硬的设置，明显是与内地受众审美趣味水土不服的。虽然导演想把其设置为阳光开朗的人设，但与女乘客暧昧式搭讪、落地后还不忘感情诉求的第二机长，并无法使受众看到机组人员身上应有的责任与使命。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此种设置可能有着导演想塑造第二机长表面油腻实则坚守职责的诉求在里面，但从一个认真严谨、尽职尽业的工作人员角度而言，出现此种情况的概率好像微乎其微。
针对如上问题，笔者试图简短提出几条颇为实在的建议：针对第二机长似乎“油腻”的人设，可以把他日常生活设置成一个阳光大方、善于交际但对爱情忠贞的大男孩，在他上飞机的那一刻（变为工作人员的那一刻）便变成了一个严谨细致、朴实善良、尽忠职守的机组人员/平民英雄，这样的人设既有导演所期待的前后对比，又不会使受众（或代入到乘客身份的受众）感到厌烦。针对封闭空间内的情节设置，导演可以从前期刻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中营造矛盾（如回家的母子、离家的青春少女、期待爱情的大男孩、看望战友的老兵等），减去似乎作用不大的军队线、地面线、网民线，而着重艺术化表现机舱内的矛盾，从机舱内部乘客行为中促使受众进行反思、检讨自己。针对刻画人物过多、主要人物不形象的问题，导演可以着重刻画机务组主要成员，删去相关性不大的航天爱好者、网民同情者（表达他们似乎适得其反，既没有达到原本目的，又使影响受众观影感受），可以从对话、细节等方面尝试建构机组人员面临突如其来式困境时的心理变化、行为活动与价值选择，进一步促使受众产生认同，与之身份、行为共鸣;亦可以着重表现机长与乘务长，两人各自背后的家庭、事业，与当前的困境等，集中塑造出典型人物形象。针对电影所需要诉诸的人文价值观念，导演可以加入对事件之后的刻画描写，抓住一个当事人进行重点刻画，如机务组在事件之后的行为、待遇，乘客遇事之后的心理变化等。当“热度已过、事以解决”，当事人的当下生活如何？境遇如何？心理如何？事件之后所影响的人、物、事都值得导演集中一个方面从藝术角度、社会角度进行再现、反映，这样才可促使（或符合）受众对于“热点之后”的关注、反思、总结。
结语
毋庸讳言，《中国机长》对“新主流大片”的新拓展、对灾难题材的本土化将继续扩宽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道路。在“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影片完整、协调、系统、统一的中国式工业化制造，在高效、高速的同时保证了高质，彰显了中国的工匠精神;影片崇高美学的平民化呈现，也于“伟大出自平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生命共同体价值观念中得以表达。尽管《中国机长》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人文关怀等诸多方面有待提升，但我们应该看到影片是融合“工业”“美学”进行生产的成功实践，是对新主流大片的成功拓展，更应该看到影片中对职业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对职责的崇敬。“我们不一定创造类似于《战狼2》这样的奇迹，但我们一定要做好稳健的类型电影大片。”[8]笔者相信，在《中国机长》之后，中国还会有更多类型定位清晰、类型叙事完整、工业体制完善的新主流电影。
参考文献：
[1][2][4][6][8]陈旭光.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阐释与建构[ J ].艺术百家，2017，33（05）：13-21 187.
[3]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176.
[5]陈旭光.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 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25（01）：18-22.
