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最珍贵”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吃大粪吧！”在一本追忆父母的书里冷不丁看到这句话，还是不由得感到吃惊。毕竟其中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曹禺，而作者也年近古稀，早已过了愤青的年纪。显然，这不是一部温暖祥和的合家欢，身为女儿的思念、抒情当然不可避免，但更多的篇章，万方在其中像是化身侦探，抽丝剥茧地梳理父辈和祖辈的际缘与苦难。
　　她直面父母那段真挚却备受争议的婚外恋，以及他们对药物依赖、甚至被击垮的悲惨。像她新书责编说的那般，“也不迂回，也不绕弯子”，在人性弱点面前毫不躲闪。往事如风，而她在风中打捞刺面的沙土。
　　一旦你理解了这种基调，你就能理解为何作者在落笔前做了十几年的心理斗争，并且在书写时如此激动。“正是因为我想写的时候就知道要真实，所以才难，他们吃药，吃完药的样子，我怎么面对，我怎么写。但我必须真实，如果我不能真实地写，我就不写。”。
　　套用一位同样采访过她的记者的感言：“万方的真实表达，她思想的自由度，都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
　　她有多率性呢？2018年，十月文学院把她请到爱丁堡作家居住地写这本书，整整过了二十多天，状态没到就不逼自己。最后一天把电脑从行李箱里拿出来，打出这么几个字：对不起，作家，让你受累了。

　　这本书最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刚开始写两三个月之后，情绪带来身体的反应，从原先的低血压升到了170多。她以往也写小说、写电视剧，但此次耗费的能量、精力和體力都是前所未有。“电视剧总体来说是一个娱乐产品，大部分时间你是去迎合，所以你不会真正触动自己的心。写作实际上是动情，不可能再写比这个更有感情的了，真的就像拿小刀子割自己。”

　　写到最后，她恋恋不舍，觉得这个作品已然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当真正写完的时候，如日暮酒醒人已远，感到非常空虚。“这个写作过程，是我作为编剧也好，作家也好，从来没有体验到的，能够这么深地投入，这么激烈地投入。”
　　2020年6月，《你和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曹禺（本名万家宝）的女儿万方。

