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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围城》散场在即，敌我双方奋力厮杀、几经缠斗，牺牲了数十条性命后，神秘的中山先生终现真容，告诉我们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此语的确切出处笔者至今尚未找到，盼有识者教我，但能归入中山名下应大致不差。如推演其内在逻辑，实是列宁革命论中“为求达到目的，不得不付出代价”的中国版本。因此这套逻辑适合于职业革命家的宣传与鼓动，如比照辛亥革命的历史实态，则颇有些不相凿枘。
在笔者看来，辛亥革命得益于“文明之幸福”处实在不少。如无线电报、火轮船、印刷机、蒸汽机车等技术发明，反清的民族主义如何四处传播，使阅报读刊的少年们心痛、振颤，血枯、泪竭，进而“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新闻”，让“清吏震惊，党人气盛”。如无清末的预备立宪、地方自治等政制改革，张謇、汤寿潜、谭延闿等本该是“国之柱石”的人物又怎有能力反戈一击，由“各省响应”之带头大哥再变为“民国元勋”。更不用说创建于新政之中的各省、府、州、县学堂培养出的新军、新学生。正是他们与不少毕业于速成科的留日洋学生直接构成了革命之血肉。难怪胡先回忆说：“辛亥革命之秋，尝见市上有一种极可笑之图画。以张文襄派遣学生出洋为有心颠覆清室张本。”
以上种种恰恰呼应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最发人深省之观点：革命如何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文明之幸福”正是辛亥的肇因，而非辛亥之结果。再看“文明之痛苦”，辛亥革命后，被称为“北洋军阀时期”的那十几年可能至今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仍是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黑暗时代（尽管近年来人们认识已有所变化）。从国体之争的“共和危机”到边陲思分的民族危机，再到凄苦无告的民生危机，那个时代从某个侧面望去确如鲁迅所言的铁屋，觅不到一扇可以透气的窗。连孙中山都承认：“一般平民心理上，多谓革命党从前说的，革命后人民有多少之幸福，不革命有如何的危险，都是一种骗人的话”。可见经文明之痛苦，未必就有文明之幸福。要继续追问的是这些危机究竟从何而来，与辛亥有怎样的关联？至今仍根深蒂固的解释是：如果辛亥革命不软弱、不妥协、够彻底，似乎就能避免上述危机。这里且不说不彻底的革命是否就比横扫一切，打倒所有的革命更需要诟病，就连看似为定论的“不彻底”亦可重新讨论。
辛亥前十余年实已是一个变得太剧烈的年代。如为士绅产生画上休止符的废科举，不少论者皆以为其影响要比革命还大得多。丁文江在一九一二年给莫理循的信中则感叹：“见到我国的姑娘们用一双天足走在街上，登上有轨电车，坐在餐馆里吃饭，……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深深懂得十年前——仅仅是十年前——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的人来说，纯属崭新的生活!”而《时报》上广为人引用的“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阳历兴，阴历灭……”等一系列“兴灭”现象也能看出清末变革与辛亥革命叠加所造成的从政治、文化乃至民间习俗的巨大变化，不过这些变化同时就是日后危机的根源，如军阀的兴起可上溯至北洋与各地新军；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改革就已少见对“民生”的体恤；满人王朝覆灭，一套依据不同族群来区别治理的边疆控制技术亦随之消亡等等。
当然变化“彻底”的程度随地域和人群的不同而差异甚大，以袁世凯称帝事为例，顾颉刚就注意到当时“一般社会”以袁称帝为“英雄事业”，“太息其垂成而失”。据顾氏分析是因为在这些人脑中“世界进化观念没有一毫一乎的存在”。知识人有如此看法，于是就出现了总拿来作辛亥不彻底例证的阿Q与“柿油党”之类的故事。其实只要把眼光稍扩展至鲁迅亦未见的后续历史，就会发现通常被认为彻底的革命，阿Q们的痕迹也一样不少。如一九四九年六月，底层因抗捐而起的民变中会冒出“打倒蒋介石，活捉毛泽东”这样政治极不正确，却很难归因于“反革命分子”煽惑的口号。即使是真正的煽惑，其运用的资源虽不乏“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至”等新信息，但亦有相当多的“旧物”。一九五○年美军仁川登陆的消息传开，江苏吴县城根就挖出了当年颇为辛亥推波助澜的烧饼歌诀以证新中国将“亡”。而在土改中对贫雇农最具吸引力的除土地外，还是“宁式床”的诱惑——地主的浮财、底财。可见，革命虽斗转星移，升斗小民仍是基本不太理会何为世界进化，何为真正的革命。对他们来说生活境遇是政治好坏的标准，怪力乱神则深深镶嵌其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对他们的塑造对历次革命的发起者而言成了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从所谓辛亥革命的软弱、妥协和不彻底中衍生出来的老生常谈问题还有很多，如它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有无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等等。