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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博”是一种新型信息交流平台，自2009以来在国内实现了爆发式增长。由于微博具有信息海量，速度快，现场感强等特点，也受到了传统媒体之一的报纸的青睐。然而，微博本身信息芜杂，泥沙俱下，报纸对微博的信源并不能无条件的采用，而要进行严格的把关。本文以上海《青年报》为例，分析报纸如何加工微博信源并最终采用。
【关键词】报纸 微博 信源
一、从微博信源到正式稿件
140字的微博不足以成为一篇稿件，然而无数的“140字”微博也为记者提供了更多的新闻素材与视角，看上去，写稿、编版应该变得简单了。
然而，在面对“有了微博以后，写稿/编版是否变得容易了”的问题时，只有23.53%的《青年报》采编人员持有肯定的回答，有11.76%的人表示“难了”和“没差别”，而52.94%的受访者则表示——不好说。
这表明，在信息爆炸的微博时代，记者获取新闻线索无疑比以往变得容易，但要把信源变成一篇优质稿件，未尝不面临更多的挑战。笔者通过调查问卷得知，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
a：无法联系当事人，难以核实信息的真伪（70.83%）；
b：微博系开放平台，其他媒体也拿到了相应的资源，很难做出独家新闻（85.42%）；
c：在写稿/编版的过程中，事件发生了一些动态性变化（47.92%）；
d：上级把关人对于稿件的要求太高，难以完成（14.50%）；
e：其他（2.08%）。
可见，微博诚然丰富了信源，但对于一线的记者和后方编辑来说，采编的复杂程度提高了。
在微博尚未诞生的年代，《青年报》记者采集突发新闻的来源多为读者热线、记者“线人”、网络等渠道，有时也有可能从新闻同行那里获知消息源。因为获得的信源有限，而版面又需要有相应的稿件来填充，可能一起小事故，一场小纠纷也会成为一条新闻。
而在微博上，线人无处不在，爆料随时随地，它正成为传统媒体日趋重要的信息来源。然而，正是因为微博信源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每天经由微博传播的大小“突发事件”不计其数，也提升了媒体选取信源的标准，并非每条经由微博上的突发事件都能成为报纸的“盘中餐”。虽然获取信息源变得更容易，但相应的，传统纸媒的各级把关人也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来筛选最适合本报的信源。除了前文所述的核实信源真实性所做的努力，这种“额外的成本”还体现在必须寻找更有新闻价值的信源，只有那些新奇的甚至是闻所未闻的，才有可能被把关人判断为“有价值的新闻”而最终被采用。
另外，微博提供了开放平台，有利于上一级把关人更多地了解一线的动态，高层级把关人会对低层级把关人提出更高要求。
传统纸质媒体，尤其是报纸，一般会以“报选题”作为一天工作流程的开端。报选题是指记者将自己所在条线当天有可能被包装成新闻的选题上报，由更高层级的把关人进行把关，是否实施选题。在《青年报》，记者一般在上午10点进行第一轮“报题”，由专人进行“新闻监控”，下午2点的“编前会”进行第二轮报题，并对上午10点至这一时间段的选题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梳理。
以往（没有微博的情境中），更高层级把关人对于记者上报选题的新闻价值的判断很大程度建立在记者对于选题的描述之上。无论是编辑、部门主任、还是副总编、总编辑均无需到达新闻现场，他们比较依赖于记者在新闻现场获得的一手资料，或者是记者援引自新闻现场的二手资料，记者有可能会出现为了使选题得到采纳，将新闻价值较弱的选题，通过一些“添油加醋”的描述而使之新闻价值变强的做法。而来自于微博的新闻线索则不同，记者上报选题所涉及的微博信源，更高层级的把关人因为自身也可以上微博，有可能比记者更早获知，对于其新闻价值可能早已有了自己的判断。即便更高层级把关人对于该微博信源知晓的事件晚于记者或者是并不知晓，通过微博强大的搜索功能，输入记者所述线索的“关键字”，就能搜索到相关的微博，同样能对该条微博信源的新闻价值进行判断。记者刻意放大信源新闻价值的做法，恐怕就行不通了。
由此可见，因为有了微博，报纸更高层级把关人对于记者选题的干预度提高，记者对于选题把控的自由度在逐渐缩小。或者，更高层级的把关人对于记者所报选题涉及的微博信源已有了解，并对其新闻价值做出了判断，有可能和记者对于该信源的认知与理解出现偏差。基于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不同层级把关人对于某信源的理解不一致，在把关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分歧，这也需要在新闻新闻制作的过程中进行调整。
二、从微博信源到深度新闻
微博使每个人都能成为新闻的报道者，进一步诠释了“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然而这种“全民记者”和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人毕竟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的用户只是目击者，不是记者，只能观察，不会调查，也未必懂得新闻操作的规律, 再加上微博本身体例太短，很多时候只能评论，无法分析。