[7]袁瑞霞.传记类型影片的主题探析——以影片《萨利机长》为例[
笔者亦推测，随着像《我和我的祖国》这样的主题更为集中突出，时效性更强的国庆档影片热度的退潮，《中国机长》这样的类型清晰，本土化，新主流拓展的视效大片，因其对工业化视听效果的完美呈现，对中国速度下中国品质的彰显，灾难片的本土化与中国式表达，反到会有更充足的后劲。
在笔者看来，具有某种“重工业美学”特征的本土化灾难片《中国机长》，是对新主流大片的一次新拓展，是一部具有类型拓展或本土化意义的类型电影和新主流大片。影片于“封闭空间”中进行了崇高美学的平民化表达，体现着“中国制造”的速度与质量，彰显着大国效率与大国风范。该片也较完美达成工业与美学的相互融合，为“电影工业美学”尤其是“重工业电影美学”提供了一次鲜活案例。
但影片在情节处理、人物塑造等方面也表露出诸多不足，留下不少缺憾，值得反思和总结。
一、“新主流電影大片”：新拓展
新主流大片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电影新现象或新型态，“并不是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因为它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类型什么题材才是新主流”[1]。于此而言，如果说《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作为“异域奇观性”[2]的“亚类型”把新主流大片推向一个新高度的话，那么作为融灾难类型并进行本土化转化的《中国机长》，无疑是在题材、类型上扩展了以往以战争片、英雄片为主的“新主流大片”的宽度。
类型化发展是中国由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必然之路。“类型电影”生产亦为电影工业美学之重要原则之一。基于中国的语境和体制，类型电影本土化也为必然之势。拥有着灾难类型特性的《中国机长》（通过科技手段进行视听的逼真呈现，并以难以预料、突然发生的紧急状况打破以往的社会秩序，给受众以紧张感的同时促使着受众进行反思）便体现了这一趋势。
首先，在人物塑造方面，影片不同于以往新主流大片（如《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那样重点刻画执行特殊任务的血性军人或担任特殊使命的英雄人物，而是取材知名度颇高的社会真实事件，从普通职业入手，在“封闭空间”内进行了平民英雄的塑造与崇高美学的平民式表达。王志敏曾指出，“空间结构的单纯化使被表现的对象从错综复杂的空间关系中凸现出来，从而获得象征意义”[3]，《中国机长》便是在单纯化的封闭空间内表现了一群平民英雄，他们坚守岗位、颇具韧劲的崇高精神也于此得以凸显。影片着重表现的是一群正常工作、兢兢业业的普通职业人员，他们有着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相对规律的工作时间，工作之余也有着自己的日常安排，影片开头，我们伴随着机长起床、洗漱、与妻子女儿问候等诸多生活化的场景进入到了他工作的一天，这其中，我们看到了刚刚升职头等舱乘务员的张秋悦，看到了喜欢搞怪、个性张扬的副驾驶，看到了喜欢“撩妹”的第二机长……他们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但他们也是生活化、职业化的平民英雄，在飞机遇事时对岗位的坚守、对乘客的照顾、对责任的践行，都在由内而外的展现机组人员“平民式英雄”形象。
在飞机玻璃突然损坏时，封闭空间内，中景镜头、昏暗灯光下机内地面杂乱的食物、掉下的氧气面罩与被甩在地上的乘务人员，特写镜头下驾驶舱内被甩出机外伤痕累累的副驾驶与面临强风、高寒、缺氧的机长……令受众心惊胆战。但处于极端环境下的他们却呈现出别样的崇高之美——乘务长慢慢的爬到工位，特写镜头下，头发凌乱、面容憔悴、极度缺氧的她缓缓拿起对讲机一边吸氧一边呼喊着组员名字，并不断安慰乘客，当观众与乘客一起找寻久久没有应答的五号时，伴随着乘客的呼喊与镜头的转化，我们看到了躺在餐车旁边，腿部、腹部有明显重伤的五号缓缓苏醒，用尽全力的依靠着餐车站起复位并不忘微笑着把身边的乘客安顿好，这是对工作的负责、更是对乘客的负责，这其中的坚韧、勇敢，都在展现着他们恪守职责、巾帼不让须眉的崇高职业魅力。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从客舱拖着受伤身体的第二机长在拼命的爬向驾驶舱，在舱门打开瞬间，强风迎面而来，此时，驾驶舱内处于机身外的副驾驶身上的衬衣早已是面目全非，机长更是被风吹的眼睛肿大、手臂僵硬、嘴唇发紫。但在如此恶劣环境之下，我们看到了“撩妹”的第二机长拉回了副驾驶、给二者带上氧气面罩、呼叫塔台、给机长按摩……有条不紊的处理着突发情况;机长也是在视力模糊、身体缺氧的情况下毅然紧握方向舵，说要把大家平安送达;副机长更是在复位后看方向、测指数、辅助机长，不顾伤痛的他们尽管是普通人，甚至有着某些不足（如副机长浮夸的性格、机长的对人冷漠，第二机长的随便撩妹），但他们短时间内高度默契的团队合作、熟练的技能、冷静的态度、坚定的内心以及对岗位的坚守、对乘客的负责都在以平民英雄的身份书写着崇高美学。而这也恰恰表现了该片在塑造人物时具有一种独特的港式平民理念，“保留了那种香港电影特有的‘港味’，某些……世俗性的独特表达”[4]，对英雄进行了某种“祛魅化”的创新。
