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张爱玲的小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在她的笔下，女性人物形象千姿百态，用她们各自荒诞滑稽的行为充分表现了一种病态畸形的心理，同时也各有其个性化的表现方式。这种病态形象的表现不仅源于人物自身，更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强烈反映。
关键词：张爱玲；文学作品；病态形象；女性意识；分析
一、畸形化了的心理模式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典例。她是麻油店老板的妹妹，受其哥哥安排，嫁给了当地的一户旧式家庭的患有软骨症的姜家二少爷。可想而知，为人十分泼辣、尖刻的曹七巧在与丈夫的婚姻生活中，在性欲上自是得不到满足，再加上旧式体制下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观念极为薄弱，故而在姜家生活的日子里，她表现地十分放浪与自私。她与自己的小叔子姜季泽肆意调情，对婆婆姜家老太太谄媚奉承，甚至口无遮拦，对妯娌任意编排，从而导致她在姜家人眼中的地位日渐不堪，因而分了家后七巧便与儿子女人离开了姜家。虽说离开了姜家，便是离开了所有在七巧心中不满的情绪，但她并没有得到解脱，那种在她心里的病态化人性观已全然根深蒂固。她张罗着为儿子娶媳妇，却又处处用恶毒的语言来攻击媳妇，与儿子长白耳鬓厮磨，堂而皇之地抽大烟，最终使得媳妇受辱而死。在对待女儿的婚姻上，七巧又是采取一贯的自私手段。在长安经由姜家三太太的介绍认识童世舫，并想与其缔结婚姻时，曹七巧表面持温和的赞成，私下却用尽手段进行阻扰，最终断送了长安的一生，成功把她变成了第二个自己。这充分体现了在七巧身上作为女性个体的强权和独裁。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却被描绘成了一个审慎和机智的“疯子”，她这种被畸形化了的心理模式充分展现了历来中国女性的悲剧色彩。
二、病态心理的延伸
不管是中国传统女性抑或是现代新式女性，婚姻与家庭至始至终都是她们人生中的重要一章。在面临婚姻的危机，家庭的破裂时，女性的掌控局面及生活重心受到严重的威胁，故而她们会采取一系列极端或是偏激的行为来挽救。但在挽救婚姻的过程中，却又造就了另一出的悲剧。她们为了自己的目的，间接地做了导致别人婚姻厄运的刽子手，《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与《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半生缘》是张爱玲廖为可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描绘了一个悲剧模式的旧上海家庭。自幼丧父的姐姐曼璐因为要供养一家人生计，不得不出入风月娱乐场所，沦为舞女。而与其出身相同的妹妹顾曼桢因为得到了良好的教育，独立自强，有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并结识善良忠厚的沈世钧，与之恋爱。正如众多风尘女子的命运一样，曼璐最后嫁作商人妇，但婚后的她并不幸福。丈夫祝鸿才的花天酒地、暴躁性情使曼璐变得敏感残忍，甚至最后竟出于对曼桢的嫉妒以及想极力挽救自己早已支离破碎的婚姻，与丈夫合力诱骗并监禁妹妹曼桢代替自己怀孕生子，葬送了曼桢的一生。素来精明干练的曼璐在面对婚姻的失败时，也不免变得弱势无情，自轻自贱，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自我排斥，盲目悲观，从而走向病态化的不归路。
