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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的邬尚达是福建福清人，他性格刚强而又耿直，起初在布政使衙门里担任一个小吏，因为清正廉洁，从来不倚仗官府的势力，干那些害民扰民的勾当，被上司推荐到河北任丘县担任县尉。邬尚达兢兢业业，执法不避权贵、不徇私情。有位朝中重臣，名叫李时，官居吏部尚书兼大学士，也是任丘人，他曾感叹地对朝廷派往各地巡视的使者说：“在我家乡担任县尉的，最优秀的要数邬尚达了，凛凛然颇有古代铁面御史的风骨，只可惜他的职位太低下了！”是啊，七品县令，尚且被人们称为“芝麻官”，所谓县尉，不过是县令的区区属官，相当于今天的县属公安局长罢了，简直不能入流；而御史大人呢，既能监察满朝文武大臣，又能考核地方各级官吏，早已进入权力核心，是皇帝倚重的左臂右膀哪！因此，邬尚达虽有当御史的能力，却哪有当御史的资格？
邬尚达在任丘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父母亲去世，回家乡守丧。丧期结束后，又往江西雩都（今称“于都”）任职。其时，文武双全的著名大臣、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也在江西庐陵担任县令；后来，王守仁升任南赣巡抚时，又在赣州府设立“社学乡馆”（《王守仁全集》卷五），在雩都县建立社学，以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王守仁对邬尚达相当赏识，称赞邬氏的清廉为“天下第一”。再往后，邬尚达被调往湖北大冶担任主簿——即县令手下掌管文书的小官。不过，大冶当时是苗族聚居地，相对来说，比较贫穷落后，派往那儿任职的官员们都不愿意去，因此，邬尚达得以兼任代理县令一职。邬尚达怜贫恤苦，对那些陋规陋习一律废除，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比如说所谓“例金”，就是官员按照惯例获得的好处费，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潜规则”吧，邬尚达则一概谢绝，“锱铢无所取”（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一），即一丝一毫也不收取。问题是，主簿职位既卑，俸禄又薄，不利用潜规则收取一点“例金”，很难养家糊口哪，于是，邬尚达竟连一日三餐也难以周全了。有个老百姓看他实在可怜，特意将自己积存的一点白米送到邬尚达的家中，请他收下。邬尚达坚决不肯接受。那个百姓苦苦请求说：“我并不想玷污大人您的名声，也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请大人您帮忙，只因看到您这样一位父母官竟然如此贫困，日子过得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实在于心不忍啊！”邬尚达恳切地回答：“你的心意我領了，我虽然贫困，但毕竟还有薪俸，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你不必为我担忧。”那个百姓只得带着米无奈地离开。有一年，大冶遇上了大灾荒，邬尚达怜悯百姓，不忍心采用强硬手段收税逼税，因此没能完成上面交下的赋税任务，被处以“夺俸”的责罚。百姓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互相责备道：“我们的主簿大人被剥夺了薪俸，不就要被活活饿死么！”于是人们想方设法：或借贷，或变卖家具，或富户捐资，日夜运作，很快就把所欠赋税补足补齐了，大冶竟成为一郡之中最先交完赋税的县份。不消说，上面对邬主簿的“处分”也很快撤销了。邬尚达在大冶当了十年主簿，因年老多病而辞职还乡时，大冶百姓成群结队，扶老携幼，不但一直送到数百里外，而且“号泣载道”，即一路都是悲伤啼哭之声，那种场面，怎不令人感动！邬尚达的上司、兴国知府吴希贤也赠送他一首送别诗道：“十年作簿贫如洗，不改平生一寸丹。”邬尚达离去后，大冶百姓还替他建立了生祠，岁时祈祷，一则希望他健康长寿，二则表示不能忘记这位体恤百姓的“恩公”。
回到家乡后，邬尚达更加贫困，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他居住的屋子，又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化为灰烬。他的同族人中有个在河源担任县尉的，积累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见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就送给他一件衣服。邬尚达知道这个族人的家产多为不义之财，坚决不肯接受。最后，邬尚达于饥寒交迫中病逝于寄寓的场所——旧屋被焚而又无力构建新屋，自然只能寄居于亲戚朋友或祠堂庙宇之中了。临终之际，他还谆谆告诫两个儿子道：“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官，没能留下一分一寸的财产给儿孙，你们千万不要借债替我办丧事，以加重你们的负担啊！”他们这个邬氏家族中，靠着做一个小官小吏而发家致富的多得很，唯独邬尚达一生清白，人们都说他的志节操行有如东晋名士陶渊明。福清濒临东海，晚明两度出任内阁首辅大臣的叶向高也是福清人，与邬尚达并有姻亲关系。邬尚达的生卒年不详，估计与王守仁、李时大致同一时期。而王、李二人去世二三十年后，叶向高才出生，因此，从年龄上看，叶向高显然比邬尚达小得多——估计叶氏是与邬尚达的儿孙辈结为姻亲吧？站在这位乡中先贤的坟前，叶向高感慨地作了这么一副对联：
