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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存亡的一次集体行为，那么抗日救亡就必然带有广泛的参与性，所以参与身份的鱼龙混杂,便不仅仅是农民、知识分子、军人以囊括抗日英雄的全部。与此身份鱼龙混杂的体现,土匪抗日的存在便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显例。而新近《雪豹》、《桥隆飙》等上映以来收视率居高不下同时受到广泛好评，这其中更得益于土匪抗战桥段的精彩塑造，这也是“庙堂”正视民间且在民间层面中开始为土匪立言与正名。
[关键词]大历史 庙堂 土匪 《雪豹》
[DOI] 10.3969/j.issn.1002-6916.2011.02.006
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存亡的一次集体行为，那么抗日救亡就必然带有广泛的参与性，所以参与身份的鱼龙混杂,便不仅仅是农民、知识分子、军人以囊括抗日英雄的全部。与此身份鱼龙混杂的体现,土匪抗日的存在便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显例。而新近《雪豹》、《桥隆飙》等上映以来收视率居高不下同时受到广泛好评，这其中更得益于土匪抗战桥段的精彩塑造，这也是“庙堂”正视民间且在民间层面中开始为土匪立言与正名。
一
从《狼毒花》、《闯关东》（视土匪为胡子）到《中国兄弟连》乃至到新近的《雪豹》、《桥隆飙》，土匪抗日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并且受到观众的喜爱与推崇。而在我们通常观念中“土匪”往往是作为脱离土地且不与土地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从事杀人劫货勾当的一群人,长时期以来“土匪”都是一个受鄙夷的群体。但是土匪抗战是一个被遮蔽的历史形态，一个“大历史”往往看到的是一个胜利者的历史，一部“庙堂”的历史，往往遮蔽了民间牺牲的那些平凡的个体生命。新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凸显了被“大历史”所遮蔽的一个个民间层面的土匪抗战的“小历史”，深刻发觉与观照历史中个体小人物的价值。在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宏观中历史王道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土匪类的民间小人物也被刻意地遮蔽。尤其《雪豹》的出现便是对个体“小历史”可歌可泣的土匪抗战精神与牺牲的那些痛苦与生命的意义转化为一种升华后的崇高。土匪抗战的结果是赢得“大历史”的进步，而土匪也依赖“大历史”而获得不朽的价值，最终土匪的短暂却被大历史的永恒所抒写与肯定，进入到“庙堂的灵堂”。
在这些土匪抗战的历史剧中历史逐渐复原已经不是一部官方的抗战的“大历史”而是一部全民族民间土匪抗战的“小历史”群像。土匪的“恶”逐步得到剔除甚至不予表现，而将善的一面逐步得到“放大”从而使得土匪终于进入官方“正史”的范畴，同时在《雪豹》之前民间的土匪往往不能通过“大历史”而获得自身的价值，正如在《雪豹》中土匪的代言人朱子明的牺牲已进入革命烈士集体丰碑，我们不会因为他们是一个土匪，更不会因为他们拒绝共产党队伍的收编，从而否定朱子明们抗日的英雄行为，更不能否定朱子明们作为一个典型的土匪抗日英雄的存在。这便是意味着民间的边缘抗战史逐渐依托“大历史”进入官方视野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可而树起不朽的丰碑，从而弥合了以往的抗战电视剧在“小历史”与“大历史”的间隙以及首肯了民间土匪抗战的合法存在，也使得民间历史逐步作为叙述的主体价值得到尊重同时也是对原有革命话语的自我修复与重建。
至此，《雪豹》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豁口”，让我们凭吊历史沧桑感的同时也提供了为民间土匪立言的历史契机和一种新的历史抗战形态，还为中国人打捞与缅怀历史提供了新的价值维度。
二
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常常隐藏着三种架构，庙堂文化、知识分子文化、民间文化三圈循环系统，其最终庙堂文化所代表的官方意志与民间文化代表的边缘始终存在着“占领”、博弈与不可调和性。
在此前的有关土匪抗战的细节中，“庙堂”的意识形态有意引导与收编土匪，在《狼毒花》与《中国兄弟连》乃至《桥隆飙》中土匪往往倒向了“庙堂”的意识形态被庙堂的意识形态所占领从而加入党的队伍并始终不渝完成土匪英雄的成长。所不同的是到了《雪豹》里，土匪朱子明们看似也选择加入了党的队伍却是怀着民间“报恩”的态度。一方面一旦报恩的目的达成，那么必然选择离队；另一方面加入党的队伍，民间所具有的天然“藏污纳垢”的劣根性便与之产生对抗，于是民间土匪那种“自由自在性”也被打破，所以土匪朱子明们只能选择离队。所以庙堂的意识形态与民间土匪在《雪豹》中始终相互维持着独立性，他们是对等的盟友但却不再属于从属与整编关系。