另外一位与之具有同等遭遇的是《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形象。她懦弱、胆怯，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完全没有自主权与话语权。小说中写到在席老爷偶尔从南京回来时，五太太的内心是极为紧张不安的，“她侍立席老爷在一边，普通一般的夫妻见面，也都是不招呼的，完全视若无睹，只当房间里没有这个人，他们当然也是这样，不过景藩是从从容容的，态度很自然，五太太却是十分局促不安，一双手也没处搁，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先是斜伸着一只脚，她是一双半大脚，雪白的丝袜，玉色绣花鞋，这双鞋似乎太小了，那鞋口扣得紧紧的，脚面肉唧唧的隆起一大块。可不是又胖了！连鞋都嫌小了。她急忙把脚缩了回来，越发觉得自己胖大得简直无处容身。”?这足见席五太太在对待婚姻、家庭关系上处于被动的下风。在过着名为席老爷正房太太，实为填方，甚至是寡妇的阴霾生活中，她谨小慎微地应付着封建家庭的婆媳关系、妯娌关系以及人言可畏的重压，直到席老爷提议把她接去南京。但一向迂腐守旧的五太太到了南京，并没有得到她翻身做主的权利，她只是卑微地任由伍先生挥之即来，呼之即去，处处迎合席先生的姨太太，最后竟利用了身边的女婢小艾，来企图挽救自己的破败的婚姻。
在曼璐与席五太太身上，都带有着旧封建时代女性消极从众的一面，她们渴望得到别人的温暖，社会的同情，但又在行为上显出不甘屈服的强烈自尊心，最后都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心生残忍的念头，把情感的不满发泄在制造别人的痛苦之上，把婚姻的成败寄托于男性喜新厌旧的恶癖之中，不得不说实在是种病态心理的延伸。
三、徘徊于传统道德与开放思想之间
《倾城之恋》不仅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爱情小说，更是中国现代史上描绘爱情最为独特的文本。小说的主人公白流苏与范柳原在经过猫捉老鼠的爱情游戏后，最后因为战争而真正走在一起。一个是上海旧式家庭的离婚女人，一个是风流场所的纨绔子弟，他们在爱情与婚姻的主张上不断地进行着角逐，而在白流苏终于向现实妥协，甘愿沦为范柳原情妇下场时，香港却爆发了战争，对生命的恐惧和感恩成全了他们最终一生的维系。在这里，白流苏这一女性形象无疑是张爱玲笔下较为正面积极的模型。她出生于上海旧式封建大家庭，离了婚，守了寡，迫居在娘家，受到哥嫂的排斥，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自己新生活的追求。她有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在三十岁的时候情愿赌一把，也不愿顺了家人的意思，回归婆家独居。在爱情与婚姻里，白流苏却又近似一个传统婚姻的赌徒，依靠着自己仅余的青春来千方百计地谋求范柳原的爱以及对婚姻的承诺来得以保障自己的余生。
再看《心经》里张爱玲所塑造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许小寒，虽然两者在年龄出身上相差甚远，但同样对爱情自私的占有欲却是如出一辙的。这篇短篇小说以恋父情节为主线，主人公许小寒对父亲的爱恋，对母亲的抵抗，充分表现了她在情感寄托上的不自省，具有盲目认知以及伦理道德上的扭曲，然而得知父亲与自己好友同居时，她终于对自己滑稽的情感寄托感到自惭形秽。出于一种报复的心理，她答应了一直对她穷追不舍的龚海立的求婚。文中在许小寒企图利用自己的婚讯来刺激父亲并给予报复时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我早考虑过了。我需要一点健康的，正常的爱”，这充分体现在许小寒潜意识中，对自己的这种恋父情结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省。因而在面对父亲的外遇竟是自己好友的打击下，她不仅表现出了一种为自己的巨大苦痛与伤心，更是为母亲感到强烈愤慨，毫不犹豫地痛斥自己父亲以及好友的这种不堪行径。她一方面有着扭曲的恋父情节，一方面又坚持遵循专一从旧的爱情观。这种游离于传统道德与开放思想边缘的人物，也是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一个特例，但她所要表达女性从盲目到觉醒，从困惑到重生的深层次内涵却是相同的。
张爱玲是现代文坛一位以写女性人物为主的女性作家，在她的小说中，着力于刻画一个个带有浓重民国色彩的女性人物，并从中国女性意识的角度来深入挖掘这些人物形象盲目自贱的畸形化心理状态，从而诠释了中国女性主体形象的病变及其社会意义。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包裹着一颗最典型的封建式的灵魂。她们渴望从现存的生活状态中出逃，却又被几千年积累的女性奴性心理所牵绊，她们的生存状态，让人悲怆而心酸。