在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是总要把辛亥作为一种革命殊象来讨论的执著。而这种执著从其形成过程看来自于多方持续不断的努力塑造。从日本鼓吹“东亚之孟禄（Monroe）主义”到新文化运动建构其合法性，从国民党欲勾连民族革命至国民革命的谱系到共产党要证明“救中国”者舍我其谁，上述力量都将作为殊象的辛亥革命固定化并普及化，且也印证了曾如野火般燃烧过清末革命少年之心的社会不断进化、历史总有阶段等观念有多长远的生命力。其实二十世纪中国的三场革命从头至尾相距不过三十八年，唐德刚先生笔下湍急的历史三峡至今还未漂过，又何须亟亟乎将中国革命斩件上桌？“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虽经不起史实的推敲，却提醒我们以不同的历史视野来解读辛亥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而这一视野可将其称为现代转型。从此视野看，一九一一、一九二八、一九四九自然都代表着一个政权的终结和一个新政权的开始，随之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历史断裂，但其延续性却一直是稍被忽视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延续性：
其一是由现代转型之痛苦所带来的延续性。西方现代的兴起从不少方面看真的是一个偶然，但当这个偶然一手借坚船利炮，一手借文明的理由而演变成所谓贫弱之中国必须要遵从的普遍规律，从个人到国家的痛苦也就变幻为真真切切的东西。从太平天国后的自强（洋务）运动始，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等都曾各自承受着由近代变局所带来的巨痛，无痛苦不会思改革；无痛苦不会思变法；无痛苦不会思革命。正是在这些痛苦中，中国的现代转型启动了、延续着，革命的延续性也正包含其中。但只要攫取这段历史中的几个断片，或许会发现此种延续性的另一面：
一八五○年代末，正踌躇满志，欲灭长毛的胡林翼在长江畔驰马，猛然看见两艘火轮船，逆流而上，飞快游弋，中国船舶难望其项背。胡变色不语，回营途中忽大口呕血，几乎坠马。此后每有人与胡谈洋务，他总摇手闭目，神情黯然，叹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起，湖南掘曾文正、左文襄墓；南京拆曾文正祠；上海李文忠铜像，白布缠头与左肩，颈下悬牌，曰“满洲奴隶”。《民立报》某书籍广告称章太炎为“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孙中山则只是“逸仙先生”。
一九二九年西湖博览会开幕，革命纪念馆展览大量中山遗物，目的是要让观者知道“一部总理革命史，便是全部的中国革命史”。同时他们也会看见章太炎的“落伍者丑史”相伴其旁。
一九五○年，凡“中正路”皆须改名，殃及宋教仁公园。出版物封套上画“黄花岗”即无人购买。
一九五一年，章太炎夫人谓：章氏与高尔基同年去世，而解放前上海即年年有人为高尔基开纪念会，而无人念及太炎者。即太炎门人，亦甚少提起……
如同上述人、事、物的命运一样，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呈现出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复杂面相，不过在这些面相背后，革命领袖试图为万千人造命，带领他们向一个宏伟目标前进的理路却基本无差，其吸引力因上通理想社会之实现，下连安身立命之需要而自不言而喻，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意义重大。如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既是民国新定的国耻纪念日，也是革命青年柔石又一个身无分文的日子。他想吃一碗豆浆而不得，只能喝开水充饥，“一时心甚凄楚”，但“旋翻克翁（克鲁泡特金）之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一读”，则“心颇得慰”。
可是这样的理路在具备吸引力的同时，也隐藏着相当的危险，尤其是当“为万千人造命”与中国近代急切、浮躁、激进的时代氛围相结合的那些时刻。辛亥革命就已是“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国民革命则演变成“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再过十几年，曾很革命的国民党也拖上了一个“反动派”的尾巴。在此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前人所谋的“幸福”非但对后人所谋的“幸福”毫无裨益，反而成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痛苦”，往往当宏伟目标还是海市蜃楼时，已有的努力与建设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二是现代幸福之异化带来的延续性。虽然二十世纪中国的不少努力与建设是无用功，但在步履蹒跚中，除了痛苦，她总也享受了些现代转型带来的福祉，不过这些福祉的异化又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延续性，比如洋务中常言的“长技”、“器物”，现在的“第一生产力”——现代技术。