其次，在价值观念的表达上，影片表现了中国式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与同类型美国航空灾难片《萨利机长》侧重于呈现英雄个体促使灾难化解的方式不同，《中国机长》没有浓墨重彩刻画个体英雄，而是聚焦整个机组的集体团队协作。在危难来临时，机长负责方向、速度并进行主要判断，第二机长负责与塔台交流并实时照顾机长与副驾驶，副驾驶负责实时监控并与二者交流，乘务人员在后方安顿乘客、稳定军心，塔台则负责后期医疗、停降、方向、路线的规划与建议……整个危机的化解，是机长、乘务人员、甚至是整个民航系统在集体配合协作下完成的。与此同时，该片把中国惯常的“舍生取义”“大公无私”等“求义舍生”式价值观模式悄悄置换升级成了“英雄也是普通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同体价值观。以《烈火英雄》为参照，该片中的英雄是基于人物自身“求义”需求的，片中多次立功的江立伟，因一次判决失误而被调职并被判定心理出现问题（今后都不能参与救援活动），本着对自身的“证明”与对“大义”的追求，他为拯救苍生而抛家弃子、“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地走向“大义之路”。而《中国机长》中的英雄们都似乎是顾家、恋家的普通人，期待着回家给孩子过生日并因此出现幻象的机长，说着“我们都是子女、父母，我们也想回家”的乘务人员，女朋友等着下班的第二机长，都是人类情感与个体生命意识最真实的写照，也是偏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观念融合——飞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乘客与乘务人员都是平等的生命个体，如果想要安全着陆，那么则需要个体相互尊重、相互配合。 综上，影片在类型、题材上拓展了新主流大片，并在人物塑造、价值表达方面进行了灾难片的本土化与“新主流”的新拓展。
二、“工业性”：电影工业层面的扩展与升级
对于电影制作，电影工业美学要求“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水准和运作上的‘工业性’要求，彰显‘理性至上原则’，在电影生产过程中弱化感性的、私人的、自我的体验，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标准化的、协同的、规范化的工作方式，力图达成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统筹协调、张力平衡而追求美学的统一”[5]。6000万的制作成本、实力导演加实力演员的超强匹配、完整协作的制作模式……种种特征下的《中国机长》，无疑是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重工业美学”电影的典型力作，在展现中国速度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质量与中国力量。
首先，完整、高效、协作的工业化生产保证影片制作，各部门有效、统一的配合是影片成功的关键因素，更是影片对“新主流大片”工业层面的一次制作拓展与速度升级。2018年7月在国家电影局备案立项，2019年1月才开机拍摄的《中国机长》，于国庆档就与受众见面，无疑是“高效、高速、高质”式中国速度的彰显。尽管导演曾表示在接受此等“時间紧、任务重”的项目时备感压力，但“稳健的、可估算的、工业化制度化的机制可以为新主流电影大片找到自信和保障”[6]，影片便是于此，在完整、统一、协作的工业化制作保障下成功上映。在演员协作方面，剧本还未修订完成时，演员们就都已到位，拍摄前期演员们各司其职，机长组学习飞行知识，进行驾驶实践，乘务组去航空公司学习乘务基础，演员组还不断与真实故事原型人物协作、沟通交流。