同时在《雪豹》中呈现出了土匪这种民间文化的集合对庙堂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拒绝。此前土匪抗战剧《狼毒花》中，土匪出身的常戎参加革命队伍也是在党的感召下所做的创举是表现了对庙堂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不是质疑与拒绝，而在《桥隆飙》中土匪桥隆飙也在马定军和沙贯舟这两位党的代言人的感召中加入党的队伍，但是却是在伴随着大量抵触中完成土匪的成人之旅的。可见土匪往往服务于革命的修订，党、革命、意识形态往往糅合在一起，并且在以“党”的权威形象出现成为唯一引导与拯救土匪走向光明之路，在形式上否定了民间抗战存在的合法性。显然这种话语结构都在《雪豹》中被颠覆，开始表现对庙堂意识形态的质疑。其中第一次显现出民间的话语形态是在奇峰口之战后，当周卫国提出迁移时提到的国军，朱子明对此不屑一顾，其二显现是在被共产党的收编但是之后却毅然选择离队，这两次民间与“此在”庙堂的交锋显现出了民间的对主流文化的怀疑与拒绝。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土匪朱子明们并没有整编于任何集团，也没有失去作为中国人的骨气并且第一次现身便是站在一个全民族的价值高位具有自觉意识、民族观念，并且宣称“守土抗日，人人有责”。最终选择毅然坚持抗战并且多次为虎头山八路军部队提供支援与帮助并且与之结为盟友而不是整编。土匪在营救共产党员时，英勇就义却进入到了“庙堂的灵堂”。这些深层之意是土匪向“庙堂”取得抗战的合法历史空间，同时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统摄下“庙堂”抗战。
结语
在庙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占领”到《雪豹》中土匪抗日的“自由自在”逐渐冲击着现有的“庙堂”的抗战史。如果说此前土匪民间的边缘抗战是以一种隐性结构出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抗战电视剧中的话，那么在“和谐中国”的历史机遇期，土匪这种长期在主流意识形态遮蔽下的民间首次显性“自在自由”的出现。这种土匪自在自由抗战层面的加入并没有改变原有价值取向，而是在原有价值标准的另一空间重新树立起一个新的价值标准。以此来看抗战电视剧已经在变革，已经不是把记录历史事实作为核心地位，而是在忠实历史的前提下重新抒写边缘人土匪的尊严，为民间历史的阐释获得话语权。这种对民间的表现形式土匪抗战类型的抒写是对新时期主流抗战电视剧类型的一次反拨，也是中国抗战时期新的想象方式和新的表述可能性。
至此《桥隆飙》、《雪豹》借用土匪这种群体与丰富的心理品格和文化魅力，籍此确立现世多元的文化视野的民间，一方面在特定时代背景之下为土匪这类边缘人的尊严第一次进行了影像的立言，另一方面也为被遮蔽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的土匪抗战完成了正名。
作者简介
桑盛荣，西北大学文学院电影学09级研究生。
[关键词]大历史 庙堂 土匪 《雪豹》
[DOI] 10.3969/j.issn.1002-6916.2011.02.006
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存亡的一次集体行为，那么抗日救亡就必然带有广泛的参与性，所以参与身份的鱼龙混杂,便不仅仅是农民、知识分子、军人以囊括抗日英雄的全部。与此身份鱼龙混杂的体现,土匪抗日的存在便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显例。而新近《雪豹》、《桥隆飙》等上映以来收视率居高不下同时受到广泛好评，这其中更得益于土匪抗战桥段的精彩塑造，这也是“庙堂”正视民间且在民间层面中开始为土匪立言与正名。
一
从《狼毒花》、《闯关东》（视土匪为胡子）到《中国兄弟连》乃至到新近的《雪豹》、《桥隆飙》，土匪抗日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并且受到观众的喜爱与推崇。而在我们通常观念中“土匪”往往是作为脱离土地且不与土地直接发生关系而是从事杀人劫货勾当的一群人,长时期以来“土匪”都是一个受鄙夷的群体。但是土匪抗战是一个被遮蔽的历史形态，一个“大历史”往往看到的是一个胜利者的历史，一部“庙堂”的历史，往往遮蔽了民间牺牲的那些平凡的个体生命。新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凸显了被“大历史”所遮蔽的一个个民间层面的土匪抗战的“小历史”，深刻发觉与观照历史中个体小人物的价值。在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宏观中历史王道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土匪类的民间小人物也被刻意地遮蔽。尤其《雪豹》的出现便是对个体“小历史”可歌可泣的土匪抗战精神与牺牲的那些痛苦与生命的意义转化为一种升华后的崇高。土匪抗战的结果是赢得“大历史”的进步，而土匪也依赖“大历史”而获得不朽的价值，最终土匪的短暂却被大历史的永恒所抒写与肯定，进入到“庙堂的灵堂”。