在晚清士人的想象中西来的铁路、电报之类能使“远者近之，疏者亲之，缩大地数万里，异种人无弗日近日亲，于是墨子兼爱之学乃可以行”。可事实上，现代技术并未使中国或泰西离“日亲”、“兼爱”更接近，反倒与战争、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而自辛亥起，前述种种加上摄影、照明、电影、广播等都成为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中国之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由重磅扩音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声音再如何洪亮，能听见的也不过是广场数万之众。而在此范围之外的人想要迅速周知消息，就必须依靠更多的现代技术方能做到。有人就是在路上买了一份《大公报》，才知道“毛泽东当选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六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其余政务院委员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都已选定了”。
不过以上例子仅仅说明现代技术对于革命中各类消息且巨、且深、且广的传递效用。其实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力，因为在革命的激荡年代里人性的恶之面不会少见，其造成的黑暗与血污往往不绝于书，沈从文即说：“（辛亥）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此外再读一读张勋屠南京后亲历者写的《金陵半月记》、反映“二次革命”乱象的《焦溪焚掠记》和茅盾那几本以国民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也可略窥一二。虽然恶之面并不专属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少“坑杀”数十万降俘之事，也不少一场战争下来，死亡人数惊人的例子，但能把动荡、离乱、邪恶、黑暗与血污转化为正义与邪恶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战，甚至变为一种奇异的美学却可能是要新技术与革命相结合后方能产生的独特现象。一九一二年，有时人在中央公园看关于辛亥战事的影片就指出其“形容北军过甚”；而到一九四九年革命接近功成时，一苏州市民参加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影片展览会后才发现：“往昔吾人身居解放区，如在瓮中，今见照片恍如梦醒。蒋帮战器非不坚锐，何以不堪一击，终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将哉？盖亦有其故也，照过去战役观之，此后全国解放意料中事。”
又比如民众的塑造，这种延续性西方学者已从不同的课题隐约勾勒出几条线索，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就抓住“Awakening China”这个关节点描述了从清末到国民革命时期各色人等被“唤醒”的进程。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则以“Policing Shanghai”为个案试图展示清末到一九四九年国家控制的延续性；此外，华志健（Jeffery Wassarstrom）关于“五四”的“公共空间剧本”说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中国革命的情感模式”研究也都与此有密切联系。简单来说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塑造民众一般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公共空间的政治化，辛亥时各种提灯、追悼、纪念、欢迎会就已占据了街头、会馆、开放私园等城市公共空间。任鸿隽即说当时革命烈士追悼会纷至沓来，几乎成了“长日办丧事”。不过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相比，“长日办丧事”亦是小巫见大巫。一九五一年春，仅北京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小群众性会议就开了二万九千多次，到会三百三十多万人次。河南临颍一县参加过各种控诉、公审大会的人数等于全县人口的两倍。有些人甚至参加过五次以上的会议！而在抗美援朝的动员中“会”即有报告会、控诉会、片儿会、院会、晚会、联欢会等，宣传更是从书报、电影、戏剧、展览到广播、读报、唱歌、幻灯、橱窗等遍地开花。
第二条路径是除旧布新的运动，像反对迷信，打压私塾，控制宗教等都是从清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未曾间断的运动。这两条路径对如今为人所乐道的state-building或曰“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而言自然是极大的福音，但对个体的启蒙呢？却又是另一个过程。