在关于传统媒体如何运用微博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倾向于记者在新闻现场充分利用微博，发回现场报道。
如刘飞锋指出，报纸与微博完全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完美融合。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报博”融合的模式报社各记者均以微博的形式，在采访现场即时播报新闻。①
王倩的观点是：一种理想的情况是，纸媒所有记者、编辑全部以实名制开通个人微博，纸媒官方微博再通过转发的形式，将记者、编辑的博文发布出去，变成个性化信息的集合发布。②
然而，通过对上海《青年报》的研究，仅有13.11%的受访者表示，会在微博新闻现场发出微博报道，39.34%表示“偶尔”，接近一半的受访者（47.54%）表示“从未”。
综上可见，对于上海《青年报》采编人员而言，与其在微博现场发回短平快的“现场报道”，他们更乐于将微博信源“收藏”好，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一条140字以内的微博，如为《青年报》提供了信源，但还不足以成为一篇合格的新闻报道。微博具有速度快、碎片化，草根化、欠深度等特点，而传统媒体虽然对新闻的反应速度不如微博，但是可以充分利用微博信源，梳理信息、加以辨析，强化深度、注重解读，处理好新闻的第二落点将成为主要应对策略，将新闻做得更有深度与厚度，这也正是报纸的优势所在。
《青年报》社拥有大量专业新闻工作者，他们的新闻敏感度等专业素养是普通大众所不具备的，报纸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不仅满足对信息的简单传播，还应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进行理性分析和思考，多角度、多层次地探索事情发展的原因。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可以借鉴引用微博上的观点，以增加新闻的全面性和可读性。
《青年报》在以往的操作流程中，鲜见直接将微博拿来就用，拼凑成稿的做法，而是必须进行一定的“包装”。由于微博已经在第一时间呈现了大量的事实、进展，所以记者在采访时必须超越这些已经广为人知的一般性信息，必须挖掘更多的材料，从深度和广度下功夫。
除了可以在微博上获得大量的新闻线索，《青年报》还能在微博里找到大量的新闻当事人和目击者。如宜黄拆迁事件中的钟如九，微博打拐事件中的于建嵘、邓飞，“360大战QQ”事件中的周鸿祎、腾讯官方微博，“唐骏学历门”中的唐骏、方舟子，微博私奔中的王功权，会理县悬浮事件中的会理县官方网站，红十字会事件当中的郭美美、红十字会官方微博、秘书长王汝鹏。
记者作为第一层级把关人对于来自于微博信源的加工，体现在通过微博私信等方式联系微博主。微博主有可能是事件当事人，也有可能是事件目击者、转述者等，记者将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上这些人，进行现场或电话采访，当然，如果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行，通过微博“私信”平台和这些人获取联系，总之，旨在描述微博提供的信息概况的同时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与本质。
作为层级高于记者的把关人，编辑及部门主任对于微博信源的“加工”，将一个个微博碎片之间的逻辑补齐，把事件之间的脉络厘清，还体现在通过微博，引导记者更深入地挖掘、新闻。
对于《青年报》而言，微博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优质新闻线索，还提供了层出不穷的“观点”以及“视角”，后两者有助于传统纸媒做出更有深度的新闻。
在微博的平台上，充斥着各行各业的人士，其中的某些人就有可能是某个《青年报》所关注的新闻事件所在行业的“专业”人士，他们的观点，将帮助记者更全面地实施采访。如在“7·23动车事故”中，就出现了不少铁路与交通信号专业人士的微博，虽然基于无法核实真伪的原因，《青年报》不一定会直接将此类信源引用进入稿件，然而这些微博所提供的观点与信息，或多或少给予了《青年报》采编人员一些启发，对于稿件与版面的实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另有一些稿件的信源并不来自于微博，而记者、编辑乃至更高级别的把关人从微博上发现了关于这些事件的评论，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加以梳理与提炼，也不失为对新闻生产的一种补充，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操作方法。
参考文献
①刘飞峰，《微博时代，纸媒如何留住读者》，《中国记者》，2010（10）