　　最初提笔的动因，是1996年父亲去世后，心肠宽厚的继母李玉茹把保存了半个世纪的父母间的一沓情书移交给了她，薄薄的毛边纸早已泛黄，上边的钢笔字密密麻麻。万方仔细辨认，将这些书信敲进电脑，整理过后，她被这份自己过往不曾透彻了解的爱意震动，直觉“这么美好的、燃烧的爱情就应该跟人分享”。
　　起念后却迟迟没有执行。1974年母亲方瑞因不慎服用过多安眠药意外去世时，万方才二十岁出头，正在沈阳当兵，接到电话后混混沌沌地连夜坐火车回北京，连最后一面也无缘见到。几十年来，她常常后悔年轻无知，不曾为母亲做点什么，哪怕是帮她捏捏手。这种夙愿随着年龄渐长越发浓烈。有时，白天她坐在屋子里，会不自觉地想要是妈妈在，要怎么安排她、和她一起生活。到了晚上，哪怕如今已生出白发，仍在梦里找妈妈。后来她想明白了，自己是一个写东西的人，唯一能做的便是把她写下来吧。
　　下定决心后又搁置了十几年。“人真的是很复杂的。坦率地讲，爱情里没有什么婚外情，什么第三者，我觉得如果是爱情，它就是最珍贵的。这点我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但是真的要写我的父母他们当年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觉得难以落笔，毕竟还有一种常规的道德标准。”
　　最终令她释怀的，是一些更为自由的灵魂。极端一点的个例，比如毕加索。她还看了里奥纳多·科恩的传记，看完深受启发，“我就觉得自由是最棒的，是最值得去追求的。我为什么要被看不见的东西束缚呢？慢慢我自己的内心变强大之后，而且对于世界或人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的时候，自由度就越来越大了。心灵的自由是最最基本的。如果你达不到自由，那你很难写出真正的好东西。”
　　真、善、美，她认为是统领而非并列，“真是第一位的。”
　　1978年万方复员回北京，先在《剧本》月刊当编辑，后来调到中央歌剧院当编剧，后来创作了话剧《冬之旅》，由赖声川执导。过往的写作经验里，她一直与写作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和自由去编，去设计。”但这回，到了写自己切身发生的事情，又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说自己，说假话，我觉得特别没劲，我不能接受。”
　　写这本书之前，她想过像尤金·奥尼尔写《长夜漫漫路迢迢》一样，把父母的故事写成剧作，最后还是被求真的执念推翻，“我甚至有一种感觉，不管我写成了戏还是诗还是什么东西，再被二度创作，就完全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了，我会受不了。只有文字可以把我的感受传达给看见这个文字的人。” 　　“50年代末爸爸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从记事起安眠药就在爸爸的生活里充当极其重要的角色，离了它他就无法睡。妈妈直到“文革”时丈夫被打倒，生活被压得粉碎，逼得她打破多年禁忌，又吃起药来，吃得比爸爸还凶。
　　“他们俩不光晚上吃，白天也吃，为了药效不受影响，来得快，他们在吃饭前先吃药，吃着吃着饭两个人就失去知觉，嘴里的东西还没咽就趴在桌上昏睡过去。
　　“妈妈1974年走，去世后的几年，爸爸靠安眠药活着，夜里上厕所，摔倒，头把书柜的玻璃门撞破，枕头被血浸湿，他全然不觉，早上起来满脸的血迹都干了。三天三夜昏睡不醒，像一块石头。”
　　看见这些原文，确实会被其中不声张的力量触动。万方带着克制的情感审视，她深刻见证过父亲的风光与落魄，这些戏剧性强烈的反差画面在她心中如龙卷风交织——
　　“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他生性脆弱，极度感性，时刻会被美好自由的感觉所吸引，内心却又悲观，是一个彻头彻尾、如假包换的艺术家。他胆小，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说过许多错话，假话，违心话，但是他的心始终真诚。
　　“我觉得他就是一团感情。他是一个感性动物，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周围的一切、对于他自己的经历，他都以感情来面对。他有思想，但他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写作的人。”
　　曹禺生于1910年，24岁就写出了成名作《雷雨》。之后的几年间，又相继创作了《日出》《原野》和《北京人》。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任院长。“文革”期间被批斗，直至197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恢复原名，曹禺再次任院长。
　　在万方的记忆里，“‘文革’后，爸爸重又戴上了一顶顶桂冠，所到之处被簇拥着，就像个大人物。”自那之后，曹禺似乎有参加不完的活动，但参加任何活动回到家里，他都要难过地自责。
　　一开始，万方感到不解，会用某种“你怎么真的就不行啦”的批判眼光轻看父亲，“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写不出来可能是因为受到过批判，你的东西都成了‘大毒草’，但你为什么不能不去那些社会活动呢？你为什么不能拒绝那样的生活呢？”
　　后来她明白了，“他是真写不出来。写不出来他就苦恼，就痛苦，所以他希望能有其他的事情把这种空洞的生活填补起来。所以他可能就靠着这些来熬吧。”她终于体谅了父亲，开始生出同情，“其实他真的人生是一个大悲剧，他写的这几个戏，尤其是《北京人》，真的是高峰。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正是创作最最好的年龄”。
　　曹禺老年的时候经常念叨所谓“江郎才尽”这件事情，他依旧吃安眠药，吃了之后人晕晕乎乎，什么都说，“说我恨我自己”。他枕边老放着托尔斯泰的书，万方解读，“那是他最佩服的作家。为什么那么佩服他，那么看不够他？就是因为托尔斯泰老年，人家咬牙出走了呀，就死在一个小车站，他痛恨他贵族式的生活，尽管只是几天，但是人家迈出了这一步，有这样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他到了老年，心里最最向往的。所以他说我要像托尔斯泰一样。”

　　类似的话万方曾在多年前一篇写给《文汇报》的文章里提到过，文章发表时曹禺还在世，一天万方照常去医院探望他，“他见了我说，小方子，你可害了我了！你写我像托尔斯泰一样，我怎么能跟托尔斯泰比。我说，我写的是你想，你想像托尔斯泰一样。他想了想，‘啪’把那杂志一扔，‘去他妈的，要是人家问，我就说反正是我女儿写的。’”
　　您现在写的这本书，他要是看到了，会炸毛吗？
　　他不会炸毛，他会觉得挺好。
　　他会介意吗？把他的软弱都写出来。
　　从心底他会觉得好。但是他如果活着，也会有点介意。

“我不要那么多妈妈的美女照”