关键词：张爱玲；文学作品；病态形象；女性意识；分析
一、畸形化了的心理模式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典例。她是麻油店老板的妹妹，受其哥哥安排，嫁给了当地的一户旧式家庭的患有软骨症的姜家二少爷。可想而知，为人十分泼辣、尖刻的曹七巧在与丈夫的婚姻生活中，在性欲上自是得不到满足，再加上旧式体制下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观念极为薄弱，故而在姜家生活的日子里，她表现地十分放浪与自私。她与自己的小叔子姜季泽肆意调情，对婆婆姜家老太太谄媚奉承，甚至口无遮拦，对妯娌任意编排，从而导致她在姜家人眼中的地位日渐不堪，因而分了家后七巧便与儿子女人离开了姜家。虽说离开了姜家，便是离开了所有在七巧心中不满的情绪，但她并没有得到解脱，那种在她心里的病态化人性观已全然根深蒂固。她张罗着为儿子娶媳妇，却又处处用恶毒的语言来攻击媳妇，与儿子长白耳鬓厮磨，堂而皇之地抽大烟，最终使得媳妇受辱而死。在对待女儿的婚姻上，七巧又是采取一贯的自私手段。在长安经由姜家三太太的介绍认识童世舫，并想与其缔结婚姻时，曹七巧表面持温和的赞成，私下却用尽手段进行阻扰，最终断送了长安的一生，成功把她变成了第二个自己。这充分体现了在七巧身上作为女性个体的强权和独裁。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笔下却被描绘成了一个审慎和机智的“疯子”，她这种被畸形化了的心理模式充分展现了历来中国女性的悲剧色彩。
二、病态心理的延伸
不管是中国传统女性抑或是现代新式女性，婚姻与家庭至始至终都是她们人生中的重要一章。在面临婚姻的危机，家庭的破裂时，女性的掌控局面及生活重心受到严重的威胁，故而她们会采取一系列极端或是偏激的行为来挽救。但在挽救婚姻的过程中，却又造就了另一出的悲剧。她们为了自己的目的，间接地做了导致别人婚姻厄运的刽子手，《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与《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半生缘》是张爱玲廖为可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描绘了一个悲剧模式的旧上海家庭。自幼丧父的姐姐曼璐因为要供养一家人生计，不得不出入风月娱乐场所，沦为舞女。而与其出身相同的妹妹顾曼桢因为得到了良好的教育，独立自强，有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并结识善良忠厚的沈世钧，与之恋爱。正如众多风尘女子的命运一样，曼璐最后嫁作商人妇，但婚后的她并不幸福。丈夫祝鸿才的花天酒地、暴躁性情使曼璐变得敏感残忍，甚至最后竟出于对曼桢的嫉妒以及想极力挽救自己早已支离破碎的婚姻，与丈夫合力诱骗并监禁妹妹曼桢代替自己怀孕生子，葬送了曼桢的一生。素来精明干练的曼璐在面对婚姻的失败时，也不免变得弱势无情，自轻自贱，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自我排斥，盲目悲观，从而走向病态化的不归路。
另外一位与之具有同等遭遇的是《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形象。她懦弱、胆怯，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完全没有自主权与话语权。小说中写到在席老爷偶尔从南京回来时，五太太的内心是极为紧张不安的，“她侍立席老爷在一边，普通一般的夫妻见面，也都是不招呼的，完全视若无睹，只当房间里没有这个人，他们当然也是这样，不过景藩是从从容容的，态度很自然，五太太却是十分局促不安，一双手也没处搁，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先是斜伸着一只脚，她是一双半大脚，雪白的丝袜，玉色绣花鞋，这双鞋似乎太小了，那鞋口扣得紧紧的，脚面肉唧唧的隆起一大块。可不是又胖了！连鞋都嫌小了。她急忙把脚缩了回来，越发觉得自己胖大得简直无处容身。”?这足见席五太太在对待婚姻、家庭关系上处于被动的下风。在过着名为席老爷正房太太，实为填方，甚至是寡妇的阴霾生活中，她谨小慎微地应付着封建家庭的婆媳关系、妯娌关系以及人言可畏的重压，直到席老爷提议把她接去南京。但一向迂腐守旧的五太太到了南京，并没有得到她翻身做主的权利，她只是卑微地任由伍先生挥之即来，呼之即去，处处迎合席先生的姨太太，最后竟利用了身边的女婢小艾，来企图挽救自己的破败的婚姻。