②王倩，《纸媒微博：新传播模式的实践与设想》，《中国记者》，2010（8）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报纸 微博 信源
一、从微博信源到正式稿件
140字的微博不足以成为一篇稿件，然而无数的“140字”微博也为记者提供了更多的新闻素材与视角，看上去，写稿、编版应该变得简单了。
然而，在面对“有了微博以后，写稿/编版是否变得容易了”的问题时，只有23.53%的《青年报》采编人员持有肯定的回答，有11.76%的人表示“难了”和“没差别”，而52.94%的受访者则表示——不好说。
这表明，在信息爆炸的微博时代，记者获取新闻线索无疑比以往变得容易，但要把信源变成一篇优质稿件，未尝不面临更多的挑战。笔者通过调查问卷得知，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
a：无法联系当事人，难以核实信息的真伪（70.83%）；
b：微博系开放平台，其他媒体也拿到了相应的资源，很难做出独家新闻（85.42%）；
c：在写稿/编版的过程中，事件发生了一些动态性变化（47.92%）；
d：上级把关人对于稿件的要求太高，难以完成（14.50%）；
e：其他（2.08%）。
可见，微博诚然丰富了信源，但对于一线的记者和后方编辑来说，采编的复杂程度提高了。
在微博尚未诞生的年代，《青年报》记者采集突发新闻的来源多为读者热线、记者“线人”、网络等渠道，有时也有可能从新闻同行那里获知消息源。因为获得的信源有限，而版面又需要有相应的稿件来填充，可能一起小事故，一场小纠纷也会成为一条新闻。
而在微博上，线人无处不在，爆料随时随地，它正成为传统媒体日趋重要的信息来源。然而，正是因为微博信源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每天经由微博传播的大小“突发事件”不计其数，也提升了媒体选取信源的标准，并非每条经由微博上的突发事件都能成为报纸的“盘中餐”。虽然获取信息源变得更容易，但相应的，传统纸媒的各级把关人也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来筛选最适合本报的信源。除了前文所述的核实信源真实性所做的努力，这种“额外的成本”还体现在必须寻找更有新闻价值的信源，只有那些新奇的甚至是闻所未闻的，才有可能被把关人判断为“有价值的新闻”而最终被采用。
另外，微博提供了开放平台，有利于上一级把关人更多地了解一线的动态，高层级把关人会对低层级把关人提出更高要求。
传统纸质媒体，尤其是报纸，一般会以“报选题”作为一天工作流程的开端。报选题是指记者将自己所在条线当天有可能被包装成新闻的选题上报，由更高层级的把关人进行把关，是否实施选题。在《青年报》，记者一般在上午10点进行第一轮“报题”，由专人进行“新闻监控”，下午2点的“编前会”进行第二轮报题，并对上午10点至这一时间段的选题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梳理。
以往（没有微博的情境中），更高层级把关人对于记者上报选题的新闻价值的判断很大程度建立在记者对于选题的描述之上。无论是编辑、部门主任、还是副总编、总编辑均无需到达新闻现场，他们比较依赖于记者在新闻现场获得的一手资料，或者是记者援引自新闻现场的二手资料，记者有可能会出现为了使选题得到采纳，将新闻价值较弱的选题，通过一些“添油加醋”的描述而使之新闻价值变强的做法。而来自于微博的新闻线索则不同，记者上报选题所涉及的微博信源，更高层级的把关人因为自身也可以上微博，有可能比记者更早获知，对于其新闻价值可能早已有了自己的判断。即便更高层级把关人对于该微博信源知晓的事件晚于记者或者是并不知晓，通过微博强大的搜索功能，输入记者所述线索的“关键字”，就能搜索到相关的微博，同样能对该条微博信源的新闻价值进行判断。记者刻意放大信源新闻价值的做法，恐怕就行不通了。
由此可见，因为有了微博，报纸更高层级把关人对于记者选题的干预度提高，记者对于选题把控的自由度在逐渐缩小。或者，更高层级的把关人对于记者所报选题涉及的微博信源已有了解，并对其新闻价值做出了判断，有可能和记者对于该信源的认知与理解出现偏差。基于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不同层级把关人对于某信源的理解不一致，在把关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分歧，这也需要在新闻新闻制作的过程中进行调整。
二、从微博信源到深度新闻
微博使每个人都能成为新闻的报道者，进一步诠释了“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然而这种“全民记者”和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人毕竟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的用户只是目击者，不是记者，只能观察，不会调查，也未必懂得新闻操作的规律, 再加上微博本身体例太短，很多时候只能评论，无法分析。
在关于传统媒体如何运用微博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倾向于记者在新闻现场充分利用微博，发回现场报道。