在制作协作方面，导演与制作团体多次前往美国好莱坞学习技术、拓展思路，并与《萨利机长》制作团体交流，在还原A319空客飞机时，导演与工作人员多次与技术团队交涉、沟通、协调;我国模拟机技术制作团队更是在高效、高速、高技、高质的基础上1：1还原了客机，并首次实现三联舱动、平板电脑控制飞机等技术方面的突破;电影拍摄过程中飞行顾问、乘务顾问、机场、消防、医务等各方工作人员与电影制作人员沟通协作，才得以使影片再现真实;剧组人员的协作、统筹保证了影片在西藏等极端环境下完成拍摄……正如刘伟强导演所言，“是大家帮我们拍成了这个电影”，而此中的“大家”，包含着上千名为剧组提供过直接帮助的民航工作人员，更包含着拍摄人员、表演人员、后期人员、场务人员等众多吃苦耐劳、精益求精、高效高能、坚守职责的创作团员。于此而言，影片创作过程中“众志成城”“团结合作”“高速高效”的精神更似剧组现实版“中国机长”。如此，《中国机长》是“大家”协作、“合力”而生的重工业美学电影，更是“大家”一同谱写的新主流大片拓展之曲。
其次，影片更在创作过程中彰显着中国制造的高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凸显着新主流大片的中国品质与中国格调。导演刘伟强在指导过争议颇多的香港内地合拍片《建军大业》后，此次献礼大作必然会把主流需求与香港“港味”融合得更好。同时，由三个经验丰富、品质高超的制作公司联合制作;21家资金雄厚、口碑甚佳、经验丰富、资源较广的公司联合出品;博纳与华夏两大实力巨匠联合发行的《中国机长》，似乎也于此彰显着“大阵仗”与高标准。于导演制作要求而言，导演为还原一架飞机而飞往美国好莱坞，与专业团队进行学习、交流，并引进多个高质量制作团队，最终通过与我国技术团队多次沟通、协调才得以把飞机1：1再现，并且还促使模拟机达到多个技术方面的突破，此种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对场景的严格苛刻都证明了导演对影片的高要求与高标准。于演员表演而言，在“封闭空间”内进行表演的演员，为达到真实还原、高渲染力的效果，在工作中下足功夫、尽职尽业。欧豪为高度还原当事人在机外的场景而不断超负荷表演，导致脸部过敏，李沁为表演逼真而真摔、重摔，张天爱更是为表演克服自己“似乎恐高”的心理。另外，演员们在高压液态管与高强度风筒几乎10mpa的气压下（最高时达八级大风的风力）顶风拍摄、专注表演，其坚持的毅力、对职业的尽心、对品质的要求、对质量的严控都得以彰显。因此，无论是从导演对制作的严格要求上，还是从演员对表演的精益求精、力求再现的履责行为上，都直接有力的彰显了影片高标准工业化制作下所代表的“中国品质”与“中国质量”，在对“新主流”进行“新拓展”的同时为“重工业电影美学”提供了一次鲜活实例。
三、可提升空间
《中国机长》无论是在对“伟大出自平凡”“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表达上，还是在强刺激、逼真性的“港味”视听呈现上，都颇为不错。但在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以更高标准对影片叙事、人物塑造、主题呈现等方面重新审视之后，不难发现，影片对主体的人文关怀还有待提升，情节也略微琐碎。
我们以《萨利机长》为参照。虽说《中国机长》赞礼尽忠职守的普通人，但对普通人（机务组、乘客）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关照显然是不够的。《萨利机长》并非完全展现灾难发生的“此时”，而是关注到事件当事人（机长）“之后”的生活，影片“是将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和机长之间的博弈作为影片表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平衡点与切入点，并借以凸显这一传奇事件带给人们的有关生命、有关人性的深刻思考”[7]。于人文社会角度而言，关注事件之后当事人生活、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变化无疑是颇具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的，而主要以强刺激、强共鸣、强视听等“港味”特色再现“灾难”并于大团圆着陆后戛然而止的《中国机长》，显然于此而言，似乎缺失了对主体所应有的人文关怀。
