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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中美关系并非“新冷战”。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和其他非经济领域有着双边和多边的密切联系。中美两国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与美苏冷战时期尖锐对立关系不同。当今世界不存在集团和阵营之争，中国倡导和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聚焦合作，是符合两国利益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选择。
[关键词] 国际关系; 中美关系; 意识形态; 集团竞争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06-0026-04
特朗普任内，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美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跌入了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低谷。于是，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两国关系陷入了“新冷战”，特朗普给拜登新政府留下了一场“新冷战”，少数中国学者多少附和这种看法。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现在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冷战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美相互依存是美苏之间所没有的
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依存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所没有的。这里的依存有两大类，一类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一类是非经济的相互依存。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又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中美建交40多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济加速起飞，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据美方统计，到2011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货物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达5390亿美元。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占美国外贸比重达16%，中国对美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为14.1%。1特朗普当政以后发起了对华贸易战，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但这没有能够扼杀双边的贸易关系，2017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6359.7亿美元（美方统计），比上年增长10.0%。其中，美对华出口1303.7亿美元，占美出口总额的8.4%;美自华进口5056.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6%。22019年有所下降，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但双边贸易逆势回升，比上年增长了8.8%，达4.06万亿人民币。3特朗普政府一再鼓吹中美“脱钩”，但响应的美商寥寥无几。中国有14亿人口，其巨大的消费潜力对企业家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脱钩”说到底是市场行为，而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是否做到“脱钩”需要由企业来做主。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企业仍然将中国消费者视为巨大的机会。在华有生产经营活动的200家企业中，超过7成的企业没有撤离中国的计划，1只有3.7%的企业表示将部分生产环节由中国转移至美国，而且是些比较小的企业。22021年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61.3%。3事实证明，中美经贸合作是双向互惠的。这种经济纽带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是不存在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极其微小。
多边的经济相互依赖最突出的表现是应对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危机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在美国爆发，很快波及全球。美国高官直接给中方负责官员打电话，希望中方合作，同舟共济成了当时美国高官的口头语。中方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活动，与美方及各国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抵制保护主义，使危机没有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衰退。中国经济攻坚克难，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美国也从中国的贡献中获益匪浅。
当今中美之间的非经济相互依存是常常被忽视的，实际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句流行语是“与国际接轨”。到了本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充分证明：中国既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合作解决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抗击非典、埃博拉、新冠肺炎疫情等流行病，在达成和实施《巴黎气候协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胜任，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中国与国际社会包括美国都是相互依存的。
在冷战时期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苏联虽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美苏在安理会更多是争吵，而不是合作。当然也不能说美苏完全没有合作。双方合作的主要表现在军备控制方面。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都感受到了核战争的威胁，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把军备控制提上了日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实现了两国之间的“恐怖平衡”（双方都惧怕对方的核武器），这是两国最主要的相互依存了，这与当今中美的相互依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可惜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特朗普当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已经把这些军控机制破坏得所剩无几了。
意识形态之争今昔不同
冷战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意识形态之争，一个是集团或阵营之争。从意识形态之争看。首先，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生死之争。美国认为苏联在“扩张共产主义”，苏联认为美国要“消灭社会主义”，几乎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其次，两国都动员起意识形态的力量来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服务，美国把苏联看成它实现世界霸权、确保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全球体系的最大障碍。美国的政治精英无不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是对自由的主要威胁”;4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就危言耸听地说，共产主义“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杜鲁门利用美國人害怕国内外共产主义的心理，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从此，任何对西方制度的威胁，都可以被随意说成是共产党鼓动的，而不是制度本身引起的问题。正是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滥用导致了日后的“麦卡锡主义”。1 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与美苏冷战时期形同水火的对立关系不同。首先，中国没有“传教士”的使命感，没有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别国的欲望与传统，中国奉行的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提倡的是“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2013年中国在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时也把“相互尊重”作为一项重要原则，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把“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作为新时代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其次，中方吸收别国包括美国的长处，但不照搬，而是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也决不把自己的经验作为一种模式向外输出，而是认为各国都必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一点，美国有识之士也是承认的，如美国前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关于中美关系的一次政策演讲中就说，中国与前苏联不一样，中国不寻求扩展激进的反美的意识形态。3再次，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即使对外援助也不附带政治条件，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中国欢迎所有沿线国家加入进来，与中国一起共商、共建、共享，并努力实行与各国自己的发展规划相对接，完全不以意识形态来区别亲疏远近。至于美国原国务卿蓬佩奥之流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观察事物，丑化中国，只能说明他们人到了21世纪，思想却还留在冷战时代。
当今世界不存在集团和阵营竞争