如刘飞锋指出，报纸与微博完全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完美融合。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报博”融合的模式报社各记者均以微博的形式，在采访现场即时播报新闻。①
王倩的观点是：一种理想的情况是，纸媒所有记者、编辑全部以实名制开通个人微博，纸媒官方微博再通过转发的形式，将记者、编辑的博文发布出去，变成个性化信息的集合发布。②
然而，通过对上海《青年报》的研究，仅有13.11%的受访者表示，会在微博新闻现场发出微博报道，39.34%表示“偶尔”，接近一半的受访者（47.54%）表示“从未”。
综上可见，对于上海《青年报》采编人员而言，与其在微博现场发回短平快的“现场报道”，他们更乐于将微博信源“收藏”好，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一条140字以内的微博，如为《青年报》提供了信源，但还不足以成为一篇合格的新闻报道。微博具有速度快、碎片化，草根化、欠深度等特点，而传统媒体虽然对新闻的反应速度不如微博，但是可以充分利用微博信源，梳理信息、加以辨析，强化深度、注重解读，处理好新闻的第二落点将成为主要应对策略，将新闻做得更有深度与厚度，这也正是报纸的优势所在。
《青年报》社拥有大量专业新闻工作者，他们的新闻敏感度等专业素养是普通大众所不具备的，报纸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不仅满足对信息的简单传播，还应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进行理性分析和思考，多角度、多层次地探索事情发展的原因。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可以借鉴引用微博上的观点，以增加新闻的全面性和可读性。
《青年报》在以往的操作流程中，鲜见直接将微博拿来就用，拼凑成稿的做法，而是必须进行一定的“包装”。由于微博已经在第一时间呈现了大量的事实、进展，所以记者在采访时必须超越这些已经广为人知的一般性信息，必须挖掘更多的材料，从深度和广度下功夫。
除了可以在微博上获得大量的新闻线索，《青年报》还能在微博里找到大量的新闻当事人和目击者。如宜黄拆迁事件中的钟如九，微博打拐事件中的于建嵘、邓飞，“360大战QQ”事件中的周鸿祎、腾讯官方微博，“唐骏学历门”中的唐骏、方舟子，微博私奔中的王功权，会理县悬浮事件中的会理县官方网站，红十字会事件当中的郭美美、红十字会官方微博、秘书长王汝鹏。
记者作为第一层级把关人对于来自于微博信源的加工，体现在通过微博私信等方式联系微博主。微博主有可能是事件当事人，也有可能是事件目击者、转述者等，记者将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上这些人，进行现场或电话采访，当然，如果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行，通过微博“私信”平台和这些人获取联系，总之，旨在描述微博提供的信息概况的同时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与本质。
作为层级高于记者的把关人，编辑及部门主任对于微博信源的“加工”，将一个个微博碎片之间的逻辑补齐，把事件之间的脉络厘清，还体现在通过微博，引导记者更深入地挖掘、新闻。
对于《青年报》而言，微博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优质新闻线索，还提供了层出不穷的“观点”以及“视角”，后两者有助于传统纸媒做出更有深度的新闻。
在微博的平台上，充斥着各行各业的人士，其中的某些人就有可能是某个《青年报》所关注的新闻事件所在行业的“专业”人士，他们的观点，将帮助记者更全面地实施采访。如在“7·23动车事故”中，就出现了不少铁路与交通信号专业人士的微博，虽然基于无法核实真伪的原因，《青年报》不一定会直接将此类信源引用进入稿件，然而这些微博所提供的观点与信息，或多或少给予了《青年报》采编人员一些启发，对于稿件与版面的实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另有一些稿件的信源并不来自于微博，而记者、编辑乃至更高级别的把关人从微博上发现了关于这些事件的评论，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加以梳理与提炼，也不失为对新闻生产的一种补充，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操作方法。
参考文献
①刘飞峰，《微博时代，纸媒如何留住读者》，《中国记者》，2010（10）
②王倩，《纸媒微博：新传播模式的实践与设想》，《中国记者》，2010（8）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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