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11日开始的一周，是包括三鹿、蒙牛、伊利、圣元、雅士利、南山、施恩、光明等国产知名乳企“天启般”的时刻，而对那6000多名卷入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的婴幼儿父母而言,则是一个“悲剧时刻”，他们内心充满了愤怒和困惑；对相关地方政府、国家部委和监管机构而言，则更是再次证明“透明行政，信息公开”具备无可比拟公共效力的时刻。
　　
　　信息公开仍是关键
　　
　　大约半年前，国内一知名的纸材包装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讨论国内乳制品市场连续多年高速增长的势头时，既为增长带来的企业生意扩大而欣喜，同时又为可能的隐患而忧心。在这位人士看来，随着蒙牛、伊利和光明三巨头相互竞争所带来的市场急剧扩容，以及牛根生等从草根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一时取得的巨大财富效应的影响，国内乳业市场一时“群雄混战”，从而客观上导致产业链条被绷得相当紧张。从牧草，到奶农，到企业，到流通环节，到代理商，到终端消费者，这个紧张的链条也极容易因为成本或者经营环境的波动，产生严重危机。
　　这位人士最后甚至戏言般地说：“现在能放心饮用的牛奶，也真是不多。”
　　不幸的是，戏言成真。由于三鹿事件的爆发，以及政府随之进行的全方位、雷厉风行的查处整顿，被检查出含有三聚氰胺的国内乳品企业竟有22家之多，中间有多家还一直是市场和口碑声誉均不错的大企业。
　　从2005年蒙牛上市催生中国乳业的“财富神话”，到现在一如温总理在9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指出的——奶制品市场混乱，监管机制存在漏洞，监管工作不力，中国乳业从极盛到危机的全面爆发，仅仅过了3年。这中间的教训，可谓痛入骨髓。
　　在政府整顿风暴深入每一个可能遭受三鹿等毒奶粉侵害的乡村角落时，回过头来再细致梳理一遍危机扩散的时间节点，无疑能让公众得到更多启发。根据一些财经大报披露的细节，河北三鹿自今年3月份开始，就零星接到了婴幼儿食用三鹿奶粉患病的报告，直到今年6月份大规模病例发生。而综合新西兰媒体的报道，三鹿的外资股东恒天然承认公司董事会在8月初接到了正式报告。但根据卫生部的消息证实，三鹿直到9月初才通过官方渠道上报给中央，这中间长达数月的时间，三鹿内部到底如何讨论应对危机，如何采取措施控制危机，详细过程还有待官方调查。但可以确认的是，目前河北地方政府的初步调查表明，至少在三鹿内部以及石家庄市政府，已经发生了隐瞒拖延上报的行为。
　　而河北省政府随后采取有力措施，罢免了石家庄市政府包括市长、副市长等多名官员，以及三鹿董事长的职位，并进一步追究其相应责任。
　　从这个意义讲，三鹿和石家庄市政府，若能吸取去年江苏、山东等地发生的“毒狗粮、猫粮事件”危机处理的教训，又或者三鹿在2004年震动全国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后，切實进行内控、管理、责任等层面的整改，则当不至于酿成如今波及如此之广的惨剧。因为有媒体报道称，当年三鹿已经被列入“大头娃娃”肇事奶粉的名单，经公关后才被撤下。
　　当年的侥幸过关，既然不能带来“血的教训”，则此次奶粉危机爆发三鹿的被全面卷入，等在其面前的是广大消费者“无情的惩罚”，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从SARS等以往多次重大的公共危机政府有效处理经验表明，事关人民健康、百姓安危的大事件，制度化、透明高效的信息公开，以及法制化、迅速有力的处置，才是消弭危机、重建信任的唯一道路。
　　
　　重建信任链条
　　
　　而对这些目前又处于“生死时刻”的企业而言，争论三聚氰胺的技术指标有害程度多寡，或者试图辩解行业性等诸多无奈原因，肯定不是主要的任务。当务之急，是要从昨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颁行的奶制品全行业“整顿七条”中，寻找到中国乳企的“救赎之道”。一如蒙牛等大型乳企9月17日凌晨第一时间公布的“道歉公告”，相关涉及企业首先应是无条件道歉，然后无条件为可能的受害者承担一切应当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更重要的还是从现在开始，彻底反思当年“高速增长”带来的“致命诱惑”，从而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带领国内乳企走上一个健康、有序增长的轨道。农业部等部门也针对此次危机，立即出台了旨在扶助这个链条最上端的奶农群体的措施。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潜力巨大、层次繁多的市场，蒙牛、伊利等企业理应先紧急刹车（尽管此次更多是被迫），牛根生和潘刚等企业家也应当先下这样一个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先从企业最根本的社会责任上，来一个彻底的反省和反思。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未来更长的时间段内，真正实现上述两位企业家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目标——为中国乳业，为中国制造创造价值。
　　中国乳企，当知耻而后勇。(编辑/张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