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大二学生阿罗拉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高层公寓里。从公寓望向校园，平日里总能见到一幅热闹的生活图景，如今却瞧不见什么人影。自三月中旬起，这所学校像美国境内诸多大学一样，取消了面授课程。“大家各回各家，什么新鲜事也没有。”阿罗拉说，“这令人感到沮丧。”
　　和许多等待疫情结束的年轻人相同，阿罗拉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其中包括一份本应始于五月初的苹果公司实习工作。这份实习令人艳羡，也是他选择留在美国而不是回到印度父母身边的原因。“如果我回家，要是实习期开始了，加上旅行禁令，我就赶不回来了。”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份暑期实习：目前在高新技术行业，优秀的实习经历是毕业生获得理想工作的最佳途径。“很难争取到实习工作的面试机会。”阿罗拉解释道，“如果这份实习被取消了，我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公司会给我面试的机会。”

　　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阿罗拉和同学创建了网站“我的实习被取消了吗”。该网站可以让学生提交他们所知道的各类公司的招聘计划，并追踪哪些公司仍在招聘新人，如果有实习机会，与之相关的工作能否远程操作。阿罗拉表示，网站创办几天后便有成千上万人访问，目前网站已列出300多家公司。
　　比起老年人，如阿罗拉般健康的年轻人不太容易成为新冠病毒危重症患者。然而，熬过数月之久的隔离期后，等待他们的是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这一切将产生目前尚不明晰的后果。很难想象这群年轻人的未来将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未来至少在某些方面会和原本的生活大相径庭。我的同事在相关文章中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出生于后新冠病毒时代的婴儿将被称作“C世代”或“后新冠一代”。
　　然而，“后新冠一代”不仅单指婴儿，还涵盖了那些正在上学的孩童、大学生和初入社会的毕业生——他们特别容易受到短期灾难的影响。历史告诉我们，这群年轻人或将见证其事业发展的脱轨、财务状况的崩溃以及社交生活的巨变。

| 严峻的经济形势 |

　　“流行病对经济非常不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医学和公共卫生史学家康尼思说，“我们即将目睹一大批毕业生艰难求职的过程。”当然，如果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擦洗医院的地板，或是去超市停车场整理废弃的手推车，那么你未来肯定能找到工作，无论薪水多么微薄。
　　对于一些美国年轻人来说，他们做不了这些工作，或者还不至于绝望到去做这些。然而，比起其他国家为人民所做的一切，美国似乎没有什么缓解措施。例如，丹麦政府承担了员工工资的90%，以维持企业正常运转，并确保人们在疫情结束后仍能保住饭碗;英国政府则为工人工资的80%买单。美国呢？联邦政府为国民提供每人最多1200美元的一次性救济，但这仅限于那些在前几年有一定收入并按时纳税的人。政府还扩大了失业救济的范围，只不过有个前提——你能成功地搞定冗杂、繁琐的失业救济申请系统。残酷的真相是，没人清楚政府给予零工工人的保护性措施如何发挥作用，也无人知晓小企业主怎样才能取得政府承诺的贷款。
　　这样的经济形势对几乎所有美国人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但年长者更有可能通过稳定的事业和一定的积蓄來缓解冲击。而那些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即将步入成年世界的年轻人，或许就只能硬着头皮“走钢丝”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向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寻求帮助：即便是过去相对繁荣的几年，也有40%的美国人手头拿不出400美元来应对紧急开支。而如今，数百万美国家庭很有可能因经济损失和医疗债务而失去这种适度的财务弹性。
　　美国人的生活在过去一两代人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很难将目前的情况与脊髓灰质炎、西班牙流感对美国工人的影响作简单的比较。首先，有大学文凭的劳动力人口比过去多得多，美国工人也已从制造业、实体产业转向了服务业与数字领域。其次，工会名存实亡，工作场所保护性措施被取消，个体暴露于上一代人根本不用顾虑的风险之中。曾有一家公司将一名全职员工转为临时工，借此避免为其提供医疗保险和带薪休假。再次，与过去几代人相比，如今的资源愈发集中在少数超级富豪手里。
　　要想判断求职者们的未来，或许可以借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那次危机对当时年轻人的财务状况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打击：就业机会骤减，联邦政府的救济资金大多流向了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大型雇主，而不是工人自己;近1000万人失去住处，投资者选择了非常便宜的法院拍卖房，或出租，或转手卖给更富有的买家，这促使房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工资增速。正常情况下，Y世代（1981—1996出生的人）本可以为稳定的生活打好事业与社会基础，但现在他们的存款却比上几代人在同一年龄段时要少得多。相对而言，他们中很少有人买房、结婚或生育。
　　如同大萧条时期房产转移至少数人手中一样，中小型企业很可能在疫情结束后遭遇相同的命运，这对劳动人口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地方药店、小餐馆和其他小企业多年来一直艰难维生，而现在它们中的大多数或许永远关上了大门，别无选择的消费者只能从大企业购买餐食或处方药。与小规模或区域性的零售商相比，亚马逊庞大的物流系统和劳动力储备使其具备了明显的优势。随着众多地方企业的倒闭，大流行病已为亚马逊及其大型竞争对手——沃尔玛和开市客——输送了更多的资金。 　　雇佣了数百万人的美国餐馆因隔离政策损失惨重，但棒约翰、小凯撒之类的全国连锁店却能风生水起——这些连锁餐厅在电视上播放广告，兜售所谓温度高到可以殺死病毒的商用烤箱，其中一些餐厅甚至打算雇佣更多员工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私募股权巨头贝恩资本计划吞并那些被疫情削弱的企业，其结果可能是资本的迅速整合。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度减弱，工人和消费者的选择范围缩小，等待后两者的是更低的工资和更高的商品价格，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会大不如前。拥有足够政治影响力的大集团还可以避开迫使它们提高工资、保障工人安全的监管。
　　结局并非不可改变，但非常不幸，掌权者似乎没有帮助工人或小企业的意愿。就连经济发展高度依赖酒店、酒吧、餐馆和旅游业的纽约市，其政府也几乎没有提供任何资源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工人的生计。

