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阐释中国20世纪的历史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创作主题。进入新时期文学之后，多位作家都做出了独特阐释。作为一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进行创作的高产作家，莫言的作品非常关注对历史题材的重新处理。在多部长篇小说中，莫言都有意通过一种新的视角来反观历史、解读历史，试图找出“历史”与“当代”这两个时空之间的某种联系，寻找一种解决当下类似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莫言 新历史 叙事 解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文学开始走上了一条自我革新之路。作家们旨在离开“十七年”的话题范围和写作模式，这使得当代作家注重社会政治的“传统”开始出现分裂，“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成了热门话题。80年代末“新写实”文学潮流出现，这一潮流更新了作家对“现实”的认识和反映方式。与此同时作家们的笔触也开始向前推移，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重新进行个人化的叙述和描写，即“新历史”。自80年代起，在莫言的作品中持续存在着这种对于历史题材的重新处理，作品中莫言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于历史的图解，尽可能地突显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莫言小说民间化叙事立场
　　莫言进行历史展示的背景是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在这一背景中呈现出独特的民间化叙事立场。高密东北乡是以其故乡大栏乡为原型构建起的，在这一充满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的文学世界中，莫言立足于民间的历史叙事的别样眼光，其目的不在于对政治和革命进行表现和歌颂，而是旨在通过叙述民间充满野性和活力的土地上有关“先人”奔放的生命、传奇的经历，表达对后代生存压抑、人性扭曲的伤感和迷惘，其中内蕴着莫言小说中的“种的退化”这一哲学概念。在《红高梁家族》里，莫言一开始就这样写道：“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小说中的“我爷爷”——土匪头子余占鳌的身上有一种性情粗犷、脾气火爆、富有原始生命力的民间色彩;“我奶奶”戴凤莲有着花容月貌的同时又有着机智和胆识，其他人物例如“二奶奶恋儿”、罗汉大爷、“我父亲”也都是敢爱敢恨、充满生气的人物形象。然而，小说中的“我”却深陷“杂种高粱”的包围之中，是一个“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可以看出，莫言小说中对于历史的描写并不是符号化、图解式的，而是将历史下放到历史每一幕现场中，在莫言的叙述中历史是感性的存在。立足民间化的叙事立场，呼唤民族的原生本性和民族精神，以求得解脱民族的现代困境，是莫言的真切追求。
　　二、莫言小说个人化历史视角
　　“新历史”小说家在对历史进行描写的时候，经常以身处历史发展之中的普通人的个人化视角看待历史，而并不在意再现历史的客观事实。他们只是通过塑造历史氛围来表现自己对历史以及现实的认知，这使得他们叙述的历史带有鲜明的个体生命体验印记，通过塑造的人物表达对历史的情感上的判断和评价。在莫言的小说中，主人公大多是平凡而普通的老百姓，莫言将这些人物放置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却有意识地摒弃过往那种对历史进行图解化解读的方式，尽可能多地展现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在作品《生死疲劳》中，莫言将高密东北乡里的一个小村庄——西门屯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发生在中国农村的历史，通过“六道轮回”的地主西门闹的动物视角和蓝解放的普通人视角讲述了五十年内历次政治事件之中的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故事，观照并体昧了五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西门闹，是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一个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但无罪恶，因此在阴间向阎王爷喊冤，要回到人间问问枪毙他的那些人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在这里，莫言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对土地改革中执政者单凭财产多少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思考。这一视角之中，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以蓝脸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以及中国几亿农民在合作化浪潮下的真正心声，表现出了他们对于走社会主义集体道路的心理障碍，将农民内心之中的心理想象转化成了可知可感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朴素情感。其次，莫言对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之中农村和农民价值观念及道德底线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现实进行了反思。可见，莫言通过西门闹和蓝解放这两个人物，以一种极为个人化的视角，在被定义与规范的历史之外，以反思的态度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及其影响的冷静观照。
　　三、莫言小说偶然化历史进程
　　“十七年”时期的历史小说大多反映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是历史进步论下的历史观念。因此在作品中要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必然性和进步性的逻辑。作家的任务是要揭露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同时让人物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矛盾，揭示出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这一历史必然规律。但在新历史小说作家看来，这种历史的“特性”是值得怀疑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不确定的、非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中的人物面对历史事件是无能为力的，人物只能被动前进，消解掉了传统历史观中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论。例如小说《檀香刑》中，莫言塑造了一个民间抗德英雄孙丙的形象，但孙丙与之前“十七年文学”中像梁生宝、周大勇这样的革命英雄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的行动轨迹显示出了人类的主觀能动性，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去很顺利地解决一切问题，彰显着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的必然性。而孙丙的抗德行为并不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自觉行为，而是妻子遭德国人调戏后自己愤而还击不慎杀人之后走投无路的一种被动选择。可以说一次偶然性事件彻底地改变了孙丙的命运，他仿佛是被命运之手一步步推着前进而毫无其他选择，只能这样走而不能那么做。就人物行动的最终结果来看，梁生宝和周大勇这些人物的最终结局是光明的，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革命目的;而孙丙最终的结局却是悲剧的，起义最终失败，他也被大清首席刽子手赵甲执行了檀香刑。莫言通过这个故事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进行了消解和颠覆，以孙丙所经历的偶然化的进程增加了历史的不确定性，张扬了历史的神秘感。其次，偶然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人物命运也颠覆了传统的英雄观念，孙丙不再是顶天立地、力挽狂澜的崇高英雄。莫言通过对他的人生进行偶然化的叙述，剥离了其崇高的革命者身份，消解了其英雄行为的神圣性，而代之以更为世俗的人性刻画，使得日常化偶然存在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