与此同时，影片于“封闭空间”内叙事的情节处理与矛盾营造似乎也有待提升。影片多次在叙事高潮的部分（飞机发生事故，乘客与机务组的矛盾正是集中突出时）加入许多颇为拖沓的铺张，影响受众体验感。如导演屡次在受众刚要进入紧张氛围之时，把镜头对准了地下指挥部门、机上人员家庭现况、航天爱好者相互争辩等作用较小的情节点（似乎有点画蛇添足）。与此同时，导演对网民、军队、指挥中心、消防、医疗等多处的刻画，也颇为啰嗦，没有好好利用“封闭空间”内的人物进行营造矛盾、集中叙事，导致诸多受众对其琐碎的辅线情节、无关的人物产生厌烦感，影响影片的口碑与传播。导演似乎既没有艺术化再现场景（机舱内的真实写照相对较少，机务人员与乘客之间的矛盾也颇为平淡），又没有真正达到传播“一个奇迹的背后，是一群严守岗位的普通人”的价值观念。于此而言，影片封闭空间下的叙事张力还有待提升。 影片中被受众吐槽的“油腻第二机长”也值得我们反思。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港味”的呈现，但此种生硬的设置，明显是与内地受众审美趣味水土不服的。虽然导演想把其设置为阳光开朗的人设，但与女乘客暧昧式搭讪、落地后还不忘感情诉求的第二机长，并无法使受众看到机组人员身上应有的责任与使命。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此种设置可能有着导演想塑造第二机长表面油腻实则坚守职责的诉求在里面，但从一个认真严谨、尽职尽业的工作人员角度而言，出现此种情况的概率好像微乎其微。
针对如上问题，笔者试图简短提出几条颇为实在的建议：针对第二机长似乎“油腻”的人设，可以把他日常生活设置成一个阳光大方、善于交际但对爱情忠贞的大男孩，在他上飞机的那一刻（变为工作人员的那一刻）便变成了一个严谨细致、朴实善良、尽忠职守的机组人员/平民英雄，这样的人设既有导演所期待的前后对比，又不会使受众（或代入到乘客身份的受众）感到厌烦。针对封闭空间内的情节设置，导演可以从前期刻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中营造矛盾（如回家的母子、离家的青春少女、期待爱情的大男孩、看望战友的老兵等），减去似乎作用不大的军队线、地面线、网民线，而着重艺术化表现机舱内的矛盾，从机舱内部乘客行为中促使受众进行反思、检讨自己。针对刻画人物过多、主要人物不形象的问题，导演可以着重刻画机务组主要成员，删去相关性不大的航天爱好者、网民同情者（表达他们似乎适得其反，既没有达到原本目的，又使影响受众观影感受），可以从对话、细节等方面尝试建构机组人员面临突如其来式困境时的心理变化、行为活动与价值选择，进一步促使受众产生认同，与之身份、行为共鸣;亦可以着重表现机长与乘务长，两人各自背后的家庭、事业，与当前的困境等，集中塑造出典型人物形象。针对电影所需要诉诸的人文价值观念，导演可以加入对事件之后的刻画描写，抓住一个当事人进行重点刻画，如机务组在事件之后的行为、待遇，乘客遇事之后的心理变化等。当“热度已过、事以解决”，当事人的当下生活如何？境遇如何？心理如何？事件之后所影响的人、物、事都值得导演集中一个方面从藝术角度、社会角度进行再现、反映，这样才可促使（或符合）受众对于“热点之后”的关注、反思、总结。
结语
毋庸讳言，《中国机长》对“新主流大片”的新拓展、对灾难题材的本土化将继续扩宽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道路。在“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影片完整、协调、系统、统一的中国式工业化制造，在高效、高速的同时保证了高质，彰显了中国的工匠精神;影片崇高美学的平民化呈现，也于“伟大出自平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生命共同体价值观念中得以表达。尽管《中国机长》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人文关怀等诸多方面有待提升，但我们应该看到影片是融合“工业”“美学”进行生产的成功实践，是对新主流大片的成功拓展，更应该看到影片中对职业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对职责的崇敬。“我们不一定创造类似于《战狼2》这样的奇迹，但我们一定要做好稳健的类型电影大片。”[8]笔者相信，在《中国机长》之后，中国还会有更多类型定位清晰、类型叙事完整、工业体制完善的新主流电影。
参考文献：
[1][2][4][6][8]陈旭光.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阐释与建构[ J ].艺术百家，2017，33（05）：13-21 187.
[3]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 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176.
[5]陈旭光.新时代中国电影的“工业美学”：阐释与建构[ 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25（01）：18-22.
[7]袁瑞霞.传记类型影片的主题探析——以影片《萨利机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