传统王朝时代百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到了九死一生方会起“顺乎天应乎人”式的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与以往改朝换代不同，从表面上看是打落了皇冠，而实质则因为其有“文字收功”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与启蒙曾经并不远。如果不狭隘地把辛亥革命仅仅视为一九一一年几个月内的鼎革事件，清末民初的“塑造共和国民”的进程实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启蒙的意义。当时的意识形态虽看似是革命压倒了改良，但实际上底色却基本是由梁启超等所浸染。《新民丛报》足可写一部关于“启蒙生意”的阅读消费史，《民报》却可能连材料都付之阙如。而因前述的将辛亥革命殊象化的问题，我们常常低估了其在这一方面的作用。
可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清末民初的新思想虽具有“混成多元”的特点。但在后世更多凸现的仍是对富强的渴望、国家的优位性和集体之善的追求。因此向苏联取过经的国民党能战胜北洋军阀，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共产党又比国民党更占先机。曾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吕思勉在“三反”思想小结中就说：原先认为爱国爱民族与大同之义龃龉，但得马列主义“乃得平行而不悖”。此未必是他的由衷之言，却仍可看出些许一九四九年革命与先前启蒙间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或许只见于吕思勉、顾颉刚、叶圣陶等少数从辛亥一路走来之人，解放区中“新人”们的知识系统在几经淘洗后已无关辛亥，亦不及“五四”，而是由“革命”、“反革命”、“美帝”、“蒋匪”、“地主”、“富农”、“旧中国”、“新中国”等“党话语”来构成。像上海解放后不久，曾经的“五四”青年夏衍在宣传部和文化局的科级干部中搞过一次常识测验，结果令其瞠目结舌。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的也寥寥无几，更无论其他，可见革命与启蒙之间的联系变成了怎样的明日黄花。对工农干部们而言“五四”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如何依靠组织，怎样发动群众，成功完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才是他们必须要懂得的“常识”。而这套“常识”的大规模拓展、操演一方面使上述话语真正深入人心，刻进脑海，做到了“一想到地主，就想到蒋帮，就想到日本赤佬，就想到美国赤佬”（见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另一方面也让原先只知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升斗小民在一次又一次的集体狂欢中获得无与伦比的翻身感与归属感。他们总能看见的是报头、张贴画和宣传品上那一行叫人无限神往的大字——“永远的幸福”。
在笔者看来，辛亥革命得益于“文明之幸福”处实在不少。如无线电报、火轮船、印刷机、蒸汽机车等技术发明，反清的民族主义如何四处传播，使阅报读刊的少年们心痛、振颤，血枯、泪竭，进而“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新闻”，让“清吏震惊，党人气盛”。如无清末的预备立宪、地方自治等政制改革，张謇、汤寿潜、谭延闿等本该是“国之柱石”的人物又怎有能力反戈一击，由“各省响应”之带头大哥再变为“民国元勋”。更不用说创建于新政之中的各省、府、州、县学堂培养出的新军、新学生。正是他们与不少毕业于速成科的留日洋学生直接构成了革命之血肉。难怪胡先回忆说：“辛亥革命之秋，尝见市上有一种极可笑之图画。以张文襄派遣学生出洋为有心颠覆清室张本。”
以上种种恰恰呼应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最发人深省之观点：革命如何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文明之幸福”正是辛亥的肇因，而非辛亥之结果。再看“文明之痛苦”，辛亥革命后，被称为“北洋军阀时期”的那十几年可能至今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仍是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黑暗时代（尽管近年来人们认识已有所变化）。从国体之争的“共和危机”到边陲思分的民族危机，再到凄苦无告的民生危机，那个时代从某个侧面望去确如鲁迅所言的铁屋，觅不到一扇可以透气的窗。连孙中山都承认：“一般平民心理上，多谓革命党从前说的，革命后人民有多少之幸福，不革命有如何的危险，都是一种骗人的话”。可见经文明之痛苦，未必就有文明之幸福。要继续追问的是这些危机究竟从何而来，与辛亥有怎样的关联？至今仍根深蒂固的解释是：如果辛亥革命不软弱、不妥协、够彻底，似乎就能避免上述危机。这里且不说不彻底的革命是否就比横扫一切，打倒所有的革命更需要诟病，就连看似为定论的“不彻底”亦可重新讨论。
