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可以说是我几十年学习研究经历中最受刺激的一天，故事经过是：
　　《中国经营报》的记者刘晓午同志在央行最近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据说是接到报社社长、工经所所长金碚的指示：“一定找王松奇，让他谈谈看法。”刘晓午同志找到我后，我说，你可以先看看我在《银行家》2011年第4、5两期连发的两篇刊首语，那都是写中国宏观调控的，从中摘录一下，就能编成一篇很好的松奇访谈录了。刘晓午同志能力也着实了得，很快摘编成一稿，以“宏观调控谨防反应过度”为题发了过来，我粗略看了一眼，都是从我的那两篇文章中摘出的一些观点，语言风格也是原汁原味，就和刘晓午同志说，发吧，这几天太忙，不改了也不补充了。21日，我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一位叫李学宾的朋友说：“松奇老师，看了您在经营报上的观点了，非常切中要害，中国经济病在结构，可调控部门偏偏开出数量药方，其结果只能是加剧原有结构矛盾。”
　　他的鼓励使我很欣慰，但22日晚上，我无意中在凤凰网上看到刘晓午这篇访谈被直接改成“央行疯了，人民币应大幅升值”这样的标题后发出来了，再看看后面的评论，那简直就是骂声如潮。我总结了一下，这些骂语可分为三类：（1）最激烈级，说这个王某人是被美国人收买了的中情局特务，为美国说话可立即抓起来；（2）次激烈级，说这个社科院的“砖家”是猪脑子，一定是自己先疯了；（3）轻微批评级，说这个王松奇横看竖看都是个蓝领样，头脑简单，让他自己先分别办个科技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半年后再来发言。我粗粗浏览了一下，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只有少数几则比较友好的网民评论。一则说:“支持王松奇的观点，目前的央行货币政策丝毫不能抑制通胀，倒是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还有一则说：“难得觅见的好文章！见解高明！人民币渐进升值没有科学性，最终害苦了老百姓。”但是这几条支持性评论很快就被一片新的骂声压了下去。虽然凤凰网的标题确属断章取义，但话说回来，当今的媒体也着实不易，最高使命就是为了吸引眼球，所以怎么刺激怎么来，这样才符合行业规律，因此，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多年来，我一直奉行低调原则，时刻牢记司马光同志的教导：“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无论太平还是混乱，都力争低调平和，享安稳于盛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至于写一些小文章表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也只是聊尽职责而已，从来没有打算以文章博取世人注意。因为我们中国社科院在职能定位上首要一条是“做党中央的思想库、智囊团”，就是要在国情调研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直言不讳地表达意见——不论这些意见与现行政策及主流舆论相合还是相左。
　　凤凰网的标题是“央行疯了”，截取自原文中的“如果继续连续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到23%甚至是25%以上，那央行一定是疯了”这句话。说的是中央银行不应该不顾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已偏紧的现实而一味压缩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能力。说“央行疯了”也不是骂人话，央行的领导们多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学，我怎么可能骂他们呢？况且，中国的央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当局，在现有的金融决策体制下，我们的中央银行已经干得相当不错了。所以，我从本人的这则挨骂故事中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点。作一简单归纳，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点大体有：
　　1.中国经济发展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的环境似乎还有待形成。中国是一个目光远大的国家，要在21世纪的下一个30年成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经济体就必须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等方面有长足进步，就应该鼓励全党全国人民在政策方面能够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2．改革开放30多年已形成的利益格局需稳步调整。胡主席和温总理曾讲过，中国经济的明显弊端是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为什么有“三不”？背后原因是利益关系不均衡，这就需要想出一些切实有效的办法进行调整，而调整既需要决心也需要出台既不引起社会震荡又能确实奏效的政策措施。在许多情况下，用市场化的方法用经济参数的调节比用行政的方法用硬性措施的调节有效得多。例如调产业产品结构，用汇率的办法就比用行政命令直接限产停产的办法要省力得多。不少国家部委在许多问题上都似乎存在经济学上所谓“监管俘获”问题，它们在政策辩论的关口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某一方面的利益代言人，因此，行政性的利益调整首先会遭遇来自行政部门的阻力，而一旦采用经济参数即超脱于各行政部门权利之上的政策信号进行结构性利益调整时，事情就会容易得多，关键就看党中央国务院如何决策和工具选择了。