在这些土匪抗战的历史剧中历史逐渐复原已经不是一部官方的抗战的“大历史”而是一部全民族民间土匪抗战的“小历史”群像。土匪的“恶”逐步得到剔除甚至不予表现，而将善的一面逐步得到“放大”从而使得土匪终于进入官方“正史”的范畴，同时在《雪豹》之前民间的土匪往往不能通过“大历史”而获得自身的价值，正如在《雪豹》中土匪的代言人朱子明的牺牲已进入革命烈士集体丰碑，我们不会因为他们是一个土匪，更不会因为他们拒绝共产党队伍的收编，从而否定朱子明们抗日的英雄行为，更不能否定朱子明们作为一个典型的土匪抗日英雄的存在。这便是意味着民间的边缘抗战史逐渐依托“大历史”进入官方视野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可而树起不朽的丰碑，从而弥合了以往的抗战电视剧在“小历史”与“大历史”的间隙以及首肯了民间土匪抗战的合法存在，也使得民间历史逐步作为叙述的主体价值得到尊重同时也是对原有革命话语的自我修复与重建。
至此，《雪豹》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豁口”，让我们凭吊历史沧桑感的同时也提供了为民间土匪立言的历史契机和一种新的历史抗战形态，还为中国人打捞与缅怀历史提供了新的价值维度。
二
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常常隐藏着三种架构，庙堂文化、知识分子文化、民间文化三圈循环系统，其最终庙堂文化所代表的官方意志与民间文化代表的边缘始终存在着“占领”、博弈与不可调和性。
在此前的有关土匪抗战的细节中，“庙堂”的意识形态有意引导与收编土匪，在《狼毒花》与《中国兄弟连》乃至《桥隆飙》中土匪往往倒向了“庙堂”的意识形态被庙堂的意识形态所占领从而加入党的队伍并始终不渝完成土匪英雄的成长。所不同的是到了《雪豹》里，土匪朱子明们看似也选择加入了党的队伍却是怀着民间“报恩”的态度。一方面一旦报恩的目的达成，那么必然选择离队；另一方面加入党的队伍，民间所具有的天然“藏污纳垢”的劣根性便与之产生对抗，于是民间土匪那种“自由自在性”也被打破，所以土匪朱子明们只能选择离队。所以庙堂的意识形态与民间土匪在《雪豹》中始终相互维持着独立性，他们是对等的盟友但却不再属于从属与整编关系。
同时在《雪豹》中呈现出了土匪这种民间文化的集合对庙堂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拒绝。此前土匪抗战剧《狼毒花》中，土匪出身的常戎参加革命队伍也是在党的感召下所做的创举是表现了对庙堂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不是质疑与拒绝，而在《桥隆飙》中土匪桥隆飙也在马定军和沙贯舟这两位党的代言人的感召中加入党的队伍，但是却是在伴随着大量抵触中完成土匪的成人之旅的。可见土匪往往服务于革命的修订，党、革命、意识形态往往糅合在一起，并且在以“党”的权威形象出现成为唯一引导与拯救土匪走向光明之路，在形式上否定了民间抗战存在的合法性。显然这种话语结构都在《雪豹》中被颠覆，开始表现对庙堂意识形态的质疑。其中第一次显现出民间的话语形态是在奇峰口之战后，当周卫国提出迁移时提到的国军，朱子明对此不屑一顾，其二显现是在被共产党的收编但是之后却毅然选择离队，这两次民间与“此在”庙堂的交锋显现出了民间的对主流文化的怀疑与拒绝。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土匪朱子明们并没有整编于任何集团，也没有失去作为中国人的骨气并且第一次现身便是站在一个全民族的价值高位具有自觉意识、民族观念，并且宣称“守土抗日，人人有责”。最终选择毅然坚持抗战并且多次为虎头山八路军部队提供支援与帮助并且与之结为盟友而不是整编。土匪在营救共产党员时，英勇就义却进入到了“庙堂的灵堂”。这些深层之意是土匪向“庙堂”取得抗战的合法历史空间，同时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统摄下“庙堂”抗战。
结语
在庙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占领”到《雪豹》中土匪抗日的“自由自在”逐渐冲击着现有的“庙堂”的抗战史。如果说此前土匪民间的边缘抗战是以一种隐性结构出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抗战电视剧中的话，那么在“和谐中国”的历史机遇期，土匪这种长期在主流意识形态遮蔽下的民间首次显性“自在自由”的出现。这种土匪自在自由抗战层面的加入并没有改变原有价值取向，而是在原有价值标准的另一空间重新树立起一个新的价值标准。以此来看抗战电视剧已经在变革，已经不是把记录历史事实作为核心地位，而是在忠实历史的前提下重新抒写边缘人土匪的尊严，为民间历史的阐释获得话语权。这种对民间的表现形式土匪抗战类型的抒写是对新时期主流抗战电视剧类型的一次反拨，也是中国抗战时期新的想象方式和新的表述可能性。
至此《桥隆飙》、《雪豹》借用土匪这种群体与丰富的心理品格和文化魅力，籍此确立现世多元的文化视野的民间，一方面在特定时代背景之下为土匪这类边缘人的尊严第一次进行了影像的立言，另一方面也为被遮蔽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的土匪抗战完成了正名。
作者简介
桑盛荣，西北大学文学院电影学09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