美苏冷战的另一个特征是集团或阵营之争。在欧洲是华约和北约，在全球是两个阵营，美苏是两个集团的头。集团的利益高于集团个别成员国的利益，成员国的利益服从集团的利益。双方是全面的对立和对抗，在国际事务上的表态也是泾渭分明。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诚然，美国的同盟体系仍然存在，它是美国全球地位的重要支柱。但现在的盟国已经不是冷战时代的盟国，各国都在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当年德国、法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最近的两件大事也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与中欧结束关于投资协定的谈判。美国的许多盟国都是这两个协定的成员国。通过RCEP， 中国与日本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中国还将积极努力与日、韩达成三边的自贸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历经7年谈判达成，是一个全面、平衡、双赢的协定，也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展示。当地时间2021年5月20日，虽然欧洲议会表示已冻结有关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中欧投资协定后续进程出现一些波折，但协定符合中欧共同利益仍是各方共识。据“比利时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21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称，2019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超过23%”。4欧洲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只会增强，不会削弱。可见，不论是美国哪届政府，要想组织一个所谓“民主联盟”“价值观联盟”来共同对付中国，谈何容易。
至于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是“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1的外交政策，是结伴不结盟的政策。新时期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有如下特点：一是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二是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区分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准。三是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强调互利双赢，给彼此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四是坚持开放合作，不是排他的，不针对第三方，一个国家可以是多国的伙伴。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搞得风生水起，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支撑;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又充实了伙伴关系外交的内涵。这与冷战时代的集团外交完全不同。总之，中美“新冷战”的说法对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进行了不恰当的比附，是误导性的，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两国关系。
相向而行，重建中美关系
在过去70年中，中美关系有过两次重建。第一次是从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次重建根本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性质，使之从敌对的关系变为正常国家关系。第二次重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变，由于先前中美两国和解的战略基础消失，在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颠簸之后，两国重新认定了共同利益，成功地实现了1997年10月底11月初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1998年6月底7月初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重建了两国关系。此后，中美关系得到了20多年比较健康稳定的发展，营造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现在提出再次重建中美关系，主要有3个理由。首先，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台，但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全面的严重破坏，中美关系非重建不可了。其次，20多年来，中国、美国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重建要充分考虑新的形势和现实。再次，毋庸讳言，现在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扩大了，對这些竞争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要有章可循，不能无规则地竞争。现在中美之间也有一些管控的规则，但在许多方面还缺乏规则，双方要就管控分歧进行全面、深入、持久的对话，这是重建两国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虽然美国民主党也把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但民主党与共和党还是有不同的理念，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有不同认识，特朗普从民粹主义出发不可能对中美关系得出理性的看法，拜登及其团队认为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两国仍然可以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的相关问题上进行合作;拜登新政府在行事方式上也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翻来覆去，不可预测。从美国大选结束以来，中方已经多次发出信息，希望新政府重拾理性，美中两国相向而行，重启对话，聚焦合作，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 梁齐勇
[关键词] 国际关系; 中美关系; 意识形态; 集团竞争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06-0026-04
特朗普任内，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美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跌入了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低谷。于是，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两国关系陷入了“新冷战”，特朗普给拜登新政府留下了一场“新冷战”，少数中国学者多少附和这种看法。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现在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冷战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美相互依存是美苏之间所没有的
中美两国间的相互依存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所没有的。这里的依存有两大类，一类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一类是非经济的相互依存。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又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中美建交40多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经济加速起飞，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中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据美方统计，到2011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货物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达5390亿美元。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占美国外贸比重达16%，中国对美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为14.1%。1特朗普当政以后发起了对华贸易战，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但这没有能够扼杀双边的贸易关系，2017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6359.7亿美元（美方统计），比上年增长10.0%。其中，美对华出口1303.7亿美元，占美出口总额的8.4%;美自华进口5056.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6%。22019年有所下降，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但双边贸易逆势回升，比上年增长了8.8%，达4.06万亿人民币。3特朗普政府一再鼓吹中美“脱钩”，但响应的美商寥寥无几。中国有14亿人口，其巨大的消费潜力对企业家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脱钩”说到底是市场行为，而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是否做到“脱钩”需要由企业来做主。上海美国商会2020年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企业仍然将中国消费者视为巨大的机会。在华有生产经营活动的200家企业中，超过7成的企业没有撤离中国的计划，1只有3.7%的企业表示将部分生产环节由中国转移至美国，而且是些比较小的企业。22021年第一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61.3%。3事实证明，中美经贸合作是双向互惠的。这种经济纽带在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是不存在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双边贸易额极其微小。
多边的经济相互依赖最突出的表现是应对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危机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在美国爆发，很快波及全球。美国高官直接给中方负责官员打电话，希望中方合作，同舟共济成了当时美国高官的口头语。中方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活动，与美方及各国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抵制保护主义，使危机没有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衰退。中国经济攻坚克难，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美国也从中国的贡献中获益匪浅。