在曼璐与席五太太身上，都带有着旧封建时代女性消极从众的一面，她们渴望得到别人的温暖，社会的同情，但又在行为上显出不甘屈服的强烈自尊心，最后都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心生残忍的念头，把情感的不满发泄在制造别人的痛苦之上，把婚姻的成败寄托于男性喜新厌旧的恶癖之中，不得不说实在是种病态心理的延伸。
三、徘徊于传统道德与开放思想之间
《倾城之恋》不仅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爱情小说，更是中国现代史上描绘爱情最为独特的文本。小说的主人公白流苏与范柳原在经过猫捉老鼠的爱情游戏后，最后因为战争而真正走在一起。一个是上海旧式家庭的离婚女人，一个是风流场所的纨绔子弟，他们在爱情与婚姻的主张上不断地进行着角逐，而在白流苏终于向现实妥协，甘愿沦为范柳原情妇下场时，香港却爆发了战争，对生命的恐惧和感恩成全了他们最终一生的维系。在这里，白流苏这一女性形象无疑是张爱玲笔下较为正面积极的模型。她出生于上海旧式封建大家庭，离了婚，守了寡，迫居在娘家，受到哥嫂的排斥，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自己新生活的追求。她有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在三十岁的时候情愿赌一把，也不愿顺了家人的意思，回归婆家独居。在爱情与婚姻里，白流苏却又近似一个传统婚姻的赌徒，依靠着自己仅余的青春来千方百计地谋求范柳原的爱以及对婚姻的承诺来得以保障自己的余生。
再看《心经》里张爱玲所塑造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许小寒，虽然两者在年龄出身上相差甚远，但同样对爱情自私的占有欲却是如出一辙的。这篇短篇小说以恋父情节为主线，主人公许小寒对父亲的爱恋，对母亲的抵抗，充分表现了她在情感寄托上的不自省，具有盲目认知以及伦理道德上的扭曲，然而得知父亲与自己好友同居时，她终于对自己滑稽的情感寄托感到自惭形秽。出于一种报复的心理，她答应了一直对她穷追不舍的龚海立的求婚。文中在许小寒企图利用自己的婚讯来刺激父亲并给予报复时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我早考虑过了。我需要一点健康的，正常的爱”，这充分体现在许小寒潜意识中，对自己的这种恋父情结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省。因而在面对父亲的外遇竟是自己好友的打击下，她不仅表现出了一种为自己的巨大苦痛与伤心，更是为母亲感到强烈愤慨，毫不犹豫地痛斥自己父亲以及好友的这种不堪行径。她一方面有着扭曲的恋父情节，一方面又坚持遵循专一从旧的爱情观。这种游离于传统道德与开放思想边缘的人物，也是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一个特例，但她所要表达女性从盲目到觉醒，从困惑到重生的深层次内涵却是相同的。
张爱玲是现代文坛一位以写女性人物为主的女性作家，在她的小说中，着力于刻画一个个带有浓重民国色彩的女性人物，并从中国女性意识的角度来深入挖掘这些人物形象盲目自贱的畸形化心理状态，从而诠释了中国女性主体形象的病变及其社会意义。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包裹着一颗最典型的封建式的灵魂。她们渴望从现存的生活状态中出逃，却又被几千年积累的女性奴性心理所牵绊，她们的生存状态，让人悲怆而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