辛亥前十余年实已是一个变得太剧烈的年代。如为士绅产生画上休止符的废科举，不少论者皆以为其影响要比革命还大得多。丁文江在一九一二年给莫理循的信中则感叹：“见到我国的姑娘们用一双天足走在街上，登上有轨电车，坐在餐馆里吃饭，……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深深懂得十年前——仅仅是十年前——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的人来说，纯属崭新的生活!”而《时报》上广为人引用的“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阳历兴，阴历灭……”等一系列“兴灭”现象也能看出清末变革与辛亥革命叠加所造成的从政治、文化乃至民间习俗的巨大变化，不过这些变化同时就是日后危机的根源，如军阀的兴起可上溯至北洋与各地新军；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改革就已少见对“民生”的体恤；满人王朝覆灭，一套依据不同族群来区别治理的边疆控制技术亦随之消亡等等。
当然变化“彻底”的程度随地域和人群的不同而差异甚大，以袁世凯称帝事为例，顾颉刚就注意到当时“一般社会”以袁称帝为“英雄事业”，“太息其垂成而失”。据顾氏分析是因为在这些人脑中“世界进化观念没有一毫一乎的存在”。知识人有如此看法，于是就出现了总拿来作辛亥不彻底例证的阿Q与“柿油党”之类的故事。其实只要把眼光稍扩展至鲁迅亦未见的后续历史，就会发现通常被认为彻底的革命，阿Q们的痕迹也一样不少。如一九四九年六月，底层因抗捐而起的民变中会冒出“打倒蒋介石，活捉毛泽东”这样政治极不正确，却很难归因于“反革命分子”煽惑的口号。即使是真正的煽惑，其运用的资源虽不乏“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至”等新信息，但亦有相当多的“旧物”。一九五○年美军仁川登陆的消息传开，江苏吴县城根就挖出了当年颇为辛亥推波助澜的烧饼歌诀以证新中国将“亡”。而在土改中对贫雇农最具吸引力的除土地外，还是“宁式床”的诱惑——地主的浮财、底财。可见，革命虽斗转星移，升斗小民仍是基本不太理会何为世界进化，何为真正的革命。对他们来说生活境遇是政治好坏的标准，怪力乱神则深深镶嵌其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对他们的塑造对历次革命的发起者而言成了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从所谓辛亥革命的软弱、妥协和不彻底中衍生出来的老生常谈问题还有很多，如它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有无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等等。在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是总要把辛亥作为一种革命殊象来讨论的执著。而这种执著从其形成过程看来自于多方持续不断的努力塑造。从日本鼓吹“东亚之孟禄（Monroe）主义”到新文化运动建构其合法性，从国民党欲勾连民族革命至国民革命的谱系到共产党要证明“救中国”者舍我其谁，上述力量都将作为殊象的辛亥革命固定化并普及化，且也印证了曾如野火般燃烧过清末革命少年之心的社会不断进化、历史总有阶段等观念有多长远的生命力。其实二十世纪中国的三场革命从头至尾相距不过三十八年，唐德刚先生笔下湍急的历史三峡至今还未漂过，又何须亟亟乎将中国革命斩件上桌？“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虽经不起史实的推敲，却提醒我们以不同的历史视野来解读辛亥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而这一视野可将其称为现代转型。从此视野看，一九一一、一九二八、一九四九自然都代表着一个政权的终结和一个新政权的开始，随之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历史断裂，但其延续性却一直是稍被忽视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延续性：
其一是由现代转型之痛苦所带来的延续性。西方现代的兴起从不少方面看真的是一个偶然，但当这个偶然一手借坚船利炮，一手借文明的理由而演变成所谓贫弱之中国必须要遵从的普遍规律，从个人到国家的痛苦也就变幻为真真切切的东西。从太平天国后的自强（洋务）运动始，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等都曾各自承受着由近代变局所带来的巨痛，无痛苦不会思改革；无痛苦不会思变法；无痛苦不会思革命。正是在这些痛苦中，中国的现代转型启动了、延续着，革命的延续性也正包含其中。但只要攫取这段历史中的几个断片，或许会发现此种延续性的另一面：
一八五○年代末，正踌躇满志，欲灭长毛的胡林翼在长江畔驰马，猛然看见两艘火轮船，逆流而上，飞快游弋，中国船舶难望其项背。胡变色不语，回营途中忽大口呕血，几乎坠马。此后每有人与胡谈洋务，他总摇手闭目，神情黯然，叹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起，湖南掘曾文正、左文襄墓；南京拆曾文正祠；上海李文忠铜像，白布缠头与左肩，颈下悬牌，曰“满洲奴隶”。《民立报》某书籍广告称章太炎为“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孙中山则只是“逸仙先生”。
一九二九年西湖博览会开幕，革命纪念馆展览大量中山遗物，目的是要让观者知道“一部总理革命史，便是全部的中国革命史”。同时他们也会看见章太炎的“落伍者丑史”相伴其旁。
一九五○年，凡“中正路”皆须改名，殃及宋教仁公园。出版物封套上画“黄花岗”即无人购买。
一九五一年，章太炎夫人谓：章氏与高尔基同年去世，而解放前上海即年年有人为高尔基开纪念会，而无人念及太炎者。即太炎门人，亦甚少提起……