　　3.中国的经济决策体制还应进一步理顺，突出一点是解决人大政协决策影响制约作用经常化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权在国务院，但国务院在许多情况下以利益协调意见协调为首务，这使得国务院在许多关键时刻都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上。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似乎各国的政府部门所处地位大体差不多。但其间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差异是，民主国家的议会往往有更大的决策参与权。而议会的决策参与权又以经常的听证会和制度性的咨询活动为前提，这样就能在政府决策前将议题争论前移。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下，政府的决策压力自然会小许多。中国的情况则是，人大政协以退休老干部、体育文艺明星及劳动模范为主体力量，每年3月到北京来开会，大家准备几千个提案，一说一上报，北京市堵车半个月左右，散会后人大政协在决策体制中的作用就不甚明显了，然后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政府不仅主导改革而且主导发展的老故事。当然，有个强有力的政府不是坏事，这自然也被看作是“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之一，问题只是在于我们的决策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即人大政协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想出好的解决办法，让人大政协代表能在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方面有更大的改进，那么，中国道路的体制性优势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什么样的宏观环境？中国自1985年巴山轮会议开始就由国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改革初期创造什么样宏观环境的问题，当时，这些外国专家开出的药方是：“宽松环境”药方，其政策涵义是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让各项改革在没有通胀威胁的环境下出台。这一政策建议为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派所接受，但也存在不同意见，本人当年就是持与“宽松环境”论相反意见的人物之一。那次争论最终结果是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接受了改革会在微紧宏观环境下进行的观点（有兴趣的研究者可查阅1986年的宏观经济讨论文献和党的“十三大”报告）。我觉得，今天我们似乎也碰到了和1986年大体相若的问题，只不过我们现在讨论宏观政策环境不是为初始阶段的改革创造前提条件而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宏观政策相配合这样一个新问题。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践上，我都不赞成用紧缩政策人为降低经济增速进而调结构促转变这样的思路。为什么这样说？原因有二：一是降低经济增速并不是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充分条件，当然，它也不是必要条件；二是从本人调研的心得说，调结构转方式不仅仅是存量要素的调整更多依赖的是增量要素的空间投入，换句话说，是要配置新资源，靠新资源的大量投入才能改变现阶段的结构状况。众所周知，在紧缩的背景下，新资源的配置无法实现金融牵引，不平衡不协调的存量结构也实现不了有效调整。“十二五”时期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这个五年承载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使命。平心而论，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经济结构矛盾积累如此深重，各种利益如此盘根错节，想要在五年时间内将结构调整至理想状态，肯定不可能。但这五年尽管时间不算太长却仍然可以干很多很多事，出台许多对实现科学发展目标有积极推进意义的关键政策。从开局之年的前五个月看，一味防通胀，一味搞紧缩，许多可产生结构调整意义的举措根本没有出台条件。以上是从逻辑角度分析。我们再从实践角度看，调结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靠谁调整怎么调整。一般地说要靠两只手——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來调整结构。在紧缩背景下，中央政府似乎已不可能像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那样通过资源牵引方式来调结构的举措，在一刀切式的货币政策和无大作为的财政政策背景下，中央政府调结构好像只剩下了喊口号；地方政府调结构因为缺少金融资源和多年来形成的短期行为惯性似乎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政府如果在紧缩背景下无力调结构，那么，担子似乎就只能落在企业肩上了。按照一般规律，民营性质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力量，成熟的大企业一般都将研发费用投入到为本企业已有产品配置升级上，只有那些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才是新技术应用的主要风险承担者。但看看中国目前实践，中小企业在货币紧缩背景下所遭受的融资困难已甚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连正常的运营资金都面临中断威胁，还谈什么为调整结构、发展方式转型贡献力量！所以，我建议，我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应当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当务之急是尽快停止紧缩性政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