“滨海村落许多，此处见衣冠冢文物；
吾乡缙绅无数，惟君是清白吏子孙。”
所谓“衣冠冢”，本意是说黄帝在位若干年后，成仙升天而去，并没有死，群臣只得将其衣冠埋入坟中。后来又指没有尸骨，只埋着死者衣冠的坟墓；还有就是死者已葬于另一处，再于此处设一衣冠冢以示纪念。邬尚达在家乡逝世，那段时间又无战乱，坟中所葬显然不仅仅是衣冠。因此，叶向高的“衣冠冢”并非实指，却表达了自己与家乡人民对死者的崇敬与怀念。
清正廉洁到一贫如洗、无钱无财甚至身无居所，一心为民。为官如此，怎能不赢得人们无比崇敬、无限怀念呢！
邬尚达在任丘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父母亲去世，回家乡守丧。丧期结束后，又往江西雩都（今称“于都”）任职。其时，文武双全的著名大臣、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也在江西庐陵担任县令；后来，王守仁升任南赣巡抚时，又在赣州府设立“社学乡馆”（《王守仁全集》卷五），在雩都县建立社学，以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王守仁对邬尚达相当赏识，称赞邬氏的清廉为“天下第一”。再往后，邬尚达被调往湖北大冶担任主簿——即县令手下掌管文书的小官。不过，大冶当时是苗族聚居地，相对来说，比较贫穷落后，派往那儿任职的官员们都不愿意去，因此，邬尚达得以兼任代理县令一职。邬尚达怜贫恤苦，对那些陋规陋习一律废除，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比如说所谓“例金”，就是官员按照惯例获得的好处费，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潜规则”吧，邬尚达则一概谢绝，“锱铢无所取”（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一），即一丝一毫也不收取。问题是，主簿职位既卑，俸禄又薄，不利用潜规则收取一点“例金”，很难养家糊口哪，于是，邬尚达竟连一日三餐也难以周全了。有个老百姓看他实在可怜，特意将自己积存的一点白米送到邬尚达的家中，请他收下。邬尚达坚决不肯接受。那个百姓苦苦请求说：“我并不想玷污大人您的名声，也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请大人您帮忙，只因看到您这样一位父母官竟然如此贫困，日子过得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实在于心不忍啊！”邬尚达恳切地回答：“你的心意我領了，我虽然贫困，但毕竟还有薪俸，日子还是过得下去的，你不必为我担忧。”那个百姓只得带着米无奈地离开。有一年，大冶遇上了大灾荒，邬尚达怜悯百姓，不忍心采用强硬手段收税逼税，因此没能完成上面交下的赋税任务，被处以“夺俸”的责罚。百姓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互相责备道：“我们的主簿大人被剥夺了薪俸，不就要被活活饿死么！”于是人们想方设法：或借贷，或变卖家具，或富户捐资，日夜运作，很快就把所欠赋税补足补齐了，大冶竟成为一郡之中最先交完赋税的县份。不消说，上面对邬主簿的“处分”也很快撤销了。邬尚达在大冶当了十年主簿，因年老多病而辞职还乡时，大冶百姓成群结队，扶老携幼，不但一直送到数百里外，而且“号泣载道”，即一路都是悲伤啼哭之声，那种场面，怎不令人感动！邬尚达的上司、兴国知府吴希贤也赠送他一首送别诗道：“十年作簿贫如洗，不改平生一寸丹。”邬尚达离去后，大冶百姓还替他建立了生祠，岁时祈祷，一则希望他健康长寿，二则表示不能忘记这位体恤百姓的“恩公”。
回到家乡后，邬尚达更加贫困，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他居住的屋子，又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化为灰烬。他的同族人中有个在河源担任县尉的，积累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见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就送给他一件衣服。邬尚达知道这个族人的家产多为不义之财，坚决不肯接受。最后，邬尚达于饥寒交迫中病逝于寄寓的场所——旧屋被焚而又无力构建新屋，自然只能寄居于亲戚朋友或祠堂庙宇之中了。临终之际，他还谆谆告诫两个儿子道：“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官，没能留下一分一寸的财产给儿孙，你们千万不要借债替我办丧事，以加重你们的负担啊！”他们这个邬氏家族中，靠着做一个小官小吏而发家致富的多得很，唯独邬尚达一生清白，人们都说他的志节操行有如东晋名士陶渊明。福清濒临东海，晚明两度出任内阁首辅大臣的叶向高也是福清人，与邬尚达并有姻亲关系。邬尚达的生卒年不详，估计与王守仁、李时大致同一时期。而王、李二人去世二三十年后，叶向高才出生，因此，从年龄上看，叶向高显然比邬尚达小得多——估计叶氏是与邬尚达的儿孙辈结为姻亲吧？站在这位乡中先贤的坟前，叶向高感慨地作了这么一副对联：
“滨海村落许多，此处见衣冠冢文物；
吾乡缙绅无数，惟君是清白吏子孙。”
所谓“衣冠冢”，本意是说黄帝在位若干年后，成仙升天而去，并没有死，群臣只得将其衣冠埋入坟中。后来又指没有尸骨，只埋着死者衣冠的坟墓；还有就是死者已葬于另一处，再于此处设一衣冠冢以示纪念。邬尚达在家乡逝世，那段时间又无战乱，坟中所葬显然不仅仅是衣冠。因此，叶向高的“衣冠冢”并非实指，却表达了自己与家乡人民对死者的崇敬与怀念。
清正廉洁到一贫如洗、无钱无财甚至身无居所，一心为民。为官如此，怎能不赢得人们无比崇敬、无限怀念呢！