如同上述人、事、物的命运一样，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呈现出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复杂面相，不过在这些面相背后，革命领袖试图为万千人造命，带领他们向一个宏伟目标前进的理路却基本无差，其吸引力因上通理想社会之实现，下连安身立命之需要而自不言而喻，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意义重大。如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既是民国新定的国耻纪念日，也是革命青年柔石又一个身无分文的日子。他想吃一碗豆浆而不得，只能喝开水充饥，“一时心甚凄楚”，但“旋翻克翁（克鲁泡特金）之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一读”，则“心颇得慰”。
可是这样的理路在具备吸引力的同时，也隐藏着相当的危险，尤其是当“为万千人造命”与中国近代急切、浮躁、激进的时代氛围相结合的那些时刻。辛亥革命就已是“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国民革命则演变成“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再过十几年，曾很革命的国民党也拖上了一个“反动派”的尾巴。在此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前人所谋的“幸福”非但对后人所谋的“幸福”毫无裨益，反而成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痛苦”，往往当宏伟目标还是海市蜃楼时，已有的努力与建设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二是现代幸福之异化带来的延续性。虽然二十世纪中国的不少努力与建设是无用功，但在步履蹒跚中，除了痛苦，她总也享受了些现代转型带来的福祉，不过这些福祉的异化又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延续性，比如洋务中常言的“长技”、“器物”，现在的“第一生产力”——现代技术。
在晚清士人的想象中西来的铁路、电报之类能使“远者近之，疏者亲之，缩大地数万里，异种人无弗日近日亲，于是墨子兼爱之学乃可以行”。可事实上，现代技术并未使中国或泰西离“日亲”、“兼爱”更接近，反倒与战争、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而自辛亥起，前述种种加上摄影、照明、电影、广播等都成为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中国之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由重磅扩音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声音再如何洪亮，能听见的也不过是广场数万之众。而在此范围之外的人想要迅速周知消息，就必须依靠更多的现代技术方能做到。有人就是在路上买了一份《大公报》，才知道“毛泽东当选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六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其余政务院委员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都已选定了”。
不过以上例子仅仅说明现代技术对于革命中各类消息且巨、且深、且广的传递效用。其实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力，因为在革命的激荡年代里人性的恶之面不会少见，其造成的黑暗与血污往往不绝于书，沈从文即说：“（辛亥）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此外再读一读张勋屠南京后亲历者写的《金陵半月记》、反映“二次革命”乱象的《焦溪焚掠记》和茅盾那几本以国民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也可略窥一二。虽然恶之面并不专属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少“坑杀”数十万降俘之事，也不少一场战争下来，死亡人数惊人的例子，但能把动荡、离乱、邪恶、黑暗与血污转化为正义与邪恶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战，甚至变为一种奇异的美学却可能是要新技术与革命相结合后方能产生的独特现象。一九一二年，有时人在中央公园看关于辛亥战事的影片就指出其“形容北军过甚”；而到一九四九年革命接近功成时，一苏州市民参加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影片展览会后才发现：“往昔吾人身居解放区，如在瓮中，今见照片恍如梦醒。蒋帮战器非不坚锐，何以不堪一击，终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将哉？盖亦有其故也，照过去战役观之，此后全国解放意料中事。”