　　曹禺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二任主席，当时几乎所有的戏都会请他去看。他有个特点，看完后，不管这戏如何，一律都是说好。旁人有时觉得曹禺是在“说假话”，但万方很理解，“他觉得创作很艰辛，很不容易，尤其在受某种限制的情况下。他到最后，自己都成了一个写不出来的人了。他从心里爱惜这些人，这是他的真情。”不管是谁，演的什么内容，他都不禁评价一声，“真不易。”以至于曾经有个学生黄宗江，把自己写的剧本请曹禺过目时，在信里打趣写道：“万先生，送上‘真不易’一份。”
　　这份不易的真，对万方产生了极深的影响。“到现在我觉得可以真的时候，我就替他真吧。他在我们面前，没有一点点他是爸爸、他是剧作家（的架子），说高兴就跳舞，说痛苦就痛苦得不得了。那份真实啊。”
　　《你和我》在写作过程中，万方的妹妹就常常第一时间来电脑前读，确定书名前，她一度提议，要不就叫“接近真相”。“这就说明她认为，很真实了，很接近了。”写完后，这部17万字的作品先是发表在了《收获》杂志上。妹妹一再说这是最好的纪念，去万安公墓扫墓时细心提醒，把杂志也带上吧。
　　书里提及的姨妈看后也觉得挺好，但私下还是跟万方透露，担心对万先生是不是不那么恭敬。姨妈今年99岁高龄，万方没有直接反驳，就把其他人说好的评价发给她看。“我的意思就是，人家不会觉得怎么样，人家会更理解他们。”
　　这些人里包括“戏剧圈人都很佩服的戏剧评论家”林克欢，“1月份迎春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聚会吃饭，林克欢老师特意走过来，跟我说写得真好，看了以后我们对曹禺先生更有感情”;演员闫楠用两天时间看完，在飞机上抹眼泪，谢谢她分享这份沉重又珍贵的回忆;作家阿宁认为这是一部写孤独的作品，所有那些時代的、灵魂的、社会的、人性的、历史的、情爱的内容，都是在展示几个伟大灵魂与孤独的抗争……
　　感想最多的，恐怕是书籍的责编王倩，她负责过曹禺四大剧作单行本的出版，2019年秋天接手《你和我》。在她的印象里，万方不是很好打交道。王倩在出版业工作近十年，一般情况下，除了核实内容，书籍装帧等“都不给作者看，不想让作者参与太多”。这次，出于对万方老师的尊重，她在每一个环节都会和对方商量，却没料到提的方案基本都被一口回绝，“没法讨价还价，很被动。” 　　万方不希望过度包装，“她就要本色出场，不要化妆，语气很强硬”——用老照片做封面？“不要，我这个是很酷的，我一点也不老。”写书的过程中，万方在读美国摇滚女诗人帕蒂·史密斯的传记《只是孩子》，她希望自己的书跟这本书的气质一样，尽量简洁;那把這些老照片都放进书里，缓解一下纯文字的沉重？也不要。“照片太多是负累，我这个是文学作品，太多照片会打扰阅读。”
　　王倩没辙，只好退一步说，要不我先整理出来，最后用不用再说。她花了两天时间，把这些照片通通扫描，并提议是不是可以一起放文章最后面，这样就不会打扰阅读。万方终于同意。挑照片时又有分歧，王倩希望这本书“好看”，万方却说“我不要那么多妈妈的美女照”。最后，曹禺穿着老头衫在人艺宿舍看大门的、光着大肚子露出刀疤的喜庆照片，全放上去了，“我不要修饰，我要真实的样子。”
　　一开始，万方甚至连腰封也不想要，后来听说这是出于出版社的必须，才勉强答应，还不忘交代：“少放点吧。”书名设计算是相对顺利，大家一开始就决定了用万方的手写体，但这三个字放大后，王倩和设计师不约而同觉得“有一点愣，有点棱角，不是那么艺术”，于是“擅自”做了点艺术化的修改，让拐弯的地方更圆润。俩人很满意地拿给万方看，结果万方很着急地说，“这是我的字吗？”最终自然又是——“不要，我不要一点的伪饰。”
　　一番合作下来，王倩和设计师都很受伤，她本想在封面背面印上一段万方在书里写给母亲的比较抒情的话，但万方不想“被人觉得像冰心”，“我感觉我这本书不能是甜的，应该是忧伤的语气。”王倩急了，“您就允许我加点糖吧，糖都要化了。”设计样本给万方过目后，“太复杂了，这么多字，去了吧。”王倩心想背面谁会在意呢？而且设计师也说视觉上比例没有问题，但仍然无法说服万方。后来王倩想，“她就是这么一个本色的人，为什么要让她不舒服呢，坚持自我其实是很可贵的，还是应该尊重她。”
　　构思宣传文案的时候，王倩放弃了一些“哗众取宠”的营销语，比如：一部××杰作，喜剧大师的表情包、中国的莎士比亚遇上民国闺秀、最后的贵族等等。最后想了想，觉得都不合适，“我对曹禺和对万方老师的感觉，就是真诚，‘他永远真诚如孩子’，想传达的是，一个女儿怎么看清父母、并对自己反观。”
　　做完这本书后，王倩觉得自己也回到了质朴。之前她负责过很多欧美文学，请的设计师也都是很西化、很洋气的，封面设计颜色艳丽、打眼，很炫，而这次，素雅的装帧是为了吻合“本真的面貌”，“虽然看似简单，但用足了力气。我要一遍遍地读，更多地了解曹禺和万方老师本人，我觉得他们的内核就是真实，燃烧的感情必须特别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