| 学校并非避风港 |

　　当经济衰退袭来，就业机会殆尽时，现代美国所谓最可靠的灾后反应模式开始出现：不管是学手艺还是拿学位，一言以蔽之就是去学校深造。然而，无论新冠病毒对你的未来造成何种影响，学校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即便如此，杜兰大学抗灾领导学院主任费雷拉仍预计解除隔离后，申请深造的人“肯定会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后，Y世代就做了同样的事情。当时，法学院等院的费用不断飙升，申请助学贷款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他们当时不会知道，这些决定最终在提高个人事业方面收效甚微，甚至还加重了其经济负担。
　　费雷拉还说，杜兰大学缩减了明年的招生计划，部分原因在于疫情让整个高等教育领域感受到了压力。入学前选择“间隔年”的新生人数较以往有所增加。据一份调查显示，多达80%的高中生没有把握自己可以进入第一志愿的大学。私立大学的费用可能会突然上涨。大规模的返校延误也将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学校未来几年的预算和招生。正如康尼思的解释，美国的教育与职业结构尚未遇到过如此大规模的危机。
　　被困在公寓的阿罗拉还可以在家上课和办公，但他表示，他所认识的每个人都担心成绩因此下滑。事实证明，在一场缓慢演变的全球危机中，人们很难集中注意力专心于学业。网络授课也让许多课程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需要学生参与实验或田野调查的化学和生态学。无法获取实习工作所需的硬件设施令阿罗拉烦恼不已，但他也只能寄希望于苹果公司工作人员的理解。
　　处于初级教育阶段的孩童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学校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取知识，更在于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即使是在计划周密、资金充足的情况下，网课也不会产生与面授相当的效果。而且，家庭经济基础较好的学生比那些家中没有电脑或网络的学生更容易渡过此次难关，这将放大后者在过去可能被忽略的劣势。

| 危机孕育转机 |

　　过往的危机教会了我们一件事：在极度绝望的时刻，人们对未来的理解将有所转变。这也许就是年轻人最终可能掌握一些控制权的地方。2008年金融危机将许多Y世代推向了左翼，因为经济衰退粉碎了他们对稳定、成功之未来的希望。当房价飙升、工资停滞，以及难以拥有基础医保时，许多美国年轻人环顾全球，想看看世界上那些富有安康的国家是怎样的。于是，他们提出诉求，要求联邦政府施行全民医保、债务减免、环境保护、财富税、刑事司法改革、就业计划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政策。
　　“经历过大流行病的‘后新冠一代’很有可能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霍普金斯大学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的医学人类学家斯帕纳说，“他们不会有冷战思维。”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将公共图书馆、免费就医称作“暗流涌动的社会主义”，叫嚣着“狼来了”，年轻人不再接受这样的说辞。
　　如果当权者无法妥善处理新冠病毒和经济衰退的双重打击，一个新美国或将成为现实——免费的医疗保健、改革后的司法体系和有所改善的劳动法。然而，风起云涌时总会刮起不同的叶片。金融危机让许多年轻人转向左翼的同时，也推动了右翼人士主导的茶党运动，以及特朗普的上台。混乱为社会安全保障打开了大门，威权主义也趁机溜了进来。
　　年轻一代自发形成的疫病抵御方式也将改变他们的生活。美国年轻人以志愿者的姿态回应此次危机，这似乎也是“后新冠一代”第一次花费大量时间为他人服务。分享物资和亲自照顾邻居，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扭转过去几十年来摧毁了数百万人的孤独和疏离感。
　　尽管我们对疫情的反应如此强烈，但危机结束后人们往往会患上健忘症。也许这次不同，因为它的破坏性已经大到改变了人们对安全的理解。我们必须通过这段黑暗的隧道，走到另一头，站在阳光下，才能知道改变究竟会不会到来。
　　[编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