又比如民众的塑造，这种延续性西方学者已从不同的课题隐约勾勒出几条线索，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就抓住“Awakening China”这个关节点描述了从清末到国民革命时期各色人等被“唤醒”的进程。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则以“Policing Shanghai”为个案试图展示清末到一九四九年国家控制的延续性；此外，华志健（Jeffery Wassarstrom）关于“五四”的“公共空间剧本”说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中国革命的情感模式”研究也都与此有密切联系。简单来说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塑造民众一般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公共空间的政治化，辛亥时各种提灯、追悼、纪念、欢迎会就已占据了街头、会馆、开放私园等城市公共空间。任鸿隽即说当时革命烈士追悼会纷至沓来，几乎成了“长日办丧事”。不过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相比，“长日办丧事”亦是小巫见大巫。一九五一年春，仅北京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小群众性会议就开了二万九千多次，到会三百三十多万人次。河南临颍一县参加过各种控诉、公审大会的人数等于全县人口的两倍。有些人甚至参加过五次以上的会议！而在抗美援朝的动员中“会”即有报告会、控诉会、片儿会、院会、晚会、联欢会等，宣传更是从书报、电影、戏剧、展览到广播、读报、唱歌、幻灯、橱窗等遍地开花。
第二条路径是除旧布新的运动，像反对迷信，打压私塾，控制宗教等都是从清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未曾间断的运动。这两条路径对如今为人所乐道的state-building或曰“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而言自然是极大的福音，但对个体的启蒙呢？却又是另一个过程。
传统王朝时代百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到了九死一生方会起“顺乎天应乎人”式的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与以往改朝换代不同，从表面上看是打落了皇冠，而实质则因为其有“文字收功”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与启蒙曾经并不远。如果不狭隘地把辛亥革命仅仅视为一九一一年几个月内的鼎革事件，清末民初的“塑造共和国民”的进程实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启蒙的意义。当时的意识形态虽看似是革命压倒了改良，但实际上底色却基本是由梁启超等所浸染。《新民丛报》足可写一部关于“启蒙生意”的阅读消费史，《民报》却可能连材料都付之阙如。而因前述的将辛亥革命殊象化的问题，我们常常低估了其在这一方面的作用。
可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清末民初的新思想虽具有“混成多元”的特点。但在后世更多凸现的仍是对富强的渴望、国家的优位性和集体之善的追求。因此向苏联取过经的国民党能战胜北洋军阀，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共产党又比国民党更占先机。曾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吕思勉在“三反”思想小结中就说：原先认为爱国爱民族与大同之义龃龉，但得马列主义“乃得平行而不悖”。此未必是他的由衷之言，却仍可看出些许一九四九年革命与先前启蒙间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或许只见于吕思勉、顾颉刚、叶圣陶等少数从辛亥一路走来之人，解放区中“新人”们的知识系统在几经淘洗后已无关辛亥，亦不及“五四”，而是由“革命”、“反革命”、“美帝”、“蒋匪”、“地主”、“富农”、“旧中国”、“新中国”等“党话语”来构成。像上海解放后不久，曾经的“五四”青年夏衍在宣传部和文化局的科级干部中搞过一次常识测验，结果令其瞠目结舌。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的也寥寥无几，更无论其他，可见革命与启蒙之间的联系变成了怎样的明日黄花。对工农干部们而言“五四”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如何依靠组织，怎样发动群众，成功完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才是他们必须要懂得的“常识”。而这套“常识”的大规模拓展、操演一方面使上述话语真正深入人心，刻进脑海，做到了“一想到地主，就想到蒋帮，就想到日本赤佬，就想到美国赤佬”（见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另一方面也让原先只知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升斗小民在一次又一次的集体狂欢中获得无与伦比的翻身感与归属感。他们总能看见的是报头、张贴画和宣传品上那一行叫人无限神往的大字——“永远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