当今中美之间的非经济相互依存是常常被忽视的，实际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句流行语是“与国际接轨”。到了本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充分证明：中国既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合作解决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抗击非典、埃博拉、新冠肺炎疫情等流行病，在达成和实施《巴黎气候协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胜任，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中国与国际社会包括美国都是相互依存的。
在冷战时期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苏联虽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美苏在安理会更多是争吵，而不是合作。当然也不能说美苏完全没有合作。双方合作的主要表现在军备控制方面。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都感受到了核战争的威胁，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把军备控制提上了日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实现了两国之间的“恐怖平衡”（双方都惧怕对方的核武器），这是两国最主要的相互依存了，这与当今中美的相互依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可惜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特朗普当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已经把这些军控机制破坏得所剩无几了。
意识形态之争今昔不同
冷战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意识形态之争，一个是集团或阵营之争。从意识形态之争看。首先，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生死之争。美国认为苏联在“扩张共产主义”，苏联认为美国要“消灭社会主义”，几乎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其次，两国都动员起意识形态的力量来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服务，美国把苏联看成它实现世界霸权、确保建立自由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全球体系的最大障碍。美国的政治精英无不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是对自由的主要威胁”;4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就危言耸听地说，共产主义“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杜鲁门利用美國人害怕国内外共产主义的心理，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从此，任何对西方制度的威胁，都可以被随意说成是共产党鼓动的，而不是制度本身引起的问题。正是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滥用导致了日后的“麦卡锡主义”。1 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也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与美苏冷战时期形同水火的对立关系不同。首先，中国没有“传教士”的使命感，没有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改造别国的欲望与传统，中国奉行的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提倡的是“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2013年中国在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时也把“相互尊重”作为一项重要原则，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把“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作为新时代外交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其次，中方吸收别国包括美国的长处，但不照搬，而是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也决不把自己的经验作为一种模式向外输出，而是认为各国都必须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一点，美国有识之士也是承认的，如美国前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关于中美关系的一次政策演讲中就说，中国与前苏联不一样，中国不寻求扩展激进的反美的意识形态。3再次，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即使对外援助也不附带政治条件，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中国欢迎所有沿线国家加入进来，与中国一起共商、共建、共享，并努力实行与各国自己的发展规划相对接，完全不以意识形态来区别亲疏远近。至于美国原国务卿蓬佩奥之流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观察事物，丑化中国，只能说明他们人到了21世纪，思想却还留在冷战时代。
当今世界不存在集团和阵营竞争
美苏冷战的另一个特征是集团或阵营之争。在欧洲是华约和北约，在全球是两个阵营，美苏是两个集团的头。集团的利益高于集团个别成员国的利益，成员国的利益服从集团的利益。双方是全面的对立和对抗，在国际事务上的表态也是泾渭分明。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诚然，美国的同盟体系仍然存在，它是美国全球地位的重要支柱。但现在的盟国已经不是冷战时代的盟国，各国都在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当年德国、法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最近的两件大事也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与中欧结束关于投资协定的谈判。美国的许多盟国都是这两个协定的成员国。通过RCEP， 中国与日本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中国还将积极努力与日、韩达成三边的自贸协定。中欧投资协定历经7年谈判达成，是一个全面、平衡、双赢的协定，也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展示。当地时间2021年5月20日，虽然欧洲议会表示已冻结有关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中欧投资协定后续进程出现一些波折，但协定符合中欧共同利益仍是各方共识。据“比利时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21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称，2019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超过23%”。4欧洲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只会增强，不会削弱。可见，不论是美国哪届政府，要想组织一个所谓“民主联盟”“价值观联盟”来共同对付中国，谈何容易。
至于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是“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1的外交政策，是结伴不结盟的政策。新时期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有如下特点：一是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二是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区分国家关系亲疏远近的标准。三是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强调互利双赢，给彼此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四是坚持开放合作，不是排他的，不针对第三方，一个国家可以是多国的伙伴。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搞得风生水起，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支撑;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又充实了伙伴关系外交的内涵。这与冷战时代的集团外交完全不同。总之，中美“新冷战”的说法对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进行了不恰当的比附，是误导性的，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两国关系。
相向而行，重建中美关系
在过去70年中，中美关系有过两次重建。第一次是从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次重建根本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性质，使之从敌对的关系变为正常国家关系。第二次重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变，由于先前中美两国和解的战略基础消失，在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颠簸之后，两国重新认定了共同利益，成功地实现了1997年10月底11月初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1998年6月底7月初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重建了两国关系。此后，中美关系得到了20多年比较健康稳定的发展，营造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现在提出再次重建中美关系，主要有3个理由。首先，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台，但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全面的严重破坏，中美关系非重建不可了。其次，20多年来，中国、美国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美关系的重建要充分考虑新的形势和现实。再次，毋庸讳言，现在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扩大了，對这些竞争需要进行精细化管理，要有章可循，不能无规则地竞争。现在中美之间也有一些管控的规则，但在许多方面还缺乏规则，双方要就管控分歧进行全面、深入、持久的对话，这是重建两国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虽然美国民主党也把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但民主党与共和党还是有不同的理念，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有不同认识，特朗普从民粹主义出发不可能对中美关系得出理性的看法，拜登及其团队认为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两国仍然可以在双边、地区和全球的相关问题上进行合作;拜登新政府在行事方式上也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翻来覆去，不可预测。从美国大选结束以来，中方已经多次发出信息，希望新政府重拾理性，美中两国相向而行，重启对话，聚焦合作，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 梁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